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遠行 (老一代外交家王炳南、喬冠華的秘書)

引渡溥儀是毛澤東首次出訪蘇聯時（ 1949年12月 ），親自經手辦理的事。
　　誠然，引渡戰俘、溥儀一事畢竟不是國家元首出訪要辦的事。
　　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個月，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雖然我們不怕孤立，但從穩住腳根以及從戰略眼光出發，必須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發達國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給以援助，這才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澤東出訪蘇聯時，並沒把引渡戰犯、溥儀一事擺在議事日程上。

　　何況，我們還不知蘇聯對戰犯、溥儀等人的明確態度，也不知溥儀在蘇聯的具體情況。這些未知數，都需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詳細了解。因此，引渡溥儀一事即使是要辦，也不必急辦。
　　急辦、必辦的大事是中蘇間的政治合作問題。

　　客觀地說，中國雖然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蘇聯固然高興，但實際上，在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對中共還存在着不少疑慮和戒心。

　　首先，中國人強調：“中國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的勝利。這句話，斯大林聽起來有些酸溜溜的。因為中國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揮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對中國的革命勝利，仍然是不以為然。

　　其次，斯大林擔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鐵托的老路。特別是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後，各民主黨派代表各種觀點，積極參政議政。因此，斯大林對新中國的走向，還有些看不准，擔心中共在民主黨派的影響下，逐漸向西方傾斜，向美國靠攏。
　　幾十年來，中共吃了不少蘇共的苦頭。常駐莫斯科共產國際的王明和康生“居高臨下”，給中共黨內製造了不少的麻煩。王明在中共黨內所推行的一套蘇聯的、極左的路線，給中共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當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極壞影響一事，對斯大林是個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據三巨頭的“雅爾塔協定”，斯大林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分割了中國的領土：外蒙古獨立；大連、旅順都被蘇聯占據。對此，斯大林也擔心，毛澤東會來莫斯科發難。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聽到蘇聯與蔣介石政府簽約、承認外蒙獨立一事，“大吃一驚”。曾認為“俄帝國主義歲月已經結束了，為什麼還出現俄國瓜分中國的事件。”因此，毛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場說，中國政府拒絕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蔣介石簽訂的條約。毛還說：“我們對中國任何一塊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權；我們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請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但主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訪蘇是心中有數；而斯大林則是心中無底。致使毛澤東訪蘇，遭到了少見的冷遇。

　　莫斯科對毛澤東的冷漠，不僅引起毛的不滿，也引起了西方新聞界的猜疑。對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時升溫，他擔心，中國離他而去。
　　然而，為什麼蘇方向毛澤東提出要新中國引渡這批戰犯和溥儀一事呢？

　　應該看到，不管將這批戰俘和溥儀移交給誰，都將是推動國家合作關係的一大籌碼。
　　須知，斯大林不會辦不利於自己的事，他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傾向十分嚴重。他為了本國利益，不惜犧牲別國的利益，甚至實行強加於人的強權政治。對華關係，斯大林更是精打細算得一清二楚。這些戰俘包括溥儀，已經在蘇聯生活了五年，已經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了，早些利用機會移交給中國，既可贏得中方的滿意，又可甩掉這個包袱。
　　為此，有一天，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對毛澤東說：

　　“1945年，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並將一批日本戰犯戰俘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等人押到了蘇聯。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這些戰俘應該引渡到中國，由你們來審判和處理。”
　　毛澤東立即表態說：“中國遲早要將這批戰犯接過來進行審判，只是目前還不能。”
　　“我們願聽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辦這件事，有什麼困難？“維辛斯基接着就問。

　　毛澤東回答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內戰罪犯方面，而審訊內戰罪犯的時間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對引渡這批戰俘有什麼關係？”維辛斯基仍然不解地問。
　　“如果先期審訊日滿戰犯，而不審訊內戰罪犯，則有不足之處。”毛澤東從容不迫地回答之後，接着又問維辛斯基：
　　“請問，這批移交的日滿戰俘可否請蘇聯暫代拘押；此事推遲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維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雙方商定屆時再通過外交途徑研究引渡問題。
　　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為了要與蘇方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協定一事，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要求，來到了莫斯科。

　　周恩來在與蘇方會談中，還具體商量了將在適當的時機，引渡這批在中國犯有戰爭罪的戰犯和戰俘以及溥儀、溥傑等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自行審判這些罪人。
　　幾個月後，中蘇雙方經過外交途徑，已商量了一個引渡方案。

　　這年6月的一天凌晨，東北外事局大院門鈴響個不停。原來是瀋陽市衛戍區司令部轉來一封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致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副主席林楓的來電。
來電內容是，指示東北外事局長陸曦前往中蘇邊境，辦理引渡並押送由蘇聯移交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下稱溥儀 ）和偽滿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戰犯、戰俘也一併引渡過來。

　　我立即將電報交給了陸曦。
　接着，我們又連續收到周恩來致高崗、林楓的幾封來電，就引渡溥儀事作了些具體指示和交待。主要內容如下：

　　1、中蘇雙方已通過外交途徑商定：引渡時間定在7月18日；移交地點定在中蘇邊界城市綏芬河；
　　2、蘇方移交工作由蘇聯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負責；
　　3、除派陸曦局長負責外，應另派一團級幹部及適當部隊前往協助；
　　4、不要將日滿戰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儀等的檔案，用後速送中央。

　　陸曦遵照中央來電的指示精神，在林楓的領導下，立即投入準備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約在7月中旬，陸曦讓我陪同前往，從瀋陽出發，前往綏芬河，去執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引渡使命。
　　綏芬河市位於黑龍江省東南部，西依老爺嶺，東臨中蘇邊境，與蘇聯接壤，並有鐵路、公路與蘇相連。

　　綏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車站對面是個小山坡，從低處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羅斯式的建築，依山而建，櫛比鱗次，布滿山坡。從山坡高處，向東眺望，可看到蘇聯境內的遠東風光。那裡是群山林立，雲霧飄蕩，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從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綏芬河的全貌，像一隻受傷未愈的小鹿，躺在祖國邊陲的青山峻岭之中。

　　這座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小邊城，在解放前曾備受摧殘，元氣早就大傷。幾代人留下的古老建築，已是破爛不堪。特別是綏芬河火車站的破爛景象，實在令人感嘆。與其說是個火車站，還不如說是個車馬驛站。由於過往人少，火車站顯得冷冷清清。

　　7月18日凌晨4時50分，綏芬河和往常一樣，濃霧彌天。在這一片寂靜的火車站台上，站立了幾個人，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儀等戰俘的外交部代表——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陪同人員有我和東北公安部門的幾位同志。陸對在場的幾個人說“按照中蘇雙方達成的協議，戰俘分兩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是日本戰俘。等蘇聯火車到達時，請公安部石屏處長等同志上前和蘇方取得聯繫。蘇方已表示過，只要石屏和他們接上頭，就開始將971名日本戰俘，按名冊順序，由我公安人員帶領轉乘上我們的火車。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續等事宜，決定在第二批戰俘、包括溥儀等人運到時再辦。”

　　陸曦把工作安排妥當之後，指針已到5時整，只聽東方遠處有火車進站聲。仔細一看，一列火車像個龐然大物沖開濃霧，慢慢地行駛到蘇式寬軌的頂端停了下來。
　　蘇中雙方移交這批日本戰俘手續比較單一，也比較順利。
　　命令發出後，這些日本戰俘按車廂順序，從蘇聯的寬軌悶罐車單行下車，規規矩矩，不吭一聲，秩序井然，經過約二百米的步行，再上中國的悶罐車。

　　我公安人員對下車上車的日本戰俘嚴格把關，逐個點名，清點清楚。
　　戰俘的移交場面極為嚴肅，似乎在召開受降大會。受降會沒有儀式、沒有講話。車站內外，一片寂靜。野蠻的日本侵華軍，都成了喪家之犬，早日那些兇殘的嘴臉消失殆盡，乖乖地聽從我公安人員的指揮，魚貫而行。

　　在這默默移交過程中，根據戰俘的不同表情神色狀態可分成三種不同類型。
　　第一種是日本士兵，他們仍然是日軍裝束，身背挎包，頭戴鴨舌軍帽，腳踏高幫翻毛皮鞋。當我公安人員點名時，他們仍然維持着素有的軍風，“哈伊”的一聲，跳下車來。登車時，他們仍然是規規矩矩地排行有序，目不斜視。至於這批戰俘心裡在想什麼？是懼是喜？是悔是恨？是隨大流聽天由命，還是任受宰割、破罐子破摔呢？誰也猜不透。但是，只有一條可以肯定，他們不想反抗，也無力反抗。不排除他們都抱有這樣一個希望，能獲得中國共產黨的寬恕，早日放他們回國。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這些戰俘在移交過程中，不會鬧什麼事。

　　第二種是地位較高的軍官，他們還是那樣趾高氣揚、傲氣十足。在移交轉車的過程中，還擺出不可一世的架勢，對周圍的一切不屑一顧，走起路來，還是那副裝模作樣的德性。實在令人噁心。當時，如果有老百姓在場，早就會有人跑上去，踢他們幾腳。
　　第三種是傷病員。病號有輕、有重，但他們都硬挺着，毫無例外地按着指令下車上車，不敢吭聲。看得出，這些病號在不同程度上，都渴望得到較好的治療，以期早日康復回國。這些傷病員下上車的時候，還出現了彼此互相支撐、互相攙扶的現象。他們這種互相幫助、互相不棄的表現，不能不令人佩服。

　　經我公安人員清點，蘇方移交的日本戰俘，比原定的人數少了兩人。
　　按中央通知，我們應接收日本戰俘971人，而蘇方實際移交的人數只有969人。經詢問，蘇方代表解釋說：名單中有一名日本戰俘因病醫治無效，已經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車，故不能如數移交。

　　最後，我們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戰俘和他們的有關審訊材料。
8月3日，第二批戰俘與溥儀等人入境。
　　這天凌晨，百姓還在沉睡，濃霧依舊籠罩山城，邊境一片寂靜。陸曦和我從早上5時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車站去，檢查一下移交戰俘任務的準備工作。

　　當時的綏芬河，既沒有小汽車，也沒有公共汽車。我們只能靠自己的兩條腿，直奔火車站。其實，此城只有一條貫穿全城的大街，沒有幾里長，一個小時，即可走個來回。我們兩人只顧走路，誰也不願打破凌晨的安靜，沒說一句話，就走到了火車站。火車站旁有一家俄羅斯餐館，我們走過去看看在那裡與蘇方代表會晤是否合適。

　　這家餐館是十月革命時，流亡到此的俄羅斯後裔開的。這些年，由於蘇聯來的旅客早已絕跡，到餐館就餐的人不多，再加上經營不善，一個古色古香的俄國大菜館，早已變得面貌皆非。與其說是個大菜館，還不如說是僅賣“格瓦斯”飲料的雜貨鋪。就餐館的內外設置來看，在這裡組織對外活動，還算是比較體面。我們與餐館老闆商量，責成他將餐館大廳布置一下，擺上一個長條桌，放上幾把椅子和茶杯，做好接待東方來客的準備。

　　東方略微發亮，濃霧開始疏散，我們沿着鐵路徒步走了二三百米，對周邊環境進行了一番觀察，在這樣一個曠野式的火車站，幾里方圓之內看不到外人。戰俘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幾個地方部隊戰士和我公安部人員都已奉命上崗。石屏等同志也都到了指揮現場。

　　6時整，一列蘇聯寬軌客車緩緩開入車站。
　　不多時，從車上下來兩個蘇聯軍官，向我們走來。
　　當兩位軍官走近時，陸曦走上前去，伸出手來表示歡迎。

　　為首的軍官自我介紹說：“我奉蘇聯最高蘇維埃之命，押送偽滿洲國皇帝等戰俘前來報到，我是蘇聯管理總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陸曦用流利的俄語說：“我奉我國總理兼外長的指派來和中校同志辦理接收這批戰俘的手續，我是東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長陸曦，和我一同來執行這一任務的，有外事局幹部程遠行。”

　　接着，中校科富托夫熱情地對陸曦說：“陸曦同志，很高興認識你。我是軍人，不善外交，只知道忠實地執行上級命令。今天我押送的這批為數不多的戰俘到中國來，有機會和外交部的代表相識，很高興。”接着他又說，“好吧！蘇中是兄弟鄰邦。我們不必拘於禮節，請問，我們在什麼地方會談？”

　　陸曦說：“綏芬河是個邊防小城，沒有合適的地方接待兩位同志，也沒有合適的地方進行會談。為了急需，我們打算請你們到火車站外的一家俄羅斯餐館，那裡已經擺好了桌椅，可以坐下來會談……”
　　科富托夫一聽是俄羅斯餐館，立即很敏感地問：“俄國餐館是不是逃避十月革命到中國來的俄國貴族及其後代開的？”陸曦回答說：“是的，這裡有不少俄羅斯人。”

　　科富托夫稍停片刻後，禮貌地婉拒說：“很感謝陸曦同志的盛情。我們的移交任務很簡單。考慮到我方來的人少，除我們兩人外，還有幾名列車員，因此，我們兩人不宜離開列車太遠。同時，我們完成這項任務的時間安排得很緊張。蘇聯管理總局命令我們，把俘虜押送到綏芬河，將戰俘向陸曦同志移交清楚，並辦理好移交手續，然後立即返回蘇聯，向管理總局復命。因此，我提議請陸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們的列車車廂去會談和辦手續。

　　“我們這列車廂雖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揮過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帥就在這節車廂里指揮過重大戰役。你們也可以到我們這節車廂去參觀參觀。你看如何？”
　　“好！”陸曦點點頭。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辦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嚴肅認真。

　　“達成協議，我們就一起走吧！”說罷，中校陪陸曦在前，我和蘇聯上尉在後，穿過四條鐵軌，走向蘇聯車廂。
　　車門一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約二十多平米的公務車房間。這個公務車房間布置得清爽雅致。

　　我們四人走進辦公車廂落座。中校說：“蘇中是友好鄰邦，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兩國之間沒有辦不成的事。”與此同時，他順手拿出了自己的護照和委任書，示意請陸曦審閱；陸曦隨即也出示了周恩來簽署的委任書，並向中校用俄文翻譯了一遍。中校聽後，表示，“我們現在正式工作吧！我們誰先講？”陸曦說：“客隨主便，請主人先講。”

　　中校也沒推辭，開門見山地講到正題：“1945年8月，蘇聯紅軍解決了西部戰場之後，向日本宣戰，僅用了四五天的時間，就打敗了日本，控制了偽滿洲國首都長春。
　　“當蘇聯紅軍打入長春時，溥儀、溥傑等偽滿洲國各大臣都攜帶家眷和自己的財寶，逃離了長春。

　　“據悉，溥儀、溥傑等人躲在通化臨江縣，準備換乘大飛機去日本。我們認為這信息已說明，溥儀等人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想和日本侵略集團共命運。於是，我們用電報通知溥儀等少數人，立即到通化市乘小飛機，飛到瀋陽再換乘大飛機離開瀋陽。當溥儀一到瀋陽，我軍就把他們控制起來了。

“當時，剛剛光復的東北人民還沒有自己的政權。在這情況下，為了便於管理和關押溥儀等戰俘，我們遵照蘇聯最高蘇維埃命令，將溥儀等人押送到蘇聯遠東邊境城市，先看管起來，以後再說。就這樣，他們在蘇聯一呆，就是五年.

“在這五年當中，溥儀曾被押送到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去作證，證明日本侵華戰犯的罪行。溥儀在東京軍事法庭的表現和作用，在他的個人資料中，都有詳細記載。
　　“今天移交的58個人，年齡參差不齊，多數都屬老年，都是些手不能扶犁、腦子不夠用的皇宮貴族。說老實話，他們都是些歷史垃圾，一群廢物。他們和日本戰俘不同，既不會勞動，也不能勞動，只知道吃喝玩樂，只知道享受。這些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是格格不入的。

要按我個人的想法，早就把溥儀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讓他們在那裡自消自滅，讓他們找沙皇去尋歡作樂吧！但蘇聯最高蘇維埃不這樣做，而是把他們養了起來。
　　“就這樣，溥儀、溥傑等人在蘇聯過了五年的社會主義生活，住的是大旅館，吃的是俄式大餐。另外，溥儀和各大臣每月還可領到30盧布的津貼；校官可領15盧布；尉官可領10盧布，以資零用。其實，他們每人都有不少金銀珠寶。

　　“這58人在蘇聯期間，雖然沒有發生什麼大事，但他們的思想都是很複雜的。例如，溥儀原計劃逃亡日本。當被我們俘虜後，他又想留在蘇聯。其實，他也不是不知道，蘇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因此，他是否真心想留在蘇聯？天知道。說穿了，溥儀等人是想逃脫自己的罪責，才是真的。我們的態度非常明確，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這些俘虜一個也沒放走，一個也不留下。

　　“另外，溥儀還有一小箱珠寶。我們已將它登記成冊，等戰俘移交手續辦完後，我們將這些珠寶一一點清，交給你們。請陸曦同志指派專人接收。
　　“以上是我向中國代表要說的一些情況，如有什麼問題，請陸曦同志提出來。
　　“最後我再補充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意味着一個新生的、有生命力的主權國家誕生了。這將在東方、乃至全世界產生影響。今天我奉命執行向中國外交部代表移交溥儀的使命，也是一件很有歷史意義的外交事件。

　　“在我們辦完移交之後，我和陸曦同志將共同搞一個外交換文，將雙方移交、接收情況形成文字，一式兩份，由我和陸曦簽字，就以此存檔了。”

　　“我很仔細地聽了，也筆錄了科富托夫中校介紹的情況。對中校所提出的移交程序，我完全同意。對中校為移交工作所作出的努力，我很欽佩。現在就可以按中校的意見，辦理移交，搞好換文。”接着陸曦又問，“請問，這58人在蘇聯關押期間，是否都有個人檔案資料？如果有，我們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