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lovesue 於 07-04-27 14:10:55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http://members.????/profile.php?cid=bG92ZXN1ZQ==
鮮為人知：日本學者的書引起中國大屠殺
----《揚州十日記》是日本人偽造的
摘要：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記載了明末清初一場人類慘劇，清軍屠殺十日，80萬人死亡，而數百年後的日本在南京用熱兵器屠殺數日，死亡不到30萬。《揚州十日記》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歷史價值，當年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因為《揚州十日記》，被掩蓋的震驚慘劇被揭露，讓當時很多漢族人對滿清充滿仇恨，也導致了清朝和平退位後，革命黨對滿族在全國報復性大屠殺三日。本文先給出支持《揚州十日記》的資料，再進行反駁，結論是，《揚州十日記》是日本人偽造的，意圖是瓦解和分裂中國。不僅《揚州十日記》是偽造的，而且匯集明朝末期野史的《明季南略》也被別有用心的人篡改，以支持揚州大屠殺的謊言。現在，中國要穩定和諧，而某些主張漢服的人士卻不斷揭開滿漢之間的傷疤，因此，特寫此文澄清事實真相。
一。網上流傳的支持揚州大屠殺的史料
揚州十日記 明·王秀楚
西元1644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徐州、亳州、盱眙，並乘勢下淮安，奪泗州，渡淮河。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國水陸各路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弧城，同時，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城告急，四月二十一日，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被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下，仍率餘部繼續鏖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清軍佔領揚州後，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記》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是清兵屠殺中原人民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且看經過屠殺的這片土地上的血淋淋的場景：“..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屍..”整個文本採取雜記形式，筆者自身亦被記錄於筆端，和歷史事件整個地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有些近似於筆記小說。在當時看來，則有似是“新聞”。所有這些，似乎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不太相同，很難列入史地奇書之中。事實上，這種形式的靈活性並沒有影響到所記事實的客觀性，相反，這樣慘無人道的殺戮，由於是筆者的親聞目睹，更增加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亦即歷史性。全文就像是一部目擊記。正因為此，《揚州十日記》才成為史地著述中的一“奇”。
以下，是《揚州十日記》外，部分證實揚州十日的史料：
《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
《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揚州屠城後，目擊者的敘事詩：
明末吳嘉紀有一首詩《過兵行》，描寫了揚州浩劫以後的慘狀：
《過兵行》
揚州城外遺民哭，遺民一半無手足。
貪延殘息過十年，蔽寒始有數掾屋。
大兵忽說征南去，萬馬馳來如急雨。
東郊踏死可憐兒，西郊擄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難相親，城裏城外皆飛塵。
鼓角聲聞魂欲死，誰能去見管兵人。
令下養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慄栗。
入即沸騰曾幾時，十家已燒九家室。
一時草死木皆枯，骨肉與家今又無。
白髮歸來地上坐，夜深同羨有巢鳥。
二。揭穿揚州大屠殺的謊言
(一)。《明季南略》被別有用心的人篡改
計六奇（1622年—？），字用賓，江蘇無錫興道鄉（今前洲、玉祁）人。家境清貧，二次鄉試不中，康熙二年（1663年）後以教學為業，並開始撰寫《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書。《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記錄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努爾哈赤堀起東北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明季南略》凡十六卷，上起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止於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記述南明史略與鄭成功事跡。《明季南略》與《北略》是同時期編寫的，二書資料來源廣泛，單是標明出處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記》、《江陰野史》等七十餘種。清代抄本由中華書局於1984年出版。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在重慶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參考《明季南略》與《明季北略》二書，要求中共高幹記取歷史教訓，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轍。
下面是《明季南略》關於揚州之戰的全文:
史可法揚州殉節
四月甲戌 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 二十四日 大清兵猝至揚州 圍攻新城 可法力禦之 薄有斬獲 恐益急 可法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 請救不報 丁丑 可法開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 可法拔劍自刎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 身被數創 自刎死 妻楊氏媳郝氏從之 伯鯨標下遊擊龔堯臣被執不屈死
甲乙 史雲大清兵渡淮是曉 猝至揚州 破新城 史可法在舊城 大清檄雲 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 可法不為動 丁丑 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 可法縋人下城詢之雲 蜚兵有三千 可留二千在外 放一千入城 可法信之 時大清兵在東門約 以西門入 及進而反戈擊殺 可法立城上 見之即拔劍自刎 左右持救 乃同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 或雲引四騎出北門南走 沒於亂軍中 或雲大清兵銳攻北門 可法震大砲擊之 死者甚眾 再震而愈聚攻益銳 已破西門入矣 擁可法見豫王長揖不屈 遂遇害
予思甲戌渡淮 是晚 猝至揚州未必如此之速 則疑丙子為是 至於史公死節其說不一 然豫王入南京 五月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 優恤其家 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縋城潛去之說非也 更聞江北有史公墓 康熙初年予在淮揚見公生祠謚為清惠」 父老猶思慕焉憶 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 有浙之嘉興人同舟 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 彼雲我在城逃出 稔知顛末初 揚人畏高傑淫掠鄉民 避入城後 水土不服 欲出城 江都令不許 遂居於城 四月十九日 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猝至揚州 兵甚盛 圍之時史可法居城內 兵雖有能戰者少 閉城堅守不與戰 大清以砲攻城 鉛彈小者如杯大者如罍堞墮即修訖 如是數次 而砲益甚不能 遽修將黃草大袋盛泥於中 須臾填起 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 則皆歡呼請賞 可法賜以銀牌 殊不知 大清兵甚眾 可法日夜待黃得功 至圍至六日乃丁丑也 忽報曰黃爺兵到望城外旗幟 信然 可法開門迎入 及進城猝起殺人 知為大清人所紿大驚悉棄甲潰走 百姓居新城者一時譁叫不知所為 皆走出城 可法不知所終 史公短小精悍 面黑 在軍中茹麥粞飯食不二味 眾共憐之
予按 宋恭帝時 元右丞相阿傑圍揚州日久無成功 築長圍困之城中 食盡死者枕籍滿道 明太祖將繆大亨克揚州 止餘民十八家 然則宋元迄今 揚民三罹劫矣 豈繁華過盛造化亦忌之耶
鼓吹揚州大屠殺的人說：《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這句話是偽造的，其中的“廿五日”和“屠殺甚慘”是偽造的，只有“丁丑，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
入”是真的。如此篡改歷史，如果不檢查原文，很容易被欺騙。
《明季南略》基本是野史的大雜燴。但如此詳盡的野史裡面，也沒有說有揚州十日屠殺，而別有用
心者卻冒充作者，偽造文章，足見揚州十日的論據有多麼的單薄。其中，記錄了揚州破城時，一個目擊者的敘述，戰爭過程很生動，但是，沒有提他的家人或者鄰里被屠殺的事。在明朝遺民手抄本的野史中沒有所謂的揚州十日，在明朝遺民另一個遺民談遷手抄本歷史《國榷》中也沒有所謂的揚州屠殺。注意，這裡說的是手抄本，也就是說，這些資料清朝沒有碰過，是純潔的。
談遷（1593年─1657年），明清史學家。明諸生。浙江海寧棗林（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為生。談遷於明朝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撰寫《國榷》，至天啟六年完成初稿，以後仍陸續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年），又續訂明崇禎、弘光兩朝史事。順治四年（1647），全稿遭竊，又發憤重寫，新寫《國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萬字，內容比原書更精彩。其著作尚有《棗林雜俎》、《北游錄》、《棗林集》等。
(二)。 筆記小說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安徽桐城人，人稱為南山先生。桐城派文學家之一，著有《南山集》，四十五年舉應天試，四十八年，中進士第一，殿試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並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 “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今名世身膺異教，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書削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側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 ，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後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殺於市。同族人戴衡搜集整理遺文，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編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緒時刊行傳世。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讚頌史可法守衛揚州、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並對清兵在揚州城破後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 但是，戴名世的說法並不可信，因為，史可法是寧死不屈，但要說他有什麼英雄氣概就誇張了。揚州是歷史上有名的堅城，可是，清朝進攻一天不到就陷落了，不是七天，也不是十日。同時期的其他小城卻可以堅守83天。而且，他手下將領大批投降，史可法自殺竟然不成，清兵入城，他又大喊“我是史可法”，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實在有做秀的嫌疑。有人問，有用自己姓名做秀的麼？當然有，所謂人各有志，人的醫生，有人為錢，有人為女人，有人為權力，也有人為名聲。
退一步說，所謂的最有權威的《揚州十日記》，聲稱作者是親身經歷，也沒說屠殺七日，而是五天，書中雲“是日（破城後的第五日），聞封刀之語，眾心稍定……初二日（破城後第七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初三日，出示放賑。”因此，戴名世的“凡七日乃止”和《揚州十日記》相互矛盾。此外，這種“肆口游談，倒置是非” 有明顯傾向的人寫的歷史，可靠程度又有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集》案是震驚天下的大案子，但他的文章依然保存下來，甚至在光緒時代發行，而影響不大的《揚州十日記》為什麼卻在中國消失了呢？是真的消失了麼？
(三)。此文也沒提到揚州有屠殺，卻記錄了明朝軍民之間的自相慘殺
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 桐城戴田有著
揚州城被攻陷:
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鋮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姦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踽，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踽，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之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群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阮、馬黨也，晚節自盡，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為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為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為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幸於郊壇，之龍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
(四)。吳嘉紀（1618年—1684年），江蘇泰州人，詩人。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其生活近於貧苦的農民和鹽民，他工詩善書，曾從事抗清的愛國文學活動。晚年隱居東淘（安豐古稱）海濱，以詩歌為武器，揭露社會矛盾。所居老屋，破敗得難蔽風雨，自稱“陋軒”。一千零九十一首詩歌結集即名《陋軒詩》， 曾被清廷列入禁毀書之列（見《清代禁毀書》）。吳嘉紀在《難婦行》、《挽鮑念齋》、《我昔五首效袁景文》、《過史可法相國墓》等詩中，描述了一批愛國婦女、愛國少年、愛國將士的形象。妻子是王睿，是女詞人。
《揚州十日記》的80萬已經被證明是謠言，吳嘉紀的冷兵器時代，幾乎沒什麼抵抗的揚州，卻殺了一百四十萬。熱兵器時代，日本南京大屠殺才不到30萬。吳嘉紀造謠太離譜了，難怪《明季南略》沒有收錄。宣傳揚州屠城的有心人，也覺得這個數字太嚇人，因此，只引用了《過兵行》，而不敢提他的《李家娘》。實際上，吳嘉紀的詩，應該算文學作品，連野史的價值都不如，有人卻把文學作品當
作歷史證據。這裡請讀者特別注意，他的詩詞被列為禁書，卻得以流傳下來，明朝遺民修的《明季
南略》等書也流傳下來了，為什麼單單《揚州十日記》在中國消失，後由革命黨人從日本帶回中國的呢？《揚州十日記》是真的在中國消失了？還是日本人偽造的，再傳入中國？
吳嘉紀的《李家娘》：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
三。明清之際人口到底減少多少？
清軍從北向南揮師而來，這其中多少明朝的舊軍隊？滿清軍隊加上蒙古八旗入關的總共也就60萬人。滿清主要在江南濫殺，因為江南反抗激烈。其他地方如疾風偃草，開門迎降。 因為不少清軍（王師），都是前明軍。嘉定三屠，即為明降將李成棟一手策劃實施。 無論蒙元還是滿清，殺漢人再多，也沒有漢人自己殺漢人多。一個張獻忠，刀下多少鬼？26史，少數民族當政的不過幾朝，算算帳就知道，自己不把自己人當回事的禍害更大。
誇大清朝殺人的文章說，清初人口下降1億。而明代實際人口無法確認，只有學術界目前的估算1－2億，就低的一極來說，明代人口只有1億，與清初1億多的人口差不了多少，何來1億人減員的講法？ 所謂1億人減員，是只取明末人口的最高一極2億為基數；但為何拿2億人為基數？這個中間的論證也沒有，如何讓人信服？只拿2億人的數字來確認明末的人口，如何交代過去？ 下面的資料來自武漢大學張岩的“對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再認識 ”：
在人口行為一以貫之的情況下，對明末人口估計數字較高，而對清初人口估計或推算突降，且時間跨度為50—100年， 這是以短時段現象推測中時段的結果，因而是不恰當的。 如果中國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億是基本可信的，那麼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礎上即使沒有增長，至少不會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計，1700年左右的人口總量至少在1.5億左右（同何炳棣說），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發展的基數。
清初人口與明末人口基數直接相關。明末人口經過西方學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統計數字5000—6000餘萬的可靠性，學者們根據各自研究，推測出早在明代中晚期（萬曆年間，1600年左右），中國人口就已愈億，數字在1.2億—2億之間（註：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由於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數字成為一個無法科學計算的難題。中國學者的估計略為保守，一度傾向於“以丁折口”的學者，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官方對“人丁”的統計數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餘萬、5000 余萬和6000餘萬，這種推算法現已基本為學界否定。
程賢敏先生根據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餘萬（註：程賢敏：《論清代人口增長率及“過剩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於其根據的基數仍是“人丁”數， 所以推測數字顯然偏低。高王凌認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國人口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大約有9000萬至1 億左右（註：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國人口的估算問題》，《人口 理論 與實踐》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因早已認定清朝前期的丁數只是賦稅單位，不能代表人口數或成年男子數，所以對清初人口的估計相對樂觀，他們普遍認為，清初人口（17世紀中期至17世紀末，1650—1700 ）當在1億—1.5億之間（註：參見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
人口學原理及人口發展史已經證明：人口發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長時期內形成的人口增長速度及其基數，會持久地依慣性向前運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們仍然容易過高估計 社會 動亂或朝代鼎革之際所造成的人口損失。事實上，戰爭在某些地區對人口雖然有較大力量的損傷，但同時在當地和其他地區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着減少了的人口。即使這種彌補不能使人口總量繼續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時間長度內，不會出現驚人的倒退， 短期的損失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得到恢復。
將時間從清初推後2個世紀， 從晚清到民國近一個世紀的動盪社會可以幫助我們證明這一判斷。從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沖至清代最高值4.3億，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內戰結束， 中國社會歷經百年浩劫與滄桑：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八年抗日、三年內戰……大的戰爭歷歷在目，小的戰爭不計其數，尤其是洋槍、洋炮等新式武器的運用大大加劇了戰爭中的殺傷率，若按人們以往的邏輯推斷，100年後的20世紀50 年代左右，中國人口應銳減至3億、2億甚至更少。幸虧近代經常性的人口統計為我們保存了更接近歷史真實的寶貴資料。據內務部的統計，1912年的中國人口為4.058億，排除統計數字中的隱漏、 不實因素， 可以說， 從1851年至1912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至少沒有減少；從1912年至1949年，戰爭的頻率、波及面及武器裝備的 現代 化程度均大大增強，葛劍雄先生對此有過簡要論述：“這期間大小戰爭不斷，如護國戰爭、北洋軍閥間的混戰、北伐戰爭、蔣桂戰爭、中原戰爭、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戰爭直接造成的傷亡就相當大，如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人員傷亡至少有2000萬；從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國民黨軍隊死傷171萬，解放軍方面死傷131萬，失蹤19萬，平民的損失尚無統計。至於戰爭對人口增長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就更大。”災害是扼殺人口的另一張巨手，這期間 自然 災害的殺傷亦不容忽視，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長江大水、1932年的華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1931年長江大水造成的 經濟 損失達12.89億元， 受災人口有253萬戶；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萬畝農田被淹，1400 萬人無家可歸，湖北漢川縣29萬人中有22萬人死亡……”（註：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第258—259頁。）。但就是這樣多災多難的37年，中國人口依然在頑強增長，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的統計數字甚至直衝5.4億人的新高峰（註：見《中國經濟年鑑》（1981年）， 經濟管理雜誌社1981年版，國家統計局：《1949—1979年經濟資料選刊》。1953年中國大陸第一次進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數字為5.826億。）！把這種現象簡單解釋為“人類抗災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的一種進步”（註：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是不夠全面的。 試想如果歷史沒有留下如此豐富的人口統計資料，我們會作怎樣的猜測呢？
明清交替比起以前換代的死亡人數，在人口比例上算小的了。這些死亡人口中多少死於當時流行的瘟疫，多少是滿人幹的，多少是農民軍干的，還有明軍干的，已不可分了。康熙掌權後很多漢人進入了權力中心，而且很多是江南人。
四。史可法做秀，《揚州十日記》是偽書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殺後，他世襲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殺後，他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在位2年，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弘光帝是一個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當清軍南下之際，他卻在群臣面前感嘆“後宮寥落，旦新春南都無新聲”，下令廣選美女。由於縱慾無度，還命人替他捉蛤蟆配製春藥，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敗，內訌不斷發生，風雨飄搖的弘光小朝廷內，又鬧起了一些宮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滅亡。而弘光帝身邊全是些只會阿諛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馬士英、阮大鋮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溧陽侯史崇第49世裔孫。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歷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9年），隨盧象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後，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後，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後被馬士英等人排擠，於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禦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
清朝將領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直趨揚州，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今安徽泗縣），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裡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拒絕。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面，“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着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
揚州戰役，史可法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
關於史可法，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他指揮錯亂，無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為一個武將自刎怎麼會不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麼？如果是這樣，他的目的達到了。後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會做秀，親自給史可法題詞，以拉攏儒教信徒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繼續作秀，歷史就象是一個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御史田仰等帶着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准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願Ｐ橋扇順質樾磐Ｉ險薪盜踉笄宓熱恕Ａ踉笄寮叢諶蛄露娜嶄盎窗餐督怠?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藉“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志。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歷史場面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實在很五奈，如果崇禎當年不顧儒教大臣的反對，如南宋的高宗一樣南下，明朝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將，明清易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個，所謂滿族入關的屠殺，說來說去就揚州，江陰，嘉定，這些屠殺大部分是漢人自己干的。至於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上說的殺80萬，完全是謊言，因為揚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張德芳的“《揚州十日記》辨誤 ”等書駁斥，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遺民私人寫的手抄本歷史，比如談遷的《國榷》，都沒有提到“揚州十日”。揚州根本沒有什麼頑強的抵抗，大批軍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城，而且，清朝軍隊還有下一個更最重要的進攻目標南京，為了一統中國，清朝根本沒理由沒必要搞所謂的大屠殺。此外，有人說，因為頑強抵抗而清朝軍隊屠城，也是謊言，江陰縣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怎麼沒有所謂的屠城？
五。《揚州十日記》是日本人偽造的
(一)。明末清初，揚州有王秀楚這個人存在麼？
王秀楚身為史可法的幕僚，為什麼大量的南明史料沒有他生死年月日記載？
王秀楚，明末清初揚州人，曾任史可法的幕僚，《揚州十日記》作者。“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 查焚屍薄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尚書》、《左氏春秋》、《山海經》、《史記》、《漢書》、《水經》、《大唐西域記》、《資治通鑑》、《百夷傳》與《揚州十日記》被評為“史地十大奇書”。
(二)。《揚州十日記》為什麼是革命黨從日本帶回來的？上述的種種禁書禁詩，為什麼沒有在清朝失傳？揚州十日的記載主要來自《揚州十日記》，這是一本僅八千字不到的小書；但此書長期被清廷禁止無法流通，導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對此屠殺事件一無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將此書由日本帶回，“揚州十日”事件才廣為世人所知，陳天華在《獅子吼》寫道：“有當時一個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揚州十日記》，敘述殺戮之慘。”可說是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輿論準備。《揚州十日記》在史學界影響很大，一些書籍如：《清代通史》、《辭源》、《辭海》，《中外歷史年表》、《清史編年》等皆予引用。
(三)。1894年，日本人幫我們“驅除靼虜、恢復中華”
1894年
6月11日——清軍指揮官葉志超不戰而走，致使日本軍隊占領平壤。
7月25日——豐島海戰爆發，是中日甲午戰爭的開始。
11月24日——孫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興中會(即今日中國國民黨之前身)
很多日本資料中，包括間諜報告，都有如何利用滿漢矛盾的詳細分析和計劃。日本和清政府談判中，甚至不同意清政府用中國自稱。 甲午戰爭，日本一則安民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賞。’又曰：‘唯命不於常，善者則得之，不善者則先哲有言曰失之。’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
熟察滿清氏之近狀，入主暗弱，乘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其接外國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論，不憑信義而事詭騙，為內外遠邇所疾惡。曩者，朝鮮數無禮於我，我往懲之，清氏拒以朝鮮為我之屬邦，不容他邦干預。我國特以重鄰好而敬大國，是以不敢強爭焉，而質清氏，以其應代朝鮮納我之要求，則又左右其辭曰，朝鮮自一國，內治外交，吾不敢關[聞]。彼之推辭如此也。而彼又陰唆嗾朝鮮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東學黨之事，滿清氏實陰煽之而陽名鎮撫，破天津之約，派兵朝鮮，以遂其陰謀也。善鄰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國之所以〈舍〉樽俎而執旗鼓，與貴國相周旋也。
抑貴國自古稱禮儀國，聖主明王世之繼出，一尊信義，重禮讓。〈今〉蔑視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義莫甚〈矣〉。是以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將卒離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師，敗於牙山，殲於〈豐〉島，潰於平壤，溺於海洋。每戰敗衄，取笑萬國。是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與棄之因也。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將〈迫〉清主面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後休矣。雖然，我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所願愛新覺羅氏，不及聳從士卒也。若謂不然，就貴國兵士來降者證之。
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托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應乞於宮〈而〉聚義。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此後，日本繼續兜售“驅除靼虜”的靈丹妙藥。
(四)。日本學者：中國第一大偉人岳飛
先介紹一個有趣的香港民間習俗：斬雞頭
斬雞頭又叫“燒黃紙”，是曾一度在香港流行的一種民間發毒誓的形式。儀式開始，訴訟雙方跪在神案前，而對神像，點燃香燭，頂禮膜拜。然後，雙方手執一張黃紙，上面寫着賭咒誓言，他們高聲吟誦誓言，“清心直說，並無虛言”、“若有戲言，不得好死，斷子絕孫”之類。接着，廟內執事取出早已準備好的菜刀、砧板和雄雞一隻，一刀斬下雞頭，讓雞血灑在寫有毒誓的黃紙上，再將黃紙焚燒，方為了結。 此俗起源於民間，後來法庭處理一些無頭案時，利用民眾愚昧的民俗心理，也採取這種形式，土洋結合，“斬雞頭，斷疑案”。而且也偶有成功。1918年曾有兩個大商人打錢債官司，雙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證據，法庭調解多次不能化解，於是只好讓他們到文武廟去“斬雞頭”。師爺、律師同時前去“監斬”。到了廟中，原告不肯先跪下發誓，被告也不肯跪下發誓，於是斬雞頭沒斬成，回到法庭，法官因原告不肯先下跪發誓，說明他心虛、理虧，反判原告有罪，被告無罪。此案當時轟動了整個香港。此種裁決形式雖然已成為了歷史，但將賭咒習俗搬上法庭也實為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