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漸隨千劫盡一一從詩情看汪精衛之投敵

汪榮祖

本文在網上流傳已久，在這裡貼的一篇是摘自汪榮祖《詩情史意》。與網上流傳本有些許差異，可算是汪榮祖自己的修訂版吧。汪榮祖是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憂患滔滔到枕邊，心光燈影照難眠；

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

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賢；

郊原仍作青春色，酞毒山川亦可憐。

——汪精衛《不寐》

汪精衛是民國政壇上極富詩才之一人，名兆銘，精衛是他的號’取精衛填海之意，《輟耕錄>有云： ．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j’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倒是汪精衛一生的真實寫照。他少年時集合七個人(方君瑛’曾醒’陳君璧、黎勇錫、黃復生、俞培倫，以及他自己，就想謀刺清朝的攝政王，事敗被捕，在獄中慷慨悲歌。其《被逮口占四首之三》尤傳誦一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他是準備從容赴北京菜市口就義的，但清廷基於政治考量，沒有殺他的頭。

他在獄中思國念友，做了好幾首動人的詩，其中《秋夜》長句尤為感人：．落葉空庭夜籟微，故人夢裡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咋，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雖不愧，劈山無路欲何歸?記從共儷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此詩曾傳遞到陳君璧，以及胡漢民等人手中，革命同志每讀一過，即激昂不已。幸而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汪精衛出獄，不僅沒有成為烈士,而且成為英雄型的開國元勛。

像汪精衛這樣的仁人志士，不顧身家性命，願意從容赴死的人，怎麼會做漢奸呢?於是產生了許多闡釋，大都從譴責漢奸入手，如謂其性格多變，利慾薰心，政治野心，以致於自毀其歷史，賣國求榮等等。但是一個人的個性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再就當時的情況看，日寇已經佔領中國精華地區，國脈懸於一線，實無國可賣：去當漢奸，只有求辱，哪有榮可求?如果我們能體會他“火坑”心情，便知他早年不顧性命，尚可青史留名；晚年連一生的名譽都不顧了，豈不是犧牲更大?性命與名譽是任何個人最寶貴的東西，何況像汪精衛這樣有聲價的政治人物，他的性命與名譽都肯犧牲，置之度外，到底為了什麼，豈不值得深思?

也有不少人認為汪精衛性格衝動，並以此來解釋他的政治行為，無論搞革命謀殺或當漢奸，似乎都可以衝動為說。但詩言志，最能表達一個人的性格，舊時代科舉考詩賦，除了測驗考生的技巧外，就是要一探其性情。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極富感情，如《蝶戀花》一闕： “雪偃蒼松如畫裡，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齧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城淚，白草茫茫迷古壘，月閃稜角，萬點寒星碎；荒冢志孤魂亦死，髑髏夜半驚風起。” 可說是哀婉動人，然而感情豐富不等於衝動，衝動是一時性起，而搞革命或當漢奸有一段難以衝動的過程，必然會經過理智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正是汪精衛是如何評估自己的行為，如果詩情假不了，他顯然有強烈的使命感，而使命感來自對祖國山川破碎的感受，思有所作為，也是愛國心的泉源。他相信愛國是崇高的精神，一切物質包括自己的身體與名譽都可為之犧牲，所以只要“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能夠 “忘卻形骸累”，“靈台自曠然”。既如此，“士為天下生，亦為天下死”；自謂“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鏤；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從容赴義就很自然。

當漢奸的心路歷程，不僅僅是賣國求榮那麼簡單，在西洋人心目里有所謂“愛國的叛徒”(patriotic traitor )之概念，認為叛國之行為,尚有動機與目的可議：如果動機是為了愛國，目的是為了救國，就不能視之為一般的叛徒，然而在我們中國文化里，忠奸善惡，分得很清，非忠即奸，非善即惡；在中國歷史上主戰派幾乎都是對的好的，主和派都是錯的壞的。汪精衛恰恰是抗戰爆發後最堅持的主和派，抗戰最後勝利，儘管付出巨大而慘痛的代價，畢竟證明主戰是對的，主戰派成為民族英雄，而主和派則成了民族罪人，但這部是事後的認識。當年強敵入侵，鐵蹄橫行，死傷枕藉，哀鴻遍野，抗戰前途甚是黯淡，國家民族面臨滅亡之際，到底寧為玉碎，還是可以瓦全，何者較為理性，卻末易言。汪精衛曾說：“夫和戰大計，為國家生死安危所關，不得不戰則戰，可和則和，此為謀國之常規”，是否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事實上，盧溝橋事變後，中曰之間秘密和談，一直沒有中止，並不是汪精衛與日本人之間的秘密談判，而是南京與東京之間的談判，像與日方聯繫的主要人物高宗武既是汪系人馬，也是蔣介石的人馬，他是為國民政府辦事；從文獻資料看，其實高一直尊蔣，奉蔣命行事。不過，戰爭既已打起來，日本軍閥囂張跋扈，和談談何容易?然日本雖強，欲併吞中國亦談何容易，也就不便關死和談大門，以致於檯面上打仗，血肉橫飛；台面下和談，藕斷絲連，持續不斷，直至日本投降為止，不僅僅汪精衛一人在抗戰期間搞和平也。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與武漢先後失陷，日方卻發表了第二次近衛聲明。近衛文磨是當時日本的首相，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後，發表了“今後不與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近衛聲明，現在第二次聲明又重新要與國民政府和談。汪精衛力主抓住和談機會；然而蔣介石因日方有意以汪代蔣，故不起勁，使汪雖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無法在重慶表達其主張，此乃汪精衛決定離開重慶的主因。許多人說，汪脫離重慶之前已與曰方有籌組偽政府的密約’是想當然耳的無稽之談。

汪與少數隨從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飛往昆明，翌日轉往越南的河內，同月二十二日，近衛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日、華、滿，互相善鄰，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而這些本來是蔣介石可以接受的原則，汪精衛遂於二十九日向重慶發出艷電，主張響應近衛聲明以便和談。如果這是日汪秘密勾結，汪既已脫出，又何必再向重慶發電報?足見汪確實只是要發表政見，呼籲和談。但是重慶方面卻把焦點放在叛逃上，仍想阻止汪氏發表言論。其實，汪精衛既已發表和平主張，若仍不見聽，準備去國赴法，並請重慶發放護照，故谷正鼎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二次來訪時，即帶來護照與川資，準備遠行，孰料重慶特工同時正奉命積極布置謀殺，護照與川資似乎只是謀殺的煙幕而已。谷正鼎剛走下到一天，於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河內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政治謀殺案，該日子夜，行刺者潛入高朗街汪氏租用的住宅，闖進一間大臥室，亂槍掃射，見室內夫妻倒於血泊中後，始揚長而去，結果死者是曾仲鳴，中槍無數，在醫院裡搶救無效而終；其妻方君璧也身中三彈，幸而不死。原來刺客闖錯了睡房、汪氏夫婦一直用較小的一間，因而倖免。但是河內的槍聲政變了汪精衛的計劃，他本已準備了赴法的行裝，現在決定自己與日本直接交涉，不再僅僅發表主張，而是要實行其主張了。汪派人士如周佛海、金雄白都深信，河內的槍聲打出了一個汪政權。

這種說法不免有點戲劇化，戲劇化就不免言過其實。值得注意的是，汪精衛不僅沒有因狙擊而退縮，反而更加堅定他和平救國的信念，曾致函給曾仲鳴的未亡人方君壁，有雲“縱如何傷心切齒，而救國步驟必不敢因之而亂”，可見其堅定。暗殺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取消法國之行，並發表《舉一個例》，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的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密件，證明主和並非他汪精衛一人的主張，而是最高當局，以及政府的共識。既有此共識，有何理由不能以近衛最近聲明，作為談判的基礎呢? 他並向重慶責問，何以因他主和，不僅加以誣衊，還要奪其性命?他還明言，只公布這一件舉例，因已失時效，其他證據何止干百件，為國家利害計，仍有保密的必要。其口氣已不似艷電，純粹表示政見，已有挑戰的意味，同時也意識到已身臨危境。

謀殺案發生後，日本即派員赴河內，設法營救汪精衛脫離險境。此時汪既已由自己來實行和平主張，必須與日本交涉，乃決定前往尚未被日軍完全佔領的上海和談。他先於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坐租來的法國小船自河內啟程，後因浪大難行，才改乘五千噸的日本貨輪北光號。經由基隆抵滬，定上了籌組政權之路。他於同年六月從日本歸國時，在風高浪惡的大洋舟中，感慨萬千，寫下一首很能透露心情的詩，真是情見乎詞：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

舵樓欹仄風仍惡，海天殘夢渺難尋；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

悽然莫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夜已深沉，舟行海上，臥榻上猶聞報時的鐘聲，可知詩人輾轉難眠。他深信血案必是重慶特工所為，當地報紙也繪聲繪影，但是沒有確切的證據，成為國際懸案，然而他絕不會想像到，二十年之後，殺人者會以鋤奸英雄出現在台灣，寫文著書以表功，無意之間破了案，確定是戴笠手下王魯翹(曾任台北警察局局長)等人幹的。特工乃主子的鷹犬，沒有主子的指令，鷹犬不會傷人。汪精衛海行漫漫，回想在廣州時的革命夥伴，親密同志，竟出此殺手，情何以堪，怎能平息一再起伏的思潮?

汪精衛出走為了能夠自由的發表和平主張，競毫不相容如此，逼他別無選擇，只好與蔣政府分道揚鑣，自尋主張的實施。然因事出突然，不免徬徨，窗外海天一色，室內種種殘夢浮現，卻又難以捉摸，立即感受到的，僅是輪舟在滄海惡浪之中，傾斜翻騰，險象環生；遠處的燈塔，忽隱匆現，而月色黯淡，憑添悽厲，更反襯出自己處世的險惡與心境的波盪。

此景此景，不能不念及兩個月前的血案，他最親近而信賴的年輕朋友，竟遭此大劫，替他而死。他與這位隨千劫而盡良友的關係深長而親密，死者曾仲鳴的姊姊曾醒，人稱三姑，嫁方聲濂。方聲濂、方聲洞兄弟都參加了同盟會，方聲洞死於黃花崗之役，成為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們的姊姊方君瑛也是曾醒的莫逆之交，兩人於宣統元年都參與汪精衛謀刺攝政王的密謀，與汪有死別之後，又復生聚的深厚感情。民國成立後，汪氏夫婦偕曾醒及其兒子方賢淑與幼弟仲鳴，方君瑛及其幼妹方君璧共去法國居住，大家生活在一起。曾仲鳴與方君璧都跟汪精衛學過中文，曾仲鳴學汪氏書法極為神似，而方君璧稱汪精衛為四哥，親近可知。仲鳴與方君璧在巴黎時已訂婚，學成後回國成婚，一直在汪身邊做事，極為融洽。於此可見，汪與曾、方兩家有通家之好，私交甚篤，結果曾仲鳴慘死，方君璧重傷，汪精衛之哀痛可以說是刻骨銘心。

難以割捨的私情之外，尚有義不容辭的公誼。汪精衛一再提到曾仲鳴臨死時所說： “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屬望之意顯然，豈能消極退縮?他舉目北望，半壁江山已經淪陷，不禁想起東晉時的桓溫與僚屬登樓，眺矚中原，慨然有“神州陸沉”之嘆，而今他竟親自“重見神州百年沉”，以“良友”與“神州”相對，更託出家事國事的交相呼喚，令他感到責無旁貸。這種心情必然是悲涼的，不下於文天祥過零丁洋所寫的詩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文天祥畢竟是悲劇型的英雄，他要此文天祥積極，雖然悽苦，既不要說惶恐，也不要嘆零丁。他還要檢點自己尚有未盡心之處，於是壯志又興。曾仲鳴既已為他的和平主張而死，他更應勇往直前追求和平，以慰死友?他在大洋上顛簸航行，思潮起伏，但是獨自去實行和平主張的心意，顯然始終未變。此後，雖然艱難倍嘗，益痛山河破碎，“孤懸破碎山河影，苦照蕭條羈旅人”、“險阻艱難余白髮，河清人壽望蒼生”，即使不可為亦應為之，見諸其《六十生日口占》：“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世，種種還如今日生。”這種心情與其早年頗為一致的，所謂“成敗亦何恨，人天無限憂”。晚年念及一九三五年被刺中彈未死，猶感“鴻飛意，豈有金丸能懼；脩脩猶賸毛羽，誓窮心力回天地”。這種心情，信念和決心，與跳火坑的行動也是頗為一致的。

金雄白(筆名朱子家)寫《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有一節是“ 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即敘河內暗殺事件，金氏歸之於運也?命也?其實關鍵在人，蔣氏的性格，汪氏的性情，最為關鍵；而汪氏的性情，充分流露在他的詩篇里。知其詩情，始能明其史意也。否則一聲漢奸足以蓋棺論定，然於知人識事，失之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