秦漢以來至1644年以前,中國歷史上最少發生過3次重大的人口遷徙。它們分別是公元3～6世紀的“匈奴-鮮卑時期”,公元936年～1125年的“契丹-女真時期”,以及公元1279～1367年的“蒙古人時期”。這3次重大的人口遷徙,時間之長,人口之多,影響之深遠,都對中國的人種構成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於北人南侵,原來的中原人不得不南移,再加上漢代以來中原政府多次與匈奴、鮮卑以及蒙、藏等族聯姻通婚,更是促進了外族血統在中原的紮根,從而增高了中原居民的身材。由此產生了中國的“山東大漢”。古今“山東”含義不同:一是唐代以華山以東的廣大地盤皆稱“山東”,包括現在的河南、山東、山西和河北等地;一是現今黃河下游泰山一帶的山東。事實上,不論哪一個山東,都出“大漢”。這裡的“大漢”除身高馬大的形態學特徵外,則指驍勇善戰和所向披靡,是故“大漢”又為“豪傑”。

中原“山東大漢”之來源歷史學家陳寅恪對此有過深入研究。他有一篇《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的文章指出:“隋末唐初之史乘屢見‘山東豪傑’之語,此‘山東豪傑’者乃一胡漢雜糅,善戰鬥,務農業,而有組織之集團,常為當時政治上敵對兩方爭取之對象。”由此可見,所謂“山東豪傑”大多是胡人或胡人後裔。該文指出,北魏時期(公元386～534年),“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為營戶”,這“四州”充當“營戶”的地方恰是今天的山東一帶。又說,“北魏祖宗本以冀、定、瀛、相、濟、青、齊、徐、兗等州安置北邊降人,使充營戶”,這一帶除了現在的山東外,更有河北、河南等地。遠在北魏時期,當局就常將北邊的犯人押解到中原一帶來“住邊”。陳寅恪說:“北魏常以高車及敕勒或丁零族充任邊鎮營戶,蓋此族為諸胡中最善戰者。”“總之,冀、定、瀛、相、濟、青、齊、徐、兗諸州皆隋末唐初間山東豪傑之出產地,其地實為北魏屯兵營戶之所在。由此推測,此集團之驍勇善戰,中多胡人姓氏(翟讓之‘翟 ’亦是丁零姓),胡種形貌(如徐世績之類),及從事農業,而組織力又強(其由鎮兵轉為農民之歷程涉及北朝兵制範圍)”。[6] 我們知道,北魏是胡人天下,這些胡人是通古斯人,其祖先在今天之黑龍江和外興安嶺,他們逐步南下先由東北而至內蒙,再由內蒙而到大同,最後由大同而到洛陽。遷徙過程中,通古斯種族之身高馬大和驍勇善戰也被帶到了中原。而當其它“北族”如敕勒、高車、丁零等族謀反,則北魏政府又將之發配到內地山東、河南和河北等“山東”地帶“使充營戶”,以對付漢人勢力等。這一舉措更是加速了中原一帶的外族混血。到了隋末(公元605年以後)唐初(公元618年左右),中原人人高馬大且驍勇善戰,遂又成了李世民政權的“武力”基礎。“山東豪傑”或“山東大漢”之來源完全是300、400年間的胡人內遷、混血變種的結果。李濟對山東、江蘇和安徽人做了測量和對比,很有比較價值(表11)。由此可見,山東人之高大確為事實。這一高大體形中雜糅着濃厚的外族血液。

“中華民族”之前後“覆蓋” 華夏中原純種中國人,應為“黃帝后代”,後不斷有外族之融合通婚,進而變得非常複雜,出現了廣泛混血現象。李濟舉山東、甘肅2省為例,道:“平均來講,山東人的鼻子要比甘肅人的更窄一些,這意味着在甘肅有另外一種體質類型,也是長頭,但卻是闊鼻。根據歷史資料,這一省份內的人口層次共有5層,最古老的是黃帝的後代,上面疊壓着羌人、匈奴人、通古斯人和蒙古人。” 李濟剖析道:“儘管我們目前甚至無法確定人種混合的大致程度,但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D時期(即公元280～613年左右——作者注)中國北方的居民在體質類型上發生了一次大的變化”。[4] 由於種族遷徙,北方胡人不斷南下混血,導致中國中原人的身材大大高於南方各族。據1979年測定,我國青少年和成年人至今都是北方高於南方(表12、表 13)。如此南北差別,除氣候因素外,就是胡人南下在中原不斷混血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