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主，評述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的成果。錢氏寫作之前，已見梁啓超所撰同書名之作。比較兩書，可見兩人思想與學術之異同。大致而言，論清初學者，錢梁略同；論清中葉學者，錢惡樸學之鄙宋攻朱，頗多譏評，而梁則認為乾嘉考據，甚具實證主義精神而好之。至於晚清，經今文興，梁隨康有為之後，為此一運動的推動者和宣揚者，自道有啟蒙之功。然錢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執着，痛詆今文改制說之荒謬，甚不恥康之剽竊與武斷，視之為清學覆亡的罪魁禍首。於此可見，錢著與梁著立異之處，要在意識型態的不同，尚可見漢宋門戶之見的遺影，並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仍采傳統的學案體，故未能將各種議題展開來討論，學術思想從一時代到另一時代轉進的過程，因而難詳，更難能顯示時代的深層動力，也不足以細究學術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時代的實際影響。一部以現代思想史方法書寫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猶有待於來者。

　　【關鍵詞】錢穆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思想史

一、引言
二、清學史淵源
三、清中葉之考據學
四、晚清學術史
五、結語

一、引言

　　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學史的代表作。這部書於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之前出版，乃據北大授課講義而成。錢氏自謂，任公（梁啓超）曾在清華講授近三百年學術史，並印有講義，錢氏赴北大開同一課程，並於北平東安市場購得梁之講義，「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另撰一書，[1]於是梁錢各有一書名相同的著作。

　　錢穆及其先進梁啓超均屬名家，所著在學術史上亦有其應有之貢獻與地位，然學術不斷進步，兩氏有關清代學術史的撰述，無論在寫作方法與實質內容都暴露了嚴重的缺點與不足，此乃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以今日之學術眼光評論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業績，也非對前人要求太過，實在檢討已有的成果，知其缺點與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與進展。若仍以舊日的標準，一味讚賞前人之書，認為仍具頗高的學術價值，豈非自認近一世紀來，有關清學史的研究竟然停滯不前，毫無進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們應該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遠矚，大步邁進。

　　本文述評錢穆論清學史，固然要指出與任公相異之處，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見。無論異同，錢書都有依傍梁書的痕跡。錢書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勝出，然思辨論證未必超勝許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現象，故讀錢書的同時，不時參閱梁書，或亦有助於理解錢氏清學史的看法。

　　錢氏講授以及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了自稱與任公「立異」之外，亦有闡釋清代學術史內容與流變之意。其判斷和解釋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寫作方法與所用史料為何？與近代思想史之寫作，究有何種距離？其主要論點為何？是否有效？影響何在？以及錢穆作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屬本文寫作時思考的範疇。

二、清學史淵源

　　清朝享國約三百年，錢穆與梁啓超所謂三百年學術史，就是清學史，實甚顯然。梁以清學始於對晚明弊政與王學流弊之「反動」，明末西學之輸入，藏書、刻書、讀書風氣之漸盛，以及佛教反禪精神之發展，遂下開重視實踐的清學，[2]所言雖仍不免簡略，卻眉舉目張，並照顧到思潮與時代的關係，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學以及新概念對他的影響。錢穆雖晚於任公一世代，思想則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絕不提十六世紀以來西學之衝擊與反動，亦不提思想之物質基礎，徑謂清代學術導源於宋，而宋學又導源於唐之韓愈，其意清學既揭漢敵宋，若不知宋學，便「無以平漢宋之是非」。[3]欲知宋學，必須追蹤到唐宋。若然，則近三百年學術史應作近九百年學術史矣。其實，明末清初對宋學之反動，並非完全反對宋學；所反者乃宋學之流弊，而流弊見之於三百年前，實在沒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錢穆論清學淵源時，也特別強調晚明東林學派的重要性，若謂東林不僅「矯挽王學的末流」，而且「抨彈政治之現狀」。[4]不過，問題是東林是否可稱清學的先驅？錢氏雖亟言，清初大儒或導源於東林，或為東林之嗣響，然亦自認清代之實學固非東林之所謂實學，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則，錢氏徑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6]無乃太過？事實上，錢氏首章所討論的黃梨洲、王船山、顧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學的先驅人物。諸人背景雖異，皆欲糾空談心性之弊，以實學濟之，並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啓超已經做出的定論。錢氏在論述這些先驅時，也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最明顯的莫若船山傳略有曰：「其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猶多」，[7]僅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為「佚者猶多」。然而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初刊於1842年，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重刊，計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吾國傳統文士，轉錄前人之書，習以為常，未必能以現代西方規範論之，然錢氏僅言與梁氏之異，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黃王顧三人在現代被視為清初學術思想之巨子，學者景從無礙，多少歸功於梁錢兩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肯定，而兩人對三氏的評價也大同小異，主要觀點可說相當一致。梁首揭梨洲雖出自陽明，實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謂致即行，以救王學空疏之弊，並將之比作「近世實驗哲學的學風」，也許未必有當，然其斷定「梨洲不是王學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學的承繼人，他是王學的修正者」，[8]則頗言簡意賅而不可移。錢穆所謂，梨洲「重實踐，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並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錢穆論梨洲政治思想一節，多取《明夷待訪錄》，所論與任公也少異，引文亦略同，認為黃氏已具民主之創辟思想。所異者，主要是《待訪錄》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謂「將俟虜之下問」，也就是說，期待清廷的青睞，而正恰恰相反，實欲「為代清而興者說法」。錢穆則據全祖望之言，謂成書之時（ 1663），「潮息煙沉，已無可望，更無可待，故而《待訪錄》成於梨洲五十四歲，實為梨洲政治興味最後之成績」，此後則轉入理學方面。[10]然而，事實上梨洲並未放棄他最後之政治興味，似乎仍有所待。據1985年寧波天一閣新發現的《留書》抄本，知乃《待訪錄》之底本，成於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茍有因無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見梨洲仍有待於後人，以實行其主張。然其所待者，絕非狹隘的某一類人；其胸懷固非近人之比。

　　錢穆於任公讚賞梨洲《待訪錄》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學說，雖無異詞，卻有一語暗批任公曰：「今讀其書者，驚其立說之創辟，而忘其處境之艱虞，則亦未為善讀古人書矣」。[12]任公並非不知梨洲處境之艱虞，若謂「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13]蓋正有此挫折之處境，始有其創辟之見；不顧處境之艱虞而持此創辟之見，正梨洲之所以異於常人也。錢與梁對梨洲的看法，實大同而小異。

　　王夫之號船山，其書至十九世紀中葉始出，才引起重視。梁啓超雖自稱未通讀王書，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予王學極重要的位置，並首以西洋哲學概念描述王學，謂「為宋明哲學辟一新路」。[14]錢穆論船山，承襲梁書的痕跡顯然，觀點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的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多了」。[15]錢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並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闊，幽微精警，蓋無多讓」。[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對純主觀的玄談」，[17]而錢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後世言心者，蹈虛落空之病」以及「虛知浮解之無當本體」，蓋其「發明性道之幽玄，本於人事生理之實也」，故而既不空談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論也未脫任公所說，船山提倡實行而不廢原理。[19]錢穆固標出船山喜言變動與宇宙演化之妙，謂王氏人文進化之說，「閎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觀，不僅演進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興亡起伏之跡，實為一「石破天驚」之論，[21]惜錢氏未及見之。錢穆甚賞王學，未嘗不因認為王學「繩律之嚴，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與張載《正蒙》的學風為近，[22]展露錢氏一貫崇宋之主見，亦因而相較之下，顏元汩於習行，戴震耽於情恕，以錢之見，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錢氏之嚴夷夏之辨，於論呂晚村一節，多有發揮，竟未就船山貴華賤夷的強烈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僅以「《黃書》於種性夷夏之防尤謹嚴」，[23]一語帶過，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論顧炎武，雖然在傳略與引文上頗采梁書，但論點頗異。錢穆一則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陳第季立之遺緒」，以駁梁氏稱亭林為漢學開山之說，[24]再則曰，經學即理學，「亦非亭林首創」，因錢牧齋已先言之，意在駁斥近人「既推亭林為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25]錢氏於此顯然在挑戰梁啓超所謂「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26]然而細察之，錢穆對亭林的結論，實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僅認同任公總括顧學「博學有文，行己有恥」之精到，而且認為並世學者「皆不足相肩並」，「要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又謂「以後清儒率好為纂輯比次，雖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廣，結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為聞其風而起者，則不可誣也」。[27]然則，錢穆雖不雲亭林為漢學開山，實已肯定其開山之功，與任公所言，大同之餘，小異耳。

　　總之，清初學者莫不針對明末空疏之弊而發，故提倡實學。清學之淵源於此亦顯而易見。錢穆雖言清學源自宋，然並不能無視清學乃宋學流弊之反響。太炎所謂，宋學至清已「竭而無華」，亦屬事實。

三、清中葉之考據學

　　錢穆以傳統學案體寫學術史，但見學人先後出場，卻難見學術與學派之演變。乾嘉考據代表清學的全盛時期，但錢書實未能盡道其來龍去脈，而於顧炎武作為清代漢學開山之說，亦頗持異議。雖仍以乾嘉考據，上承亭林，然承襲之跡不明。白壽彝曾批評錢穆將顧視為復古主義者、道學先生、抄書匠，歪曲了亭林考據學的優良傳統，[28]雖言之尖刻，不謂無見，錢穆尤其不應誤解亭林所謂著書不如抄書之真意。顧氏之意，僅僅是說，盜竊或改竄他人的著作，還不如忠實的抄書，而此一誤解，確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據為目的而非手段。所謂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續復古與抄書的傳統？顯然不是。

　　梁啓超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篇結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實系對乾嘉考據學的詳細總結。[29]由此總結可知，所謂乾嘉考據學，確不免餖飣煩瑣；為考據而考據之譏，亦非無據。今人探究考據極盛之故，常謂專制政權禁錮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當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的考證工作。其結果對古籍的復原與整理，對文化的承繼，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余英時提出的「內在理路」說，謂乃自明末清初以來，重視「道問學」的自然結果，[30]能以內緣說補外緣說之不足。惟道問學與尊德性乃一體之兩面，殊不可一分為二。

　　錢穆論乾嘉巨子，以專章述戴震（東原）與章學誠（實齋），於兩氏學術思想之交涉，語焉未詳，後由其門人續成之。[31]戴震與章學誠雖為乾嘉之要角，未得謂包攬乾嘉時代學術思想錯綜複雜之全貌。錢書論及乾嘉時代，也未暇多言時代與學風的關係，亦看不見亭林考據學發展至乾嘉的過程，以及兩者間之異同。

　　休寧戴震（東原），可說是乾嘉時代最享盛名的學者，不僅在考據上別開生面，從字義、名物、度數以通經意，所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而且在義理上更頗有發明，尤令後世學者敬佩。胡適之就把戴東原的哲學等同英國講求實用的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視為清初以來反玄學運動的成果。[32]梁啓超也說，東原所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33]梁胡兩人皆將漢宋之爭，視為實學與玄學之爭，而尊漢鄙宋之意溢於言表。然此恰非錢穆所能接受，並見諸其論述之中，如謂東原學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風尚篤實，原亦尊朱；所謂戴學原出朱學，章實齋已先言之，惟錢穆認為東原論學之變，由於受到惠棟的影響，始尊漢詆宋，亦因而使錢詆戴，若謂「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偽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34]則又效實齋之叱戴矣。胡適之窮畢生之力治《水經注》，不亦為戴氏辯誣乎？

　　學者間相互激盪，事屬平常，然東原是否聞蘇州惠氏之風而變，並無確據，一如胡適疑心《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受到顏李學派的影響，沒有確據。[35]但東原的學術思想，卻可分前後兩期，而後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學術與思想。即使他最後受到惠棟的影響而變，他的學術之精深，已遠遠超過惠棟。戴學既不能歸功於惠棟，亦不能將戴之抑宋攻朱，怪罪於惠棟，更不能說，戴助惠奪宋儒講義理的傳統，何況學術思想之變，不可能突然發生，而是其來有自。余英時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經考》與《經考附錄》，發現「東原後期思想的發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則，戴氏思想有變有常，仍具思想發展的一貫性。東原晚年從辨性慾到辨理氣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發展過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導。

　　錢穆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然並不認同其義理。太炎嘗言，戴之名著「《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出，學者自是薄程朱」，[37]而錢穆尊崇朱子，始終如一，晚年撰百萬言《朱子新學案》，開宗明義即謂：「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38]錢穆既仰視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斥東原所論「激越」、「深刻」、「詆毀逾分」，於東原頗致憾焉，亦因而下視東原曰：「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其識超於東原矣」，[39]因亦頗為借重章實齋批戴之言，若謂「東原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更說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以奪戴學之長，並斷言東原慧有餘而識不足。[40]錢穆恨與朱夫子為難之人，頗似方東樹。

　　錢氏矛頭既指向東原，於章實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時代實遭冷遇，其書亦未出，錢穆專章論實齋，以與東原相抗衡，已張大其事，所謂「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41]亦如任公謂章學誠為乾嘉全盛期與蛻分期間一重要人物，[42]不免誇張。實齋之成為重要人物，乃後世之發現與認可；實齋之學，也多後人主觀的詮釋。[43]實齋針砭漢學家之言，既非乾嘉漢學家所知，則又何從影響其時代？

　　一時代學術之重要，端視其影響的深淺，以及反響的輕重。就此而言，戴震無疑是清中葉最重要的宗師。梁啓超以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最能光大戴門之業的後學，[44]顯然着眼於正統漢學之樸學，其一脈相承，增事踵華之跡，厘然可尋。錢穆則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繼戴之後。三人固極重東原，亦皆受東原的影響，然未盡受戴氏藩籬。即依錢穆之見，焦循雖學宗東原，不免「溺於時代考據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藝之才」，故思辨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甚至「較東原為圓密」，亦因而能不隨漢學家考據之風起伏，進而能綜戴章兩家之長，自樹一幟。[45]所可議者，里堂既未得讀實齋之書，又何從綜其長乎？不過，焦循的思想，確有可述，尤其時變旁通之義與異端執一之說，非同凡響。錢穆雖言裡堂旁通異端之說頗詳，[46]惜未能就兩者之意義多所發揮，如時變旁通，是否已發清季變通思想之先聲？異端執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論，實無須局限於漢宋調和一端也。

　　阮元之學，固亦植根於東原，主古訓明而後義理明。錢穆因見阮之長於歸納，有別於焦之長於演繹，故謂阮重實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陸王。由焦阮性情之異，以明學途之異轍，再因阮氏出處較顯，助成漢宋兼采之風。[47]錢氏此見，可稱明通。至於凌廷堪，錢穆認為亦承東原之風，雖以禮易戴之理，然論經實與戴同尊荀卿，曰「東原言性善，專就食色之性言之，與次仲言禮，專就聲色味之好惡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樹禮與理的旗幟，更嚴漢宋門戶，則揚戴之風而益甚矣！唯凌亦頗道漢學流弊，不以「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為然，也不以「許慎掩周孔」為然。[49]類此皆頗合錢穆之意，錢梁標舉東原後學之異，可以略見漢宋門戶，以及兩人道術之異趣。

　　錢穆述論焦循、阮元、凌廷堪之餘，附錄方東樹（植之），涉及清中葉學術史上一大公案，事關桐城派挾怨攻伐漢學。梁啓超說，「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余遺力」。惟梁氏雖說「其書為宋學辯護處，故多迂舊」，然仍謂「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50]錢穆則謂，方東樹之書「頗足為漢學針砭」，尤樂見其「尊護朱子」，雖雲方氏「肆口無忌」，其書之水平也不及實齋之《通義》與陳澧之《學思錄》，但風格差近，皆不滿當時極盛之漢學，並可絕其病痛者。[51]但是梁錢兩氏，均未對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討，亦未追究其學術史上的意義。錢氏僅在附錄之中，稍稍涉及，隱約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說法，戴震治學深遽，令諸儒震悚，願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經儒而輕文士，導致文士與經儒間的交惡。桐城派文士效法曾鞏與歸有光，講究依傍程朱的桐城義法，但是桐城諸子並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遭輕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學生，未被接納，感到羞辱，乃不斷抨擊樸學殘碎，後來方東樹寫《漢學商兌》，雖不完全是誣讕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屬文士，強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漢學弊端，僅僅是微識，反增糾紛。[52]近人朱維錚於此一公案，有進一步的論述，略謂姚鼐死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以區別漢宋門戶，又撰《宋學淵源記》，獨不記桐城諸家，因而結冤。方東樹即姚門弟子，反應最為強烈，凡與漢學有關之人，都在攻擊之列，尤集矢於戴震與揚州學派，以維護朱子與發明道統自任，學術價值雖然不高，但頗得桐城、陽湖兩派之聲援。更有進者，方東樹身後，正值咸同大亂，曾國藩輩以當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漢學商兌》亦隨世變而風行一時；然而變局之下，漢宋實兩敗而俱傷，雙雙凋零。[53]朱氏所論，頗能補梁錢兩公之闕。蓋思想史之研究，不僅須追究漢宋間理性對話，且須顧及學者間之隱情私衷，亦須注意時代因素及其影響。錢穆著作體例，引一段，評說一句，不脫舊史藩籬，殊難暢述思想與學術發展之複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