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矛盾由來

來了新搭檔

1973年12月，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對全軍八大軍區司令員實行對調。與我工作上合作很好，同時也很受廣大幹部擁護、深孚眾望的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同志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同志則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

中央的會議上，毛主席親自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和我們這些新搭檔一起分別照了像，並語重心長囑咐大家要團結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與我和韓先楚照像時，毛主席特別指着我對韓先楚說：“冼恆漢是個老實人，你到了蘭州後，可不要欺負他呀！”我們聽了都哈哈一笑，認為是主席開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親自接韓先楚來蘭州上任，當時的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民同志曾私下對我說：“我把一個瘟神給你送去了，你可要當心啊！”我心想沒這麼嚴重吧？聽過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

韓先楚這個同志我不太熟悉，因為從來沒有在一起工作過。這個同志在戰爭年代是很有名氣的，曾經立下過赫赫戰功，1955年授銜時被授於上將軍銜。他參加過抗美援朝，回國後一直擔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和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根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執行了對福建省的“支左”任務。因此，他實際上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以及黨委第一書記。黨、政、軍大權在握，集四個第一於一身的“福建王”。

蘭州軍區是一個條件艱苦的軍區，地處西北，自然環境惡劣。幹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時一野的同志，還有後來調入的一些幹部。這些同志長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見得少，還是延安時期的艱苦樸素的作風，顯得“土”一些。我們過去的司令員張達志同志也很“摳”，儘量削減不必要的開支，生怕多花國家一分錢。後來皮定均同志來了，皮司令也是這個作風。因此，到我免職的時候，我們蘭州軍區已給國家節約軍費將近一個億。後來的領導蓋新的司令部辦公大樓用的就是這筆錢。

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軍區後，只保留了一個軍區司令員的頭銜，其餘的三個第一都沒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區比福建沿海環境要艱苦得多，戰略地位也沒有福州軍區重要，氣候惡劣，部隊又少，因此，他是帶着一肚子牢騷來上任的。

初到伊始，韓先楚便嫌蘭州軍區“土包子”，房子不好，門前的樹象烈士陵園，喝的水不衛生，宿舍里沒有配備電冰箱、彩電等，弄得我們管理局的同志好一通忙乎：把樹移走；專門派幾個戰士每天到五泉山給司令員背泉水喝；趕緊配備電冰箱。管理局的同志覺得光給司令員配冰箱不合適，於是，給我家也搬來了一台，我家裡從此也第一次用上了電冰箱，我記得是瀋陽出的單開門的，不知是什麼牌子。管理局的同志私下說：“我們從來沒遇到過這麼難伺候的首長。”

生活上的問題好解決，工作上的分歧也隨即而來了。

這裡還要講一個歷史的問題。一是韓先楚在福州“支左”時，曾支持打砸搶分子陳佳忠，這個人搞武鬥很兇，打倒了一大批領導幹部，1974年中央還專門為此發了解決福建問題的第九號文件，特別指出和批評了韓先楚在福建工作時的錯誤，為此，他很不滿意，曾去問過李先念同志，九號文件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李先念對他講：“是不是‘四人幫’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參加了中央的討論，也舉手贊成了的。你懷疑是‘四人幫’搞的，恐怕沒有多少根據，這是個對中央的態度問題。”把韓頂了回去。

二是韓先楚與林彪關係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了為林彪大造反革命輿論的小冊子《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9.13”以後，毛主席召開中央會議，在會上親自點過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錯誤的幾個大軍區領導進行檢查，韓先楚就是其中一個。

由於這些，他總覺得把他這樣一位歷史上有戰功的上將調來這個“鬼地方”當司令員，實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主席、黨中央對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韓先楚同志調來蘭州後，就以身體不適應西北地區為名，長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養，從來沒有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扎紮實實抓過工作。實際上從1973年底到1977年6月中央解決甘肅問題之前的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在蘭州呆的時間還不到兩年。

當然，韓先楚同志在蘭州時，也曾下過幾次部隊檢查工作，也親自勘察過部隊的戰場設置和邊防建設。軍區廣大的指戰員也慕其過去戰功顯赫的名聲，殷切希望他能象前兩任司令員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那樣，對工作提出指導性寶貴意見。但韓先楚同志卻不是這樣，他走到哪裡，指責到哪裡，這也不對，那也錯誤，全盤否定蘭州軍區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戰備訓練、戰場設置、邊防建設，小到軍區大院的綠化，全部都不對頭了，全都要改過來，甚至是中央軍委定下的問題，都要改變過來，要按他的意見辦才對。

說個老實話，蘭州軍區自1955年成立以來，我和張達志、皮定均兩任司令員以及軍區其他領導同志都一貫非常重視戰備工作，堅決認真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各總部在各個時期的作戰部署和有關作戰命令、指示。軍委和總參每次作戰會議，我們都召開專門會議認真傳達貫徹，會上將毛主席、周總理和各位元帥的有關作戰理論、方針、原則和指示不走樣的印發，組織與會同志認真學習、討論、領會，並結合本軍區的實際情況，提出具體落實的措施，這是我們一貫的做法。在蘭州軍區成立的二十幾年中，我們無論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亂，還是在59年平息西藏達賴喇嘛叛亂，以及1962年解決中印邊界武裝衝突中，我們軍區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表彰和嘉獎。60年代中蘇論戰激烈，蘭州軍區的戰略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由原來的“大後方”一變成為“反修前線”。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對蘭州軍區的防務十分重視，賦予軍區的作戰和戰備任務十分繁重。1966年，由於中蘇關繫緊張，毛主席很不放心西北地區防禦戰備情況，特派周總理率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北京軍區司令楊勇、政委廖漢生以及我和張達志同志一同視察了新疆、甘肅、寧夏以及內蒙古的戰備情況，在周總理的親自主持下，三大軍區共同商定了作戰部署方案，報經毛主席批准實施。在以後的設防重點、部隊部署、戰場設置以及國防工程施工等方面，蘭州軍區堅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煙稀少的戈壁灘上，經過五、六年極其艱苦的工作，有的同志還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花費了國家大量的資材，基本上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改變了過去“有邊無防”的狀態。

而韓先楚同志到蘭州後，只是坐飛機在空中盤旋觀看了一下，便武斷地指責，這樣的設防是“胡鬧”，要改變原有的所有設防，並向總參、軍委報告。總參、軍委明確指示：“不能改變原方案，如需作個別調整，可報意見。”韓先楚對別人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對總參謀部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經總參同意，擅自調換設防部隊。總參得知後，對軍區提出批評，韓卻借“治病”外出不歸，把他一手製造的矛盾甩給別人。

有些同志對我講，韓先楚是上將，在福州是“四個第一”，來蘭州後，三個“第一”沒有了，又在中將的領導之下，心裡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氣。對於這些同志的提醒，我都告訴他們，不要隨便揣測別人，韓司令員資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勞很大，我們要向他學習的地方很多。至於我在蘭州軍區任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以及省革委會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個人並不想要這“四個第一”。

上書毛主席

韓先楚在福建長期一個人說了算，因此到蘭州軍區來很不習慣。對於他的一些作法，軍區的部分幹部有看法，我個人也覺得他有些“霸氣”。但作為黨委第一書記，我的原則是大局為重，團結為上，首先要維護韓司令員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見，儘量求大同、存小異，減少分歧。在這一方面，我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韓先楚任福建省黨政一把手七年多，他也積極貫徹了“文革”的那一套，給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壞也不小。他支持全國有名的打砸搶頭子陳佳忠，打擊迫害了福建省和福州軍區一大批幹部，逼死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以及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積極批鄧等，比起甘肅省和蘭州軍區來，他在福建的所作所為要嚴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軍區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反映強烈，在他調走後，給蘭州軍區寄了不少小字報和揭發材料，還有人專程到蘭州來反映和去北京上訪。黨辦告訴我，問怎麼辦？我說：“一律扣住，不要散發出去。福州的事情我們不管。”有意識保護了他。

韓先楚同志還利用各種場合無中生有地到處散布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有“圈圈”、有“攤攤”、“排擠外來幹部”、“對外來幹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各種場合亂講，結果造成幹部之間的不團結以至相互猜疑。由於蘭州軍區二十多年來領導班子一直比較安定團結，這種破壞組織原則的事情軍區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令人感到吃驚並且反感。還例如在有的大會上，韓先楚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談軍區存在“山頭”“宗派”等，搞得許多基層的同志不知所措，紛紛問回去如何傳達？我只好給大家解釋，要正確理解韓司令的講話精神，給他打圓場。

韓先楚的霸道作風還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軍委和總政催着要報，由於他長期在外地養病不歸，軍區黨委集體討論通過後電話或電報徵求他的意見，他又不講，可事後卻大發脾氣說：“我又沒有死！”等等。

在韓先楚等的干擾和發難的情況下，軍區機關、部隊很多正常工作難以開展和進行。軍區幾個原領導也將精力放在時時、事事提防韓抓辮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和機關的幾個領導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對此情形也十分為難和焦慮。韓先楚是司令員，對他的做法我實在不好說什麼，更不便出面處理。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好於1975年9月向黨中央、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報告了韓先楚同志來蘭州後的一些問題，請求中央軍委幫助解決。

當時毛主席看了報告後，委託葉劍英副主席解決。葉帥給我打了電話：“你的報告毛主席已看了，要由軍委派人去幫助處理。”

1975年12月，經毛主席批准，由軍委派出以副總參謀長向仲華、總政副主任徐立清為組長的龐大的工作組，以檢查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貫徹落實情況的名義來到蘭州軍區進行調查，協助解決。

工作組來了後，找當時的軍區領導和各大部主要領導逐個進行談話，並找了一大批二級部長和有關人員進行了調查了解，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覺得雙方認識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難消除和解決。所以，直到工作組返京，都沒有同軍區領導坐在一起，面對面談問題，進行調解，更沒有明確表態，指明誰是誰非。只是說回北京後向軍委報告，聽候軍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職，長達近兩年時間，也未見中央軍委對此有任何一點指示和說法。這樣興師動眾一番，最後弄了個不了了之。韓先楚自此後更加我行我素，不把軍區任何領導放在眼裡。

“談心會”始末

關於談心會的問題，我認為軍區黨委常委開個談心會，完全是黨內正常生活，並且是韓先楚同志提議召開的這個會，也是他和我共同主持召開的。

1976年7月30日，我從農村視察工作回來，晚上我去看郭鵬同志，郭說韓司令身體不好，我說明天我去看他。第二天我去看韓時，韓先楚提出要召開常委談心會，我當時表示，現在談恐怕時機不成熟，談也解決不了問題，甚至談不好還會引起新的矛盾。但韓先楚態度很堅決，堅持要立即開，我也不便堅持，只好同意。

8月4日起至11日，我們蘭州軍區黨委召開了常委和軍區顧問參加的談心會。會上，我是本着交心通氣、消除誤會、尋求團結的精神，講了自己的意見，也對韓先楚同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評。別的常委同志和顧問也都發了言，也有給我提意見的，也有對韓先楚同志提出意見的。但韓先楚在聽了大家的批評後卻很不高興，他在會上既不交心，也不做一點自我批評，只是表示要保留意見，但會後卻到處講說我是借談心會故意整他。結果根本談不攏，談心會開了個不歡而散，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眾所周知，談心會並不是我要召開的，當時我還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開會時機並不成熟，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而正是韓先楚自己的極力堅持才召開的，怎麼能說是我召開談心會有意整韓先楚呢？參加談心會的很多同志都還在，會議的記錄應該還保存在黨辦，這些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實事求是地講話呢？

會上，有的同志還批我是在跟鄧小平搞三項指示為綱，甚至是四項、五項指示為綱（都有記錄在案）。我在會上對韓先楚提出的意見，主要是工作上的矛盾，特別是他曾經說蘭州軍區有山頭、有宗派、排外等。他的這些話又不在常委會上講，而是在下面到處講，我對他的這些說法和搞法是不滿意的（對此，我還以個人名義向毛主席、葉、鄧副主席寫信反映，請求中央調查解決）。

按照中央規定，會上大家一致通過決定，把每個人的發言記錄整理出來，由個人審閱後上報中央軍委。可會後，韓先楚同志又遲遲不願意上報，但同時卻又違背黨的紀律，私自把黨委會記錄拿到北京、武漢去，利用各種機會和渠道，不斷向軍委某些領導吹風、打“小報告”。在這種情況下，高維嵩同志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反映談心會情況。他的秘書拿給我念時，我是表示同意的。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後，黨中央發出了一級緊急戰備命令，明確要求各級指揮員必須晝夜堅守工作崗位，以防不測。當時韓先楚正在北京。軍區接到中央電令後，我當即指示參謀長馬友里同志打電話向韓報告，請他儘快返回蘭州坐鎮指揮，部署軍區部隊的戰備工作。可是韓先楚卻在電話中說：“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天不會塌下來。家裡不是有那麼多領導嗎！為什麼非要讓我回去不可？我不回去，請別人代理好了。”在這種情況下，軍區只好由當時分管作戰的李書茂副司令員組織機關作了傳達部署。

可是，1977年7月蘭州軍區黨委四屆六次全委會上韓先楚在總結髮言中卻反咬一口說：“……尤其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時，中央發出一級戰備命令，他們（指冼恆漢、高維嵩、李書茂）竟延誤了幾個小時不傳達、不部署。”並將此事作為我“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干擾戰備工作”的罪狀。

關於我和韓先楚之間工作上的矛盾，到北京開會時，也曾向當時主管軍委工作的葉劍英作過匯報。當時葉帥並沒有表態，只是說：“你們兩個是關在一個籠子裡的兩隻公雞，你們說怎麼辦？”我當即表示我願意調走，葉劍英還給我做工作說：“你在蘭州時間長，情況熟悉，身體也不錯，還是不考慮調走吧。”

中央派來了肖華

1977年4月，中央軍委突然任命肖華來蘭州軍區任政治委員。在下達任職命令之前，軍委、總政沒有象通常那樣給我們打招呼、通氣，也沒有徵求過意見、說明意圖。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非常敏感的時期，這是很能引起人們猜測的。

我本人也弄不懂上面是什麼意圖？我還曾經為此打電話請示過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問中央軍委調肖華來蘭州軍區任政委，上面有何考慮？由於他曾當過總政主任，來後位置如何擺法？得到的共同答案是：“因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肅地方工作，調肖華去是為了加強軍區領導力量，沒有什麼別的考慮。至於到蘭州後的位置擺法，按先來後到，你為第一，他為第二，協助你抓好軍區部隊工作。”

肖華來蘭州後，也多次對我講，他是調來協助我抓好軍區部隊工作的，他來第一沒有帶什麼人的指示，第二沒有什麼框框，是“協助冼政委工作的，”並說對此感到很高興等。

但是肖華來了以後，卻並不是象他所宣稱的那樣，而是象一位欽差大臣。他把架子端得很高，在並沒有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就對軍區的工作多方指責，並明確表示蘭州軍區領導對清查“四人幫”工作很不重視，抓得很不得力。還煞有介事地說，有人在“捂蓋子、保自己”。由於他曾任過總政主任，我對他是比較尊重的，但是他下車伊始，就武斷地下結論，說蘭州軍區主要領導怕聯繫實際，怕揭深揭透等，這也不是那也不對，並給我們的清查工作定了“框框”，“要密切結合軍區實際情況”，集中揭發軍區主要領導與“四人幫”的關係。

1977年4月下旬，軍區召開了師及軍分區主要領導參加的三級幹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中央關於清查“四人幫”陰謀活動罪行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以及部署對部隊進行正面教育的工作。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剛剛調來還不滿半個月的肖華和韓先楚聯合起來，首先轉移會議方向，既不揭批“四人幫”罪行，也不研究對團以下部隊如何進行正面教育問題，而是帶頭對我搞突然襲擊，煽動大家集中揭發我與“四人幫”的關係。由於沒有揭發出什麼問題來，他們又要求與會的每個人亮相，表明態度。當時會議上對他們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如軍區副政委高維嵩，副司令員李書茂、杜紹三，軍區顧問組長郭鵬，參謀長馬友里，政治部主任孫殿甲，副主任李世祥，後勤部政委齊振興，十九軍軍長郭時勝、政委王玉昆，二十一軍軍長孫玉水、政委徐春陽，青海軍區司令員張江霖、政委宋長庚，寧夏軍區政委張桂金等同志，在後來的清查運動中，無一例外受到打擊迫害，統統被定為所謂“冼家幫”的主要核心或骨幹、親信，先免職後審查，有的則被關押。

肖華這個同志原來作過總政主任，在工作上他是我的上級，我對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我和他的關係完全是工作上的接觸，沒有私人交往，更沒有攙雜任何個人恩怨在裡面。對於他搞“莫須有”，一定要把我整成所謂“冼家幫”並以此為藉口整掉了一大批幹部的行徑，我考慮了十幾年，都沒有想明白其中的原因。

回想起我和肖華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這個人是有些不那麼光明磊落。關於在蘭州軍區“四大”中他所扮演的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以及先定調支持後拒不認帳並嫁禍於人的角色，前面已經講過了，這裡不再重複。眾所周知他在羅瑞卿同志問題上的表現，就已經夠淋漓盡致了：在羅瑞卿同志落難時，他提供炮彈，落井下石，並主持發動全軍揭發批判；在羅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後，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義寫詩悼念，對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

政治上投機多了，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人的“風派”本質，因此，這也就不難解釋熱衷於宣傳“認識英明領袖、了解英明領袖、熟悉英明領袖、忠於英明領袖”的肖華，在華國鋒下台後便又立刻搶先批判華國鋒了。

肖華的政治品質在我黨幾次黨內鬥爭中都有所表現，例如，1957年反教條主義，他就積極追隨林彪，整了劉伯承元帥。又如，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他又跳出來揭發彭德懷元帥“裡通外國”，在訪蘇期間和赫魯曉夫私下談話反對三面紅旗。彭老總解釋說，他不懂俄文，赫魯曉夫不懂中文，又沒有翻譯在場，兩人如何密談？彭老總的這頂帽子一直戴到平反昭雪。1961年肖華又緊跟林彪，利用“端正政治工作方向”之名，整了總政主任譚政和副主任劉志堅、甘泗淇、傅鍾等老同志。升任總政主任後，隨之又整了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同志。後因文革期間在寫檢討時犯生活作風錯誤，聽說江青罵他是“花花公子”，因此，“四人幫”垮台後肖華便又成了受江青迫害的英雄。

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和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肖華將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等找到西山葉帥的住所，專門談了賀龍同志的問題，說我們三人都是賀龍的老部下，給我們先打個招呼，讓我們心裡有個數。在談完出去後，肖華又趕上來對我講：“鄧小平已被中央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了，你是紅七軍出來的，要認真回憶一下，要揭發，態度要明朗。”我當時就說：“我在紅七軍是當兵嘛，知道什麼？”後來回去後，無論是關於賀龍同志的問題還是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我們幾個都達成默契，即不理睬、不揭發。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時間早已還歷史於其本來面貌了，當時的混亂思想也經過我們黨的“三中全會”得以徹底澄清。由於歷史的原因所發生的這一切，我們並沒有誰去翻箱倒櫃搬出來刻意追究，到是許多往事都已經淡忘了。然而肖華本人是否還因心虛而耿耿於懷，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對於一個掛有無產階級革命家桂冠的人來講，作這樣的猜測是否有些不合適？

肖華到了蘭州軍區以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韓先楚一起，搜集我的材料，給我羅列罪名，然後到中央、軍委找關係吹風、打小報告，走政治後門，以達到置我於死地的目的。

打倒我，這是肖華到蘭州軍區來干的第一件也是他最為得意的一件事情，事後他曾多次對人炫耀過，並且在1985年調離蘭州軍區的告別歡送會上作為發言總結道，他來蘭州軍區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績就是“徹底摧毀了冼恆漢苦心經營了二十幾年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同時，他還信誓旦旦：“將來若是有人出來翻這個案，你們就直接寫信給我，我為你們做主。”

在甘肅省委，宋平、馮紀新看肖華的眼色行事，提心弔膽惟恐閃失；在軍區，這麼大的案子只聽他一個人的，連中央具體參與此案的人都整天圍着他的指揮棒轉。

想想參加革命也半個多世紀了，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也都過來了，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是，免職這麼多年了，竟然沒有一個人找我談一次話！所謂的“結論”也在沒有同我本人見面核對的情況下就批了！到底是可悲？還是可嘆？不是說“對人的處理要慎重嗎”？對幹部“要全面的看，歷史的看”嗎？黨的這些幹部政策經過肖華們的轉手處理後已經在下面變味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共產黨內的悲劇。(完成於1987年6月)

第六章 後記

寫完這部自述後，不覺又過了幾年了。

該說的話說了，心裡覺得輕鬆不少。

今年是1990年，我也是80歲的人了。常言道，人活七十古來稀，如今九十歲也是常見的事，看起來這句俗語要改改了。

這幾年一些政治待遇稍稍開始解凍，恢復了黨籍，可以學習一些文件，參加一些會議，也經常被邀寫一些戰史、軍史方面的回憶錄，一些中央同志來訪，年節日來探望等。但又是幾年等下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的跡象。曾經有過一次，軍委和總政某首長檢查工作，還專程看了我，聽了我的申訴，並信誓旦旦，許願回京後一定立即着手複查我的問題。但一個月、二個月、半年┅┅在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等來了因為黨內又一次內部鬥爭，而我的問題也隨之擱淺的消息。

有時心裡憤然，思忖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當初十年汗水，十年操勞，十年憂國憂民，一腔熱血盡拋，到頭來卻被當做籌碼成了某些政客間權欲鬥爭的犧牲品。

有時心裡又坦然，捫心自問：於黨於國自己是盡心盡力了的。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即是八十歲了。到了這個年齡，有資格閉目靜思總結人生了。

縱觀一生，自我評價還算是功大於過吧。期盼中的組織上重新審查我的所謂“結論”，看起來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是非功過，褒貶由人吧。八十年的風風雨雨，自認為還算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組織、對得起家庭、對得起後代。

平生無甚嗜好，只是：

最大的心願：老天下雨，緩解旱情。

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新聞聯播。

最想聽的是：時事民情。

最懷念的人：賀龍元帥。

最想說的話：該說的都說了。

留給老伴的話：我一生兩袖清風，什麼也沒有留下。

留給兒女的話：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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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又經歷了許多：“6、4”事件、蘇聯解體、蘇共解散、改革開放-------總的來說，有的理解有的不太理解。但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這個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雖然近十年不太出門了，但從電視、收音機里看到、聽到，從家人、朋友口中聽說，現在經濟發展了，國家和老百姓富裕了，這一切使我由衷欣喜，我們革命那麼多年，犧牲了那麼多人，為的就是國富民強的這一天。國家強大了，人民富裕了，我們無數共產黨人的努力就值得。至於在前進過程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黨內腐敗、違紀等現象，相信滾滾向前的歷史一定會滌盪這些污泥濁水，我堅信，明天更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