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我因工作關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時候，和溥傑常常見面。我們經常議論這段引渡溥儀的歷史。當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認為這段歷史非寫不可，一是為了歷史的需要，二是我們的年齡已不年輕。寫出這段引渡事件，也已經是一件事不宜遲的急案了。特別是在80年代，社會上有關皇上的宣傳熱，有些過頭，有些失真。為此，我們很有必要，將溥儀這段被引渡回國的歷史寫出來，真實地向讀者作個介紹，以免再以訛傳訛。

　　1983年初，我奉調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這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因工作需要，決定在常委會中，設立四個職能委員會：外事、華僑、財經、科教文衛委員會。各委員會分別由副委員長兼任主任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耿飈副委員長兼任；委員有王炳南、宦鄉、楚圖南、程思遠、符浩……

　　各委員會如不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就必然會成為一個不辦具體事的空架子。這樣的辦事機構應該怎麼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員長會議上提出了個意見，他說，各委員會必須先設一個司級的辦公室。辦公室的人選，一時選不出來，可由你們的秘書，三至五人先成立一個辦公室籌備小組，然後再物色人選正式組成。

　　根據彭真的意見，耿飈和王炳南（ 兩人於20世紀60年代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 ）商量，由誰來牽頭組成一個辦公室的籌備小組。
　　王炳南當即向耿飈推薦我擔任籌備組組長。耿也認識我，便爽快同意，並派他的秘書、大校銜現役軍人任籌備組副組長，協助工作。就這樣，我便開始了在全國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他熱心於參政、議政的工作，身體又好，每年召開一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每隔兩個月召開一次的常委會，他都出席不誤。我因工作關係，在列席這次會議時，和溥傑常常碰面。

　　我和溥傑雖有接觸，主要是利用開會休息時間，比較倉促。談話內容，海闊天空。然而，我們所感興趣的問題，並不是大小會議的議題，而是三十多年前溥儀、溥傑被引渡回國的往事。這些往事，我們一聊起來，就沒完沒了，談個沒完。溥傑的話風常被開會的時間所打斷。

　　有一次，溥傑很有禮貌地對我說：“我很冒昧，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們的談話不受干擾。“我很高興接受溥傑的提議，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個雙方都方便的時間，登門拜訪。

　　溥傑家住護國寺附近的一個小胡同里，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傑的父親載澧賣掉淳王府（ 現衛生部機關大院 ）後，為子女買的幾所小的四合院，這所是分給溥傑的。溥傑被引渡並被特赦後，人民政府又將這所四合院發還給了他。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溥傑引我走進這宅院時，對我說：“這所宅子很老，有年頭了。我回北京之後，有關部門又把這所宅子分給了我。這宅子經過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顯得寬敞，很實用，獨門獨院。我也很滿意。”

　　溥傑其人、末代皇室八千歲，為人老實，處事謹慎，對自己的要求也極為嚴格。雖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們對居住條件，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說句公道話，溥傑所住的這個四合院，和城裡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經十分遜色了。然而溥傑卻十分滿意，頗為知足。我當時，在溥傑面前，只能說了聲，這小院不錯。接着，我便隨他參觀了一下這個小宅院。

　　這個精緻的小四合院從布局到裝潢還蠻到位。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說，也應該真是一座很不錯的宅院了。十多間青磚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鮮紅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規則的正檐，真可謂古色古香，絢麗奪目。正房和西廂房環繞着一個不大的庭院。院內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邊還有一個鮮艷多姿的花壇。花壇里，有許多奇花異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狀和掌狀的仙人掌，顯得小小庭院美麗溫馨，幽靜典雅。

　　推開正房中間的綠門，就出現一間客廳。這個客廳窄而偏長，像個小火柴盒。人們通常把紐約聯合國大廈的外形比作成一個大火柴盒。而溥傑的這個小客廳，長方不足12平方米，令人不能不比作一個小小的火柴盒。

　　客廳北牆擺有一套沙發，再加上一個茶几，就已把客廳面積占去了三分之二。茶几前面只有一米寬的剩餘，可供行走。北面牆上沒有任何裝飾，一派粉白。東西兩牆的旁門，可通臥室。東門旁邊有個立式小櫃。小柜上面擺有幾個小裝飾品。我坐在沙發上環繞四周一看，在腦子裡留下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客廳不大，樸實清秀，明亮適用，僅此而已。

　　溥傑走過去為我泡茶，使我不安。溥傑已是年過古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傭人不在，就親自動手，沒有架子，實在是難能可貴。因而我有些過意不去。我忙站起來表示：“不要客氣，能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經很不錯了，不必泡茶。”溥傑說：“喝茶聊天才是一大享受呢！”

溥傑坐下來之後，慢慢地對我說：
　　“我愛人病了，很重，已在北京醫院住了好些日子了。她是日本人。她之所以留在北京治病，是她不想離開北京，不想離開我。而我也不願意讓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醫院裡。因此，我除了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之外，很少在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到醫院去陪她。最近她妹妹也從東京來了，我們輪着去醫院陪她。儘管醫院的條件不錯，有專人護理，可我還是放心不下。”

　　我靜靜地聽他說，不時地也插上一句。我對他說，北京醫院北樓高幹病房的一位主任醫師，名叫趙淑媛，是我的同學，有事可找她幫忙。對此，溥傑很感謝，也很高興。

　　溥傑接着說：“這多年來，我和我愛人的共同生活，不僅沒受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信仰的影響，而且還經受了不少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考驗。我總覺得，我對不起她。

　　“我由於自己的處境和偽滿洲國問題，在蘇聯五年，在撫順五年，沒有可能關心她，幫助她。不僅如此，反而給她增添了不少負擔。她一個人不僅為托養、教育兩個孩子而精疲力竭，而且還要為我的安危操心不已。對此，我很懊悔。

　　“這些年，她放棄在日本的優越和安逸的生活，來北京陪我，和我共度晚年。她的這些美德，也完全符合中國夫妻白頭偕老的傳統習慣。但萬沒想到，她竟然一病不起。這怎能讓我平靜下去呢？”

　　聽到溥傑講述他夫妻歷經坎坷、不棄不離、相依為命、白頭偕老的生活，我深受感動。

　　人們會問，溥傑妻子嵯峨浩是日本皇室家族成員，既已病重，為什麼不去條件較好的東京醫院，而留在北京醫院醫治？這個問題，固然要先從他們夫妻感情之深來解釋，但同時，也可從他們夫妻不願再忍受兩國分離之苦來解釋。

　　溥傑和夫人嵯峨浩兩人既嘗到了人間美好的幸福生活，也忍受過人間悲慘的苦難生活，有悲也有歡，有離也有合。

　　這些往事，要從溥傑留學日本說起。
　　溥傑和溥儀兩兄弟從小一起長大，彼此亦有手足之情。在他們被馮玉祥部趕出紫禁城後，兩人在內心裡，都有一個力爭復辟大清王朝的強烈願望。

　　當年，溥儀離開紫禁城到天津後，從失敗中也總結出一條教訓，就是不論是奪權、掌權，還是要復辟大清王朝，都必須掌握軍隊，掌握軍權。他已經體會到，自己沒有軍隊不行，不親自掌握軍權也不行，槍桿子出政權。於是，他決心要把他身邊的族親子弟送去日本學軍事。

　　恰恰在這個時候，好讀聖賢書的胞弟溥傑，在家裡也鬧着要投筆從戎。
　　溥傑想搞軍事，有兩個因素：一是他要兌現其母關於“立志要恢復大清王朝”的遺囑；二是受張學良的影響，很想從軍當軍官。

　　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回奉天（ 瀋陽 ）之前，親自對溥傑說：“你要從事軍事、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 奉軍的軍官學校 ）。”張的這席話，對溥傑影響很大。不久，溥傑為實現自己的理想，私自離家出走，便隨張學良的家屬，乘船離開了天津，前往大連。溥傑家人發現他已私自出走，都很緊張，怕他出事。全家只好找溥儀想辦法，儘快把溥傑找回來。

　　溥儀只好找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幫忙，把溥傑截了回來。
　　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對溥儀要辦的事十分殷勤，一個電報發出，就把事情搞定。當輪船抵大連港下錨後，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被日本警察截住，並由溥儀派去的人，把溥傑又接回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