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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拳王的故事

　　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曾經有自己的拳王，更沒有人知道這位拳王所遭遇的離奇命運。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這位中國拳王一生的不幸僅僅是因為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一個世界拳王之夢……



青年余吉利（後排左一）和運動員們合影

余吉利在1953年獲得全國拳擊賽冠軍

余吉利以為，拼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女兒改嫁了。余吉利全家福（約1960至1961年）

54年後的余吉利還保存着已經變得脆弱的“革命軍人證書”

　　1.這個人太特別，曾經是全國拳擊冠軍

　　讀到余吉利，是在李梧齡的回憶錄里。李梧齡智力過人，當年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提前一年畢業，留校任教，被認為在物理研究上會有輝煌前程。陰差陽錯，1958年，22歲的李梧齡遇無妄之災，遂由復旦大學送上海橫浜路收容所，轉安徽白茅嶺農場。待重新回到專業，已是21年後的事情。

　　白茅嶺農場遠在安徽，卻曾在上海赫赫有名。當年上海人提起白茅嶺，會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臉色。那個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若夠不上送監獄，白茅嶺是個主要去處。去了，也就失掉那個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戶口，多半再不能回來。

　　李梧齡在白茅嶺輾轉幾個分場，遇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名字並不多，幾十年過去，他偏偏記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別，他曾是全國拳擊冠軍。讀到這頭銜，我多少有點將信將疑，直到多年後，余吉利真真切切出現，我才相信，一本回憶錄就是一段真實歷史；裡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

　　余吉利坐在我對面，我仔細打量，想找出全國冠軍的影子，反覺得面目不清，他本來眼睛不大，一隻眼睛還在發炎，紅紅的只留下一條細縫，另一隻也不停在眨，顯然感覺不舒服。一開口，他的詞語都粘在一起，語流滾動極快，我豎起耳朵才勉強能聽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飛路927弄，稱霞飛坊。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所謂新式，其實就是西式。這一帶是法租界。霞飛坊是仿法式住宅，卻不是法國人建的。1924年，霞飛坊由比利時聖母聖心會普愛堂投資建造，一大片整齊的3層磚木住宅，到今天還是一景。余吉利的父親余宏基就在比利時房屋公司工作，是個普通職員，母親在家帶幾個孩子，家境還算不錯。

　　少年余吉利在銘本小學讀書，又進雁盪路業餘中學。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學外語系的大學生黃曉陽。他比余吉利大五六歲，從黃家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家。黃曉陽是業餘拳擊愛好者，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擊這一行。提起已經去世的黃曉陽，余吉利仍然充滿感激，稱他為自己的啟蒙老師。那是1946年、1947年之際，余吉利才十六七歲，貪玩而漫無目標，就在即將成年、卻不知下面的路怎麼走的時候，拳擊運動讓他忽然有了人生方向。

　　上海開埠，就是開放。早在1915年，虹口娛樂場一帶就主辦過第二屆遠東運動會，也就是今天虹口公園和虹口體育場附近。上世紀前半葉，上海舉辦了一系列國際運動會。拳擊運動在19世紀末傳入上海，在租界流行。那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是體育活動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專派體育幹事艾克斯納前往上海，協助成立體育部。1940年，青年會開始辦拳擊訓練班，教練是個名叫D.B.Reich的法籍猶太人，每隔兩周舉行一次邀請賽，邀請精武體育會、西僑青年會、俄羅斯總會、法國總會、猶太總會等拳擊手比拳。黃曉陽把少年余吉利帶去，直接向外國拳擊手學拳。余吉利身體條件好、刻苦，對拳擊非常投入，也長進飛快。

　　2.拳王應徵入伍，打遍軍中無敵手

　　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同年5月27日，上海政權易幟，19歲的余吉利迷戀在拳擊愛好中，對政治並不關心。最初，政權變更似乎並沒有給拳擊世界帶來什麼突變。基督教青年會仍是拳擊運動中心，繼續在八仙橋和四川中路599號的會所舉辦訓練班。八仙橋還是那個猶太人教練，四川路會所由當時著名中國拳王周士彬任教練。在余吉利剛開始學拳的1946年，24歲的周士彬已是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七國拳擊賽冠軍。余吉利至今珍藏當年他們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會還在八仙橋會所舉辦拳擊比賽，參加比賽的有大同中學、復旦大學、東亞體專、滬江大學、滬江附中、聖約翰大學附中、精武體育會、中華體育會、環球化學廠、青年會等，共40餘人參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軍體部和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聯合舉辦中西拳擊對抗賽，以門票收入救濟失業青年。

　　余吉利這段時期的記憶非常個人化、目標單一，記憶中的那兩年，就是不斷練拳和比賽。他不善描繪自己的業績，只簡單一句帶過，說當時自己“打一打就贏，打一打就贏，就變成了上海隊代表”。就在這段時期，漸漸地，猶太教練消失了，那些參加青年會拳擊比賽的私立學校也消失在院系合併的潮流中。青年會越來越邊緣化、民間體育組織逐漸退出，政府體育組織開始成為中心。拳擊也基本歸了官辦。余吉利不是很在意這些變化，只要能打拳，他就滿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跑馬廳，成立足球隊，還舉辦一系列體育義賽，以門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一次市級比賽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個上海市冠軍。這次榮耀給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跡，是一張冠軍杯照片。看着照片我問，“獎盃呢？”余吉利輕描淡寫回了句，“送人了”。就是這隻送人的冠軍杯，給余吉利引出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父親去世。不久，幾個軍人找到他，問他是否願意參軍去。原來，當時解放軍軍事學院體工隊打算成立拳擊隊，看中這個年輕的上海冠軍。余吉利高高興興參軍去。

　　54年後的余吉利，還保存着已經變得脆弱的“革命軍人證書”，摺痕處已經有了破洞。證書上方，是對稱兜掛的紅色軍旗和八一軍徽，下面坦克軍艦俱備，兩邊戰鬥機凌空而起。底部的綠色枝葉纏繞紅色緞帶，托住粗粗重重的寶藍色邊框，色彩濃烈。證書是正體直排，由右及左：“革命軍人證書余吉利同志系 1952年12月參加我軍，現在本院工作，其家屬得按革命軍人家屬享受優待。此證”。下面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沒有斷句，發證日期是余吉利參軍半年後的1953年6月2日。我不由得在心裡嘆了口氣：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參軍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軍中無敵手。1953年11月，天津舉辦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大會，相當於全運會前身。代表華東的上海選手陳新華獲輕量級冠軍，周士彬獲中量級亞軍。余吉利以全軍第一名成績代表解放軍隊參賽，擊敗所有同級對手，成為次中量級全國冠軍。那一年，余吉利23歲。

　　3.懷拳王之夢試圖出走，公安布置超常警力捕獲

　　此後兩年，沒有舉行全國性拳擊比賽。當了三年多體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來到上海市曹陽第二中學任體育教師。

　　1961年8月30日，區教育局調動，他去了甘泉中學教體育。家搬到襄陽南路，余吉利成家了，妻子是籃球運動員，也教中學體育，有了兩個年幼的女兒。

　　誰也沒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麼了？”我很想聽聽他的說法———怎麼就去了白茅嶺。余吉利回答很簡單。他說，“你這個年齡，都知道的，那時買糧要糧票，買糕點要糕點票，魚票肉票，什麼都要票。我娘那時靠着我，我想，假如能去香港，家裡日子好過些。”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那幾年不是票的問題，是持續三年饑荒。余吉利看着飢餓中的老人孩子特別心焦，也是正常。

　　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上海，有些奇怪。一方面，10年下來，上海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改造思想，不勝進步。可總存着些說不清也道不明的與上海歷史、市民特質相連的東西，似乎難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講大道理，他不會和你爭，道理太超越生活，他會在肚子裡暗暗有落低的評價。總有一些人，留在舊日世俗心態中，不肯緊巴巴要求進步，跟不上，會索興放棄。余吉利天性喜歡自由自在。四年體育兵，並沒有使他發生太大改變，本質上還是那個獨立執著而又性格散漫的拳擊手。回上海，他又回到原來的朋友圈，黃曉陽還是他的好朋友。這個圈子裡，自然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對他們來說，香港永遠是令人嚮往的迷人都市，甚至就是亞熱帶的上海，有他們習慣了的邏輯和生活。

　　三年饑荒的日子裡，香港又凸顯為郵寄食品的豐富源頭，誰家有個親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飢。這時，余吉利的朋友圈子裡，流傳起廣東人向香港大遷徙的消息。

　　傳言不虛。當時，城市飢餓狀況和農村相比，堪稱天堂。大量鄉村斷糧，有性命之虞，廣東也不例外。對廣東人來說，香港近在咫尺，是無法抵擋的誘惑。1958年港英當局實行出入口平衡，廣東每天出入香港只不過50來人。1961年7月，在饑荒壓力下，廣東當局開始實行放寬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廣東出現大批越界向香港遷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為勢頭過猛，很快政策收緊。1962年6月14日，廣東開始制止和堅決收容非法遷徙。當時各路消息傳播緩慢，待廣東寬容遷港的傳聞傳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氣去廣東探個究竟，已經整整慢了好幾拍。不僅遷港大潮早已阻斷，在新政策下，這樣的企圖已被列入要打擊的罪行之列。

　　廣州探了個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學同事黎國良和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國良還托人給他帶口信。一切都晚了。事後公安人員告訴他，考慮他是全國拳擊冠軍，抓他時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對他不客氣。說到這裡，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麼會抵抗。他都承認，是想去香港，擺脫食物票證不足的困境，他懷着最後一線希望，希望獲得同情，從輕發落。

　　這希望還是落了空。議論偷渡被歸作企圖策劃“叛國投敵”，余吉利被處以三年勞教，先送收容所，然後，武裝押解下，被大卡車送往安徽郎溪、廣德兩縣交界處，那是上海監獄管理局下轄的上海市白茅嶺監獄。

　　4.在白茅嶺監獄勞教期滿卻沒有“刑滿”回家的限期

　　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建於1956年3月，最初為上海遊民殘老、流浪兒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稱白茅嶺農場。

　　一切發生得太快，如腳底突然裂開一條峽谷，余吉利只見自己飛速往下隕落，又像是落在一張大網中無法掙脫。問起來，他如同回到當年，搖着頭連連說：“我腦子亂極了亂極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亂思維中，余吉利以最後一點理智和勇氣，斷然作出一個決定。他提出離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嶺，是終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會受株連。

　　他的相冊里，我發現一張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時光的紀念。泛黃照片上，憨厚的年輕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種健康而陽光般燦爛的美好，他們各抱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相差兩歲，只一點點大，正在最可愛的年齡。我無意中翻過照片，後面是拳擊手用藍色鋼筆拙拙書寫的幾行心情：“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憂心忡忡？65.3.16.燈下”。余吉利不善表達，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嶺的燈下。我突然覺得越不過去，我不可能越過這張照片後面的故事，聽憑它被人忘記。

　　余吉利告訴我，他還是本能地懷一絲僥倖，企盼成為他活下去的支撐：也許，拼命勞動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許，大環境改善後，可以和妻子破鏡重圓，也許，能重新回家擁抱女兒，也許，發生的事情是一場可以醒來的噩夢。可是，消息傳來，妻子帶女兒改嫁了。三年勞教期滿，他必須留場，沒有刑滿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分流五隊，三年後轉到分流四隊。就在那裡他遇到李梧齡。他們一武一文，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氣質上卻似乎又有某種相通。這種精神上的緣分，使李梧齡在回憶錄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那本回憶錄，翻到那一頁，驚訝地發現，李梧齡隨手幾筆，卻無意中記下了余吉利內心的一點隱秘：余吉利當年想去香港，原來並不僅僅是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離開專業隊，余吉利還是迷在拳擊里。1958年全國20城市拳擊錦標賽，余吉利和上海市業餘隊隊友一起獲團體第一名。單項比賽中，余吉利獲輕中量級第三名。這一次，36歲老將周士彬獲次中量級冠軍。余吉利似乎不願對我提起這場比賽。雖勝敗乃兵家常事，可28歲的余吉利打了個第三名一定很懊喪，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勁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奪回冠軍來。可是，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沒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國迎來大躍進的年代，不僅是工農業刮着浮誇風，教育體育無不拖入其中。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黑龍江省宣稱每個縣要辦一所大學，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學也順勢把一批政治不可靠的教授清掃出去。

　　接着就是浮誇風帶來的大饑荒，農村縣城普遍陷於恐慌，自然再不提“辦大學放衛星”的躍進幻想，被掃出去的教授們也就默默被人遺忘。沒想到，這兩極震盪，居然也衝擊了拳擊運動。

　　1958年體育運動大躍進，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上“放衛星”，拳擊界亦不例外，突發高燒盲目發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專業教練指導，紛紛成立拳擊隊，出現不少不該發生的傷害。上海機床廠一名青年工人，比賽中被擊傷頭部又缺乏恰當護理，不治死亡。一時傷亡頻報，國家體委倉促宣布，第一屆全運會拳擊項目取消。上海隨即停止所有拳擊訓練。自此整整20年，拳擊運動整個從中國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們興許還沒有回過味來，他們經歷了一個輪迴。運動本是民間意趣、個人本能，是自己鍛煉、自己組織比賽的民間活動。全部收歸官辦，取捨的決定也就歸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余吉利苦苦等候過恢復拳擊運動的消息。可五年過去，1963年，他已經33歲，拳王生活在一個沒有拳擊運動的國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時，朋友們議論起遷徙香港的可能，對1963年的余吉利來說，不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種可能，更是拳王運動生命的最後一線生機。

　　在絕望的白茅嶺，已經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難友李梧齡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過的世界拳王之夢。

　　今天，眼前77歲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這一層。一顆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處。中國有過幾個拳王？他還有什麼必要解釋自己當年的理想和對事業的渴望？

　　5.自由拳擊手最後的自尊，約50歲時擅離勞教農場

　　惟母親還在等待兒子歸來。余吉利在白茅嶺，母親在上海，經歷1966年的“文革”，又迎來1976年的“文革”結束。母親仍然沒有等到兒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戶口遷回家的消息。又過了三年，1979年，母親終於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喪，心灰意冷。據當時規定，母親在，他還有幾天探親假，理論上說，也還存着政策改變返回上海的可能。母親一走，和上海的最後一點聯繫被切斷，從今往後，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離開白茅嶺，他要和無數留場人員一樣，埋在山裡了。這樣的前景，他實在不甘心。

　　1979年，整個局勢在鬆動，49歲的余吉利感覺自己還強壯，年輕時獨立闖蕩的心又在復活。他作了個決定，闖出一條活路來，他跑到青島開始教拳，只要有口飯吃，能自由，就滿足了。作這個決定並不容易，那個時候，擅離一個隸屬上海監獄管理局的勞教農場，要有觸犯天條的勇氣。這也是別人都不敢離開的原因。

　　上海是個民間氣息很重的地方，會竭力維護一點私人領域，你大可判其為“俗”。也正是這點俗，使它總是能頑固給自己保留一些正統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現可能，人們就會繞開嚴肅話題，去嘗試，去小心推動這點想法的實現。上海精武體育總會就是一個例證。

　　上海精武會是中國最早的體育民間社團，始建於1910年。在同盟會陳其美、農竹、陳鐵生倡導下，由霍元甲創辦了其前身精武體操會。最早將西方體育觀念和訓練方法引入中國。1922年，陳公哲在上海橫浜橋福德里覓得空地，以會員集資，建造精武中央大會堂。1924年培開爾路總會撤銷，遷入這裡辦公，就是精武會現在的會址，記得我們小時候，誰都可以花上一點租金，租用裡面的體育設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嚴格秩序中，精武會雖是半官辦，卻仍是殘存的一口活氣。而這口活氣，在“文革”中更名為“要武體育館”時又被一把悶住，精武的歷史檔案、刊物攝影、武術器械等等，俱一併銷毀。

　　上海的民間是韌性的，“文革”結束，精武體育會趁國家政治上“撥亂反正”的口號，最早恢復了拳擊訓練班。

　　就在中國拳王余吉利惶惶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嶺而內心掙扎的1979年，美國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給中斷20年的中國拳擊運動帶來了復甦希望。因為鄧小平在接見阿里時說了這樣一句，“拳擊運動也可以成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的渠道”。

　　國家恢復拳擊運動還在阿里初次到訪的七年之後。精武會卻率自先行。精武會仍記得余吉利是它的會員，上海民間自有他們的邏輯，他們不管白茅嶺而只認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會舉行拳擊表演賽，特請了“擅自離農場不歸”的余吉利。

　　50歲了，他重新走上拳擊台。這已經不是爭強鬥勝的年齡，他卻永遠感激這場比賽，是精武會，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個自由拳擊手的尊嚴。

　　6.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拳王77歲卻一無所有，正為退休金奔波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訪華，訪問了上海精武會，在上海體育學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舉行了表演賽。1986年，阿里三度訪華，同年6 月，國家體委終於在秦皇島會議宣布：恢復拳擊項目。一個月後，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結果，一紙“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複查決定”：“余吉利，男， 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無業。原住襄陽南路510弄21號，現住蒙自西路41號。余因企圖偷渡問題，於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審查，同年 4月20日被收容勞動教養。經複查，余曾與他人議論具體偷渡去香港的辦法，是事實。但在留審期間已作了交代，原對其收容教養不當，應予糾正。據此撤銷 1963年4月29日對余吉利收容勞動教養的處分決定。”

　　中國拳擊運動恢復了。余吉利的處分撤銷了。他孑然一身，一無所有，55歲。

　　1987年6月，中國拳擊協會被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正式接納為第159個會員。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國運動員江濤獲91公斤級第五名。1997年，67歲的余吉利結束最後一份體育代課老師的臨時工工作。這時候，余吉利才剛剛發現，自己沒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對面的余吉利，一個念頭愣愣出現：假如中國拳王幾十年的欠薪被忘記，對我們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那麼今天民工們拿不到欠薪也就沒什麼稀奇，那只是我們傳統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灣拳擊手在上海開了一家飯店，請拳擊界人士參加開張典禮。77歲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請之列。在台灣拳擊手眼中，拳王永遠是拳王。他不會知道，拳王坐在那裡正心力交瘁。那一陣，在朋友們鼓勵下，余吉利又開始新一輪奔走，這次，是試着爭取一份退休金。他兩次給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轉回區教育局，隨後就沒了音訊。他去當年任教的學校，學校告訴他，檔案已在“文革”中遺失，沒了依據。他一個個地找到幾十年前的同事，請他們出具曾經工作的履歷證明。他被迫再次試着用紙片拼湊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證明自己曾是名揚全國的拳擊冠軍，只是證明自己曾經有過一份正當工作，這工作的中斷是源自公安一個錯誤的行政處理。

　　奔走還在繼續，至今還沒有什麼結果。

　　我最不會安慰人，不知說什麼才好，尷尬間，想到余吉利一生遭遇都是為一個和香港有關的念頭，我不由轉了話題，“現在開放‘香港自由行’，你後來去過香港嗎？”

　　“沒有。”余吉利平靜回答，眼中沒有波瀾。

　　我突然想起聽過的另一個“香港故事”。二嫂告訴我，她工作過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有個青年工人張國良。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時間，張國良私下與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塊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這句話被人揭發，他在“文革”中成為“現行反革命”。最後，在創作室優雅小教堂建築的頂樓隔離室里，自縊身亡。後人提起創作室，均以出了一個陳逸飛為榮，無人再提張國良。

　　這個香港故事，我沒有講給余吉利聽。（錄入：陳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