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揚州（2006-05-17 10:38:59）
　　　　作者：劉立人 湯傑 顧一平
　　　　
　　　　　　關於揚州大屠殺慘絕人寰的歷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有親歷、親睹的逐日實錄，以及各種稗官野史的雜錄，當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憶錄，有大量的詩篇，以如泣如訴的悲憤文字作詩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寫真圖畫，以直觀的視覺形象作畫史；有同時代揚州人的話本，在歌頌史可法民族氣節的同時作揚民遭遇的痛史。
　　　　
　　　　　　詩篇，由《揚州歷代詩詞》所收，不下５０首。如“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清黃宗羲《卓烈婦》）；“深閨日日繡鳳凰，忽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難禁罹虎口，只余夢魂繞家鄉。”（張氏《絕命詩五首》之一）；“明日還家撥餘燼，十三人骨相依引。樓前一足乃焚餘，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蔣士銓（焚樓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讀。
　　　　
　　　　　　圖畫，史可法紀念館藏有一幅《追遠圖》。以“追遠”二字題圖，乃“慎終追遠”之意，指“祖先雖遠，須依禮追祭”。此圖所追祭之祖先，為圖中葆兒的母親，揚州宛虹橋史母張孺人，“揚州十日”中“澄潭盡節”的烈婦，因而此圖又名《澄潭盡節圖》，嘉慶、道光間，安徽女詩人汪 有《題揚州宛虹橋史母張孺人〈澄潭盡節圖〉，為葆兒作，並序》，《序》說：“孺人，秦蒲城望族，歸史君似蘭，有懿德。夫賢早逝，遺孤 臣甫十歲。孺人年廿七，夫喪未葬，遭甲申之變，懼為兵辱，攜孤哭夫柩側，夜投澄潭。
　　　　臣赴水救之，孺人沒而遺孤獨活，天之不絕節婦後也。既而 臣求得父一扇、母一梳，如見親容，繪圖紀事，讀者無不淚下雲。”葆兒為 臣幼名。《序》中故意把乙酉年改作“甲申年”，以避清廷文字獄也。但圖中揚城烽火連天，慘烈異常，清兵旌旗搖曳，劍拔弩張，宛虹橋、地藏庵、藏經樓歷歷在目，讀此詩對此圖，圖畫所示歷史情景，令人明白無誤。
　　　　
　　　　　　話本，則有《中國小說總目提要》所收之石成金著《雨花香》，此書全名為《揚州近事雨花香》，４０卷，今藏上海圖書館。石成金（１６５９—１７３６？）字天基，號惺齋，清江都人，話本作家。其《雨花香》之前冠以“揚州近事”，正表明話本中“只因史閣部不肯降順，觸了領兵王爺的怒，任兵屠殺，百姓逃得快的，留條性命，逃得緩的，殺如切菜一般……”這些敘述、描寫，都是距“揚州十日”不遠的事。
　　　　
　　　　滿　人說漢話征朝鮮的問題
　　　　
　　　　　　據中國社科院清史研究所所長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滿　族祖先女真部曾有一支原住遼東，“１４３７年（明正統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爾次子董山襲職，仍為建州左衛指揮”，董山“向明朝要求返回‘遼東居住’，得到明朝允許”。薩爾滸之戰（撫順東６０里，１６１９年）後，後金更進入遼瀋地區，“遷都到遼陽”。（《簡明清史》５１頁—５８頁）而遼東、遼陽是滿漢雜居區，滿語、漢語早已交流，怎麼能斷言滿　人就一定不能說漢語呢？
　　　　
　　　　　　讀戴逸先生主編的《簡明清史》“兩次對朝用兵”一節可知，第一次，“義州失陷後，數萬民兵，皆被屠 戮。”第二次，“貴嬪二王子和內官及許多宗室皆被俘虜，朝鮮國王被迫投降，簽訂了城下之盟。”朝鮮被擄待贖的人口，“日日哭訴於館外，慘不忍見。”“兩次對朝用兵”一節中，就引用了朝鮮《李朝實錄》的記載，還引用了《清太宗實錄》和《瀋陽狀啟》的材料。
　　　　
　　　　《揚州十日記》的價值
　　　　
　　　　　　它雖是一本不足８千字的小書，卻既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史學價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學價值。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就在於它是信史。“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對於史學研究來說，這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的是，該書立場比較客觀，不帶偏見，無所袒護，也無所隱諱，即如司馬遷寫《史記》的筆法，“筆則筆，削則削”。書中既揭露清軍奸淫擄掠、刀砍火燒的種種暴行，也揭露明軍的軍紀渙散與高傑餘部的強盜行徑，還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鋌而走險。書中既對無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難聞，目不忍睹”；也對極少數失節婦女的“曲盡媚態”，表示卑視與憤慨，“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還對“有捐金萬兩而卒受斃者”表示惋惜，並慨嘆：是“揚人自導之也！”此“自導”為“自食其果”之“導”；而對自身納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狽行狀，也絲毫不加掩飾，並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書中既為史可法的臨難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當之，不累百姓”的“牌諭”而“感泣”，也為鄰居洪嫗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間還有兄弟、夫婦之間生死與共、患難相依的手足之情與伉儷之情。可以說，全書愛恨情仇交加，美醜善惡交織。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義為準；凡所褒貶，明辨是非，一以大節為重。作為第一手資料，這就提供了歷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學價值，也在於它是信史。文學藝術的生命在於真實，唯真切才感人。
　　　　
　　　　　　１８４０年，林語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風社出版了揚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譯的《揚州十日記》。美國學者貝德博士在該英譯本《序言》中，對本書的文學價值，給予高度評價：
　　　　
　　　　　　且就文學之觀點言之，《揚州十日記》亦為非凡之文獻。其敘事生動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讀來令人驚心動魄。其故事之倏忽、鮮明與真切，前後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劇，讀者感其事，激於情，莫不驚心咋舌焉。而此種緊張情緒，逐步開展，洵可與一部好劇本相媲美……此書之真切純正，讀者無不為之感動。而其文風之質樸無華，足證原書之絕非虛構。（轉引自曾學文著《揚州名書》）
　　　　
　　　　　　貝德博士說得好，“明代之覆亡與滿　人之侵入，歷史學家每多浮泛之論，而《揚州十日記》一書，由徵實多矣。此書就人類生命與價值立論，描寫當時實況，故其後革命發軔時，所以採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滿清統治者，蓋此書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愛國學生才鑽進東京和大阪的圖書館裡，把列為《四庫》禁毀書、在國內湮沒無聞達２５０年之久卻因流入日本而倖存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魯迅《雜記》）所以１８９７年，譚嗣同、唐才常在長沙“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按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所以１９０３年，鄒容在上海刊行《革命軍》，更以《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大造革命輿論。總之，在辛亥革命時期，《揚州十日記》發揮了革命助產士的獨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０３年（一說１９０４年），陳天華在東京發表《警世鐘》，為反對沙俄帝國主義對東三省的侵略，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又以《揚州十日記》為反帝愛國的警世教材，大聲疾呼：“中國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漢人一定不得了。”“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警世鐘》中對世人提出“十條奉勸”，第五條是：“勸富的舍錢。”說：“你看自古換朝的時候，受盡苦楚的不是那富戶嗎？《揚州十日記》上所載，滿兵將到揚州，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錢買命，一隊去了，一隊又來，有出過萬金終不免於死的。”讀來，令人大為警醒。
　　　　
　　　　　　此後，在抗日戰爭中，《揚州十日記》一版又一版發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確實起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民眾作用。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１９４２年４月在緬甸協同英軍對日作戰時，身負重傷，５月不治殉國，檢點將軍遺物，其中就有染上將軍血跡的《揚州十日記》。視此，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這裡，我們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間詩人錢澄之的《揚州》詩：“水落邗溝夜泊船，一般風物客悽然。關門仍舊千檣塞，市井重新百貨填。商賈不離爭利地，兒童誰識破城年？當時百萬人同盡，博得孤忠史相傳。”此詩的寫作時間，距離１６４５年的“揚州十日”，才２７年，竟已經是“兒童誰識破城年”了。這使我們想到了對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務須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揚州十日記》仍不失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愛國主義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