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
中條山戰役引起的“筆墨交鋒”

　　《大公報》渝館總編輯王芸生撰寫了一篇題為《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發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報》重慶版上。為此，當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連夜疾書一信致《大公報》負責人，對社評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役中，有損八路軍的言論給予澄清。由此引起的“筆墨交鋒”，曾經轟動重慶城。

　　中條山
位於山西省南部，橫亙黃河北岸，東連太行山，西接呂梁山，瞰制豫北、晉西，屏蔽洛陽、潼關，是抗戰期間日軍進擊華北的要地。

　　1941年3月，日軍進犯中條山的跡象已很明顯，各地不斷有敵情上報，而蔣介石卻置之不顧。日軍於5月7日下午開始全面進攻國民黨軍隊。日軍從東、北、西三方面發起對中條山地區的中國守軍的進攻，經過近三周的激戰，國民黨軍隊主力陷入重圍，被打死4.2萬餘人，被俘3.5萬餘人，日軍以1比20的極小代價占領了中條山地區，他們驚呼：“這是事變以來罕見的戰果。”在中條山戰役中，八路軍對友軍進行了積極的配合，有利地牽制了日軍，掩護了國民黨軍隊的南撤。國民黨為轉移國人的視線，逃避不抵抗的罪責，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聞媒介，傳播什麼“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等謠言，蔣介石仍嫌不夠，又指派第二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渝館總編輯王芸生出來說說話。在張季鸞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寫了那篇《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社評在引述日軍的謠言後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各界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此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5月21日《大公報》重慶版的這篇社評後，感到事關真偽曲直，需要認真對待，用事實給予“反證”。因為當時《大公報》在讀者眼中的分量，周恩來是清楚的，蔣介石之所以要《大公報》出來說話，其原因亦基於此。為此，周恩來當夜疾書一封長信給《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

　　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將信送到李子壩建設新村《大公報》重慶館。周恩來的信寫得非常委婉，首先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接下來，信中一方面駁斥敵寇的謠言，另一方面歷陳八路軍的抗戰業績和共產黨團結抗戰的誠意。

　　最後提出希望：“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我信貴報此文是善意的督責，但事實不容抹殺。貴報當能一本大公，將此信公諸讀者，使貴報的希望得到回應，敵人的謠言從此揭穿。”

　　接到周恩來的信，《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王芸生也很重視，他們不顧重慶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毅然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將此信公諸讀者” 的建議，於5月23日在《大公報》重慶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來的來信，並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結抗戰。周恩來的信發表以後，在國統區引起反響，起到了澄清事實、糾正謬誤的作用。這篇《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是張季鸞先生扶病撰寫的，他在社評中說：“讀周先生的來信，關於此點得到圓滿答覆，就是十八集團軍一定協同作戰。我們知道周先生這幾年對於促進團結抗戰，盡力之處特多。在現時，幾乎是政府與延安間惟一有力的聯繫。此次給本報的信，我們不但相信其有根據，有權威，並且相信他正為此事而努力。”社評還重點提出了對處理好國共關係的希望：“最好藉此次在晉協同作戰為起點，對於統帥部與十八集團軍之間的許多應妥善處理的事情，都協商解決，重新再建團結的壁壘。”社評最後說：“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只要中共對於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能真實成立一致的諒解，則其他小的問題皆不足障礙合作，而這種團結抗戰的新示威，其打擊敵人的力量，比甚麼都偉大。在此意義上，盼周恩來先生今後更多多盡力。”

　　周恩來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報》全文發表，對張季鸞的氣度給予了應有的評價：“作報社的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游哉的氣概，如騰龍飛虎，遊刃有餘。”張季鸞提出的“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實現，而張季鸞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沒有機會對國共和談發表見解了。

　　通過這次“筆墨交鋒”，王芸生對周恩來有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對“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的名言，牢記在心，折服不已。為此，王芸生將周恩來的來信一直珍藏着，直到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新聞系時，才將這封信作為新聞史研究資料交與系主任安崗。現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內，成為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