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天夜裡，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一個老爺爺把我抱了起來，又把我裹在他的破襖里。這時，我什麼也不知道，就昏睡了過去。”

　　老爺爺是個老礦工，在礦里受日本人的剝削和壓榨、受苦受罪，不得溫飽。不僅如此，他還在礦里受了工傷，變成了殘廢。因為他失去了勞動力，而被日本人趕出了煤礦。這位老爺爺為了生活，只得靠賣香煙混日子。

　　在日本鬼子洗劫平頂山村的這天夜裡，老爺爺在高粱地邊上，發現了方素榮。一種惻隱之心和懷着對日本侵略軍的深仇大恨，決心要救出這個死裡逃生的小姑娘。

　　老爺爺把小姑娘悄悄地抱到了工人單身集體住的大房子裡，並偷偷地把她裝進一個破麻袋裡，放在自己睡覺位置的旁邊。
　　這間大房子裡，地上睡滿了人。老爺爺的位置是在地頭的一個角落。

　　老爺爺把藏小方姑娘的麻袋緊緊地靠在邊上，以便讓她安穩地睡一覺，先休息一下再說。

　　這麻袋包白天堆在一邊，好像工人用來存放破爛雜物的，沒有人理會它。晚上，工人們都睡覺之後，老爺爺就偷偷地餵小方姑娘吃喝。

　　老爺爺這樣藏着小方姑娘，不是辦法，也不能持久，況且，小方姑娘的傷口還在發痛。這樣藏下去，孩子的傷口得不到清洗，得不到敷藥，會出問題的。老爺爺無奈，只好設法把小方姑娘轉移。

　　當老爺爺從小方姑娘嘴裡得知，她有個舅舅，住在不遠的一個村里。於是老爺爺作出一個要搬家的模樣，用扁擔一頭挑着麻袋包，一頭挑着賣香煙的木箱子，離開了工人的大房子，並混過了日本侵略軍的封鎖線，把小方姑娘送到了她舅舅家。

　　方素榮稍微休息之後，又接着對這批日本戰犯說：“當時，我舅舅也不敢把我放在家裡，只好把我藏在野外的草堆里。舅舅每天夜裡，給我送吃的喝的，給我調理傷口。”

　　天氣漸漸冷了。一旦下雪，小方姑娘再躺在草堆里，就難以活下去。
　　方素榮接着說：“舅舅看我精神和傷口已有好轉，就把我抱出了草堆，又把我送到了更遠的一個村的親戚家裡。我就在這親戚家裡，改名換姓，作為人家的孩子，才活了下來。

　　“我所住的這家親戚，也很窮，但他們都待我很好。他們全家人都可憐我這無家可歸的、沒爹沒娘的窮孩子。儘管我還能平平穩穩地活下去，但我一直很想我媽媽和爺爺。

　　“在日本投降以後，我也一天天地長大了。因為想媽媽，我經常偷偷地跑到平頂山的山坡處去看媽媽和爺爺……

　　“我每次一到山坡，就大聲叫媽媽呀！媽媽！你在哪裡呀？快來看看我呀！我想你呀！媽媽！也想我弟弟呀，你們怎麼就不要我啦？我想媽媽呀！……我每去一次都要大哭一場。等我跑了很遠的路回到家時，我的一雙小眼還都是紅紅腫腫的。”方素榮說到這裡，已經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嚎聲大哭了起來。
就在這時，有幾個日本戰犯已經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方素榮稍微鎮靜之後說：“我們這裡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找到了我，並為我安排了食、宿和學習。我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下，漸漸長大成人的。

　　“幾年之後，我便開始了自己的獨立生活，參加了革命工作，結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由於我在工作中任勞任怨，勤勤懇懇，不僅僅獲得了撫順市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而且還被任命為撫順煤礦托兒所所長。”

　　方素榮又接着說：“我們全國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搞建設，早已把歷史上的苦難遭遇都放在一邊，但這不等於我們已經忘了日本侵華造成的那段悲慘歷史；不等於我們可以和日本無條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於你們這些戰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國所犯的罪行一筆勾銷了。

　　“說句公平的話，你們這些戰犯在中國死一百次，也抵償不了在中國犯下的罪孽。”
　　方素榮說到這裡，一種無法抑制的仇恨和義憤，油然而生，她脫口而出說：“憑我的冤讎，我今天見了你們這些戰犯，我把你們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現在對我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而不是我個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榮講出了中國人的偉大氣度，也深深地打動這些日本戰犯的心靈。
　　這些戰犯，被方素榮的話，感動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淚。他們又哭了，還哭出了聲，並在方素榮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懲罰他們，要求中國政府懲罰他們。

　　後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學習會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戰犯紛紛自動交待他們的罪行，並要求以死抵罪。
　　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他是日本關東軍的大頭目，他和武部六藏（ 總務廳長官 ）兩個人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他們二人秉承日本當局的要求，以偽滿洲政權的實際統治者的地位，策劃和執行了對全東北三省的掠奪和統治。

　　古海忠之在大會上，具體交待出，有關強占東北農民土地的移民開拓政策；有關掠奪東北資源的“產業開發計劃”；有關毒害東北人民的鴉片政策。他還交待出，如何榨取東北的糧食和其他物資，以準備太平洋戰爭等等的內幕。

　　同時，古海忠之還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國的殺人事實。他1944年從東北各縣徵用了15000多名勞工，在興安嶺王爺廟修建軍事工程，由於勞動力生活條件惡劣，在嚴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為了準備對蘇作戰，修改流入興凱湖的穆稜河河道，工人由於同樣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審判庭上，對起訴書上所列各項罪行一一供認不諱，四次低頭，兩次流淚。法庭叫他對溥儀的作證發言、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着眼淚說：“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說了幾句“最後陳述”的話，他說：
　　“在中國東北各地，沒有一寸土地沒留下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

　　武部六藏被蘇聯移交來華時，就有病，到撫順不久，就癱瘓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戰犯管理所派護理員焦桂蘭來照顧武部六藏。由於武部六藏臥床不起，既要讓他活下去，又要為他治病，於是就累壞了焦桂蘭。

　　焦桂蘭每天都要給武部六藏餵水、餵飯、餵藥，要為他洗臉、刷牙、擦身、按摩、定時理髮。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樣，沒受過罪，卻享受到無微不至的護理和關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幾年來沒生過褥瘡，沒生過其他大病，反而養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蘭由於一心一意地照護武部六藏，而無法照顧自己的家，連自己在幼兒園的孩子，也不能準時去接。
　　焦桂蘭的無私工作，深深地感動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國的時候，焦桂蘭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並親自把他交給他的夫人武部鴿子。
　　當武部六藏向妻子講述焦桂蘭對他的照顧時，他緊握焦的手，嚎啕大哭。這時，武部鴿子也抱着焦放聲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訴的300餘名日本戰犯，被遣送經海路回國。他們在到達日本碼頭、下船時，立即向全日本國發表了一個聯名的《 告日本人民書 》。告人民書寫道：“我們既然認識了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我們就不再犯這樣的錯誤。我們堅決反對侵略戰爭，堅決反對把人民驅向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那裡去！”

　　這些日本戰犯在中國獲得了真理，並被喚起了良知。回日本後，他們都成了懂事、能幹、善良的日本國民。他們不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幹，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為社會上宣傳“日中友好”的活躍分子。他們當中有個叫涿越正男的，為了紀念自己在中國戰犯管理所的這段歷史，他給自己的孩子取名，一個叫“真理子”，一個叫“友好”。

　　還有一位母親，當聽到被釋放回來的兒子講述十多年的在華生活後，她便問道：“北京在哪裡？在哪個方向？”兒子告訴了她。她當即發現自己的褥墊放得不對頭，不應把雙腳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墊調了個頭，把頭朝着北京，她說：那裡是真理與希望。

溥儀等人和日本戰犯之所以有這樣突飛猛進的轉變，除個人學習和自我改造外，還取決於如下兩個因素：

　　其一，政府的寬宏大度的方針政策，在戰俘、戰犯的心靈里，引起了震盪。
　　1950年，政務院總理在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關於戰俘供給標準報告上批示，將級及相當的文官應給小灶待遇；對校級及大致相等的、偽文職官員應給以中灶待遇；尉級人員大灶待遇。使他們吃好、學習好，以利於教育改造。同時，總理還交待對這批戰犯，既要看緊管嚴，又要做到不打不罵，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們的民族習慣，注意從思想上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東北處理戰犯工作團和撫順戰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對這批日本戰犯進行了審理。審理後，他們又向國家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提出報告，建議對罪大惡極的70名日本戰犯處以極刑。對此，中央明確批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極少數；對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訴。

　　毛澤東對這批日本戰犯的處理，也曾幽默地說過這樣的話：把這些人扣起來，給我們添麻煩、負擔，要把這些人怎麼樣？教育一下回去吧！把這些人留下來幹什麼？還要供給他們吃好、過好！

　　撫順戰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關指示，對這批日本戰犯和溥儀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讓他們吃得好，休息得好。為了使他們更有效地學習和改造，還請有關方面官員向他們作報告，講講學習、改造和人生觀轉變等問題；還組織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文體活動，以活躍他們的生活；還允許他們的親人來撫順探親；並規定，凡是被關押時間已滿五年以上者，如若戰犯本人和妻子都願意，可以允許同居；還規定他們到撫順時的個人物品，包括珍貴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統一保管，俟他們離開撫順時，均如數、不受損壞地還給他們一一帶走。

　　以上這些方針和具體安排，使這批戰犯深受教育，深為感動。

　 其二，是新中國的穩定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提高，對這批戰犯、戰俘的影響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