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揚州（2006-05-15 10:30:39）
　　作者：劉立人 湯傑 顧一平
　　　　《揚州史志》今年第一期，載有《〈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一文。該文斷言：“此是偽書，毫無價值可言。”並稱這是作者“細讀此書”的“發現”。
　　　　本月１０日，黃繼林先生在網上發現《〈揚州十日記〉是偽書》的“母本”《〈揚州十日記〉證訛》一文。我們比照《證訛》，細讀該文，發現該文的框架結構、思想脈絡基本沿襲《證訛》，不少語言系抄自《證訛》的原文原句，而作者未作任何交代與說明。
　　　　《證訛》一文僅止於證“訛”，而該文則進一步證“偽”。“訛”也者，錯誤也；“偽”也者，造假也。“訛”之於“偽”，相距遠矣！
　　　　《揚州十日記》果真是偽書嗎？果真是毫無價值可言嗎？我們的看法是：它絕不是偽書，而是不可多得、秉筆直書的史書；它不僅有史學價值，而且有文學價值。
　　　　《〈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一文，較之《〈揚州十日記〉證訛》，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些作者所見、所想的鄉土材料，我們不妨對這些鄉土材料一一加以考訂。
　　揚州城牆置放大炮的寬窄問題
　　　　論據之一，《揚州十日記》中說：“先是督鎮以城狹，炮不得展，城垛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由此發問：“揚州城頭上果真這樣狹窄嗎？”文章引用《乾隆江都縣誌》卷二記述，又引用《揚州畫舫錄》卷九記述指出：“揚州城厚一丈五尺，高三尺。”再以１９５０年作者來到揚州，登城的感受是“和今天南京保留下來的城牆差不了多少”，來加以印證。復以清初大炮長不到３米來類比，指出：“何況炮口還要伸出城牆之外。書中說由於城牆上過於狹窄，炮具無法放置，這是錯誤的。”因而“從這段記載可以知道，王秀楚沒有見過揚州城的雄姿，也沒有從書本上間接知道揚州城的高大。”也因而“王秀楚不是揚州人”。
　　　　揚州城，不但舊城高大，新城也同樣高大，旅居台 灣的揚州籍杜召棠先生《揚州訪舊錄》說：“揚州新城建於明嘉靖乙卯（１５５５），以御倭寇。周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高三丈。”《〈揚州十日記〉證訛》一文中也說：多鐸為何“兵圍揚州七天而不攻？主要原因是由於揚州城高、濠深……不宜強攻，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紅衣大炮）運到。”再如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第三十一出曾這樣描寫“維揚新築兩城牆”的雄姿：“賀層城頓插雲霄敞，雉飛騰映壓寒江。據表里山河一方，控長淮萬里金湯。敵樓高窺臨女牆，臨風釃酒旌旗揚。”但這城高、城厚、城壯，都是和平時期的感受與景象，一旦臨戰，不是一門大炮放置城上，也不是一人操作一門大炮，“城內官員軍民嬰城（環城）固守”（多鐸南京布告語），城頭上人來人往，“一丈五尺”何寬之有？
　　　　正像作者引用《揚州畫舫錄》卷九的一段話：“今之舊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僉院張德林始改之，約十里，周圍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說：“《揚州畫舫錄》的記載有點問題，‘周圍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照字面解釋，揚州城比泰山還要高。這是著者筆誤，或傳抄有脫漏。此處應當是：‘周圍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增加這五字，才解釋得通。”其實這是引文者自己對“高倍之”一語的誤解，聯繫上下文看，“高倍之”是相對於宋大城的高度而言，不煩加這五字也。同樣，聯繫“炮不得展”與“以城狹”的上下文來看，因為“嬰城固守”，炮多人雜，才“炮不得展”，因為“炮不得展”，才覺得城狹而沒有餘地，才覺得安置不便，也因此才在城垛設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這樣的記載倒正是合情合理，符合戰時城頭忙亂的實際。
　　　　文章提到戴名世的《揚州城守紀略》，說戴名世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思想偏 激”，說《紀略》中所記“以大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文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大炮是從炮口填進火藥和鐵丸，再舂實。它的原理是利用火藥把鐵丸拋向敵陣，其命中率低，殺傷力有限，每放一炮也很費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炮一次要斃敵數千人也很少見，何況３００年前極原始的大炮。”這裡的論述又是誤解。戴名世的《紀略》中並沒有說只放一炮就斃敵數千人！當時揚州舊城西門“險而不固”（清李天根《爝火錄》卷十），又是清軍主攻之門，“史可法自守之”，大炮數量也要相對集中些。何況此時的大炮也非“極原始”，清軍所謂“紅衣大炮”原叫“紅夷大炮”，最初是由紅頭髮的荷蘭人傳到明朝來的，清軍在關外作戰中才從明軍手裡奪得“紅夷大炮”，因忌諱“夷”字，改稱“紅衣大炮”，史可法造炮自然會吸取明朝軍隊早已掌握的“紅夷大炮”技術，杜召棠先生幼年在便益門大街及東關城頭所見的十餘尊大炮，其中就“有明末遺物，上有史可法全銜，重者一二千斤至三千斤”（《揚州訪舊錄》）。若說“從西門外的掃垢山發射一顆十斤四兩的鐵丸到揚州府署大堂上，這種鐵丸是不會爆 炸的”，並以此推論史可法的大炮鐵丸也不會爆 炸，不具有多大殺傷力，這種說法與推論是以偏概全，以不爆 炸的偶然性來抹殺爆 炸的必然性。鐵炮之所以具有殺傷力就在於鐵丸爆 炸，散彈傷人。加之，此時西門城上是居高臨下近距離集群炮擊，清兵又蜂擁而來，命中率自然不低，殺傷力怎能不大呢？據《寶應縣誌》記載，助史可法守城者有寶應籍炮手鄭鳴鹿，“發炮斃敵甚眾，後因炮裂被炸殉國。”又據《揚州畫舫錄》記載，“掃垢山本名騷狗山。《夢香詞》雲‘走馬試來騷狗地’即此。山無樹木，古冢累累。”所葬就是清軍屍體。因明人詈清兵為騷**，故民間向稱從二釣橋起迄荷花池一帶的土山為騷狗山。後因清康熙帝南巡，為避時忌，故改稱掃垢山。又據《清史稿》卷４８７，清兵攻城重要將官陣亡者有：雲騎都尉祖應元、參領金應得、閒散岱納。又據意大利傳教士馬丁諾·馬蒂尼（１６１４—１６６１）《***戰紀》，“一個***王子死於這座城下。”其時這位傳教士正流寓江南。凡此，都證明戴名世所言不虛。
　　書中提及的地名問題
　　　　文章認為《揚州十日記》“書中很少提到地名”，“除了何家墳一個地名外，儘是很概念化的地名”，不像無名氏《咸同廣陵史稿》及臧谷的《揚州劫餘小志》，記載太平軍退出揚州城後揚城殘破之狀況，“交代的地名、方位、路線清清楚楚。反過來看《揚州十日記》說得混亂不清。只能有一個結論，作者不是揚州人，也沒有到過揚州。”
　　　　文章還認為，王秀楚“住宅新城東”，據其所述分析，“可以鎖定他居住在揚州城的東南角，在徐凝門內南河下（街）、康山一帶居住”，而“從情理上推測，眾兵將簇擁史可法從西門街東撤，在舊城內，過四望亭、汶河，折而向南，沿院大街（今萬家福商城門前）來到南門街，本想從安江門出城去瓜洲，在安江門內受到阻礙，於是沿小東門街（今甘泉路）向東，又想從鈔關出城，剛走出新城與舊城之間的小東門，又遇上了清軍，於是遇害。”這樣，王秀楚“照理是見不到史可法敗走的情況的”，可是《揚州十日記》中卻說王秀楚親眼所見。
　　然而，作者沒有思考，無名氏《咸同廣陵史稿》及臧谷《揚州劫餘小志》，均為事定後從容不迫地踏勘調查所記；《揚州十日記》則是事發時“身所親歷，目所親睹”的逐日記錄，所記皆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死危亡情狀。前者可以清晰地說出地名、方位、路線，後者幾不知身居何世、身置何所。這兩者並無可比性。
　　　　所謂一溝、一池、一塘、一巷、一街“儘是很概念化的地名”，而未一一說出具體的“名字”，這也是不情之求。《揚州十日記》哪裡是輕鬆愉快的導遊，要一站一站地報出地名？
　　　　《揚州十日記》所記地名，只記有“何家墳一個”，也不符此書實際。書中除交代“新城東”、“何家墳”兩個地名外，尚有“廷尉永言姚公居”、“西商喬承望之室”、“本坊昭陽李宅”、“官溝”、“田巷”、“缺口關”，一共有八個地名。
　　　　“新城東”，既已鎖定“在揚州城的東南角，在徐凝門內南河下（街）、康山一帶”，就不再贅述。
　　　　“何家墳”，《乾隆江都縣誌》“坊鋪”欄明確記有“徐凝門何家墳”。由此可以知道，何家墳不是一條巷子，而是一個區域，如同北京的“公主墳”一樣，不是指孤立的一個小地點。從《江蘇省揚州市地名錄》所附《揚州府治城圖》來看，“何家墳”後有“紅水汪”（今方圈門一帶），這一區域原為低洼的水汪地區，不乏溝、池、汪、塘，此汪之名“紅水汪”，即因清兵屠 戮，血水匯聚而得名。江樹峰先生在《耿家巷記》中說：“揚州耿家巷在新城之東南隅。此地明代河流縱橫，一片沼澤。明代邑之文史學家陸弼訪今耿家巷北之興教寺云：‘野寺蕭條綠水灣，入門秋潦沒苔斑。’正說明當時的實際情況。明末揚州慘遭十日之禍，居民靡有孑遺，廬舍俱焚，尤為新城東南部抵抗最烈，毀壞亦最多。萬壽、興教兩寺之前雖經百餘年，仍為大片廢墟，固無巷也。直至乾隆中葉，每逢雨季，其地即成大小不等之池泊。”
　　　　“廷尉永言姚公居”，在今康山。姚永言名思孝，明末江都人，崇禎元年進士，初官兵科給事中，後官大理寺卿，因稱“廷尉”。其“屋宇深邃”，因其為高官大宅。
　　　　“西商喬承望之室”，在今北河下。“西商”指山西、陝西商人，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５２載：“西北商賈在揚者數百人。”在明代揚州鹽商中，西商的財力遠大於徽商。為便於打理鹽運事務，明代鹽商多聚居在東關街，“東關街住不下了，就沿運河向南發展，形成了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我們現在印象中的鹽商住宅區是在南河下，那是因為建造的時間較東關街的晚，房屋比早期的豪華，保存得也較為完好。”（黃繼林著《揚州名巷》）
　　　　“本坊昭陽李宅”，即明大學士李春芳故居，舊稱元老府，其地後建有田皇親花園。田皇親指崇禎皇帝田貴妃的父親田弘遇，清梁章鉅《浪跡叢談》稱，田皇親居“揚州新城田家巷，東起東關大街，西至缺口門大街。”今揚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在此範圍，即李春芳故居舊址。所言“本坊”，指王秀楚住處與李宅同屬一“坊”，所言“昭陽”，指李春芳原為興化人。
　　　　“官溝”，此為新城埂子街之下水道，《揚州府治城圖》在挹江門處標有“官溝頭”，即此下水道之起頭處。此下水道由西向東，系自埂子街起，經穆鄉巷（今木香巷）、永寧宮，迄南河下，在徐凝門處排水入古運河。《揚州十日記》說：“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為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所述之地，指此。
　　　　“田巷”，即新城因田貴妃、田皇親而命名的田家巷。
　　　　“缺口關”，即新城東南之通濟門（俗稱缺口）。揚州人“門”、“關”通用，有邗關、東關、鈔關，不得認為“關”、“門”不是揚州人的通稱。
　　　　 以上八個地名，均不出揚城東南一片，都在王秀楚一家於死亡線上掙扎、輾轉逃難的範圍。對照這些地名，其忽西忽東忽南忽北的逃難路線，清清楚楚，絕非“混亂不清”，怎麼能輕率否定王秀楚是揚州人呢？更怎麼能說王秀楚連揚州“也沒有到過”呢？一個從未到過揚州的外鄉人，能說出這麼多連今天許多揚州人都久已陌生的地名嗎？
　　史可法撤退路線問題
　　《〈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一文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想象，為眾兵將簇擁史可法從西門撤退畫定了一條沿大街直行的路線，以為那樣才合理。作者沒有考慮到，當時揚州城內已展開巷戰，軍情瞬息萬變，豈能如和平時期，沿通衢大道從容行走？何況兵敗撤退，必得迂迴曲折，輾轉以達。對此，杜召棠先生的《史可法殉難考》，綜合《明史·史可法傳》、《雍正揚州府志》、戴名世《揚州城守紀略》、全祖望《梅花嶺記》、《乾隆江都縣誌》等記載，並結合“揚州街道形勢”，詳加考察，指出：“破城日期，為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已無疑義。城破後，史公自刎不死。亦無疑義。唯所出城門，共有三說，方向且絕對不同：一為小東門；一為天寧門，與北門平行；一為南門。差異如此，大堪考證。此三說中，除天寧門近於附會，已由全祖望《梅花嶺記》中斥為蛇足，負翁（杜召棠筆名）以為青衣烏帽，更非戎馬倉皇時服裝。天寧門外無江，更可見其正確性甚微，可置勿論。茲所成為問題者，為小東門與南門而已。負翁小心求證，乃於《揚州十日記》中，竟然獲得答案。”杜召棠先生認為：“《揚州十日記》，為江都王秀楚身處危城之中所寫，是紀實文字，遇事直書，絕無烘托，文字未加修飾，堪為信史。中有一段，五十三字，至關重要，照錄如左：‘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馳狼狽，勢如波涌，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城，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曰‘狼狽’、曰‘擁’，神態中已見自刎不死之史公矣。重要關鍵，為五十三字中四個方向字：曰‘自北而南’，曰‘蓋奔東城’，曰‘欲奔南關’。”為弄清這四個方向字的確指，負翁“卒於《乾隆江都縣誌》三卷十四頁‘坊鋪’欄得之，如獲至寶，上書‘徐凝門何家墳’六字，則何家墳，確在徐凝門”，“明了至此，則史公殉難經過，可據一切史料而貫通之”，這就是“蓋史公自刎不死，參將許謹等擁出小東門（西門直東為大東門，史公守陴西門，不直向大東門而出，而繞小東門，蓋城之西北，業已崩潰，清軍已湧入矣）。直趨東關，極為外兵所阻，不能奪城而出，乃又從北河下、中河下、南河下，以出南門。”杜召棠先生認為，王秀楚當時所在地，系在中河下，即在城內康山之東或東北”，為“城南轉角處”，自然可以見到“自北而南”的史公撤退人眾。我們還要補充的是，《揚州十日記》中還有很重要的“再至市上”四個字，這就表明王秀楚雖住在新城東由北向南的城牆轉角處，但不是坐在家中看到的，而是走到中河下的街道看到的，這就十分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