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抒: 施暴虐鎮反肅反(1) |
| 送交者: kex 2007年07月24日00:00: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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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 施暴虐鎮反肅反
毛澤東指責別人是「修正主義者」，主要是別人或多 或少放棄了「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立場，而他沉 緬其中，以鬥爭為樂，以革命為榮，至死也不改變。 「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毛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 的歸納，也是他那本「小紅書」里為中共理論家引用得最 多的語錄之一。 秦未無產者陳勝、吳廣，漢未貧農子弟白蓮、黃巾， 都是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亂華，同勞動人民更不相干。唐未黃巢有《詠菊詩》一首傳世，應是讀書人，但也 還算是農民領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終白干一場。宋亡於蒙古，漢人淪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農民、百姓同父母 官的關係並沒有顛倒過來。元未朱元璋，標準無產者一個，可他當了皇帝，連他家鄉的窮人也沒有沾上光。「自從 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這兩句花鼓就是明證。他的無產階級戰友們幾乎個個滿門抄斬，連八竿子打不著 的親戚也一併拿去砍頭。堂堂中國幾千萬無產者，除朱氏一人，誰也沒有獲得勝利。明未李自成，才過了幾天皇帝 癮，江山就丟了，全體無產者空觀喜一場。清未洪秀全定都南京，號稱太平天國，但天下尚未太平，內部就開了鍋， 成千上萬地殺人，殺的全是階級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也不過是另一個朱元璋，除了將孔子牌位砸掉換上耶穌基 督之外，他與大清皇上並無區別。洪氏弄了一百零八個妃嬪，算是他個人的「戰利品」，而他給老百姓下的聖旨是 「照舊繳糧納稅」，所以「勝利」與百姓們是無緣的。 農民造反，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當 權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對舊官員多採用安撫政策。新舊官員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總司令」趙匡胤陳橋兵變， 成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舊朝正副宰相照舊高踞廟堂便一例。受剝削階級的成員欲獲得個人勝利，或者上京 趕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上山落草，然後讓朝廷招安，混個一官半職。至於說兩千年來究竟哪個 階級勝利了，從來就沒有人關心過。誰在乎朱元璋的階級 身份呢？ 但這都是西風東漸、馬克思的學說傳到中國之前的老 皇曆。一經階級鬥爭新學說的解釋，新舊政權的更替，就 有了全新的意義。「一些階級消滅了……」毛澤東開創新 朝，執掌政權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這一條。 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曾就農民起義被鎮壓後再 圖鞏固政權的舊朝，或者藉助農民起義成立的新朝，是否對農民實行了讓步政策，展開過一場辯論。此一難以說清 的問題，被毛澤東一語了斷；「只有反攻倒算，哪有甚麼讓步？」（注１：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 州對陳伯達、田家英等人的講話。） 歷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權的統治者需要收買人心 為本，以懷柔政策為首務。為使人民休養生息、增丁添口，也必得薄徭役、減稅賦。譬如唐朝初年將土地分配給農 民，與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遠。又如清朝初年，湖廣填四川，並招撫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給田耕種，新墾土地 一概免賦。又廢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口永不加賦。（注２：四川《井研縣誌》一九九○年版第二頁。）這就 是所謂「讓步政策」。 可是毛澤東從史書中看不到這些。他只看見「階級斗 爭」。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世界上就是有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策」。具有如 是的歷史觀，他上台執政之後，便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甚麼都重要。由於勝利來之不易，他那「鎮壓」的心 態也就份外強烈。一直到二十年後，他在文化革命中將國家主席、他的湖南同鄉劉少奇殘酷地整死時，所持的理由 還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其實，為中國舊政權服務的人員是十分龐雜的。國民 黨政權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獻身精神的優秀青年組成的隊伍，後來腐化墮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戰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華，尤其是在共產黨勢力薄弱的南方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縣，全縣人口僅十餘萬，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個人便有一個參加國軍抗日，一萬一千多名將士大多數為國捐軀，戰後僅五十三人退伍返鄉。（注３：四川《井研縣誌》一九九○年版第三頁） 那些為國民黨政府服務過的人，在抗戰勝利後隨即開 始的三年內戰中，許多人或對共產黨不了解，或者尚來不及思考國共雙方的是非，便成了戰場上的俘虜，或者被逃 往台灣的政府拋棄，束手就縛。為振興中華計，優秀人才參加建設，一定得益匪淺。然而，毛只信「一些階級消滅 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於是玉俱焚，使中國這 個遍地文盲的國家不知損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諸省，由於「過多殺人和亂殺人」，葉劍英 主持的中共華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亂捕亂打亂殺的錯誤」。（注４：一九五○年出版的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 編《幹部學習資料》第二輯，轉引自丁望著《華國鋒紀登奎和新起的一代》。）但殺了的卻再也不能復生了。例子 俯拾皆是，這裡不妨列舉幾個。 廣東台山縣一位老教育家陳覺生，雖曾任舊政府參議 會參議長，在共產黨的隊伍進城前，惡霸劣紳們紛紛避往 香港時，他自持平素並無劣行，便留下協助解放軍。他一 度被譽為「民主人士」，可是共產黨要「鎮壓反革命」了 ，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亂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馮謙光，早年畢業於北平朝陽大學。一九三五 年任山東臨淄縣長後，查煙，禁賭，肅匪，在全縣興辦小學，普及國民教育，又自任縣立初級中學校長，很做了一 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軍俘虜，關押在濟南獄中，直到日本投降才獲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義控制 的北京城，傅的人馬均作為收編對象，其中包括馮謙光。可是馮卻於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殺人罪」被捕，一直關 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寬釋。 東北偽滿東安省軍醫院一位主任軍醫回健人，一九四 五年八月聽到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消息，即集合隊伍宣布起義，擊斃日本人院長，率隊奔向蘇聯。東北光復後，他回 到祖國。當時中國由國民黨執政，這個愛國者便當然地認為加入國民黨才能更好地為國效勞。他組織了國民黨東安 支部，自任書記長。但隨後國民當接收大員的劣跡使他對那個政權徹底失望。經與中共地下黨聯絡，他於一九四八 年穿越對陣的國共兩軍的防線到了共產黨的那一邊。但是解放後，他卻因抗戰後那段歷史而被定為階級敵人，名列 待消滅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執行之，他出主意幫監獄改善了衛生情況，監獄當局為使用這個人才，將死 刑改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過了這一劫。（注５：一九八 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報》海外版。） 第一個將咖啡引進中國並種植成功的一位印尼華僑， 平生致力於創辦咖啡農場，只因在舊政府任過官職，便以 「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後瘐死獄中。 中國以農業立國，兩千年間雖然戰亂頻仍，但詩書香 火綿延不絕，因為大多數讀書人都在鄉村。他們要研究詩書，就不可能自己去種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謂諸 葛亮「躬耕於南陽」，其實也是僱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來，中國農村的知識份子幾乎都與地主、富農沾一點邊。 過去的改朝換代不干他們的事，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這次「新中國」的執政者卻以階級鬥爭為己任，讀書人也就 難逃被「坑」的命運了。 江蘇南匯縣年近七十的讀書人蘇局仙是一九○七年清 廷廢科舉之前考取的最後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軍占領時期回鄉念佛之外，終身未離教鞭。可是因為家裡有幾畝 地，也被定為「地主份子」，家業被分。幸而他被「寬大」，只是被管制監督勞動，未被鎮壓，活了一百一十一歲。 諸葛亮茅廬所在河南省南陽縣，一九五○年便槍決了 一千一百多個「反革命」。（注６：《南陽縣誌》一九九 ○年版第一○五頁。）由於中共至今仍說它是「依法」殺 的人，我們無從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從別 處的例子，我們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夾江縣，總共不到十七萬人，可是逮捕「反革 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上級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 未經任何部門批准。（注７：《夾江縣誌》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七頁。）要是再考慮到那上級批捕的也多屬冤案， 人們就明白那「亂捕亂打亂殺」是如何恐怖了。當時夾江縣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夾江一個案件 只逮捕一人，那全縣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全國僅在一九五○年的「鎮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萬「反 革命份子」。由於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縣縣誌披露各縣在當時逮捕的案件均在數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夾江縣 的數字超出全國平均數的一倍，全國總數也應在一百五十萬上下，這還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軍隊打到各處時當即就 捕殺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得意地聲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 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注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共八 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指的就是這場鎮壓。現今無法核實那時被殺的知識份子的準確數字，但是由於國民黨的政 府人員和註定要被消滅的地主很多是知識份子（以當時中國的標準而言），所以實際被殺的「儒」必定遠遠超出此 數，很可能接近被殺人數的三分之一，即五十萬左右，超 過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後陳毅主政上海，十分穩重。上海歷來是 藏污納垢之所，曾有人主張大開殺戒，列了數萬該殺者的名單，陳毅看了說太多，減到數千，他仍說太多。最後只 殺了確實罪大惡極的數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國民黨代理市長趙祖康是個老工程師，他就任後主動妥善配合中 共的隊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戰爭破壞。陳毅任命 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長。 如果全國都照陳毅那麼辦，必可為本已缺乏讀書人的 中國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國家必定可以更快地從動亂中恢復過來。然而，在全國範圍內，一無「招安」，二無「 懷柔」，三無「讓步政策」，有的只是「鎮壓」和「反攻倒算」，使中國損失了無數寶貴的知識份子。 另一批註定要被新政權鎮壓的是所謂「封建地主」。 本來，鄉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當地的惡霸，魚肉百姓，儼如小國之君，對這類人予以鎮壓是必要的。但是，為中 國貧窮經濟的出路計，對那些只坐收地租，並不殘害百姓的地主，尤其是只不過有那麼十來畝薄田的小地主，家產 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權沒有理由將他們列為鬥爭對象。要說「剝削」，他們比不上城裡的工商資本家；要說「 反動」，他們同舊政權官府也沒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少數因子女參加共產黨，進城當了大官而受到保護之外， 統統被劃歸為「階級敵人」，被掃地出門或者肉體消滅， 即使不置之於死地，也被斗得嗚呼哀哉。 由於毛澤東認為光把土地從地主、富農那裡拿來分給 農民還不夠，必須發動農民鬥爭地主，提高「革命覺悟」，否則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傾，是對敵鬥爭不堅決。 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張行溫和土改的，他們只搞分田，分浮財（衣物之類），但不 挖底財（埋在地下的金銀等物）。鑑於大量地主是華僑或僑眷或兼營工商業，他們不主張沒收其財產，結果被批判 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廣西殺了大批地主的陶鑄去重搞一套，使千萬戶在葉、方主政時並未遭劫的「地主」家 破人亡，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領袖反對「和平土改」，下面各級幹部便唯恐不夠革 命，紛紛以對地主的殘忍表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結果冤殺 了許多無辜。 以周恩來胞弟的岳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 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但之後從未在國民黨政府中做過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參加革命，他將周母接到自己家中 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南下時，他不認為自己會成為鎮壓對象，便靜靜地留在家裡。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為「地 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鬥爭的對象，很快就送了老命。周恩來的親戚尚且如此，別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實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 東平原搞「土地改革」，處決地主時的慘烈景觀：農民們被組織起來，「依照古老家族的遺風，將黃豆粒仍進土台 上的大瓷碗。當唱票人用異樣的嗓音宣布『票』數超過一半時，行刑手舉起裝滿火藥的統槍……」有條壯漢沒有立 即死去，小學生們被動員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一下下的壯漢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傷口上糊 泥巴。一個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樹葉一樣剪掉了罪犯的兩朵耳廓。據說，那個壯漢的全部罪惡是查出了祖父那輩 曾經雇過一個長工，依照政策精神，這位片瓦皆無貧農改劃為地主，一夜之間變成敵人。」（注９：《新華文摘》 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頁。） 中共這麼做，並不是頭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國民革命 軍北伐期間，毛澤東在家鄉湖南發動他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農民突然從社會最底層翻到無人管束的境地， 無法無天，濫用私刑，死人無數。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醴陵鄉間的一個規矩的讀書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來在江西「蘇區」（蘇維埃地 區）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有田四十畝甚至 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因反對此一政策而被周宣 布「開除黨籍一年」的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回憶： 「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干 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 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 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 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 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 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注１０：《龔楚 將軍回憶錄》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頁。） 地主殺了，讀書人也跑不掉。「蘇區」貧瘠，養不起 大批紅軍。地主榨完、殺光後，給養仍有問題，於是稍有點家業者便成了剝奪對象。如瑞金縣有戶讀書人家，家中 只有十多畝田，由兩個也讀過書的兒子耕種，是為自耕農，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 百五十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一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飾，繳去贖人，但因不足數，老人被吊死，兩 個兒子也殺掉。殺了男的，仍然逼婦女交錢，否則大人子孩一起抓。這一家老小向龔楚磕頭求救，龔卻無能為力。 在此之前，長汀縣一位替龔楚治過病的老中醫曾因為交不出一大筆「捐款」給紅軍而向他求救，他說了情之後那醫 生仍然被殺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紅色政權」殺地主、 富農、讀書人的歷史，對一九五○年全國都成為「蘇區」 之後中共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京郊大興縣發生 了黨支部書記召集貧下中農、民兵，將十幾個村的地主、富農悉數滿門刀劈斧砍，連吃奶嬰兒也不放過，先後打殺 三百二十五人的慘劇。（注１１：《當代中國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頁。）與此同時，毛的湖南老鄉（在某些地 區）也在一家一家、一鄉一鄉地殺已經當了十幾年貧民的地、富。就全國範圍而言，這股殺人風只是個別現象（廣 西等地也殺了地主、富農及其家屬，但總的說來，仍不能算作全國範圍的屠殺），為時亦極短，而且連死前一直替 毛澤東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謝富治也不贊成那種野蠻屠殺，但這種事件能在毛澤東眼皮底下發生，這一點已可以說明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在中國被歪曲到了甚麼程度。 毛澤東執政後期出現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慘無人道 的行為，在他執政初期已露端倪，決不是偶然的。中共在 土改時告訴農民，只要把地主階級鬥倒、鬥垮、消滅掉， 農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 可是實際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毛澤東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農村某地搞土地改 革，她的生活比當地被鬥爭的志主闊氣一百倍。她進茅房，門外有三個警衛站著；每隔幾天便有醫生給她檢查身體。 鄉里貧農團團長赴武漢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時外感風寒，發高燒，無錢交醫。可是江青竟不讓自己的醫生給他看病， 任那位「翻身農民」連燒了十幾天，悲慘地死去。可見就在中共著手消滅地主階級時，新的「地主」就已經出現了。 當然，江青只有一個，而大量的則是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幹部。一九六二年，鄧小平說過：「有的農民講：過去我 們養一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一千幾百萬，一個數字是一千六百萬，有的估計是 二千五百萬。」（注１２：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按這個 數字計算，平均二十至三十個人養一個「保長」或「地主」。有些「保長」比過去的更壞。一九六○年，被毛打倒的 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一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這樣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 保長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注１３：馬輅等《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一六二頁。） 所以，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是消滅了，可農民階級 卻並沒有勝利，毛澤東階級鬥爭只是殺了一大批保長，並 且將「一個保長」換成了「好多保長」而已。 因為將階級鬥爭看得太嚴重，在肅清了敵人營壘的人 以及為敵人幫過忙、幫過閒的各種流派之後，便要在自己 的內部里抓臭蟲、掐虱子了。這就是「肅反」，即「肅清 反革命份子」。 只有熟知五十年代中國歷史的人才知道，「鎮反」即 「鎮壓反革命份子」，殺的是敵人營壘的人；而「肅反」則專搞自己人。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 「暗藏的」，加以如辯方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殺人可能就會被判殺了人，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連一九二五年入黨、 紅軍一九三四年長征時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都成了「內奸」、 「反革命份子」（潘、楊在毛澤東死後均獲平反，參見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還有甚麼人能擔保自己永遠 平安無事呢？ 一九五五年初，潘、楊被捕。儘管這兩人經過了長達 八至十年的「預審」囚禁之後才被判以長期徒刑，但他們， 特別是長期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曾經領導過的文化界人 士卻立刻就遭了殃。 抗戰勝利後任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的鄧葆光，負 責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他讓共產黨員將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報整理、珍藏起來， 又從幾十萬冊書中挑出七萬冊善本書，佯稱運去台灣，實際上運到香港隱蔽，上司讓他運往台灣的金銀珠寶也被他 用拖的辦法保了下來。遵照潘漢年的指示，他本人留在香港保護那批書籍。國民黨退至台灣後，奪書未成，於一九 五○年九月派人去香港，在大街上對他白日行兇，用菜刀在他頭上砍了九處。在美國妻子的悉心照顧下，鄧幸從死 神手中逃脫，派人將書單送到上海交給了潘漢年。中共將那批書取回之後，鄧也回到了大陸。然而，潘一下獄，鄧 葆光立即被打成同黨，也成了共產黨的囚徒。他的妻子也被關押了一年多，出獄後就成為沒有戶口的「外國人」， 只得隻身回了美國。他的兒子則被送去勞改，長達二十三 年。 從二十年代起即開設電機公司，為中共製造收發報機， 並在隨後的二十年間發展成一個擁有錢莊、煤礦、鋼鐵廠、紡織廠、影片公司等企業的大資本家蔡叔厚，實為中共秘 密黨員，為中共做了無數他人無法替代的工作。他接待過參加一九二七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潛逃至上海的中共要員 葉劍英、廖承志等數十人，將其公司營業收入用來安置同志，又在國民黨軍政部兵工署秘密發展了十幾名共產黨員， 為中共獲取過大量情報。解放後，他將全部企業青理交公，自己則只領取一份電機工程師的工資。潘漢年和楊帆的事 作一出，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單。只是因為化是「高級統戰對象」，名單報到周恩來處時：他與潘、楊雖有私交， 但不是一夥，不能捕，他才得以免禍，但與他幾十年共事的副手陸久之卻逃不過牢獄之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陸久之一九四六年與蔣介石前妻陳潔如收養的女兒結 婚，但從二十年代起就秘密為中共工作了。他不是中共黨員，那是因為周恩來說「陸久之在黨外可以發揮更大的作 用」。一九二八年，當國民黨出動人馬圍捕中共領導人項英、向忠發時，每次都是他暗中傳信，使國民黨特務撲了 空。一九二九年，日共總書記矢野學自蘇聯歸日途中，曾在他家中藏了一個多月。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在上海開代 表大會，會址是他租賃、布置的一個「醫院」。一九五○ 年初，中共還曾派他到日本去策動原國民黨政府使館人員 起義。（海生按：據「傳記文學」報導，陸久之那次成功說動了一批國民黨使館人員「光榮起義」，但他自己在歸 途中因海上風浪太大而碰傷了頭，成為終生不愈之固疾）如今中共臉一翻，他就進了牢房。只是在牢裡蹲了七年之 後，陳潔如向周恩來求情，周恩來過問他的案子，他才出了獄，但蔡叔厚卻在不久後的文革中被投入監獄，成為無 人審問的「寄押犯」。在那座當年他的公司建築的監獄裡， 他不斷地喊著「冤枉」，離開了人間。 三十年代的電影《十字街頭》中有首家喻戶曉的歌曲， 「春天裡來百花香……和暖的太陽在空中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其歌詞作者關露女士有詩集和小說問世， 本是一位極有才華的人，只因為共產黨做秘密工作而暫時放下了筆。抗戰後，周恩來怕國民當加害於她，要上海的 黨組織把她送到新四軍中去。到了新四軍解放區，華中局組織部部長曾山對她說：「任然做一個左翼文人吧，你看 黨多麼需要你！」誰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她竟成了囚犯，因為抗戰時她曾被潘漢年派遣，打入日本駐華使館辦的雜 志社收集情報。 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產黨的惲逸群，中共奪取上海後 任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五一年他因報紙漏登了一則斯大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撤職， 讓張春橋撈個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當時中共還沒把他當做敵人，可是由於他在抗戰期間曾按照中共的指示去香 港工作，受潘漢年領導過一陣，一九五五年潘被捕後，他也被指為「特務」進了牢房。因為沒有證據，乾脆不審不 判，押了十年之後，才突然宣布判處十一年徒刑結案。 參與創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領華東時，與日本人 合作，成為日偽政權的頭面人物。他在日出生、在日讀過大學的兒子周幼海卻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一九四六年成 為中共黨員，專事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由於楊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楊被捕後他也入了獄，關了十年後 方以「反革命」罪被判以「管制三年」。 搞起運動就沒章程，亂抓亂捕，這幾乎成了規律。一 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橫渡長江後的橋頭堡之一，安徽安慶市，有個曾是國民黨人員的劉某。此人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後 ，便成了共產黨的命作者。他發動安慶的地方武裝起義成功，使解放軍和平進了安慶。之後他又為大軍渡江做了不 少工作。幾年來他都被認為是功臣。但肅反了，他突然成了「歷史反革命」，進了監獄。他的妻子走投無路，終於 自縊身亡。 因為抓虱子多多益善，以前中共不想抓的人這時也抓 了進去。原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一名專員楊雲飛，建國初求才甚殷的共產黨當局曾邀請他為新政府工作，並表示 可以「原職原薪」。但揚打算觀望一陣，未予接受，就此賦閒在家。誰知到了一九五五年，肅反肅到他家裡，把他 抓走了。說是只判處十年徒刑，可是一關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共特赦國民黨戰犯，才讓他出獄。當局將 他那早已因他入獄而與離婚的妻子找來，說：「當初逮捕老楊是黨的政策，現在釋放老楊也是黨的政策。……你把 老揚接回家吧。」（注１５：上海《文匯》月刊一九九○ 年第三期。） 郵電一個職工在肅反中被揪出來鬥爭，原因是平日愛 說怪話：「話怪話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站在反革 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蔣介石回來，就是反 革命。」（注１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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