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揚州（2006-05-16 10:19:37）
　　　　作者：劉立人 湯傑 顧一平
　　　　
　　　　　　《〈揚州十日記〉是偽書》一文的作者認為，“這本書除了記籠統而概念化的殺人，沒有記下一件和正史相通的軼事逸聞”，並拿臧谷《劫餘小志》記太平軍在揚州大屠殺與《揚州十日記》記清兵大屠殺相比較，認為：“同樣記大屠殺，臧谷記載有前因後果、時間、地點、規模場面，反觀《揚州十日記》，從來沒有這樣富有鄉土氣息、生動真切的文字。”
　　　　
　　　　　　不妨引一段《揚州十日記》的文字，來作個比較：
　　　　
　　　　　　念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牆直上，一卒持刃隨之，追躡如飛；望見予眾，隨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卒恐避匿者多，給眾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兢出而從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勢眾則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者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遍索金帛，予見弟金皆罄盡，而獨遺予未搜。忽婦人中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發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
　　　　
　　　　　　 ……
　　　　
　　　　　　這樣的記載，較之臧谷的記載，多了人物對話、心理、形象、行動、環境氣氛等方面的描寫，怎麼能說“《揚州十日記》從來沒有這樣富有鄉土氣息、生動真切的文字”？
　　　　 辛亥革命英烈鄒容在其所著《革命軍》中說：“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吾讀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這樣觸目驚心、慘不忍睹的文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大慘案的當事人“身所親歷，目所親睹”，能夠杜撰得出來嗎？
　　　　
　　　　　　所謂明代正史，唯有一部歷經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始編定刊行的《明史》。《辭源》“明史”條指出：該書“在唐代以後官修的正史中，以材料豐富、體例比較嚴謹著稱。但清王朝入關時，壓制民族思想，文網甚密，修史諸臣對建州女真諸事及南明史跡，諱莫如深，曲文偏辭，亦為前史所罕見。”像揚州大屠殺這樣的暴行，清廷諱之唯恐莫深，其軼事逸聞，怎麼可能和這樣的正史相通？儘管如此，《明史·史可法傳》謂“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辨識。”還是透露了揚州屠城“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漬，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揚州十日記》語）的一絲信息。史可法臨難不苟免，“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也表明史可法確實是始終如一，信守對揚州人民的諾言：“一人當之，不累百姓。”（《揚州十日記》所記督鎮牌諭）
　　　　
　　　　　　書中“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一語，也與嘉慶《兩淮鹽法志》卷４４所記一件軼事逸聞相通：徽州鹽商汪文德與其弟文健以３０萬金犒師，“乞（豫）王勿殺無辜”，而終不免。
　　　　
　　　　　　歷來偽書之作偽，反倒是處處求與正史相通的。《揚州十日記》無法求與正史相通，也無意求與正史相通，恰恰反證了其“不偽”。
　　　　
　　　　楊姓守將的有無等問題
　　　　
　　　　　　作者提出疑問：《揚州十日記》中寫到一個姓楊的守將，為何其他各種書籍中皆未提及此人？從二十四日夜裡到第二天，城內沸反盈天，一片喊殺聲，在這生存與死亡的關頭時刻，為何瓜洲的親戚竟從安全地區跑進死亡場所揚州城內投親？王秀楚為什麼不記載劉肇基、乙邦才、莊子固等將領率部隊在城中巷戰的壯烈場面？
　　　　
　　　　　　事實上，史書上記載的守城文武官員姓名，僅是高級或中級較為有名的人員，不可能全部留下他們的姓名。
　　　　
　　　　　　而此時的瓜洲，也不是什麼安全地區，明李清《南渡錄》載：“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餘兵於十四日盡焚瓜洲營，趨鎮江，殺故所掠者而更掠。”十四日瓜洲即如此不安全了，瓜洲親戚未能料到有史可法鎮守的揚州竟也成死亡之所，匆忙中來揚投親，只能說計慮不足，一時冒失。
　　　　
　　　　　　王秀楚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即使如某些書中所說，曾為史可法幕僚，充其量也不過是史可法“禮賢館”的閒散職員，此時王秀楚逃命不暇，哪裡能駐足觀看巷戰？他不是負責戰地採訪的隨軍記者，怎能苛求他記下劉肇基、乙邦才、莊子固率部隊在城中巷戰的壯烈場面？
　　　　
　　　　揚州城中人口的問題
　　　　
　　　　　　文章作者徵引古今本地和外地的戶籍資料，指出：“全江都縣的人逃進揚州城，也只有十五六萬。”“當時揚州城內和城郊的居民區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萬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萬人，可能嗎？”
　　　　
　　　　　　清兵在揚州殺人８０萬，早已被人認為是數字的誇大。清代江都學者汪中，著《釋三九》，說明古漢語中“三與九”，均為虛數，不是實指。同樣，“八”這個數字，在古漢語乃至今天的揚州方言中，多為虛指，如“黃巢殺人八百萬”，唐代開元盛世人口最多時全國也不過“逾五千萬”，唐後期隨着政治、經濟的衰敗，人口數量銳減，黃巢如真的殺人八百萬，還不把全國人口殺掉一半或三分之一？再如“揚州八怪”，其實這個畫派成員不止八人，而是多達十五人。書中寫殺人８０萬，只是一時傳聞，並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統計核實過。
　　　　
　　　　　　清代著名詩人吳嘉紀，時年２７歲，他的《李家娘》詩，有“小序”，有“十解”：“小序”說：“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婦被掠，掠者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婦哀號撞壁，顱裂腦出而死，時掠者他出，歸乃怒裂婦屍，剖腹取心肺示人，見者莫不驚悸，咸稱李家娘雲。”詩之“一解”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這裡的殺人數字更加被誇大了。這是富有正義感與同情心的詩人所發出的憤激之詞。
　　　　
　　　　清兵的軍紀問題
　　　　
　　　　　　文章引述清史專家、滿學會會長閻崇年在央　視“百家講壇”講座中所言，將“為什麼６０萬人的滿　族能夠征服１萬萬人的漢族”歸結為６個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殺人”。這是從宏觀上來看清軍軍紀。聯繫到揚州，作者認為，“攻城、巷戰在一天內結束，一般說沒有必要大屠殺”；“當時的大炮沒有多少殺傷力，由此引起的報復也就沒有根據”；清攝政王多爾袞與清軍進 攻揚州的統帥多鐸說，清軍入關前，多爾袞曾與諸將誓約：“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作者就此發問：“多鐸在征服南京後沒有大屠殺，為什麼要在揚州大屠殺呢？”
　　　　
　　　　　　試想，不靠野蠻的武力征服，滿　族怎能以６０萬人征服１萬萬漢族人？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先生《討滿洲檄》列出滿清統治者的十四大罪狀，其第四大罪狀是：“南畿有揚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東有廣州之屠；復有大同故將，仗義反正，城陷之役，丁壯悉誅。”當然，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趙朴初先生的《史可法誕辰三百六十周年紀念》詩說：“江左文恬與武嬉，當年急難幾男兒。朋爭族怨今陳跡，獨耀民魂史督師。”南明覆亡的外因是清兵強悍的武力進 攻，內因則是“文恬武嬉”、朋黨之爭的極大腐 敗。論幅員，南明國土遠大於滿洲；論經濟，南明沿江一帶已有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其農業經濟也遠比滿　族游牧經濟先進；論軍隊，南明軍隊總數大於清軍近１０倍。但最終南明還是亡了，亡在朝野上下、軍隊內外高層的極大腐 敗。
　　　　
　　　　　　清軍為什麼要在揚州大屠殺，要言之，原因有四：
　　　　
　　　　　　１．清兵大舉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勢如破竹，極少阻擋，只有兵臨揚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領導的揚州保衛戰最堅決、最頑強、也最具殺傷力的反擊，這才惹惱了清兵統帥多鐸。
　　　　
　　　　　　２．揚州地處南北交通樞紐位置，歷來得漕運、鹽運之利，向稱富庶地區，商業繁榮，手工作坊興起，資本主義因素已經開始萌芽，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說，一股代表着落後的生產關係的外來勢力，一旦入侵揚州這一先進地區，怎能不激起揚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對史可法抗清鬥爭的支持？加之，揚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們愛國熱情的高漲。我們不妨讀讀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靳應升《讀邗江〈錢烈女傳〉，補詩以吊之》一詩：“烈火不受塵，高雲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視。哀此閨中秀，珍重全一恥。憶初引決時，長跪淚如氵此。問我軍如何？鼓啞城東圮。此時知盡節，必吾相國史。弱質雖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從容裁大義，棄身如棄屣。老親苦無兒，寧復顧甘旨。日月照其魂，潔比邗江水。”據此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領導的抗清鬥爭得到揚州人民怎樣的響應與支持。弱質女子尚且貞烈如此，愛國男兒能不抗爭到底？
　　　　
　　　　　　對於如此英雄的城市，對於如此富庶的地區，清兵破城後，不殺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搶奪財物不足以飽私囊，不奸淫擄掠、四處放火不足以發泄侵略者的獸性。所謂“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誓約，早已成為一紙空文，聊欺後世而已。
　　　　
　　　　　　３．清兵攻城付出慘重代價，有掃垢山（騷狗山）的屍體叢葬為證，有三個將領、一個王子的陣亡為證。由此而引起大屠殺的報復。
　　　　
　　　　　　４．為進軍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鎮懾。清兵攻克南京後，多鐸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稱：“昨天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 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鑑。”這等於是一份揚州大屠殺的自供狀。
　　　　
　　　　　　事實上，清兵大屠殺並未遲延數日，諸多史乘說：“從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僅是戴名世一人所記。多鐸收了徽商汪氏兄弟３０萬金的巨額賄賂，卻未答應他們“勿殺無辜”的請求。顧炎武所記的多鐸在南京執法嚴，不過是對那些搶了財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執法嚴，其時江寧縣就在多鐸的掌握之中，搶掠南明皇宮內的各物多半為貴重寶物，豈容士兵獨吞私沒？所引顧炎武的記載，並不能證明豫王在揚州嚴於執行“勿殺無辜，勿掠財富，勿焚廬舍”的法令。
　　　　
　　　　　　雖說，大屠殺“凡七日乃止”，但《揚州十日記》記為“十日”，並沒有錯，封刀令並沒有及時止住屠殺。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吳嘉紀《挽饒母》詩也說：“憶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殺人十晝夜，屍積不可數。”另一個與王秀楚同時代的詩人顧炎武也有詩說：“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酬朱監紀四輔》）這裡用“圍”，不用“殺”，是因詩的押韻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