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學術史

　　晚清學術，肇自乾嘉樸學式微之後，講求復古。乾嘉考據學風，崇尚樸實，主張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原是針對宋明理學末流的游談無根，然而此一學風，亦導致清代經學之流於煩瑣，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際，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證學研究範圍之拘迂，漢學本身因遲滯而腐敗，漢學家尊古與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戰亂之刺激，思以經世濟時等因素，解釋盛極一時乾嘉清學的衰微。[54]錢穆論清學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場，較着眼於東原以來，朴學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繼起者，多以調和漢宋為言，顯然以為漢宋調和乃救學與興學的良方。不過，倡言漢宋調和，即使能夠落實，是否足以應付道咸以降的世變，殊為可疑，而此一關鍵問題，梁錢兩公皆未作深論。

　　正當道咸學者提倡漢宋調和之際，漢學因經今文的復興而趨分裂。今文之復起，自與乾嘉箋注之學流於義理枯竭有關；然今文之闡抉奧旨，往往牽綴比附，並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義理，自非錢穆所能允可，故目為好誕之風，較其弊視惠棟尤有過之，若謂「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學術治道同趨凘滅，無救厄運」。[55]錢穆此語，總結經今文學在晚清的影響，認為關繫到學術治道的凘滅，甚至將清代之覆亡，歸罪於經今文。此等大事，理應詳述密證其過程，明其因果，豈能一筆帶過？

　　梁啓超將經今文學派開拓之功，歸諸龔自珍，[56]錢穆也認為常州今文學，雖然起於莊存輿，立於劉逢祿、宋鳳翔，然變於龔自珍與魏源，而龔才是此一學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龔自珍始將今文學派之輕古經，推展到注重時政。[57]龔氏確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獄陰影之餘，首開發舒政論風氣之一人，在學術上固然為乾嘉經學的反響，在思想上由政論而發清末變法的先聲，而其膾炙人口的詩篇，也風靡幾代士人。凡此皆龔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細究。然錢穆或因其鄙視今文之故，對龔氏的評價偏低，一謂其承襲章實齋之說，再惜其屢試不售而消極，以致於「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慨」，[58]又說「定盦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59]雖可說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學術思想之重要性矣。

　　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終於登場，此人乃曾國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錢氏所說，國藩學業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論顯然與乾嘉漢學家異，代表晚清反考據之學風，更何況曾氏以中興元勛，提倡經世致用，以挽救士風為己任。曾氏禮論，謀漢宋會通，扶植禮教，而禮以時為大，遂達經世濟時的目的，不謂無見。然而錢氏不僅以專章述曾，而且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巨子並列，贊褒有加，認為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如「以杜馬補許鄭之偏，以禮為之綱領，綰經世考核義理於一鈕，尤為體大思精，足為學者開一瑰境」，又說「與嘉道漢學家繼東原後，專以考訂古禮冗碎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譽其特重宋學，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以致於「滌生之所成就，不僅勘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閎博實，有清二百餘年故亦少見其匹矣」，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於此足見曾國藩在錢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實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見錢穆與曾國藩在思想與意識上之相契。現代學人之中，固不僅僅陳寅恪之思想在湘鄉南皮之間也。
　　
曾國藩之外，另一獲錢穆青眼的晚清學者，是粵人陳澧，號東塾。東塾完全是象牙塔內學者，幾無俗世名聲。錢氏以東塾身值大亂衰世，能切中時弊，深知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的漢學家之失，故欲挽風氣，砭流俗，主漢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學風。所謂新學風，以錢氏之見，只是不分漢宋以求微言大義，且不期而與章實齋挽風氣之說相同，並響應方東樹對漢學流弊的批評。然則，所謂新學風，實無新義，更何況錢穆又說，東塾之學仍不出古訓，其意實欲漢學家勿專務訓詁，勿忘義理。若然，則東塾乃漢學之振興者，亦不得謂之新學風。另可注意者，錢穆於東塾的學術實未予多許，若謂：

　　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尚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取去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謂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又說「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唯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61]既如此，則又何須專章論述陳澧？原來錢穆拳拳致其嚮往之意於東塾者，因東塾力斥士情既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頗中錢氏當世之感慨：「今日安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朱子鄭君云云，立見錢氏本人學術思想之歸宿，與夫論學好惡之所本。

　　康有為雖是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之「殿軍」，也就是結束清學史的大學者，但是錢穆對康之評價甚低，與梁啓超對乃師的讚賞回異。錢氏認為，康之公羊改制說，實自川人廖平剽竊而來，甚至說，「康門學說，尚是廖季平範圍」，[62]豈不是說，若稱康門，還不如徑稱廖門？至於禮運大同之說，康雖「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來歷，並非絕無依傍剿襲也」，[63]而所論也不出譚嗣同的仁學。然則，依錢穆之見，康有為並無自得之學可言，錢氏清學史的完結篇遂有極為消極的結論：

　　長素之於考據如廖，於思想如譚，更所謂橫掃無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於後。凡其自為矛盾衝突抵銷以迄於滅盡，則三百年來學術，至是以告一結束，掃地赤立，而繼此以往，有待於後起之自為，此所以康廖譚三家之書，適成其為晚清學術之末影。[64]

「掃地赤立」，未免言之過當；蓋後起者，頗多自認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康之思想非無創意，所謂矛盾衝突也非不可解釋。康有為固然受到廖平的啟發和影響，但兩者的規模與目的絕異，殊不可同日而語。蕭公權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論（1988）。於康之評價，非蕭錢兩氏可各持一端之詞，而屬是否公平判斷之事。將康氏震動一時，影響深遠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說成完全剽竊廖平幾無影響的〈知聖篇〉與〈辟劉篇〉，並不公平。既謂竊自廖平，所竊之貨，無論好壞，自應由造貨原主負責，卻又集矢於非造貨之人，徑謂「長素抹殺一切，強辯曲解，徒亂後生耳目」。[65]果如錢穆所言，其說來自廖平，則抹煞曲解之罪，豈非應歸之廖平才是？

　　康氏論學，確常不顧證據，強詞奪理，梁啓超亦不諱言。錢穆就純學術之觀點，批評康魯莽滅裂，亦不為過；然而不能不體會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純粹的學術考證。康明欲學以致用，甚至以學術作為達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發颶風和火山。錢穆認定「康氏思想之兩極端」，[66]以為戊戌變法是走急進的極端，而民國以後，反對共和則走保守的極端，似乎前後自相矛盾衝突，實則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說而致誤。康有為演三世說為政治改革理論，一個基本點就是制度演變必須循序漸進而不可躐等。戊戌時期，保守勢力仍強，必須極力求變，而民國以後，未行君主立憲就遽行民主共和，有違漸進之意，造成紛亂，故極力反對。若知康氏理論之整體性，便知並無重要的矛盾或自相衝突之處。

　　蕭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貢獻，要能釐清康之現實面與理想面；現實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國於現代化富強之域，而理想面則求世界大同於未來，乃分屬二個不同的境界，當前與未來的關切原本不同，並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內容之豐富，誠如蕭氏所說，康有為的「烏托邦構想極具想象力與挑戰性，足列世界上偉大烏托邦思想家之林」。[67]凡細讀康氏《大同書》者，當有同感，而錢穆竟視之為「無端發此奇想」，「以空想為遊戲」，「侈張不實之論」。[68]中外烏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淺薄仍有其客觀標準，非僅憑個人好惡同情與否而能斷言者。錢氏惡今文，視改制為荒誕，無從體會康有為思想之重要與意義，失之多矣！

　　西力東漸，乃康有為及其同時代有識之士無可迴避的挑戰，故探討晚清學術思想必不能不細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錢穆論晚清學術史之最大盲點。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義思想，譴責用夷變夏，而不去處理西方衝擊與中國反應的新時代課題，以致於在錢氏筆下，清代學術思想傳到康有為，變得矛盾衝突，一無是處，無所適從，而有「掃地赤立」的錯誤結論。

五、結語

　　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錢氏自身之學術思想背景如此，其論清學史亦只能選取若干學者，述其傳略，摘取其著作要點，以其個人的信仰加以評論而已。取樣不廣，難見學術思想之全貌，一時代精神文明的整體，只能說是學者之學術思想列傳。其所論清初學者，議論與梁啓超略同；論清中葉乾嘉考據學，則與梁較異，錢惡樸學鄙宋攻朱，頗致譏彈，而梁則甚喜樸學的實證風尚；論晚清則錢梁所見絕異，道咸以後思想之變局，莫重於經今文的勃興，學者由論證而圖政改，康有為以學人推動變法而至高峰，故梁視康乃晚清今文運動之中心，斯學之集成者，而自稱今文學派最猛烈的宣傳者，亦自認學術活動雖具政治色彩，然寄望於新時代之啟蒙，甚為殷切，[69]意頗樂觀。錢則視今文改制說，荒誕不經，較惠棟猶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康有為如學術之罪人，以其為清學之總結，亦足見政學俱亡之不可挽救，其情悲觀。兩氏背景與思想俱異，遂有頗不相同的學術結論。

　　從現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論，錢穆與梁啓超在方法上均無多突破。現代思想史貴知在特殊歷史時間中，思想與思想間的相互影響與演進，以發現其時代思潮的特徵，而時代思潮面向須廣，非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於不見經傳的短簡小冊之中，也可窺測時代思潮的趨向。時代思潮錯綜複雜，非必一致，同中或有異，而由一時代轉變到另一時代，也非乾淨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舊影猶在。清學史自早期經中期到晚期的縱橫發展與演變之跡，以及在整個思想史上的意義，猶待在先賢開拓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年11月24-26日），承主辦單位台大中文系同意在此刊登，敬申謝意。（責任編輯：洪麗完校對：胡云薇）
　　作者系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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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91-102。
[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1。
[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
[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8-19。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20。
[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5。
[8]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45。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6。
[1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3。
[11]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6。
[1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5。
[13]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52。
[14]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15]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1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6。
[17]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3。
[1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2、114。
[19]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2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5。
[2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681。
[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4、116。
[2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20。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35-136。
[2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37-139。
[26]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53。
[2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46、145。
[28]白壽彝，《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61），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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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70-71。
[33]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1。
[3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22。
[35]胡適，《戴東原的哲學》，22。
[36]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154。
[37]章炳麟，《訄書初刻本重印本》（北京：三聯書局，1998），160。
[38]錢穆，《朱子新學案》（台北：三民書局，1971），1。
[3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64。
[4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89、402、407。
[4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75。
[42]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7。
[43]汪榮祖，〈章實齋六經皆史說再議〉，收入《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00）。
[44]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6。
[4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55。
[4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55-467。
[4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89。
[4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96。
[4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06、508。
[50]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6。
[5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18、519、520。
[52]章炳麟，《檢論》（台北：廣文書局，1970年影印本），24b-25a。
[53]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37。
[54]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7-59。
[5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25。
[56]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61。
[5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32。
[5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46。
[5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52。
[6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87、589、581。
[6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97、622。
[6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700。
[6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64。
[6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68。
[6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52。
[6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78。
[67]蕭公權着、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451。
[6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737、738。
[69]梁啓超，《梁啓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68、69、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