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隨同溥儀離開大栗子溝的共十三人，計有溥儀、溥傑、潤麒、萬嘉熙、溥儀的三個侄子，一個隨侍、一個醫生。還有包括吉岡安宜在內的四個日本人。他們一行乘火車直往通化機場。

　　溥儀離開皇宮後，在日本關東軍的控制下，已與外界隔絕。外界發生什麼變化，他毫無所知。他對世界大戰的總趨勢，更是朦朦朧朧。當他們從大栗子溝去通化機場時，包括幾個日本人在內，對戰局的發展，全都毫不了解。他們只知道，在瀋陽將有一架飛往東京的大型客機等着他們。他們為此很高興，很自豪。

　　溥儀沒有自知之明。他無視大勢已去的窘境，還仍然鐵了心地聽從日本關東軍的安排。而且，當他得知日本天皇在東京要見他，又受寵若驚。其實，有誰還會看得起你這個傀儡皇帝，不僅戰勝國對他十分藐視，連日本朝野也不會把他當人看。

隨行的幾個日本關東軍也都不識時務。他們滿以為，以護送溥儀為由，可以逃避戰爭的罪責，早日回國，免得被戰勝國打死或俘虜。實際上，他們早已成為喪家之犬，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

　　不論是傀儡皇帝，還是喪家之犬，他們都已經成為中國土地上的一群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這兩撮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是，儘快飛去瀋陽，換上大飛機，飛往東京。但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瀋陽機場在幾天前，就已被蘇聯軍隊占領。

　　溥儀等人在大栗子溝接到要他們到瀋陽換大飛機去日本的通知，只不過是蘇軍和日本戰俘將領達成的一個協議，設圈套把溥儀等人從山溝里引出來的一個手段。
　　溥儀一行飛到瀋陽機場，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景象是，靜靜的停機坪上，有大量的蘇聯軍用飛機，排列有序，已經看不到一個日本鬼子。不多時，從候機室走來了兩個蘇聯軍官，並登進機艙，向溥儀等人下命令說，要全體乘員都下飛機，到候機室休息。

　　這時，溥儀才醒悟，換飛機去日本是假，變成蘇軍的俘虜是真。
　　溥儀等人被押送到候機室，誰也不知道，蘇聯軍方將對他們如何發落。不多時，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蘇聯將軍由停機坪走進了候機室。

　　這位蘇聯將軍威風凜凜，卻又隨和地通過翻譯說：“我奉命將把溥儀一行人送往蘇聯。”
　　這時，一位日本關東軍頭目大膽說：“我們和溥儀等人要回日本去復命。”
　　對此，這位蘇聯將軍斬釘截鐵地說：“不行！”

　　這道軍令，使溥儀想起當年馮玉祥給他下的軍令。那道馮氏軍令，只不過是自己被攆出紫禁城，還允許自己去選擇一個住處。而今蘇聯的這道軍令，卻意味着，他自己已經失去了自由。這時，溥儀才感覺到，已經沒有退路了。原來去東京的設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國外找個地方隱居的設想，也成了問題。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階下囚？還是和日本戰犯一樣流放北疆，還是殺頭？他自己也弄不清。為此，他深感沮喪。

　　沒有多長時間，蘇軍將四個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儀、溥傑等人專乘一架飛機，直飛蘇聯邊城赤塔。
　　從此，溥儀等人在蘇聯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溥儀他們才有機會被引渡回國。
　　我和陸曦把溥儀和溥傑等人引渡回國後，立即把他們送往撫順。雖說我們的引渡任務已經完成，但對溥儀等人剛開始的這段嶄新生活，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和轉報的材料，一直在不斷地密切注意觀察。

　　對溥儀等人的教育和改造，應該算是在思想領域中，新舊思想，進步和反動思想的一番大鬥爭、大革命。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組織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誰都知道，思想最反動、最落後、最反共的，莫過於日本侵華將領、莫過於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儀等人。如果這些思想落後、反動的人，真的能夠轉變思想，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有認識、有思想的新人，確是一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這麼令人驚奇。首先，溥儀、溥傑等人在撫順戰俘管理所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思想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剛到撫順的時候，溥儀等這批偽滿洲國戰俘，也有不少牢騷。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時；有人埋怨自己投錯娘胎，而溥儀則屬於後者。溥儀不時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該讓他當皇帝。溥儀說，由於他自幼就當皇帝，則弄得自己成了一個不學無術、什麼都不懂的人。

　　當初，溥儀自認為智商不差，不論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傑差。他當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個不通風的罐子裡，什麼也不學，什麼也都不需要學。任何事都會有別人替他去辦。從而他連起碼的生活知識也不懂。別人為了維護皇上的權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於是，他只能長期過着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會知識和生存能力，已和溥傑拉開了距離，已遠遠地落在他胞弟的後面。

　　溥儀被俘到蘇聯後，當他的侍從全離開他的時候，他“傻了”。他自己什麼也不會，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其實，一個昏庸無能的皇帝，把自己擺在一個養尊處優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會、不懂，也不足為奇。他一輩子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誰也不會懷疑皇上不會這不會那。他一旦運氣不順，變成了階下囚，可就露餡了。這樣的事實，世上何止溥儀一人。可以這麼說吧，能當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頌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維、機智和能力上都超過常人的人。

　　撫順五年的學習與改造，使溥儀從個人生活到思想覺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後期的學習考察和參觀訪問，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使他獲得了脫胎換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國、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變革和歷史發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認識到自己投敵賣國、給祖國造成的傷害，對中國帶來歷史性的災難。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儀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厲害，他就更加自責，有時，他也感到自己有些無地自容。
　　撫順戰俘管理所不時地組織溥儀等人到工廠、農村去考察訪問。但是，溥儀每次出去，都有些膽怯，不大願意出門。每當參觀隊伍來到工人中間或進入農民家庭時，溥儀總是躲在後邊，不敢向前靠。甚至，溥儀還擔心，一旦被老百姓認出他是溥儀，就會帶來殺身大禍，說不定會被老百姓碎屍萬段。

有一次，溥儀等人到一個農民家裡去訪問，由於主人的談話誠懇感人，使溥儀實在沒有辦法再掩飾自己了，實在沒有辦法隱藏自己了。
　　這家農民出面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姓劉的大娘。
　　劉大娘一見來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熱情、很大方地把溥儀等人迎進了新蓋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潔清爽，樸實大方。南窗下是個大火炕。炕上擺了一個新油漆的小飯桌，西牆根下放了一個立地式長櫃。櫃面上擺着一個用玻璃罩着的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邊座立一個漂亮的圓口瓷花瓶。
　　陪同溥儀等人來的村幹部向劉大娘介紹說：“這幾位是來參觀的，想看看農民的生活，你給他們說說吧！”

　　劉大娘也不問來的都是些什麼人。她認為，既然是村幹部介紹來的，毫無疑問，一定是城裡來的幹部。她便毫無顧慮地想起什麼就說什麼。她說：“我家七口人。這幾年，我們的日子好過了。我大兒子是暖窖的記賬員，女兒在水電站工作，二兒子在中學念書。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務農。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別。在偽滿洲國的時候，我們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飯吃，過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時候，我的大兒子是先天性殘廢，像個小狗似的活着，鄉親們誰見到他，誰都心酸。

　　“在偽滿洲國時代，我們家種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後，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給偽滿洲國政府。我們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給的橡子面。那時，如果在誰家裡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經濟犯’論處。這類‘經濟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難活着回來，九死一生。如果被偽滿警察抓去，也要被打個半死。因此，我們只能靠吃橡子面過日子，靠到外邊去乞討混日子。

　　“說實在的，生活再艱難再苦，我們也不怕，我們也還能忍受；我們最怕的是，日本鬼子來抓勞工。我老頭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當了勞工，一去沒回來……（ 劉大娘一面說，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淚 ）。說也是，我們這村里被抓去當勞工的，就沒有誰能活着回來的。

　　“全國解放後，我們這些窮人可真的翻了身當家做了主人啦。我們分到了土地，蓋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發愁了。不僅如此，新中國人與人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這個殘廢兒子，以前不如一條狗，現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當了個記賬員，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慶幸的是，他已經和正常人一樣，受人尊重了。”

　　劉大娘一面說，一面順手拉開了屋角的一隻瓮蓋，讓溥儀看看裡面的大米。這時，劉大娘的兒子在旁邊笑着說：“大米有什麼可看的？”劉大娘立刻反駁過來說：“沒有什麼可看的？我倒想問問你，你在‘康德’那年頭，看到過嗎？”
　　劉大娘和兒子的對話，深深震動了溥儀的心。一種無法迴避的懺悔和負罪感，在溥儀的腦子裡折騰個沒完。

　　溥儀當初怕別人知道自己是當年的康德皇帝，只不過是想逃過人家的指責和臭罵，只不過是自己還沒認識到所犯罪行的嚴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臉，去認錯、認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塗地瞞過劉大娘，不向劉大娘認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饒恕”的。

　　於是，溥儀立即站起身來，走到劉大娘的跟前低頭說：
　　“您說的那個康德，就是偽滿洲國的漢奸皇帝溥儀，就是我。我向您請罪……”
　　接着幾個偽滿洲國的大臣和將官都立起身來說：
　　“我是那個下令抓勞工的偽勤勞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糧谷運出的興農部大臣，我向您請罪……”

　　“我是給日本鬼子抓‘國兵’的偽軍管區司令，我有罪……”

　　劉大娘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來她家訪問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罵的溥儀，就是投靠日本、為虎作倀、讓東北人當牛做馬、做亡國奴的小皇上。由於偽滿洲國的殖民統治，有多少老百姓死於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頭，沿街乞討。而這個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賣國皇上，卻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實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國讎、民族仇使劉大娘無法咽下這口冤氣。如果當時，她拿起菜刀，砍死幾個偽大臣，誰也無可指責。但劉大娘畢竟是受過新中國教育的新農民。她壓着自己的怒火，轉身跑到了屋外，便嚎聲大哭了起來，她還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殺人犯怎麼來到了我家！”

　　劉大娘哭了一陣之後，在大兒子的勸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內。她看了看村幹部，又看了看頭也不敢抬的溥儀，她心也軟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淚，嘆了一口氣，很不情願地把這口殺夫之仇的怨氣咽了下去。

　　最後，劉大娘說：“事情都過去了，不用再說了！”她見溥儀還在低着頭，便說，“只要你們肯學好，聽毛主席的話，做個正經人就行了！”
　　劉大娘這句感人肺腑的話，使溥儀和幾個大臣都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時，當記賬員的殘廢兒子說話了，他說：“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只是我媽不知道。毛主席說，大多數戰犯都能改造過來。他老人家的話是不會錯的。你們好好改造、認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諒你們的！”
劉大娘母子的這幾句話，反映了新農民的政治覺悟和寬大胸懷，使溥儀深受教育。

　　溥儀自感一生計較得失，不斷發誓要復辟、要報仇，遠不如一個農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氣度。

　　20世紀八十年代（ 1985年 ）溥傑就他們在撫順進行思想改造一事，對我講過這麼一段話（ 我因工作關係，在全國人大，同溥傑多有接觸 ），他說：“理論學習，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對世界、對人生有一個高層次的認識。然而，當年安排我們到工廠、農村去參觀訪問，所看到的事實，對我們的啟發教育更大。”他還說：“每個人，包括日本戰俘，通過參觀訪問，具體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國造成的災難，看到了人民解放後的新面貌。”同時，通過參觀訪問，他們看到了、聽到了許多用血和淚譜寫的歷史故事。而且，這些歷史故事常常會使那些極為反華、極為頑固的戰犯為之震撼，受到觸動，不得不低頭認罪。

　　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
　　東北南滿有一個村鎮，位於撫順露天煤礦大坑以東。這個村鎮的名字叫平頂山，居住有一千多戶人家。
　　1933年，在平頂山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殺人慘案。
　　日本侵略軍占據東北之後，為加強其殖民主義統治，採取鐵蹄征服的辦法，在各地實行“三光政策”。

　　這年中秋節的夜裡，南滿抗日義勇軍在平頂山出現，他們以打游擊的形式，出擊了日本侵略軍，當場就擊斃了日軍揚伯堡采炭所長渡邊寬一和十幾名日本侵略軍，並燒掉了日本侵略軍的倉庫。

　　第二天，日本侵略軍以搜索抗日軍隊為名，實乃為日本侵略軍的損失進行報復，派出了六個小隊，死死地包圍了平頂山。約有兩百多日本侵略軍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槍，挨門挨戶地、把平頂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趕出家門，然後又一個不留地把這些無辜百姓趕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齊時，日本侵略軍隊長一聲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機槍，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野蠻掃射。剎那之間，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這些野獸般的日本鬼子，用機槍反覆掃射，還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個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這些沒有人性的日本侵略軍，帶了不少炸藥和工具，又回到死屍遍地的平頂山坡。他們為了毀屍滅跡，竟採取了用炸山、用炮轟崩山的辦法，把全部屍體用山土掩蓋了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用汽油把平頂山老百姓的六七百棟房子全部燒光。最後，日本侵略軍又把這片山坡，用鐵絲網封鎖了起來，不准外人靠近。接着，日本鬼子又向周圍各村發出布告，聲稱：誰要收留從平頂山逃出的人，誰的全家都要處死。

三千多中國老百姓全被日本機槍掃死，又用刺刀扎了一遍，老百姓的房子也被化為灰燼，平頂山可真的已被日本人平了。已經不可能還會有人生還，更不可能有什麼高人會逃此劫難。然而，事情就是這樣離奇，這樣令人意外。真的就有人從死神那裡掙脫了出來。
　　有一個名叫方素榮的五歲女孩，她從血泊里爬了出來，並被一個過路的殘廢老礦工救走。

　　27年之後，方素榮已長大成人。她是當年平頂山慘案的倖存者之一，也是日本人在平頂山欠下這筆血債的一個見證人。
　　受盡人間苦難的方素榮，經歷了日本侵略集團的垮台和投降，經歷了解放戰爭和全國解放。她在這極不尋常的年代裡，在鄉親們的扶養和關懷下，逐漸成長為一個有能力的國家幹部。在50年代末，方素榮已出任撫順露天煤礦托兒所所長，從事礦上的福利工作。

　　一天，一批經過思想改造和認罪的日本戰犯，有組織地來到撫順露天煤礦參觀。當他們參觀到煤礦的福利事業的時候，很自然地來到了方素榮所領導的托兒所。
　　當這批日本戰犯來到托兒所的時候，方素榮不願意出面接待，有意迴避這些日本戰犯。

　　出自對外禮貌上的需要，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如實地向這些來訪的日本戰犯做了解釋，說：“對不起，我們沒安排所長出面接待你們，因為她本人就是平頂山人，她是日本侵略者血染平頂山的倖存者。我們不願意安排讓她和你們見面，是不願意讓她再受刺激。”
　　這些日本戰犯聽到方素榮的遭遇後，都深深感到，他們在中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後來，他們考慮到，不當面向侵華戰爭的受害人表示認罪和歉意，是無法告慰受害者的亡靈，也是無法平靜自己內心的愧疚。於是，他們對托兒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這些日本人是有罪的。我們誠懇希望能見到方所長，很想當面向方所長表示謝罪，並通過方所長，向每個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災難的中國人，表示謝罪。”

　　接着又有一個日本戰犯補充說：“我們已經認識到，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有罪的，平頂山坡的野蠻屠殺，是有罪的。我們是認罪的日本軍人，我們懇求方所長，抽出一點時間，出來見見我們。”

　　這位托兒所的工作人員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將這些日本戰犯的要求和他們的誠懇態度告訴了方素榮。

　　方素榮聽後，有些為難。她本來就不願再見到殺她全家的仇人、劊子手，因為她一見到仇人，就會想起她的爺爺、她的媽媽和弟弟。每想起平頂山的往事，她就有些受不了，就要流眼淚。但是，她又想，她已經是機關幹部，氣量也不能永遠如此狹隘。經再三考慮，她對該工作人員說：“為了工作需要，我只能見他們一下。”

全體來托兒所的日本戰犯見到方素榮，二話沒說，都立即立正向方鞠九十度的大躬，有的戰犯連鞠三躬，以表示認罪、謝罪。

　　方素榮和每個受害的中國人一樣，見到她全家的殺人兇手，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氣憤極了。如果她手中有槍，當場把這些戰犯全部打死，也不為過；如果她手中有條皮鞭，當場向每個戰犯身上抽上幾十鞭，也難消三千多鄉親含冤慘死的仇恨。然而，這天，方素榮面對這些低頭認罪的戰犯，她忍住了。同時，她也聯想到這些日本人，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她的心又軟了下來。方只說了聲：“你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這裡留下的罪孽太大了。我們中國老百姓世世代代永遠不會忘記的。對你們這些肯認罪的日本人，我們也只能另眼看待了。”

　　這些戰犯一再請求，請方素榮向他們講講1933年的她的這段悲慘經歷。
　　方素榮為了不使這些日本人忘記這筆血債，也為了不讓這些日本人懷疑這件歷史慘案，她答應了這些戰犯的要求，她忍住內心的悲痛，向他們講了一下，27年前她所親身經歷的這場災難。

　　“那年的一個冷颼颼的上午，全村的人都被日本兵從家趕出來。家裡不准留人。日本人把我們往山坡上趕。我爺爺領着我，媽媽抱着我弟弟。小弟弟不滿兩歲，還不會說話。我們幾個人的前前後後都是鄰居。鬼子兵和漢奸們吆喝着說，要到山坡上給大家照相。我問爺爺，照相是什麼？

　　爺爺給了我一個剛做好的風車，又囑咐我別問了，別問了……爺爺好像感覺到什麼似的，他那又大又硬的老手，死死地抓住我的手……”方素榮說着，就已經泣不成聲。

　　五歲的方素榮就這樣被爺爺領着，和守寡的媽媽、還有在媽媽懷裡的小弟弟，隨着全村的人，來到了平頂山山坡上。
　　日本鬼子的機槍響了的時候，爺爺把小孫女方素榮壓在身子底下。小方還沒哭出聲，就昏了過去。

　　“等我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推推爺爺，爺爺已經不說話了，媽媽和弟弟也找不到了。我一看山坡四周的人都躺在地上不動、也不說話了。我害怕！我很怕。我有氣無力地叫了幾聲媽媽，也沒有人理我。當時，我想回村找媽媽。於是，我忍着全身的傷痛（ 有八處槍彈和刺刀的創傷 ）和害怕，從屍體堆里爬了出來。

　　“我抬頭一看，村子已經被燒光了，還在冒着青煙。我嚇壞了。村子已經沒了。媽媽也找不到了。四周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很怕。我只好趴在高粱茬地邊，用手捂着臉，在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