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僅東北師範大學一所學校里 就將師生抓起一百多人，作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加以審查。　連同被勒令停職交待問題的，共二百多人成為肅反對象。 由於實在榨不出油水，不久便全都放了。但這二百人躲過了初一沒能躲過十五，在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時全都落了網。

　　當時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 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地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 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 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注１７：香港《爭 鳴》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三十九頁。引者認為，由於事隔三十二年，「每天有人跳樓」可能有誤，也可能只是 短短的幾天每日有人自殺。）

　　作家黃秋耘到八十年代寫出了肅反中他親身經歷的事。 由於他有多年的革命歷史，在單位里屬於受黨信賴的可靠份子，於是他奉命率人去逮捕一名共產黨員、《文藝學習》 雜誌的編輯馮大海，並由他負責審查馮的案子。經他調查，逮捕馮所依據的「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 他如實報告上級，幸獲上級同意，對馮「寬大處理」，不予判刑，但仍然開除了黨籍。當時黃所在的單位一下子抓 了十個反革命，其餘那九個黃表示他未經手，無法判斷其真偽，但他們無一例外地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受到從開除公職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懲處。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其餘那九個只是不幸沒有能遇上黃秋耘那樣敢講真 話的人，以至冤沉大海，成了肅反的犧牲品。不過馮大海雖逃過了肅反，卻沒有能捱過文革。因為黃被說成是「漏 網右派」，馮算是被他包庇下來的，這樣馮就難逃文革這一劫了。受夠了折磨之後，他用上吊的法子結束了痛苦。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福建省委副書記曾鏡冰，一九四 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時，曾經錯將手下一大批干 部當作「內奸」殺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內奸」，被 撤去全部職務，直到文革中被整死也未能翻身見青天。

　　這場肅反，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澤東在一九五六 年底是這樣說的：「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 ……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注１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毛在全國工商聯二屆一次代表大會部份代表座談會上的講 話。）

　　按毛的說法，全國僅幾百人被送去勞改，其餘則平安 無事，只是虛驚一場，至少保了飯碗。這顯然不是事實， 連黃秋耘所在的那個小小的雜誌社都有好幾個人在肅反中 被判刑，全國如何會只有區區數百？

　　如廣西上林縣，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 子」，其中中小學教師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說的「大約百分之一勞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 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注１９：《上林縣誌》一九八九 年版第三八○頁。）

　　又如遼寧省長海縣，是個海島，人口僅五萬一千。肅 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為反革命份子和其它壞份子。其中： 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九人，監 督勞動改造五人。」（注２０：《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 版第五二五頁。）

　　毛澤東必定知道全國將數十萬新抓出來的反革命送去 坐牢、勞改的真實情形。他為何說只有幾百？因為聽他講話的是剛剛將全部資產交給中共的各地資本家的代表，他 需要安撫這些剛剛「走上社會主義光明大道」的資本家，給他們一顆定心丸，除了信口胡謅，實在也沒有別的好法 子。

　　毛澤東說「審查」了四百多萬人，這大致還是事實。 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運動一來，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 ，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這種先抓人後審的法子，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 多少人走上死路。

　　為甚麼會一下子「揪出」那麼多「反革命份子」？因 為有「指標」（配額）在。譬如中共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個「百分之五」的指標，（注２１：一九五七 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即將部內百分之五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 有罪而是倒霉罷了。

　　因為揪出的每一個「反革命份子」都是肅反的成績， 各單位自然以多為榮，多多益善。如東北財經學院，近三千三百人，其中教師總數為四百二十五名，肅反中被斗的 占一半。官方宣布：「清查出了披著人民教師外衣的反革命份子（現行的和歷史的）與壞份子共六十一名」。此外 ，因「反革命嫌疑」而被鬥爭的還有一百四十五人；以前被定為反革命，但被寬大，「不以反革命份子論處」，但 表現不好而在肅反中再次被鬥爭的為二十九人。當局認為，這些人都是該斗的。另有二十一人，「因檢舉材料失實 或僅因思想落後而被鬥爭」，當局承認「這些人才是真正斗錯了的」。（注２２：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遼寧日 報》。）

　　各機關、學校，情況都差不多。如東北工學院抓出「 反革命份子、壞份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論處」的「歷史反革命」八十八名。（注２３：一九五七年七月 十六日《瀋陽日報》。） 　　本來，運動只是「肅反」（肅清反革命），並沒有「肅壞」，怎麼忽然就把誰也不曾明確定義的「壞份子」摻和進 去了呢？中共從來不予解釋。但肅反的偉大成績全是這樣宣布的：河北省「清查出反革命份子及壞份子共六千零六十一 名」。（注２４：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四川省抓出「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五千三百多名」，「是一 次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注２５：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 日《人民日報》。）

　　不管那些「反革命」中有多少是冤曲了的，那些「壞份 子」顯然是為了湊數而陪綁的。

　　中共學習蘇聯老大哥，搞計劃經濟，經濟建設有五年計 劃，抓反革命居然也有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五年五月十 七日，毛澤東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 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可以說，肅反中的無 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其實這種運動總是搞得一片恐怖，這裡僅舉一個小例子。 泌尿外科專家張華麟一九五○年自美國歸來，五一年被任命為解放軍第一醫院院長。不久遇上「三反」運動，其妻子因 拿過公家一枝體溫計，被打成「老虎」（貪污份子），隨之而來的便是鬥爭批判，人格每辱外加肉體摧殘。年輕人受不 了，用一條圍巾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人死了還沒完，張還被逼著為那一枝體溫計在全院大會上替死去的妻子作檢查。

　　《新觀察》編輯黃沙鑑於無辜的人一個個死於運動，在 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人的價值」問題，他說：「在這個社會，人是不值錢的，今天還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無辜的 被判為反革命。」「這不是某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根本解決。」（注２６：一九五七年七月 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當時，認識到這個根本問題的人已經不少，可是人微言輕，絲毫改變不了中共的所作所為。

　　毛澤東那樣搞運動，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是他的一大 幫手。劉少奇曾經這樣說過：「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 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一個指頭。」譬如「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百分之九十五的 人斗對了，成績就是「九個指頭」，就是「成功的，必須的， 必不可少的。」

　　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七年，人命越整越不值錢。一九五 七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殺的人比五五年的「肅反」多了許多。到了六六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殺的數目更是遠遠超過 了「反右」和「肅反」的總和。再以前述遼寧長海縣為例：總共五萬多人，僅在一九六八年那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中便關起三百多人，活活打死五人，打成殘廢數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殺身亡！（注２８：《長海縣誌》一九八四年 版第五三九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時代死於冤獄 的人數，多於歷代冤獄致死者的總和。

在毛澤東的腦子裡，階級鬥爭本是個無孔不入的概念， 但並不是說他搞的每一個運動都源於階級鬥爭，有的是由於 他個人品質、修養之久缺，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容不得 不同意見造成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便是一例。

　　文學評論家胡風的文藝思想與黨內主流不合拍是由來已 久的事。他不是中共黨員，卻始終是中共的戰友。作為左翼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日共。一九五三年林默 涵、何其芳等黨內文藝「理論權威」出面批判他時，僅僅是說他「反現實主義」，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而已， 文章畢竟還是在文藝範圍內做，並沒有同政治搞到一起。

　　魯迅早就說過「胡風鯁直，易於招怨」，這次他果然咽 不下這口烏氣，遂自書三十萬言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 將對他的批判一一反駁，上書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主持公 道，定奪此案。

　　但是胡風太天真了。在文藝方面，毛澤東認為他在一九 四二年延安整風時期所作的「講話」早已定了乾坤，文藝工作者只有照本宣科、按精神辦事的份兒，豈能另起爐灶再搞 一套。胡風那三十萬言的意見，闡述的是他自己的文藝理論。因「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而坐了七年牢的詩人綠原將它概 述為：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 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注２９：綠原《胡風與我》， 刊《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這些見解與毛的《講話》大相逕庭，毛自然不容。何況當時尚無其他政治、思 想領域的運動，毛正需要一個鬥爭的靶子。胡風不啻自己送上門來，於是毛立即就勢搞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

　　為了避免人們在文藝理論上爭執不休，毛一開始就否定 了《文藝報》編委為發表批判胡風材料而寫的「按語」。康濯所起草的那個「按語」是根據周恩來的意思寫的，主要批 判胡風的「反動文藝觀、世界觀」。毛澤東一看便說：「要不得，不能用。胡風怎麼只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他們 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注３０：康濯當時是作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藝報》執行編委，駐協會作家黨支部書 記。引文為康對作家古華的談話，見古華《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劇》，載香港《爭鳴》一九九一年五月號。當時的中共中 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他自己熬了個通宵，寫了「人民日報 編者按」，連同胡風的「罪行材料」交給《人民日報》發表。他無中生有地給胡風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很早以來就是帝 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 部，干著反革命勾當」。

　　這樣一來，胡風文藝觀點的是非就無人再關心了，他那 可能動搖毛澤東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權威性的理論被封殺了，毛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的確，胡 風是「延安講話」發表以來唯一系統地向它挑戰的人。胡風成了反革命份子，毛殺一儆百之計徹底成功，從此就再也沒 有甚麼「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出籠了。

　　給人定罪要有材料，公安部採取全國統一行動，將凡 與胡風有過同事、師生關係的人及有過書信來往的人，全 都抄了家。從抄得的信件、日記里摘下片言隻語，便足以 給胡風定罪了。

　　為了搞臭胡風，中共當局曾不惜工本，將胡風的罪狀 編繪成連環畫，以小人書的形式散發到千家萬戶（《關於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短短幾個月發行了五百多萬冊）。

　　因為這是一場運動，人人都得表態。巴金回憶道：「 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於是他也只 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說胡風「做賊心虛」云云。（注３１：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 巴金《懷念胡風》。）有人因為寫揭發文章對胡風罵得不夠狠，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 子打掩護。」郭沫若在胡風等人被捕後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會上則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 二十多年了，一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一種反革命的破壞份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覺……鼻子 不通，大中傷風。」（注３２：《文藝報》一九五五年十 一期第二十九頁）

　　由於人們知道胡風與魯迅有較深的友誼，而魯迅又是 被毛捧為聖人的人，為了剝掉胡風的老本，當局便將魯迅的妻子許廣平弄出來，讓她宣布：「魯迅愛黨愛人民，胡 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線，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注３３：《文藝報》一九五五年 二月號第三十五頁）

　　毛稱魯迅「沒有絲毫的媚骨」，當屬客觀，但這不等 於魯迅的妻子也如此。「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鍾」。許 廣平不敢為其亡夫的故友胡風鳴冤叫屈，己夠悲哀，還被 逼著拿起小鍾去敲那面破鼓，該是何等悽慘！

　　「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文聯）和「中國作 家協會」（作協）按照黨的指示，公布了一個《決議》，除了開除胡風的會籍外，還「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 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處理」。（注３４：同３２：）　　「處理」是逮捕的代名詞。由黨的官員把持的作協出 面向黨「建議」逮捕其成員，雖有些不倫不類，但確實可以鎮服所有的作家。批判胡風的高潮的一天夜裡，胡風被 黑布蒙上眼睛，被麻繩捆上雙手，進了一所監獄。

　　胡風進了監獄，毛澤東欽定他有「可殺之罪」，但又 認為「殺了不利」，饒了他一命。至於那該殺之罪究竟是 甚麼，當局從來也沒有向人民大眾公布過。

　　其實，具體辦案的政法人員早已明白胡風的冤枉，只 是由於毛先將胡定了罪，他們便無法循法辦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到中國人民大學作報 告，有人向他問到胡風時，他還這樣回答：「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僅僅是因 為「不虛心」，胡就得在監獄中（而且是在最易使人精神崩潰的單人牢房裡）蹲下去。到了一九六五年，胡風已經 蹲了十年冤獄，毛的「可殺之罪」已經明白成了笑料時，當局還為了毛的臉面而堅持要胡認罪。可是胡偏偏就是那 麼「鯁直」，就是不肯用認罪去換取寬大。他對被關押數年後獲釋前去探監的妻子說：「我何嘗不知道大帽子底下 過關的訣竅，但那是對黨對人民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僵持了一陣之後，胡風終於未被寬大，此案以「十四年有 期徒刑」告一段落。但判刑之後就將他釋放回家（「監外執行」），了結此一公案。至於文革後他又重被收監，又 關了十幾年，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為了證明胡風罪大惡極，便要炮製出一個「反革命集 團」來，於是一大批黨內外的幹部和文藝界人士便遭了殃。 一九八○年，中共給胡風平反的文件說：此案「觸及」了 二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三人，其中七十八年定為「胡風 份子」。

　　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彭柏山，早年在胡風鼓勵下從事 文學創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後曾在獄中化名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認出筆跡，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 給彭，直到三七年抗戰彭獲釋為止。彭能文能武，身經百戰，一九五二年自解放軍第二十四軍副政委任上轉業到上 海。因為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稱讚了他，毛澤東親自點名：「上海為甚麼不出彭柏山？」「胡風反革命集團份 子彭柏山」便被搞出來了。他原先所在的第二十四軍也大搞了一陣肅反。他在湖南茶陵縣老家的大哥受累被定為「 壞份子」，於一九六○餓死；擔任鄉長的二哥則被開除了 黨籍。

　　關押了一年半後，實在找不出罪證，當局只得給彭按 上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般份子』」的帽子，開除黨籍，釋放回家。一九六五年彭到了河南農學院，在圖書館 中當資料員。文革中這種「份子」是跳不脫的，他在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揪得剩不了幾根之後，終於自殺。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 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過一首詩，以後又去看望過 胡一次。這時他也被抓起來「受審查」。他不像彭柏山拖 到文化革命才自殺，他當時就服安眠藥解脫了痛苦。

　　彭柏山、鄭思與胡風相識，說他們是「反革命」，是 「胡風份子」，多少總還有風影可捕可捉。可是，當年延 安青年魯黎同胡風從未謀面，只是他在延安寫的一首名為 《延安贊》的詩，經人推薦給胡風主編的雜誌發表，他也 就成了「胡風份子」。

　　胡風的妻子參與了三十萬言書的抄寫工作，當然地成了 「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也坐了牢。

　　上海的名雜誌編輯尚丁，作為上海市人民代表，白天還 去視察了監獄，當夜卻莫名其妙地被捕進了監獄，原因是他 有幾個過去的同事成了「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他也就被劃 進了「胡風集團」的圈圈。

三十年代起將小說投寄胡風主編的雜誌而進入文壇的上 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在一九五五年春節胡風已處於被批判狀態時，他與朋友飲酒，還「祝胡風身體健康」。 作為「胡風集團骨幹份子」，他也進了監獄。在此之前，他先後蹲過幾次監獄：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讀書時參加「一二． 九」學生運動被捕，由家人花錢保釋；抗戰未期被日本人捕去，直至日本投降才獲釋。但唯有這中共的監獄蹲得特別長， 而且押了十年之後才判刑。

　　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的抗州詩人阿瓏，在一九三七年 的淞滬抗戰中受過傷，後由其為周恩來秘書的朋友安排到過延安。以後他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多次將軍事情報托胡風 轉故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女帶到延安，直到國民黨中央軍校發通緝令要逮捕他才逃走。現在他成了「反動軍官」兼「胡 風份子」，判刑十二年，死於獄中。

　　胡風曾因不滿足於看馬列著作的譯文，請中國人民大學 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謝韜幫助查找原著，謝因而成為「胡風 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

　　作家路翎，不到二十歲就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財主的 女兒們》，一九四八年一出版就銷售一空。其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已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中共執政 前他總共出版了計二百萬字的小說集。由於成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子」，他在獄中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後，人 們「在一條髒胡同裹，在大掃把揚起灰塵和垃圾中間，發現一個蓬首垢面的老頭低著頭一面掃，一面喃喃自語……這就 是當年名重一時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過去寫的書送給他看，他一面摩挲著陳舊發黃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 漠地問道：這會是我寫的麼？」（注３５：《新華文摘》一九八五年第四期第一八五頁。）

　　已有三十年中共黨齡的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華崗， 是學者型的革命黨人。他著過好幾本書，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曾為毛澤東稱道。他雖與胡 風沒有關係，卻因批評過毛澤東，也被打成「胡風份子」，同胡一樣，關了十年黑牢之後才被判刑。當局也要他服罪以 換取「從輕處理」，但他堅持「無罪可服」，一直坐完了他那十三年刑期。一九六八年刑滿之時正值文革，他被留在獄 中，直到病重才送回家。但家數口僅一間房，他無處棲身，不得已又拖著病軀自願返回監獄，並死在那裡。

　　一九四九年離台灣經香港北上的美學家呂熒，作為一名 學者，本來無事，但在胡風等被捕後召開的文聯大會上，主席郭沫若要求將胡「作為反革命份子依法處理」，他上台坐 到郭和主持鬥爭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中間，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不能說他是反革命」。這樣，他也被 扣上「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份子」的罪名。文革期間，他在勞改農場被宣布為「瘋子」，從隊長到歹徒都折磨他，凌辱、 漫罵甚至毆打，幾乎天天發生。他曾鼓勵難友「要堅持信念」，人民是必勝的」，但自己卻未能堅持下來，在病餓交迫下， 他默默死於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掩蓋他的一堆土旁立著一小塊紅磚，上面用粉筆寫上「呂熒」二字。這就是他留在人 間的一點記號。一個美學家死了，正如另一個「胡風集團骨幹份子」、被迫害死去的作家阿瓏的詩里所說的：「我要宣 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

　　胡風案波及不大，不過「觸及」了兩千人而已，但這 只是中共官方的說法。相比之下，當時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康濯的數字可能更為可靠：「全國被清查、揪斗的達 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注３６：康濯當時 是作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藝報》執行編委，駐協會作家黨支部書記。引文為康對作家古華的談話，見古華《一 代革命作家的悲劇》，載香港《爭鳴》一九九一年五月號。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 《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毛澤東對胡風的歷史所栽的贓，純屬他個人的憶造， 他對胡的經歷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胡風的人是有的，這 便是周恩來。

　　一九四一年新四軍九千人被國民黨人圍剿、僅一千餘 人逃生的「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在重慶捕捉親共人士，周恩來及時派人送去路費，讓胡風與別人一起到香港 隱蔽。這一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英軍不敵日冠，香港淪陷，周又指示將他們無一遺漏地營救出來。當時國內氣 氛有所緩和，周指示胡風回到重慶，支持他向國民黨登記出版雜誌，以文藝為武器與國民黨作合法鬥爭。現在共產 黨翻了身，胡風反倒被宣布為「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了。然而，周恩來不出來說話。他只做「中轉站」，將毛的指 示轉給領導文藝界的周揚，自己不加工。不與毛正面衝突－－這是周恩來在二十年前紅軍長征被期的遵義會議上被 毛奪了軍權，逐漸淪為毛的助手之後所採取的既定方針。 這樣就再也無人對胡風施以援手了。

周恩來對胡風也不是一點忙沒幫。據康濯說，文革中 胡風被重新判決，本擬判處死刑，「經過總理多方周旋， 改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留作反面教材。」 （注３７：同注３６）

　　胡風等「份子」入獄後，作家巴金曾偶爾向熟人打聽 胡風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問了。」過了近三十年，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我想起了清朝的 『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注３８：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 懷念胡風》。）

　　巴金將「反胡風集團」的運動和「反右」、文革相提 並論，說他一想起這「三大運動」，「便不由得渾身戰慄」 ，正是肺腑之言。在毛澤東統治下，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 整罷一批人整另一批人，這一次不過是「輪到胡風倒楣」 罷了。

　　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說，一九五五年是毛澤東的一個 大豐收年。「潘、楊集團」、「胡風集團」外加「肅反」，一大批各類「份子」被肅清，而且共產黨似乎就要這樣斗 下去，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人們只是希望在下次的甚麼運動中，自己不會成為一名新的「份子」，哪裡還敢對 國是發表意見？巴金的「不敢做聲」正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狀態的寫照。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沉沉，似乎就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