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恩來——政治家的政治行為

　　　　　　　　　　　　　　　　·崔衛平·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病逝。旋即，布店裡用來製作黑紗、挽幛的黑布銷售一空，人們自發地湧上街頭，湧向天安門廣場，“深切緬懷人民的好總理”。但隨之而來的周恩來追悼會，毛澤東卻沒有出席。對於這麼一個忠心耿耿輔助他打天下、坐天下的老臣如此冷落，自然會引起眾人的不滿，毛澤東對此毫不在乎。他有理由不在乎，他更有理由看不起周恩來。

　　比如毛澤東深知，周恩來骨子裡是反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以他個人的秉性、以他處理黨、政日常工作的身份，周恩來對這樣一場“天下大亂”的舉動，內心裡抱有深深的反感，他每邁出一步都很為難。但最終周恩來還是沒有逃脫與文化大革命的干係，通常是到了最後一刻——當他發現事情的背後是毛澤東本人的旨意，周恩來會打消自己原先的看法或猶豫，甘心充當毛澤東的“馬前卒”。

　　在對待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先前的態度一直是低調、謹慎、猶豫，一度被毛澤東從主管劉少奇專案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但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是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並由他本人執筆的關於劉少奇的報告，其中稱“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漢奸。……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傳閱件上，周恩來甚至寫了這樣一大篇話，用來回應江青：

　　“……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場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挖下去，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閱後在此處批示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有出處）

　　實在難以想象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來本人寫下的。即使用歷史的眼光，也難以說服後人原諒類似的蠢舉。別的人不知道怎麼回事，不知道自己正在幹什麼，也不知道江青是個什麼人，你周恩來還不清清楚楚？還在那裡搞迷魂湯？

　　用所謂“歷史的局限性”、“集體領導”之類的說法為此開脫，是完全說不過去的。事情有其在“水平方向”上（或者說相對尺度）得到理解的一面，任何具體的事情都是在一定的具體環境下發生的；但是還有“垂直方向”上（或者說絕對尺度）予以解釋的另一面，即在刨除了那些具體的因素之後，從正義、真理、善與惡、是與非的尺度來衡量。比如可以說任何殺人犯都是有他自己的具體理由的，但是“不可殺人”就是一個垂直的、絕對的尺度。用來衡量政治家所作所為“垂直方向”就是歷史，就是要經得起歷史長河的檢驗。

　　而且在歷史的審判面前，在最終的歷史審判席上，不是一大群人，而是一個人，是“獨自一人”接受歷史的審判，就像獨自一人接受上帝的審判一樣。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曾經的做過的事情負全責，是自己欠下的債務不可能轉嫁到別人頭上去。如果說人在生前，有許多糾纏不清的關係；同時因為他還在格局之中，仍然對局面和他人產生支配性影響，在關於他的行為的評價有難以辨析的地方；但是一旦他離開這個世界，斷絕了這個世界的聯繫，他做過什麼、沒有做過什麼就可以拎得清清楚楚。到那時候，周恩來再也無法為毛澤東做過的事情擔待、推諉，毛的責任將由他自己承擔；而周只能清點自己做過的事情，獨自承擔它們的責任。包括純粹是為毛做過的那些事情，毛是無法繼續領情的，他無法頂替周，將周的錯誤也攬到自己身上，為周開脫。

　　但是與旁人不同的是，周恩來擁有一張富於人性的面孔，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身不由己的、忍心動性、仁慈、親切和大度的。而且實際上很難說這張人性的面孔僅僅是外在的面具，僅僅是做給別人看的。如果要說周有畫皮的話，完全可以說，那些“緊跟”“舵手”和“旗手”的一面，才是他不得已偽裝出來的。這樣的記載是令人毫不懷疑的：在徹底清算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是萬分矛盾、乃至痛苦的。鄧穎超曾對給她寫傳的作者談過，周在作出這一決定時心裡很痛苦，連續幾天一個人在屋裡來回鍍步，徹夜未眠，辦公室的燈一直是亮着的。

　　類似的訊息還有許許多多。比如在文革的腥風血雨的時刻，周恩來保護了一大批部級老幹部，北京的和外地的，把他們請到中南海里來，免受革命小將的衝擊。這個舉動令劫後餘生的人們感激不盡，被稱之為“大樹參天護英華”。包括後來被迫害致死的賀龍，也曾攜妻在周恩來家住過一陣子，周對賀龍夫婦照顧備至。有一次王光美被造反派以女兒車禍骨折為由騙走，周立即派人把王光美保回來，並對她說“光美同志，要經得起考驗啊。”這個情義並茂的舉動多年令王光美唏噓不已。

　　１９７２年為陳毅去世舉辦悼念儀式時，周恩來熱心作了許多工作，甚至是積極爭取，力圖為這位曾經的有功之臣恢復名譽，一時“傳為美談”。而１９７５年夏天周恩來拖着重病的身體參加賀龍的追悼會。賀的妻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記載——

　　我就聽到外面“薛明，薛明”的聲音。我斷定是周總理。周總理進來了，我看他確實瘦了許多。他說：“薛明在哪裡呀？”很着急。我說：“我在這兒。”周總理抓住我的手，他摟着我的肩膀，他說：“我沒有保住賀龍啊，我對不起你呀！”他當時哭出聲音來了。我說：“總理，你不要難過。”我給他抹去了留下來的眼淚。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沒想到，我沒有想到！”

　　我的天！除非是等到中國將來出了莎士比亞那樣的天才，否則不能寫出這樣一種複雜人物之複雜心態。周恩來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產生什麼樣可怕的後果。他的確於心不忍，痛心不已！從什麼時候開始，他經受那樣一種深深的愧疚感的無盡折磨？他是否考慮過，他將怎樣和能否償還因為自己的行為所導致的難以彌補的後果？豈是別的，而是無數人因此送了性命！什麼“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他就這樣把自己的靈魂抵押給了魔鬼？這種心甘情願、死心塌地最終帶來了什麼嗎？是否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歷史將還他一個清白之身？讓他的靈魂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些冤屈的亡靈會不會在陰間跟他纏繞不已？他是個真正的無神論嗎？相信自己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從他生前有所顧忌、有太多顧忌的情況來看，又不像；那麼他是一個有神論，他崇拜的神是毛澤東嗎？他不是眼看着毛澤東作為他的下級一步一步提上來的嗎？在將毛澤東看作“人”和看作“神”之間，所跨出的最關鍵的一步是什麼？這個跳躍是如何完成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風雲突變的歷史舞台是怎樣劃分和銜接的？

　　但是一般老百姓如吾輩，並不是莎士比亞，離莎士比亞有十萬八千里之遙！還是把那些複雜迷惑的心理過程，丟給偉大的天才和智者們吧。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有權利對大人物的心理狀態、心理動機不感興趣，也不想對他們的為難之處負什麼責任。他們有他們的難處，我們還有我們的難處呢。我們每個人難道不也是生活在種種為難的處境之中？說這個難道有什麼意義嗎？該做的事情不是還得去做嗎？同樣，我們每個人也要獨自站在歷史或者上帝的審判面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做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成員，一個政治和經濟共同體中生活的公民，我們關心的是這個共同體中的政治家們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是他們在公開的、決定性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現，是在政治決策方面的看得見的行為。因為這種決策將以一種普遍性覆蓋全民族每一個人的生活，令他們因此得福或者遭禍。

　　假如你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致通過”某個打倒老幹部的決議，儘管內心多麼不贊成，但是並沒有阻止這種決議的產生和發揮效用，你會後、事後再力圖做出某種補償，只能是杯水車薪！你保了張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長級而副部級呢？你保了黨內的要人而黨外的呢？中南海住滿了怎麼辦？你保了上層而下層呢？在下層發生的並不比上層更不殘酷，許多下層的工人農民也一樣迫切地需要保護呢？他們怎麼辦？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來親自一個一個簽字、畫押？人命早就沒了！早就人頭落地了！不說別人了——已經落腳在周恩來家的賀龍他就沒有保得住。屈從林彪的壓力，周不得不在某日交出賀龍，從此賀龍一去而不復歸。

　　從這個立場看周恩來的那些富有人性味的舉動，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我們的小學課本上至今還有鄧媽媽為周總理縫補睡衣這一課，真是愚蠢之至！周恩來穿什麼睡衣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做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人們對他的要求應該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水準，是否還有人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漢娜·阿倫特花很大力氣來劃分——某個人在亮起來的公共舞台上的行為與他偷偷摸摸所做的好事之間不可混淆的區別，認為後者是處於“公共生活的對立面”上。某種“善行”處於隱蔽狀態，迴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擔的責任，逃離了在民族共同體的政治生活中參與和發揮影響——無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決定性的作用。在從看得見的公共視野中消失之後，“好人仿佛從虛空中冒出來”，而從虛空中冒出好人還是壞人純屬偶然。着眼於公開的生活公開的行為以及所導致的巨大結果，阿倫特接近這樣一個結論：光憑良心是靠不住的。

　　把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如雷鋒，當作民族倫理的楷模，這是一個民族喪失了公開的政治生活、喪失了起碼的公共生活及其尺度的嚴重信號。而對事後、背後、私下裡所施加的小恩小惠感激不盡，仍然是臣民心理而完全不是平等的公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