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氏與李氏
<魏書.序紀>在追述拓跋氏的祖先時云：“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 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
黃帝有4妃，他有25子，其中12個兒子繼承父姓——姓姬，另外13個兒子改為姬姓以外的姓。元妃西陵氏，為西陵氏女，號嫘祖，生子三人：昌意、玄囂、龍苗。西陵氏所生長子昌意，降居 （指由帝子下降為諸侯）若水，生子三人：長子名乾荒，乾荒生顓頊（高陽氏，後為五帝之一）；次子名安，居西土，其後裔為李氏；三子名悃，遷居北土，其後裔為拓跋氏，即後來北朝的鮮卑族。
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契丹"（Khitan,?Cathay）一度成為許多西方外國對中國的稱呼，並且至今仍留存在一些國家的語言中，比如俄語的"中國"為Kitay，就源自"契丹"，此外還有波斯語、希臘語等文明古國的語言亦然。相比之下，"拓跋"似乎有所遜色。細細考之，其實不然。在中古時代域外對中國的稱呼中，除"支那"（China）、"契丹"（Khitan）外，另有一個來歷不明的稱呼："桃花石"（Tabghatch），這一名稱，很可能正是源自"拓跋"。
在漢語史籍中，"桃花石"出現在長春真人西遊記的記述里，當時丘處機隨西征的蒙古軍來到中亞，發現伊犁一帶的居民管中國就叫"桃花石"。與之音近的Tabghatch/Taugast等則出現在更早的非漢語史籍中，例如七世紀上半葉的拜占庭史記里就描述了東方Taugast國人民的事跡，並提到該地曾以一條大江分為兩國，不久之前尚黑衣之國越過大江擊滅了尚紅衣之國，這顯然是指隋滅陳之事；而成文於八世紀的古突厥碑銘中也屢屢提到南方大國Tabghatch。喀喇汗朝學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十一世紀編成《突厥語大詞典》一書（漢譯本已由民族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其中在解釋Tavghaq一詞時，就明指其為中國（"馬秦"）的稱呼，並說"馬秦"曾分三部分：桃花石、契丹、巴爾罕，正對應當時中國境內分布的三大政權：宋朝、遼朝、喀喇汗朝。由於喀喇汗朝源自回鶻，先前與中原王朝關係密切，所以它西遷立國之後，統治者多有"桃花石汗"的稱號，意為"偉大而古老的汗"，其實質上也是繼承中原傳統的一種表現。綜合多方面考察，可以知道"桃花石/Tabghatch/Taugast"等當有同一來源，其含義都確指中國無疑。
拓跋氏中的李姓來源：（轉載自：拓跋氏的祖先）
浩蕩靜謐的伊、洛之水，將洛陽一分為二。
從洛陽市區到龍門石窟，就仿佛就是穿越時空的隧道：現代在這頭，古代在那頭；中原在這頭，邊疆在那頭；人間在這頭，而佛陀就在那頭。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不知乎天下之大、伊洛之清。現代與傳統在同一時空中默默相看，天上人間，一時間得意而忘言。
位於今洛陽城南13公里處的龍門石窟，本着“南朝北市”的都邑建築原則，與今天的洛陽市隔伊水而靜靜相望。石窟現存窟龕2345處，佛像10萬餘尊，雕刻碑記不計其數。
龍門石窟於公元493年，也就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的前一年開鑿動工，而這個浩大的工程，一直延續到唐代。龍門石窟、雲崗石窟這兩處偉大的人類文明遺產，其實都是從北魏開始開鑿的。
創造了石窟藝術的北魏拓跋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偉大的鮮卑王朝。東漢時，鮮卑有東、西、中三部分布於中國北方，而拓跋氏，乃是西部鮮卑最重要的一支。鮮卑的種族問題非常複雜，而其中尤其又以拓跋這一支最為傳奇。
《宋書•索虜傳》稱：“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後也。”《南齊書•魏虜傳》稱：“魏虜，匈奴種也，姓拓跋氏。初，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可見“56個民族56朵花”，我中華根本出於一脈、肉爛在鍋里，即使人種問題，說遠也遠不到哪裡去。比如這鮮卑拓跋氏，其實是匈奴女子拓跋與漢將李陵及其部下的後裔。換句話說，這居亂華之“五胡”之首的胡族，說起來竟是華夏漢族的正宗侄子。
“漢將歸來虜塞空，旌旗初下玉關東。高蹄戰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李陵，漢武帝時名將李廣之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句膾炙人口的名句，即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於李廣的評價。自漢擊匈奴以來，李廣戰功卓著，名滿天下，匈奴“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廣必生致之’。”
然而，儘管匈奴單于朝思暮想，無時無刻不想招納李廣，乃至以封王嫁女來吸引這個人才，可李廣一生在漢，其“職稱” ，卻與其功業、成就乃至名聲恰成反比。在漢武帝治下，李廣恰恰因為其“長勝”，反倒嘗遍了罷官、免職、降職使用的苦澀；終其一生，與其說是“悒鬱不得志”這句話的最佳歷史註腳，不如說更是一個畢生背負着恥辱的十字架、躑躅而行的長勝將軍。
當看着一個又一個平庸之輩、無尺寸功勞的混混，乃至部下紛紛爬到了自己頭上，永遠也提不上“職稱”的李廣，亦不能不備感世界之荒謬；他甚至懷疑自己的命相不吉，常攬鏡解嘲：“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每讀《史記》至此段落，我就不能不為李將軍之“天問”扼腕嘆息。李將軍的幽靈，千百年來彪炳着漢文化的陰暗面，是一個令天下仁人志士為之寒心的故事，至今令人感到徹骨的寒冷。
故李廣以60高齡含冤自殺後，“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司馬遷亦感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愛戴，乃至敵人和對手的尊重，卻被當世所污辱、蔑視，慘遭冷遇。埋頭苦幹者在歷史上向來沒有好下場，魯迅所謂：“沒有天才的民族固然可悲，有了天才卻不知珍惜，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民族，則無可救藥。”李將軍的悲劇，其實是漢文化中最常見的悲劇，因此可以被稱為魯迅所謂“幾乎無事的悲劇”。而惟其如此體現人生之荒謬，方最有典型意義。這大概也就是司馬遷所謂“雖小，可以喻大”的意思。
難怪真正懂李廣的人，是另一個背負着恥辱度日的英雄――司馬遷。司馬遷不但讚嘆李廣背負恥辱，憤然前行的壯舉，而且通過附論李陵，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敢於伏哭叛徒的弔客”，因為李陵，這位李廣的嫡孫，並沒有像爺爺那麼想不開，而是以他的叛逆行動，反過來羞辱了漢家威儀，且終以此叛逆壯舉，成就了對漢家天下的歷史報應。――“天問”過去後便是“離騷”，李陵叛漢，最終使得李家三代的故事，成為歷史悠遠的回聲。
李陵與其父、其祖同是曠世名將，他的命運與前輩何其相似，而結局又完全不同。天漢二年秋，李陵隨軍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陵等5000騎被8萬匈奴大軍重重圍困，苦戰8日，食乏而救兵不至。面對單于的大舉招降，李陵想到的乃是祖父的悲劇命運，即所謂“勝亦有罪，敗則當斬”，遂嘆息一聲“無面目報陛下”，留下一句千古諷喻，而撥馬北投。
對待李氏滿門名將，匈奴與漢家的態度果然有如此天壤之別：“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李家被滅門，其實就等於徹底斷了李陵的後路。漢家天子此舉，可謂趕盡殺絕，不智之至，甚可謂愚蠢透頂。在司馬遷看來，其結果，那就只能是將仁人志士，活生生硬逼成了“夷狄”。
李陵及其舊部400人，從此與匈奴通婚繁衍，最終成為後來的拓跋氏。數百年後，就是他們的子孫揮師南下，捲土重來，最終徹底埋葬了漢家宮闕。
兩代名將，三世恩怨，浩蕩青史，以鮮卑拓跋氏摧毀漢家江山告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中國歷史上不但經常有“外甥打舅舅”，更有“侄子打伯父”，這也許就是司馬遷所預言的循環的歷史，歷史的報應。
而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當揮鞭向儒家的“華夷之辨”正統學說挑戰之時，總是喜歡高舉佛教的旗幟，也許恰恰是佛教的因果報應、三世輪迴之說，為他們的“皇帝輪流做，明日到我家”式的反叛，提供了合法性。
也許另外一個原因是：儒尚文，佛尚武，即“佛是戎神”，氐族統治者，後趙石虎的話或許最有代表性：“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華夏。至於飧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其祭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金剛經》曰：“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又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非是以佛家“法無定法”、萬法皆空之說，向儒教萬世一系之正統“說不”。在中世紀獨尊儒術、高門士族橫行霸道的中原，佛教這種“無法”的叛逆精神，起到的乃是深刻的思想解放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