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有的群眾組織又到山西學習奪權經驗，在軍區機關起草了所謂“聯合奪權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擁護王、張的要奪權，一派反對王、張的不同意奪權，兩派就鬧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聽說一派就成了“三軍造反派”的組成部分，參加搞“斗羅籌備組（處）”，揪斗羅瑞卿同志遊街，綁架劉志堅同志，還搞什麼“百丑圖”。這樣，從軍區機關“四大”又發展到北京參加全軍“四大”去了。後來，還發生了大軍區的造反派去甘肅省軍區靜坐，“四大”停了以後，又企圖衝擊軍區辦公大樓等。在這種情況下，軍區黨委就完全癱瘓了。

1977年6月被免職後，當時的蘭州軍區黨委在1978年發了一個“四號”文件，說我“破壞文化大革命”﹑“陰謀反黨亂軍，篡黨奪權”，這完全顛倒了是非。我和張達志同志當時毫無自由，我身為軍區政治委員、黨委書記，一直被殘酷鬥爭，我怎樣去奪權？我要奪誰的權呢？我總不能自己奪自己的權吧！所以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就在機關“四大”正進行期間，全軍文革小組還給各大軍區發來電報，徵求連隊可否也一樣搞“四大”（大意），要我們提意見。常委們專門討論了這個電報，除王XX外，其餘人都不同意，黨委給全軍文革小組回了一個“不同意連隊搞‘四大’”的電報。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誰要“亂軍”嘛。

1968年7、8月間（具體時間記不清了），五0四廠對空防禦的蘭州軍區空軍高炮一師一名副參謀長叫潘繼祖的，一天夜裡，背着該師師長、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調動三個團的兵力，八十二輛大卡車，要攻打蘭州軍區，揚言抓到張達志、冼恆漢可以不請示報告，就地槍決。當潘給部隊動員講話時，有兩個團的政委質問潘：“這樣大的事，師長、政委怎麼不來？”潘不回答。他們立即跑步前去告訴師長閻福增，這樣才把潘當場逮捕，事件才沒有發生。這個事件的主謀者潘繼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黨集團的吳法憲用專機押回北京，包庇下來了，審訊結果怎樣，從不告訴蘭州軍區。“9.13”以後，1972年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我在小組發言時又一次嚴肅地提出此事，並登了簡報，要求中央派人審查，並將情況告訴蘭州軍區，以解開壓在我們心中的疙瘩，可後來也沒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江青竄到西北組接見西北各省的負責同志，她突然說：“楊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漢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沒有記清那個人的名字）她又轉過來對我說：“你們那裡的潘繼祖也放了吧。”楊勇和我都未吭聲。（事實上潘繼祖早已押到北京，並不在蘭州）這些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到底是誰在“亂軍”？

1967年2月12日，軍委指示要各大軍區停止“四大”，準備參加“支左”。但實際上停不下來，張達志和我說話沒有人聽。在這種情況下，另一派群眾組織拿出了紅衛兵轉來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寫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軍區黨委處理。

當時，我召集部分常委開了個會，要高維嵩同志去北京匯報，請求中央軍委派人解決蘭州軍區的問題，並報送王XX自首變節的材料。高維嵩同志到北京後，當時肖華接見了他和原軍區政治部幹部部長劉凱（已病故）。肖華沒有讓他們匯報軍區的情況，就說：“你們軍區黨委的報告我看了，你們那裡的情況我們也了解。王XX這個材料是個高質量的叛徒（他連說了三聲叛徒）。現在你們簡單談一下，還有什麼意見和要求。”最後他答應軍委派人到蘭州軍區解決問題。在這次接見中，肖華還指示蘭州軍區查一查王XX與黃克誠、薄一波的關係，（據肖華講王當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是黃克誠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犧盟會出來的幹部，因此肖華要把王XX與黃克誠與薄一波掛上勾。幸虧我們沒有查，否則又是一大罪狀。）

過了兩天，肖華又找高維嵩同志談，大意是，軍委不派人去了，你們自己解決，辦法是整頓機關，有問題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頓，有問題的人就停職檢查，把張、冼、王、張都調到北京來，讓群眾在整頓機關中背靠背的揭發。揭發一段後，如果需要他們回去就讓他們再回去。並說，張、冼來了住京西賓館，王、張來了住海運倉。對你們的問題，軍委還要開會研究，然後再正式批示。對王、張的問題，同意你們的意見，應該有所區別。王XX有歷史問題，隔離審查；張XX沒有歷史問題，停職審查。高維嵩同志電話傳達這些指示後，他們於3月15日由北京返蘭，我們四人於次日從蘭州一起乘專機去北京。一下飛機，軍委派來接機的兩輛車已經在等待，其中一輛車將我和張達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賓館，另一輛車將王XX和張XX拉到海運倉。

1967年4月4日，中央軍委對蘭州軍區機關“四大”的問題，專門發了個電報指示說：要整頓軍區機關，在整頓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左派，打擊右派……

由於在蘭州軍區機關“四大”期間，我是一直處於被批鬥狀態，“四大”停止以後，我又被暫時調到北京，讓群眾背靠背地揭發。所以軍區機關搞“四大”、王XX的定性為叛徒、搞整頓機關，都是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一手定的。特別是整頓機關，怎麼定的、怎麼搞的，具體問題我沒有過問，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後，肖華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領導大抓所謂“冼家幫”時，卻把王XX定叛徒和軍區“四大”以後進行機關整頓統統推到我的頭上，說成是冼恆漢和高維嵩一手製造的大冤案。高維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華，就當面問他當時代表軍委接見時是怎樣指示的，又是怎樣親口交代的，而且有軍委的正式批覆等，現在怎能說是我和冼恆漢一手製造的呢？請你再回想一下，說句公道話。肖華則矢口否認說：“我沒有聽過你的什麼匯報，也沒有看到你們的什麼報告，更沒有說過定王XX叛徒和要你們機關進行整頓的話！”說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軍委讓我回到蘭州，緊接着我便奉命調出參加地方“支左”，並立即去北京領受“支左”任務，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蘭州，從此以後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於當時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區）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軍隊的事情，包括整頓機關以及王﹑張案子的具體審查，我都沒有具體過問。

1967年軍區常委在討論所謂王、張的案子時，我參加過兩次會議。作為蘭州軍區黨委書記，對將此案定性為“篡黨反軍集團”， 我是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定案會上，我講了一些錯話，對因此案受到打擊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們賠情道歉。

這個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蘭州軍區黨委1978年第4號文件中，給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軍亂軍篡黨奪權”的帽子扣到了我的頭上，這樣的帽子我能接受嗎？要實事求是嘛！我是軍區政委，反誰的軍、亂誰的軍呀？我是軍區黨委書記，篡誰的黨、奪誰的權呀？合乎邏輯嗎？

機關“四大”停止以後，由於要落實“支左”任務，我們成立了軍區“支左”辦公室，當時軍區派出了楊嘉瑞同志擔任“支左”辦公室的負責人，跟隨我一起參加對甘肅地區的“支左”工作，這也就是蘭州大街上出現“打倒張、冼、楊，解放大西北！”大標語的那個時候。

“支左”辦公室成立不久，大約是5月間，我和張達志同志在參加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肖華、楊成武同志在會上又點了楊嘉瑞的名，說：“你們軍區有一個叫楊嘉瑞的副司令，這個人是賀龍線上的，是‘賀龍分子’，不能參加支左。”還要我們回來後給軍委寫報告，免掉楊嘉瑞的副司令員職務。接着總政通知軍區政治部派人（據說是軍區幹部部科長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領受審查楊嘉瑞同志的具體指示，楊嘉瑞同志的審查就是從這樣開始的。

與此同時，地方上又轉來一個材料，陝西關中地區有人揭發他在彬縣當國民黨保安中隊長期間，殺害三名要投奔紅軍的人。經過反覆調查，據說有人證明有這件事情，而楊本人卻不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請示我怎麼辦？我當時說：“算了，再不要調查了，就是有這個事情也是個歷史問題。楊已年過七十了，你們給他談清楚就行了。”審查人員把我這些話如實地向楊講了，楊還專門給我寫了信，表示感謝。

70年底，林彪搞了一個一號戰備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當時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陝西省興平縣，沒有房子住，我知道後，叫軍區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興慶公園軍區干休所。

在審查楊嘉瑞同志這個問題上，我執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錯誤的。我願意再次向楊嘉瑞同志賠情道謙。

說個老實話，在當時那個歷史條件下，有許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當時犯錯誤；做了，過後犯錯誤。軍區“四大”，我挨整遭批鬥，是受害者；“四大”過後，我也審查過別人，同樣，別人也挨了整。這個現象在“文革”過程中和“文革”後期，應該說是很普遍的，它是我黨在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的特殊歷史時期的既違心而又不可抗拒的產物，任何時候回想起來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誠地希望我黨歷史上悲劇不再重演。

全軍唯一老實接受批鬥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城市燒到鄉村，從軍外燒進軍內。

奉軍委命令開始的軍區機關“四大”，最先鬧起來的是文工團和體工隊。之後不久，軍內軍外的“造反派”開始相互串聯，衝擊軍區領導機關。軍區大院內大字報鋪天蓋地，“打倒張﹑冼！”的大幅標語象一幅幅巨型輓聯從辦公大樓上垂懸而下，我們住的宿舍乾脆被大字報和大標語糊了起來，只留下一個門洞進出，門上還貼着白紙黑字的大對聯，怪滲人的。記得運動開始後不久，我廣西老家來親戚看我，這些少數民族邊遠山區的純樸農民哪裡見過這個陣勢，當時就嚇得渾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吳傑便買車票打發他們走了。

“四大”開始初期，我和張達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還是抱着歡迎群眾監督的態度，認真接受群眾批評的。但事態的發展卻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造反派對我們搞起了人身攻擊和逼迫審訊。

這些恥辱對於我們這些跟毛主席幹了一輩子﹑尤其年齡已五﹑六十歲的人來講，實在是不可理解和難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文革小組，電報卻一封接一封不斷，要我們滿腔熱忱地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要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

運動開始以後，我的公務員以及保姆﹑大師傅都被造反派趕走了，家裡的大孩子們也都出去串聯了，老伴吳傑是省委檔案館館長，為保護檔案，經常在館裡顧不得回家。

我和張達志同志的宿舍緊挨着，我的小兒子當時十二歲，我們挨斗的時候，他便和張達志同志六歲的小女兒圓圓一同去送飯。飯是他們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鍋糊米飯，下面還埋着雞蛋和未熟的綠豆。兩個孩子一路走還沿途檢些散落的傳單，準備留給我們回家看。可常常是飯沒送進去反還讓罵一頓“保皇派”被趕出來……

那時候造反派經常去家裡胡鬧，有時候剛參加完批鬥會回家睡下沒幾分鐘，另一派的又來揪斗。為多睡會兒覺，我和張達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後窗樹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後再進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樹底下睡着了……

當時，全國軍隊（機關）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造反派無法無天，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很多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因不堪凌辱，紛紛跑到北京迴避，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還有些住進了醫院，南京軍區的許世友更是帶槍上了山。

後來，軍區“四大”結束後，我們在北京開會碰到一起，許司令還對我嚷嚷：“誰象你們一樣，還老老實實等着人家斗？”吃飯時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說我和張達志是全軍唯一老實接受批鬥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由於各大軍區“四大”期間都是文藝團體鬧得最凶，因此，“四大”結束後，由南京軍區帶頭先解散了這些造反派的發源地。我們也步南京軍區後塵，解散了軍區戰鬥文工團和軍樂隊﹑體工隊。這些人後來聽說有的轉了業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鄉另謀出路。當年他們造反的時候還都很年輕，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們，他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說：“張、冼是老實人。”

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間，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去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些會議。有時候是中央叫去聽匯報，有時候又是全國會議的西北組召集人，因此，與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觸機會也就相對多一些。

那個時候經常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個電話打來，緊接着隨後專機也就到了。中央和軍委召集的會議一般都在京西賓館，會議都很保密，尤其是黨的全會，基本都是會議開完後才見報見廣播，在整個會議期間媒體是決不做報道的，只有“美國之音”才在夜深人靜時作一些猜測。

住在京西賓館開會，尤其是全國性的會議，低頭抬頭吃飯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諸侯”。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親戚在北京，由於會議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時候子女和親戚來訪，就安排在專門的房間裡，個別時候安排不下就兩家進一個房間，我就遇到過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個房間裡接見女兒。過後，大家都大發牢騷，對此種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賓館，過的是集體生活，吃飯十個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飯票。那個時候我們是吃一塊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員是八毛錢一天。經常看見陳永貴﹑吳桂賢﹑尉鳳英等人和工作人員一道去吃八毛錢一天的伙食。這些從基層上來的同志工資並沒有增加，國家給一些補貼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們都很節儉。在我們省上開會時也一樣，有些基層的幹部還自帶乾糧呢。

軍隊“四大”結束以後，毛主席決定讓解放軍出來“支左”。5月，毛主席接見了在北京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我和張達志也參加了接見。剛剛經歷過“四大”的批鬥，被毛主席接見就是得到黨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們的心情都非常激動和興奮。毛主席和我們一一握手並與我們一起照相留念，當周總理把我和張達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邊並介紹我和張達志經歷“四大”的情況時，毛主席指着我和張達志同志說：“張、冼是老實人！”主席的一句話，說得我心頭一熱，頓時百感交集，覺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理解，什麼委屈都煙消雲散了！在後來的一些接觸中，主席又幾次講過“冼恆漢是個老實人”的話，使我終生難忘。

1971年“9.13”時，總理半夜給我打來電話，當時我已吃了安眠藥，腦子昏昏的，一聽是總理的電話，便立即強迫自己清醒過來。總理說：“那個經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張達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緊急戰備。”第二天，總理又親自打來電話落實戰備情況，在詢問完畢後，聽得出總理心情很沉重，他說：“冼恆漢同志，西北地區你要做牽頭人呀。”我當即表態：“總理，我不行，還有李瑞山同志他們呢……”總理說：“你要當仁不讓嘛！冼恆漢，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況，當時的西北局已名、實俱亡，各地省自為戰，總理為了便於管理，便指定我作為西北組的召集人。說句實在話，由於我在軍隊工作幾十年，對地方的情況並不是太了解，更談不上有什麼經驗了，因此我一再向總理推薦李瑞山、胡繼宗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總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說什麼，一方面覺得不能辜負主席和總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這付擔子。

第三章 十年“支左”

奉命“支左”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毛主席號召全國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向走資派奪權”的階段。

進入奪權階段後，我們軍隊的同志，普遍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對地方上亂揪斗﹑亂沖闖有看法，比較反感，軍隊也時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衝擊。當時，八屆十一中全會規定軍隊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組的管轄的，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當時地方的社會秩序非常混亂。一派群眾奪了“走資派”的權，另一派群眾又來奪這一派的權，各派都說自己是“左派”，指責別人是“保守派”。到處都是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機關﹑搶奪“走資派”，隨之而起各地出現了武鬥﹑流血事件……這種局勢眼看着愈演愈烈。

為收拾天下大亂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決定。

《決定》指出：“在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而不應該充當保衛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後，“支左”又發展成包括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在內的“三支兩軍”。

1967年2月12日，軍委指示要各大軍區立即停止“四大”，準備參加“支左”。但實際上軍區的“四大”停不下來，我們說話沒有人聽，“四大”的餘震一直持續到4﹑5月份。當時，蘭州軍區“四大”還未完全平息，我和張達志還都來不及洗澡換衣，便被專機接到北京領受任務。

關於蘭州軍區“支左”的安排，具體人員分工是毛主席親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閱批示的，但布置任務是周總理親自談的。

總理先對剛從批鬥會場上下來不久的我和張達志表示慰問，問我們身體情況怎麼樣？然後，總理對我們表示堅決的信任。總理說：“你們都是好同志，老實人，過去都對革命做出過很大的貢獻。這次軍隊機關‘四大’，受到衝擊，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嘛……黨是信任你們的，毛主席是信任你們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總理又說：“經毛主席批准，由蘭州軍區負責組織陝﹑甘﹑寧﹑青的‘支左’工作。張達志同志分管軍隊的工作，冼恆漢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動起來。現在國家有困難，各地武鬥那麼嚴重，工廠都不生產了，造反派不搞聯合，需要人民解放軍出來做工作。你們要為黨分憂，為毛主席分憂。西北是工業重鎮，國家有許多大項目在那裡，一點差錯都不能出，全靠你們了……”

總理的話語重心長，我和張達志本來還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總理傾訴，這一下全化為烏有了。我們看到總理一臉疲憊，眼睛裡布滿血絲，心情很沉重。當時國家那麼亂，中央文革小組又不斷找茬子，看到總理心力交悴的樣子，我們都很心疼，當即向總理表態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爭取早日穩定大西北的形勢和恢復生產。

回來後，我們立即召開軍區常委會傳達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辦公室，並派出了精兵良將。甘肅省的“支左”工作由當時的軍區副司令員楊嘉瑞同志負責；寧夏自治區由軍區副司令員康建民同志負責；陝西省由當時的21軍軍長胡煒同志負責；青海省由劉賢權同志負責。幹部決定以後，再由他們分頭負責組織各地的“支左”班子，一級一級動員﹑開會，把中央的精神傳達到每一個“支左”人員。

當時，很多同志都是剛從批鬥會上下來，大標語上還在繼續“油炸”和“火燒”。但是，毛主席﹑黨中央一道命令下來，這些受命於國家危難之中的幹部，顧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連發牢騷的時間都沒有，便立刻收拾行裝，奔赴新的工作崗位。從此，我們這些軍隊“支左”人員便開始了沒日沒夜的工作。

為了儘快恢復秩序，在“支左”解放軍的幫助下，各大﹑中﹑小學校很快都進駐了軍宣隊和工宣隊。當時，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訪問團贈送給他的一些芒果送給清華大學的宣傳隊，對大家鼓勵很大。軍宣隊﹑工宣隊總算使各地區﹑各單位有了領導，較快地結束了極度混亂的無政府局面。

蘭州軍區的“三支兩軍”工作，主要的負責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認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我的辦公室和宿舍里安有專線電話，經常可以和總理辦公室通話，直接請示和匯報工作，也可以及時得到總理本人的具體指示。許多直接指導西北地區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經過毛主席親自批示圈閱的。在我“支左”期間，我從未和“四人幫”有過直接聯繫，也不記得得到過他們的什麼指示。我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跟隨黨和毛主席幹了一輩子革命，幾十年鬥爭中風風雨雨走過來的人，我不至於糊塗到去聽一些根本沒有經過革命實踐檢驗過的人的瞎指揮。何況，我對這些人是有牴觸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麼複雜，我就是認準了只跟毛主席和周總理，這一點，我的頭腦始終沒有動搖過。當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歷史，這似乎有些教條和僵化，但我們不可能擺脫當時歷史的局限性來談問題，我們應該實事求是才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對於這一決定，我是從心底擁護的，“文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當時那個天下大亂的局勢下，讓解放軍來收場，由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以及後來的工宣隊﹑軍宣隊的派駐，對穩定當時的混亂局勢起了重要作用。很難設想，如果當時沒有解放軍的介入，局勢將會怎樣發展。儘管執行的是中央當時“左”的方針政策，但這是當時唯一能夠有效使用的結束這場已經動用了真槍實彈的“八百諸侯，全面內戰”的手段。當然，“支左”工作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整個大的前提錯了嘛，當然具體措施的對否也就無從談起了，這些問題我想還是留給專門的研究人員去討論吧。

初識“造反派”

對於“支左”，我們的頭腦里始終存在着一個實際的問題：誰是“左派”？這個問題無論是毛澤東本人或是中央當時的各種文件中都沒有講明，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為什麼？現在看起來就是因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清楚。正因為這樣，所以在後來的具體執行中才容易產生偏差，以至給有的地區帶來了嚴重後果。

蘭州軍區機關地處蘭州，我們雖然對甘肅的運動情況了解得多一點，但對於甘肅各派群眾組織我們到底支持哪一派，當時我們的“支左”幹部雖經過一番考察和接觸，但還是猶豫得很，實在很難下這個決心。

當時甘肅省造反派組織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一派組織由出身比較好﹑黨團員比較多的群眾組成，他們比較遵守紀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強，被激進的造反派稱之為“保守派”，這就是“革聯”。這派群眾以一般幹部為多；

還有一派組織是由造反最早﹑鬥爭最堅決﹑運動一開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壓制和打擊的鐵路工人們為中心組成的“紅聯”。由於一開始受到不公正對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確﹑態度堅決。但由於參加者人數眾多，各種成分都有，難免魚龍混珠，各種違犯紀律和亂搞的事情時有發生；

由於“紅聯”存在的問題，於是從中分化出另一派組織“紅三司”，這個組織大部分由學生和工人組成，他們的政治目標和“紅聯”一樣，但組織成分較為單純，比較守紀律並擁護軍隊。

三派都是群眾組織，到底支誰舍誰？實在不好下這個決心。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猶豫後，我們想摸一下中央的態度。

由於甘肅省委在運動的一開始便是得罪了群眾的，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汪鋒同志是被點了名的。因此，幾派群眾組織目標對準省委是比較一致的。當時，紅衛兵們鬧到北京去，中央以周總理為首的領導同志還接見了他們，並講話支持了他們。後來，在北京形成解決甘肅問題的三個文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曾明確表態支持所謂紅三司，這樣一來，我們當然也就支持了這一派，爭取和團結另外的群眾組織。

“三個文件”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總理指示，調我到北京去領受解決甘肅問題的具體任務，幾天后，中央又把當時甘肅的各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和原甘肅省委書記胡繼宗同志也調去。在中央的會議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關於結合胡繼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名單，在此基礎上經過討論並形成了解決甘肅問題的三個文件（因為是8月5日從北京帶回來的，因此甘肅群眾稱之為“八五”文件）。文件中，中央明文確定了要結合誰、怎麼搞大聯合、成立省革委會等一系列問題。我在甘肅“支左”，完全是遵照這三個文件辦事的。　

由於對三個文件各派群眾意見不統一，尤其是“革聯”的群眾，牴觸情緒相當大。當時，街上出現了不少大幅標語，有擁護三個文件的，有反對三個文件的，持反對意見的大標語直接點名說三個文件是張達志、冼恆漢欺騙中央搞的，要：“打倒張、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非常艱巨，要把全省的群眾聯合在三個文件的精神下，要復工﹑複課，成立革委會，恢復秩序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時間，我們全體“支左”人員幾乎是連軸轉，哪裡出現問題就到哪裡去，哪裡需要解決問題隨叫隨到。有好多次我都已經吃了安眠藥，腦子已開始犯困了，電話一來，說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放下電話，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風一吹，睡意也就沒有了。當時就是感覺責任重大，一點都馬虎不得。

但是，在籌備成立省革委會的過程中，各派群眾組織的意見不一致，甚至“紅三司”自己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爭論的很厲害，影響了大聯合的進度，這樣，就有一個統一認識，即促進聯合的問題。

分歧的實質是成立甘肅省革委會時結合誰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會已經成立以後，有些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都很大，具體地說就是反對結合胡繼宗同志，提出結合裴孟飛同志。

當然作為裴孟飛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間，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但由於運動一開始便得罪了群眾，有些群眾組織還心存芥蒂，另外當時中央對他的問題也沒有一個說法。

胡繼宗同志是當時在北京解決甘肅問題時毛主席親自點名要結合的幹部。這個同志很樸實，工作也很踏實，過去和華國鋒在湖南一起工作過，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當時在討論結合誰這個問題的時候，支持中央提名結合的胡繼宗等領導幹部，沒有同意一部分群眾提出的結合裴孟飛的意見，我認為這對穩定當時已經初步恢復的政治局面是有好處的，對鞏固當前大聯合的雛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胡繼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認真踏實﹑任勞任怨，在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一個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後來，這個同志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於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臟病發作去世。

由於各派群眾組織在幹部問題上以及各派在革委會中占有席位名額上的意見不一致，造成各派爭論不休，互不相讓，街上的大字報一茬接着一茬的換，不是你的蓋了我的，便是我的蓋了你的，常為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會成立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問題幾派都有分歧，工作是異常的艱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為“大聯合”是基礎。那一段時間，我們的“支左”幹部真可謂是“苦口婆心”了。

儘管我們給各派組織的頭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據毛主席關於“要支持革命群眾組織中的左派”的指示，對他們嘗試團結和教育，但個別造反派頭頭，還是從各自的派性地位出發，爭權奪利，言而無信，出爾反爾，致使我們對某些造反組織頭頭深感失望。這也造成了後來革委會中軍人成分為多，而群眾代表則以勞模為多的普遍現象，理論上應由革命群眾、革命幹部和軍隊幹部組成的革委會，最後實際上主要由軍隊幹部組成，而紅衛兵和老幹部在革委會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於文革初期的無政府主義，許多幹部都被本單位或社會群眾組織分別關押批鬥，致使這些幹部身陷囹圄並成為各派群眾相互爭鬥的原由。針對這一混亂狀況，我們以統一監管的名義，將各派組織抓去關押審查的省廳級地方幹部，全部收歸“支左辦公室”統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專案組，對這些地方幹部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除了大張旗鼓宣傳三個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點放在做好各派群眾組織的聯合工作上，我還親自抓造反派的整風，抓蘭州地區三派組織的大聯合。我要求支左人員一律下到基層，狠抓三個文件的落實，促進解放幹部和大聯合，並以省籌備小組和蘭州軍區支左辦公室的名義，制定和發布了有關消除派性，制止武鬥，保持安定，發展生產等三個八條規定，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按黨的幹部政策對待，反對“掛黑牌子”、“戴高帽子”，隨意罰跪捆綁，不准亂揪斗、抄家搜身；規定凡離開工廠、學校到社會上參與活動的工人、學生一律回工廠、學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規模的上街遊行和批鬥大會；要求各單位的各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禁止相互武鬥，並下令收繳散落在群眾中的槍支、匕首等，這些規定對穩定當時甘肅的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肅省革委會成立，成立以後連革委會的牌子都沒有地方掛，結果掛到蘭州飯店。因為當時原省委、省政府的機關及重要公共建築物都是群眾組織占據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時間大的武鬥雖然沒有發生，但小的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類的衝突還是經常發生。解放軍“支左”人員雖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決了，有的地方解放軍根本進不去。社會秩序還是很亂，警察不敢維持和干涉。

那一段時間社會上針對解放軍、針對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會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都很多，有反對的，有擁護的，今天你的蓋了我的，明天我的蓋了你的。對這個問題，我們心裡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幹部，對地方上的幹部、群眾又不認識，我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麼呢？我又反他什麼呢？無非就是一個要政府，一個不要政府；一個要治，一個要亂嘛。我們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搞大聯合，搞“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當然，在那樣混亂和複雜的情況下工作，要不犯錯誤是很難的，這是實際情況。

復工複課“鬧革命”

1967年1月23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軍委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當時我們軍區的“四大”都還沒有停止，我和張達志同志還在接受造反派的批鬥。所以，這個“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總理提議，經毛澤東主席批示，明確由我負責組織蘭州部隊參加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省區的“三支兩軍”工作，張達志同志負責軍區工作，我和張達志到北京領受了任務。當時正是天下大亂，而收拾這個混亂局面的任務只有靠解放軍了。但是，一堆亂麻，工作從何下手呢？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思路。現在分析起來，歷史上“大亂大治”都是發生在政權更換、改朝換代的時候。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產黨掌握着政權，根本不需要通過“大亂”來達到“大治”，否則只能亂了自己。但當時的情況是國家已經亂到了極點，毛澤東打出了最後的王牌：讓解放軍出來收場，居然在不長的時間內控制住了局面，顯然，如果沒有毛澤東崇高的個人威信，沒有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後來的局面是很難設想的。

為了穩定混亂的局勢，我們首先調集部隊進駐劉家峽水電站、白銀公司、蘭化、蘭練、蘭州鐵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肅的幾個重要國防軍工企業等重點單位和地區，並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各大專院校、省市機關做群眾工作，制止武鬥，消除派性。對公檢法機關、金融系統、電台、檔案機要等部門實行軍管。為穩定農村局勢，保證農業生產，我們的“支左”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勸說“造反派”不准到農村串聯，農民也不准進城遊行等。我們還以省革籌小組和蘭州軍區支左辦公室的名義，制定和頒布了有關消除派性，制止武鬥，保持安定，發展生產的多項條款規定，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廣為宣傳並督促落實。

由於甘肅的戰略地位（當時是反修前線），中央對建在這裡的幾個國家大型工礦企業以及幾個重點國防軍工企業非常重視，有些重點項目的建設，周總理更是經常親自過問，我也向中央、國務院立下“軍令狀”，保證按期完成。

比如劉家峽水電站的復建。劉家峽水電站是國家1964年投資興建的，工程進展到關鍵時刻，文革開始了，由於派性嚴重，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無法正常指揮生產，當時我們派出了軍隊得力幹部進駐工地，和施工人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做群眾工作，解決派性問題，使工程指揮、技術人員以及施工工人能夠不受社會上混亂局面的干擾，專心至志加快建設進度，使電站於1969年提前發電投入生產。

劉家峽水電站建成後，甘肅的電用不完。國務院指示我們要支援陝西關中、漢中地區的國防廠礦生產用電。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專門拿出資金，派軍區“支左”幹部負責指揮架設了從劉家峽到陝西關中的三十三萬千伏的高壓輸電線路，保證了陝西地區國防工業生產用電。為此，水電部還發文向全國進行通報表彰，並組織人員參觀學習。

再如酒泉鋼鐵公司，這個工程國家投資十二個億，十年沒有建成投產，“文革”期間更是成了一個無人問津的爛攤子，周總理很關心這個項目，經常過問。我向國務院匯報了情況，也提出了我們的具體想法和建議，國務院很支持，並批示全國各有關部門大力支援，重新上馬建設。1971年1月，在中央組織召開的會議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員向周總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鐵，我倆從高爐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點將第十九軍副軍長郭時勝任建設總指揮，負責該工程的重建工作，經過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鋼練出了第一爐鐵水，開始投入試生產。以後，經過軍、地幹部和技術人員、廣大工人群眾的進一步努力，終於把酒鋼這個爛攤子初步建成甘肅的鋼鐵生產基地。

此外，我們對蘭州鋼廠、蘭州機械廠的興建，對長慶油田的勘探和建設，對蘭州化學工業公司、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窯街煤礦、靖遠煤礦的擴建改建等工程，也盡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軍隊和地方得力幹部去參加領導，具體組織落實。同時我要求我們省委、省革委會的有關負責同志都要抽時間親臨現場檢查工作，就地解決困難，保證工程順利進行。這些項目都很快建成投產，為國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資。1970年以後，甘肅每年向國家上交利稅達十八個億多，改變了歷史上工業產值排名落後的狀況。

我們省的幾個中央直屬大型國防軍工企業生產形勢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長風、萬里、新蘭等廠，那幾年一直在戰備，這些廠子的生產任務都壓得很緊，在別的省區還在武鬥的情況下，我們這些企業年年超額完成任務。我每次去北京開會，周總理以及國務院幾個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碰到後都表示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滿意，說中央在甘肅的幾個大型企業和幾個國防軍工企業都很出色，保證了國家急需物資的生產和供應，為戰略需要作出了貢獻，為原子彈按時試爆成功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成功發射做出了貢獻，這在文革動亂時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肅省歷史上是一個工業落後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私營企業，產值非常低，輕工產品也幾乎全靠外省區調撥。解放後，國家撥款建廠大力開發甘肅擁有的豐富礦產資源，使甘肅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但由於基礎太差，底子太薄，工業產值在全國排名總是倒數幾名。

由於軍隊、地方廣大幹部群眾的努力，1970年以後，我們的工業排名前進了不少。除了鋼鐵、發電、冶金、礦產、機械、軍工等外，我們的輕工產品也上了一個台階，當時我們的毛線、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廢料製作的氫綸產品在全國來講也是質量上乘的。我們還建成了甘肅電視機廠，擁有了黃土高原自己設計生產的電視機，雖然是電子管的，體積很大，樣子看起來顯得很笨重，但這意味着甘肅電子工業的一個里程碑。我們的汽車修造廠也很不錯，柬埔寨的賓努親王訪問蘭州時乘坐的敞蓬汽車就是他們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適、安全，賓努親王很感慨，說原以為甘肅是個人跡罕見的荒涼落後地區，沒想到還能自己改造汽車。

不能不提到一點，當時的“抓革命、促生產”、“複課鬧革命”以及“備戰備荒為人民”這些口號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充分利用了這些口號，使工人返回了工廠復工，學生返回了學校複課，社會秩序安定了，人們都立足本職工作了，混亂的局面結束了，生產和經濟工作才能談得上進行和發展。

脫貧之水黃河來

甘肅地處黃土高原，歷年來乾旱少雨，自然災害不斷，農業生產條件落後，歷史上就是一個長期貧困和缺糧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飯，人民生活非常困難，不少地方群眾一年幾乎有半年以上處於忍飢挨餓的狀態，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討飯度日。解放以後，每年需要國家支援，從外省區調撥大批糧食接濟才能勉強度過貧困生活。所以，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是擺在剛剛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會面前的第一個大難題。

根據毛主席、黨中央“農業是基礎，糧食是根本”的方針，我們把抓好農業生產，爭取多打糧食擺在省委、省革委會工作的第一位，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省革委會成立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我們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農業發展問題。

甘肅地處黃土高原中部，沙漠戈壁在全省占很大面積，常年雨量稀少，蒸發量大，有的地方山上旱得連草都不長，老百姓吃水都是靠修水窖積聚雨水和雪水，條件十分艱苦。加之多年來缺少治理資金，農業技術人員嚴重缺乏，歷屆省委都下了大力，但都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難題，因此，想把糧食一下子搞上去困難比較多。但是甘肅的幹部很好，能吃苦、老實、厚道，這是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