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期間西方導演來華拍紀錄片過程
DWNEWS.COM-- 2007年8月15日18:18:46(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青年參考舒雲／2007年7月30日，享譽世界的意大利電影大師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逝世，享年95歲。這位導演和中國頗有淵源，1972年他受中國政府邀請拍攝了大型紀錄片《中國》。在西方世界，該片獲得了很高評價，被評為1973年在美國播出的“十佳紀錄片”之一，美國廣播公司甚至花25萬美元購進該片首播權。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認為該片嚴重醜化中國人，批判它是“一株大毒草”，並藉機攻擊周恩來。

1970年11月5日，中國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貿部長訪華，隨員中有意大利國家電視台負責文化節目的主管。7月20日，意大利國家電視台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申請到中國拍攝紀錄片。新中國成立後幾乎與世隔絕，美國禁止包括記者在內的美國人到中國旅行，違者吊銷護照。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從羅馬向國內發回報告：鑑於意中友好，並考慮到意大利記者陪同外貿部長訪華的客觀報道，建議同意。經最高層點頭，中國外交部向意發出來華拍片邀請。

拍攝中國的任務交給了世界級導演安東尼奧尼。他的攝製組除了他，只有攝影師、助理錄音，以及他後來的妻子恩里卡。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穫《中國》，也收穫了他一生的愛情。1972年5月13日，安東尼奧尼一行乘飛機抵達香港，然後乘火車到廣州。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里回憶：“火車上帶着大包小包的中國人很多。中國人單純，我很喜歡，扛起機器就想拍。安東尼奧尼不讓，說理解再拍。他當時以為機會還很多，後來才後悔少拍了一個城市。”

安東尼奧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計劃拍攝半年，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作為拍攝目標。他想去外國人從未到過的地方：偏遠的農村，荒涼的沙漠，並拍攝出生與死亡等主題。

但1972年的中國還處在封閉之中，與安東尼奧尼理想的路線完全不同，中國官方只同意他拍攝北京、林縣(河南省的，現為林州市)、蘇州、南京、上海5個地方，林縣還是安東尼奧尼爭取到的。剛開始，他被拒絕的理由是那裡不通火車，沒有酒店，但後來中國官方還是同意了，畢竟林縣有值得驕傲的紅旗渠(1960年2月開始修建，1969年7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雙方當時討論拍攝路線就花了3天時間，安東尼奧尼最後只好妥協。

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紅帽子、藍衣服的工人在羅湖口岸卸貨。藍色是當時中國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開領的軍服式樣，婦女穿一側扣子的高領襯衫，西方裁縫會感覺尺寸過肥。

在西方人眼中，農民的服裝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褲子在腳踝束起來。來中國之前，安東尼奧尼認為中國是他心中的童話，黃色河流和沙漠、鹽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國卻不是童話。每天早晨馬路被“染”成藍色，成千上萬的“藍色”騎車上班，占據了整條大街，就像八億藍色的中國人走過。安東尼奧尼說：中國正在打開大門，但仍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們到中國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麼都想拍，總在攝影師耳旁叫，拍這個拍那個，有時候一天就拍了80個鏡頭。

影片《中國》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學、老住宅、針灸麻醉的剖腹產、棉紡廠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縣農村、紅旗渠以及江蘇的古城蘇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碼頭和工廠；最後是中國雜技。影片從《我愛北京天安門》的童聲合唱開始，衣着樸素的姑娘、打太極拳的長者、許多普通的中國人在天安門廣場拍照。然後鏡頭西行，在中南海新華門前被制止。

當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時候。現任意大利駐華大使孟凱帝當時還是駐華使館的一等秘書，他當時恰好陪同安東尼奧尼在北京拍攝。據他回憶：“我們在王府井拍攝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將自己的紅旗敞篷車借給我們當攝影車。”

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裡，中國是謎一般的國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讓鏡頭靜靜地搖過那個時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樓和故宮，以及在長城寫生的學生、天壇的遊人。他拍了中國安排的內容：工廠、學校、幼兒園的歌聲，下課了仍在不同角落讀書的孩子——個別膽大的仰起小臉東張西望，公園裡的笑臉，人們做操、跑步……

最完整的段落是針灸麻醉的剖腹產手術，這是中國引以為豪的一項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藥，只靠銀針止痛！鏡頭從長長的銀針插向滾圓的肚皮開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誕生，幾乎像科教片。而安東尼奧尼想拍的葬禮則是用遠鏡頭偷拍的。

在小城蘇州，當地有名的回民麵店被圍了個水泄不通，人們在看外國人拍攝老百姓吃麵條。安東尼奧尼沒有拍到婚禮，翻譯說這幾天沒人結婚。在上海城隍廟、茶樓，樣板戲音樂創造出神秘的氣氛，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攝影機。安東尼奧尼想換一個角度拍黃浦江，好不容易說服陪同的中國官員去對岸，但工廠負責人卻不同意他們穿過工廠。拍攝中國深層的真實困難極了，“狡猾”的安東尼奧尼不得不盡一切可能偷拍，而他居然偷拍到了黃浦江上的中國軍艦，這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軍事秘密！

當然攝影機有它的神奇，未經安排的東西常常闖進來。工人下班後留在院子開會，安東尼奧尼偶然看到並拍了下來。在林縣，安東尼奧尼讓攝影機隨意遊蕩。他們擅自闖入一個荒涼的小山村，鏡頭始終對準村民四處躲藏又滿是惶恐的臉。在路上，安東尼奧尼看到有人行動異常，跟了過去，結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場，與北京大商場的琳琅滿目形成鮮明的對比。鏡頭中的人臉也流露出明顯的不安。

中國邀請“左傾”的安東尼奧尼，是想通過他的鏡頭向世界宣傳中國的美好，而安東尼奧尼卻希望走進中國的背後，拍真實的中國人，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細節。所以雙方的矛盾幾乎無法緩和，有時超過了中方能忍受的範圍，拍攝只能暫停。過上幾個小時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開始拍攝。因為最後沒有翻臉，安東尼奧尼也就不以為意。短短22天，兩台攝影機拍攝了3萬米膠片，他都帶走了，最後剪成220分鐘的《中國》。

1973年1月，《中國》首映式在羅馬舉行。會上，安氏作了即興發言：“對於中國，我尊重，然後熱愛。”這部紀錄片被西方輿論稱為“誠實的獨白”。不久，美國廣播公司花了25萬美元購買它在美國的公開放映權，並取得非常高的收視率。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抽空看了兩次。不過，蘇聯卻利用該片來進行反華宣傳。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台灣當局也讓電視台播放這部紀錄片，還規定小學生看完要寫觀後感。

1973年10月底，中國外交部新聞司下令查禁大型紀錄片《中國》。但鞭長莫及，影片作為1974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活動計劃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該城的鳳凰劇院上映。得知消息後，中國外交官抗議放映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盡一切可能制止這部影片放映。不過，因為展方的堅持，影片最後還是得以公映。

當時，江青妄圖借批林批孔，給批准安東尼奧尼到中國拍攝的周恩來加上罪名。江青還將外交部邀安東尼奧尼來華定為“賣國行徑”。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認為影片《中國》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

此後，聲勢浩大的批判持續了將近一年。其中僅1974年二三月間發表的部分文章就結集成一本200頁、有43篇文章的書，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批判文章認為，《中國》大拍特拍落後的一面。聞名中外的紅旗渠一掠而過，卻不厭其煩地呈現當地零落的田地、孤獨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敗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層青光，更加古舊，住房非常簡陋，城市規劃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錢和票證購物。莊嚴的天安門故意拍成時遠時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惡意拍攝去天安門附近上公廁的人；十三陵地下宮殿後面接着是一隊扛着鐵鍬的學生，影射中國比幾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蘇州依舊古老，同一條河邊，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髒水的。

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下，黃浦江籠罩着濁霧，沒有製造萬噸巨輪的造船廠，江上的大貨船都是外國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國的。他還故意從很壞的角度拍南京長江大橋，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個橋下晾褲子的鏡頭。更讓人不能容忍的是，長鏡頭死死地盯着從國營食品店出來的老太太的小腳，圍觀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滯。

當時，甚至有這麼一首兒歌：“紅小兵，志氣高，要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學馬列，批林彪，從小革命勁頭高。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跑。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

安東尼奧尼的冷靜和旁觀，與中國當時的紀錄電影完全不一樣，差異不僅表現在形式技巧上，更體現在對紀錄電影功能的認識上。如今32年過去，中國人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4年11月，意大利駐華使館和北京電影學院舉辦“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這是《中國》在中國的首映，已經90多歲的安東尼奧尼因病未能出席。那個特定年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樓、上飯館、拉板車、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廁所……令32年後的觀眾笑聲、驚嘆聲不斷，長久的掌聲表明，中國人接受了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參考辭典：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

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歷史名城費拉拉。大學學的是經濟學，20歲前傾心造型美術，後來迷上戲劇。曾拍過精神病院的紀錄片，這使他提倡內心電影。他先為雜誌撰稿，1940年開始拍攝短片，1950年拍攝第一部故事片《愛情故事》，深受新現實主義的影響。他的影片對話極少，長時間地固定拍攝和緩慢移動鏡頭，其導演理念對世界電影藝術影響極大。他的影片《奇遇》、《紅色沙漠》、《春光乍現》、《雲上的日子》等，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1995年他獲得好萊塢終身成就獎。他的最後一部電影是2004年與索德伯格合拍的《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