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的“病”與“死”

張建偉
2006-05-24中國青年報

一書一文導出陳年舊案

80年前，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啓超入住協和醫院。他得病多年，家
人屢勸就醫，總嫌“費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終於
同意檢查一下。經X光透視，醫生見右腎中有一黑點，診斷為瘤。梁啓超之弟梁
仲策問主治醫生：“不一定是癌吧？”醫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問：
“怎麼治？”再答：“全部割除。”手術後解剖此腎，果見其中有一大如櫻桃的
黑點，但卻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帶血，且檢查不出病源所在，於
是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此後梁啓超於4月12日出院，在醫院計35天。以
上內容出自梁仲策發表於1926年5月29日《晨報副刊》的《病院筆記》，距梁啟
超手術後出院，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80年後，出版界出了兩本書，一是新書，張清平著《林徽因》，二是重印，
陳西瀅著《西瀅閒話》。兩書都記有80年前梁啓超住院手術之事，並被許多報刊
廣泛引用。

張著的說法是，梁啓超死於手術後第三年，原因是手術時主治醫生判斷失誤，
“竟將健康的腎切去，而留下壞死的腎。這樣，雖然進行了手術，但梁啓超卻仍
然時輕時重地尿血，稍一勞累就會長時間尿瀦留。此後，梁啓超多次入協和醫院
治療，但已無法根治……對這一重大醫療事故，協和醫院方面嚴格保密。事故責
任人後來調離醫院，到衛生部做了政務次長。直到1949年，醫學教學在講授如何
從X光片中辨別左右腎時，才舉出這一病例。而梁啓超之子、建築大師梁思成直
到1970年因病住進協和醫院，才從自己的主治醫生那裡得知真相。”（轉摘自
《團結報》）

陳著中的說法載於該作者80年前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盡信醫不如無醫》。
文章說，梁啓超入院檢查後，醫生說不出病原，又經過好幾個醫生的診視和推斷，
這才認定病在右腎，說上面有腫物，要是不將右腎取去，腫物勢必日益膨脹，將
來總有割治的一日。所以開割是早晚難免的事情，雖然四五年內還不要緊。可是
晚治總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變成別種病症的危險。於是，“腹部剖開
後，醫生們在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但還是把右腎割下了！可是梁
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見毛病在牙內，因此一連拔去七個牙。可
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他的
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
沒有什麼要緊的！為了這沒什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
得精疲力盡，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花好幾百塊錢！”

如果僅僅是一件普通醫療事故，重提這樁陳年舊案，意義不大。但無論當年
還是現在，許多人關注此案，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關鍵，都想通過
這件“偉人醫療案”，將爭執多年的“中醫西醫孰優孰劣”問題，再付表決。

一報一刊中醫西醫開戰

稱梁啓超先生為“偉人”，名至實歸。梁啓超（任公）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
雲人物，其政治或學術著作一經發表，即刻風行當代。他有一支 “帶情感的
筆”，寫出的文章說理明晰，所謂情理交融，如時人所稱讚，“驚心動魄，一字
千金”。那時的梁先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他到大學講演，連“疑古大師”
錢玄同教授都來“陪聽”。梁先生登上講台，藍袍青褂，身材魁偉，有些禿頂，
卻是紅光滿面，眼睛奕奕有神，講演有許多手勢，以助表情。引用書文時，並不
看原著，便成段誦出，背不下去時，便指叩前額，噹噹作響，忽然又接着講下去。
那時的國人，上至總統，下至平民，覺得不聽梁先生的話，肯定要犯錯誤。梁先
生的弟子楊鴻烈先生曾撰文回憶：1921年，一個奧地利提琴大師來京演出，梁啟
超便在《晨報》撰文推薦，指出，如果不前去東城真光電影院聆聽這位音樂家演
奏西洋名曲，便是沒有文化水平的野蠻人！於是北京大中學生典當衣物，都去購
買售價昂貴的入場券。總統黎元洪也認為自己決不是“野蠻人”，竟在影院包了
一廂，攜帶妻妾眷屬，前往捧場，並向西洋音樂家贈送鮮花大提籃。

所以，當梁啓超先生竟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一經傳出，社會輿論立刻大
嘩，而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梁啓超之弟梁仲策的《病院筆記》，初看不過陳述兄長在協和醫院的診斷治
療經過，細心探究，已是對西醫略有微詞。原來，梁啓超入住協和前，曾經看過
中醫，診斷說“這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嗎，“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
無所不可”。而在協和經外科手術割掉一個腎，得出的結論，也是 “無理由之
出血症”。梁仲策說：梁啓超“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
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
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語有激憤，但還是把西醫和中醫置於同
一水準。

陳西瀅就沒這麼厚道了。他對西醫的診治失誤嬉笑怒罵後，講了一件事：
“在梁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上海一位懂得中醫的朋友，寫信給他，說他的病是
不用施行手術的，只要飲什麼湯就會好。這話不但西醫們聽了好笑，就是我們也
一點都不信。可是這中西不同的推斷究竟有多大的分別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
誰能說什麼湯一定不能治癒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損失，也不至於比丟
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齒再大吧？”那麼，中西醫的摸索有何不同呢？“中醫只知
道墨守舊方，西醫卻有了試驗精神。可是我最懷疑的就是這試驗精神……我們怎
能把我們的同類做試驗品……也許科學就是冷酷無情……那麼我們至少希望醫者
在施行手術之先，聲明他做的是試驗。這樣，不願做試驗品的，也有一個拒絕的
機會。”拒絕了西醫又怎麼辦呢？陳西瀅說：“我們朋友的裡面，曾經有過被西
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癒的人，而且不止一二
位。”其對中西醫的態度涇渭分明。

將梁啓超在協和做手術，稱作被西醫用做試驗品，陳西瀅至少已是在偷換概
念。而他的文章一經在《現代評論》刊出，立刻便“附和者眾”，其中最有力的
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載在當年5月29日的《晨報副刊》，題
《我們病了怎麼辦》。

表面上看，徐志摩似乎在貶中贊西：“我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西醫的信仰，
是無邊際的。中國大夫其實是太難了，開口是玄學，閉口也還是玄學，什麼脾氣
侵肺，肺氣侵肝，肝氣侵腎，腎氣又回侵脾，有誰聽得慣這一套廢話？沖他們那
寸把長烏木鑲邊的指甲，鴉片煙帶牙污的口氣，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說信任！同
樣穿洋服的大夫們夠多漂亮，說話夠多有把握，什麼病就是什麼病，該吃黃丸子
的就不該吃黑丸子，這夠多乾脆，單沖他們那身上收拾的乾淨，臉上表情的鎮定
與威權，病人就覺得爽氣得多！”

實際上，他是在聲援陳西瀅的“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之說，他嘲諷道，
西醫所說的所謂“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試驗品，或當標本看。你去看
你的眼，一個大夫或是學生來檢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又來查看
了一下出去了；三一個大夫或是學生再來一次，但究竟誰負責看這病，你得繞大
彎兒才找得出來，即使你能的話。他們也許是為他們自己看病來了，但很不像是
替病人看病。”西醫如此這般“看病”，哪個還敢“看西醫”？因此，“假如有
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
和乃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梁先生的醫案已經幾於盡人皆知，我們即不敢要求，
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藉此長長見識也是好的！
要不然我們此後豈不個個人都得躊躇着：我們病了怎麼辦？”

一報一刊，兩篇“聲東擊西”的文章一經登載，立刻便惹惱了魯迅先生。當
年7月5日，魯迅開始在北京《世界日報副刊》刊載他的《馬上日記》，開篇便將
矛頭對準陳西瀅和徐志摩：“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
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 ’。同時，
‘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
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
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
鬨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魯迅留學日本，曾專修西醫，從專業角度說，他確是比陳西瀅和徐志摩更有
發言權。他也認為西醫到了中國，確實發生了許多問題，但他認定那不是西醫的
問題，而是“中國人的問題”，是“特別國情”，因為“本國的西醫一出手便先
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這些
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裡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
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
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這是人的問題。
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那麼，魯迅如何看待中醫呢？“中醫，雖然有人
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態度也很堅定。但當時輿論，
對西醫的譴責和攻擊，占壓倒優勢。

一褒一貶任公獻身科學

梁啓超是西醫科學堅定的支持者。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年，梁啓超在上海
成立醫學善會，特別撰文，評述西醫中醫之優劣。

梁啓超並非要廢除中醫，他反對的，是已經教條化的“陰陽五行學說”和
“以此關乎病人生死的醫學”。他說，“詢其為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和，風火
燥濕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
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
遂噪於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

他為何弘揚西醫？那是因為西醫在學術、知識、制度、公共衛生與保健等方
面都優於中醫。他說：西醫“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講化學，而
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准，而講工
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學堂通課，皆兼衛
生”。

如今——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發生後——他身為受害者，還會繼
續支持西醫嗎？答案是肯定的。當反對西醫科學的聲音甚囂塵上時，梁啓超也在
《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西醫科學辯護。

梁啓超首先“就事論事”，詳述手術經過，並對割去右腎一事，談了他的看
法。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
當時的診查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它）‘罪不該死’，
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
知道。但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他肯定西醫的醫療是有效的，說：“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
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
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他的病態，一點都沒有。
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術，因為醫生的技術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
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

梁啓超的這些辯護大有深意。輿論千夫所指：你們不是說西醫是科學嗎，那
麼，從西醫院裡抬出了死人，那就是“科學殺人”。梁啓超終生篤信科學，他為
西醫辯護，便是為科學辯護。對此，他洞若觀火。“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
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
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
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
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
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裡，梁啓超先生對家人說過，“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也曾說過
“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但面對公眾輿論，他還是發表了上述為協和、為西
醫、為科學辯護的文章，因為，他“怕社會上或者因為這件事對於醫學或其他科
學生出不良的反動觀念”。不到3年後的1929年1月19日, 梁啓超病後再次住進協
和醫院，最後在該院病逝。在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梁啓超先生這樣，因自
己的“病”與“死”，留給後人許多感慨，許多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