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5/11/16 出處：南風窗
　　對話九旬老人任仲夷

　　關（關山）：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難度大得多，誰願意冒這個風險？

　　任（任仲夷，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參與和見證了廣東改革開放艱難的第一步）：這一關始終得過，現在不過，以後說不準更難過。我總感到現在的闖勁還不夠。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小平南巡時就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政治改革之所以滯後，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怕亂，其實政治改革不會大亂的。因為，中國絕大多數人都不想亂，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敗，人心思變。這也是中國的國情。有了這個基礎就好辦，當初撥亂反正政策幾乎來個180度轉向，但社會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驟、方法對頭，今天政治改革一樣亂不了。因為這是順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關：在中國，政治改革勇氣是需要的，但也要講策略，這方面你有什麼高見？

　　任：再過兩三個月我就91歲了，老啦，談不出什麼高見，淺見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種“試驗田”、“一切經過試驗”的辦法我看可以用。政治改革必須審時度勢，先做試驗，突破一點，再行推廣，就可以穩步前進。可以在某一個地區、某一個領域先搞試驗，取得經驗，然後推廣。

　　我認為只要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有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擁護，穩步前進（先做試驗就是為了穩嘛），是出不了大亂子的。

　　關：廣東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改革開放後，中央、國務院就明文把廣東、福建定為“綜合試驗省”，深圳定為經濟特區，賦予先走一步的任務。這個文件直到現在並未收回和撤銷。中央曾希望廣東“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怎樣增創新優勢？增創什麼新優勢？我看關鍵還是要在體制改革上下功夫。

　　關：關於解放思想，你有什麼看法？

　　任：我看這是進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在意識形態方面，我們也需要與時俱進。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小平同志就說：“革命政黨最怕是聽不見人民的聲音；最怕是鴉雀無聲。”況且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寫進憲法裡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中央不是反覆強調要依法治國、保障人權嗎？

　　關：還有什麼好的建議？

　　任：我看政治改革還是要像經濟改革那樣，學習借鑑人類一切先進的東西。用...的提法就是“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這說明他們管理國家積累了豐富的、成熟的經驗。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關：改革的闖將，原深圳蛇口開發區主任袁庚曾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借鑑西方社會先進的政治文明。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任：我贊同袁庚的觀點。現在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三權分立”指的是這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平衡，它的本質就是制約權力的濫用。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應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過去我們搞的“一元化”領導那一套教訓還不深刻嗎？當然，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而應該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樣，學習借鑑“三權分立”其中的科學成分，創造性地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

　　現在，像袁庚這樣敢想、敢說、敢闖、敢幹、敢於創新的實幹家再多一些就好了。

　　關：說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就是透明和公開。我今年初去了一趟北歐考察，感觸良多。這些國家公共部門的一切開支、每一筆經費的去向和每個公務員的收入財產都是公開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體監督。你不但可以在相關網站上找到國家領導人（包括皇室成員）的財產和收入資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員公務宴請的菜單和費用以及出差的報銷清單。有一位高官只不過公務宴請時上了一道鵝肝，就被傳媒批評超標而丟了官。如果中國也這樣做，想腐敗都難。

　　任：這種辦法好，簡單易學，不難辦到。現在電腦已經很普及，每個單位都有，上網就是了。這又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利黨利國利民，說不準每年還可以省下1000多億的公款吃喝費。

　　關：任老，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任：中國的改革仍未過大關，“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