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關係是如何破裂的 zt

北伐在軍事上的順利進展，讓莫斯科很快開始為國民黨的軍隊大唱讚歌。《真理報》接連發表文章，稱讚國民革命軍“在組織方面和士兵群眾的政治覺悟方面與中國軍閥的武裝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優秀的、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軍隊”。（《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論），《真理報》，1926年12月5日；蓋利奧：《中國交戰雙方的兵力對比》，《真理報》，1927年1月16日，轉見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等編：《1919－1927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1輯，第249，256頁。）

斯大林也公開表示：如果說在歐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義和暴動，那麼在中國這已經不適用了。中國革命將靠軍隊取勝。因為，“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7）》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66－267頁。）

受到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的樂觀情緒的影響，在1926年底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向中共提出了更為激進的鬥爭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應該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和“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該支持其奪取農村政權，減少地租及捐稅負擔，沒收軍閥、地主、土豪、買辦以及寺廟、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對右翼軟弱和動搖政策的鬥爭”，保證土地國有化進程、撤除外國租界和“沒收具有外國租讓性質的大企業、礦山、銀行”等。（轉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278－284頁。）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在此之前，由於北伐進展過於迅速，各方面準備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導致廣東及兩湖地區先後出現了工農運動失控的情況。僅武漢一地，北伐軍占領後兩三個月裡，就發生罷工150餘起，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急於擺脫貧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現了相互攀比，“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工廠店鋪等”過激現象。（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

而湖南農民運動中，也開始出現了諸如戴高帽、吃大戶，隨便勒索錢財，捉人殺人，禁養豬鴨，阻運穀米牲畜，抗捐抗稅，乃至於搗毀稅局厘局，擅自截扣軍糧等過度行為。再加上戰爭對生產和貿易的衝擊，外國企業停工，銀行被迫歇業，各大商業公司紛紛倒閉，中國廠家因工人頻繁罷工和原材料嚴重短缺而無法維持，兩湖地區日漸陷於生產癱瘓、市場萎縮、經濟停滯和物價飛漲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這時正在努力“防止我們過於向左”，並設法限制無政府現象的發生，反對工農運動的過高要求。（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384－391，402，404頁。）然而，共產國際決議的到來，使中共中央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

中共中央這時通過決議聲稱：我們過去有一個根本錯誤，就是在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點便違反了革命鐵律。現在知道，革命就必須超越這個限制，不僅要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實際領導權，而且要“做到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集中鐵路、航業、礦山、大工業於國家機關支配之下，以行向社會主義”。（《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9－23頁。）

他們因此開始相信：“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中國工人確有力量，確可革命”，“可以擔負世界革命的責任”，因此，中國革命必須“一氣呵成”。（《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大會記錄》，1927年3月19日，25日，上海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344，395－398頁。）

（第一章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沈志華主編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但是，正當中國共產黨人躍躍欲試地在上海等“準備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的犧牲”，以便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新右派爭奪領導權的時候，對中國革命局勢的判斷總是慢半拍的聯共（布）中央，突然於3月下旬接連開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熱情大潑冷水。他們接連致電提出：（1）不要用武力沖入租界，避免在上海發生類似漢口那樣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國主義聯合干涉的危險；（2）注意利用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衝突，不要倉促出面與軍隊對抗，並且應當隱蔽發展以保護自己；（3）應實際準備武裝組織，不要將武器交出去，但要準備在力量對比不利時將武器隱藏起來。（《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38頁；T�甭�達梁：《中共領導為何失敗？》，《真理報》，1927年7月16日，《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1輯，第516－518頁。）

而斯大林的觀點是，目前還沒有到拋棄右派的時候，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等人應當“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後再把它扔掉”。（轉見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轉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頁。）然而，還沒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準備，蔣介石等已經於4月12日凌晨找藉口繳了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之後很快另立中央，與這時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甚至於18日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公開實施“清黨”措施了。

“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國民革命軍占領下的廣東、福建、廣西、安徽、浙江、江蘇，以及公開歸附國民黨的西南諸省，先後都站到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的一邊，江西朱培德則夾在寧漢中間，兩邊搖擺。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左翼國民黨人，實際上有效控制的區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兩省區。兩省原本就因工農運動造成經濟危機，外交關繫緊張，如今航運及陸路均遭封鎖，財政更加困難，統戰關係，乃至軍隊和工農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起來。

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長沙許克祥部相繼發動的武裝叛亂，更進一步使武漢政府失去了對湖北部分地區，特別是湖南大部分地區控制，從而更加突顯了武漢國民黨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這時突然襲擊了蘇聯大使館，不僅捕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蘇聯大力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文件。此舉對國民黨人和馮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武漢政府甚至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

面對如此嚴重的局面，在武漢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均不得不力謀妥協，以求緩和危險局勢。然而，斯大林等卻因為黨內鬥爭的需要，為否認托洛茨基等關於其中國政策是嚴重階級妥協路線的指責，堅持要求中共採取更加激烈的徹底的革命方針。其隨後發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但是，它同時強硬要求：（1）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占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2）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4）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轉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第298－299頁。）

莫斯科“五月指示”中的要求，或者因為無法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或者因為在如此形勢下短時期不可能實行，因而在實際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閣。但是，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卻不甘於此，私下裡擅自把莫斯科的來電拿去給武漢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看，希望能夠取得汪精衛的諒解，然後漸次推行。作為一種討價還價，汪精衛提出了1500萬元的貸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一時也只能同意提供200萬盧布的援助。（《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下），第352，364頁。）

1927年6月22日，武漢國民黨人唯一還可以寄予期望的馮玉祥，公開轉向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人一邊，要求武漢國民黨遣送鮑羅廷回國，並與共產黨實行分離的政策。緊接着，湖南籍將領唐生智、何健等公開站到同情許克祥等人的一邊，指責工農運動，並對武漢國民黨中央繼續容納共產黨人表示不滿。7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發現形勢已不可逆轉之後，明令共產黨員不能再留在國民政府裡面，必須退出政府以示抗議，並準備在排除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自行召集國民黨新一屆代表大會，以根本奪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時至於此，汪精衛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黨內高層公開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最終確定了分共的方針。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歷史，就此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