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的審判台前：國民黨降將的是是非非

博客：紅軍之子 - 時間：2007-11-03 baidu

　　　　從1946年6月開始，國共兩黨撕碎了“雙十協定”，開始了全面內戰。在長達三年的犬牙交錯的政治軍事鬥爭中，由於正確的策略和措施，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占儘先機的中共終於取得了在大陸的政權，而使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黯然神傷地離開大陸，到孤懸海外的小島上去苟延殘喘，夢回故國，“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蔣介石政權亡於貪污腐敗，發國難財；亡於政令不統一，心懷鬼胎，各行其是；亡於將領擁兵自保，貪生怕死；也亡於內部分崩離析，叛屬無常；等等複雜原因，不可盡述，並不僅僅是失去民心這麼簡單。　　　　　　　

　　《孫子兵法》云：“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只有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個標準的將領，才可以成為國之干臣，無往而不勝。且不要說別的元素，在蔣介石麾下幾千名旅級以上將佐中，能夠達到上述條件者，十不足一，這就為他埋下了敗亡的禍根。事隔一個甲子，我們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弘揚傳統道德，不能不反思歷史，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將那個年月里的許多歷史人物，擺上歷史的審判台，重新給他們以評價，來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正名，還道德以她應有的內涵　　　　

　　國共兩黨從共同創辦黃埔軍校，致力於北伐，統一中國以來，在長達二十五年的紛爭中，從同學、同盟到分道揚鑣，各為其主。始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到生死利害的嚴峻考驗關頭，才盡現骨幹成員自身本質和人品、道德與節操的本色。八年抗戰與最後的逐鹿中原，就是這樣嚴峻的考驗關頭。在抗戰中，兩百多位國民黨將佐為國戰死疆場。這其中，95%以上的犧牲將領，是他真正的精華。願歷史永遠記住他們輝煌的戰功，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奉獻。而我們所要重新定位和審議的卻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原逐鹿中最後的表現。　　　　

　　　　人格的力量，道德的標準，沒有比中原逐鹿的最後時刻，國民黨大大小小的降將們所能表現的那樣，更為突出和典型了。他們大致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類：雖然是國民黨的將領，但是，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逐漸信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抗戰和逐鹿中原的不同歷史時期，秘密加入中共，實際上已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從本質意義上不屬於降將，儘管歷史，軍史上，把他們劃做國軍起義人員。

　　　　趙壽山，孔從周及其部屬為一例代表。他們屬於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早在抗戰初期，就與紅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積極參與西安事變，力主與共產黨合作。十七路軍改編為三十八軍赴中條山抗日時，他們戰功累累，但更加把共產黨看作是民族的希望。趙壽山本人於1942年秘密參加共產黨。孔從周雖然是起義後才參加，但他和趙壽山思想觀點始終是一致的。解放戰爭初期，三十八軍整個歸屬中共後，趙壽山作到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上將。孔從周作到炮兵司令員，中將。

　　　　張克俠，何基灃可以看作是第二例代表。他們屬於西北軍馮玉祥、宋哲元系列。張克俠是馮玉祥的連襟，1927年曾到蘇聯莫斯科學習軍事，回國後為張自忠二十五師參謀長，不久秘密加入中共。蘆溝橋事變時擔任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力主抗戰。但奉命長期潛伏於國軍中待機而動。終於在淮海戰役中，與另一個抗戰時微服訪問延安，後被軍中中共秘密組織發展為特別黨員的高級將領，第三綏靖區副司令，蔣軍七十七軍軍長何基灃（他的部隊打響了蘆溝橋抗戰第一槍）一起，舉行了賈汪起義，打開了杜聿明淮海防線的大門，使我軍得以長驅直入，分割包圍黃伯韜第七兵團，為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作為自己人，張克俠後來擔任了林業部長，林業科學院院長。何基灃則為三野三十四軍軍長，水利、農林部副部長。

　　　　廖運周及其秘密支部成員可以看作是第三例代表。廖運周，黃埔軍校五期炮科畢業，1927年入黨。參加北伐，南昌起義。後到馮玉祥軍中任團長，旅長。是長期潛伏於蔣軍的中共忠實的黨員。淮海戰役雙堆集戰役時，為了保證全殲精銳的，含有快速機械化部隊的，從華中來援徐州的蔣軍第十二兵團黃維所部。率領其所轄的一一零師戰場起義,　撕開了黃維所部的防線，為最後殲滅黃維兵團、杜聿明集團創造了條件。

　　　　第二類，在歷史上就和共產黨有密切聯繫和個人私交。始終首鼠兩端。蔣介石大勢已去時，自然而然就歸順了共產黨。他們中的代表有張治中，衛立煌，高樹勛，鄧寶珊，韓練成，張學銘等，他們的情況是極其複雜的。

　　　　張治中是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是黃埔軍校生的前輩，曾經擔任過黃埔入伍生隊總隊長，四期生步兵軍官團團長。後任凇滬警備司令，三青團中央臨時幹事會秘書長，湖南、新疆省主席，西北長官公署長官，國共兩期和談代表。他與周恩來，重慶談判時的毛澤東都有很好的私交。在政治上屬於調和派，可以左右逢源，恣意周旋，而使自己處於不敗之地。雖然在蔣介石手裡是高官厚祿，但在共產黨人那裡，口碑很好。所以，當國民黨眾叛親離，大勢已去時，作為第二次和談首席代表，他可以選擇留下，並坦然自若。他實際上是政治上的騎牆派。人格並不足取。

　　　　衛立煌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卻是一個人品可圈可點的人物。他有正義感，是真正的愛國軍人。他作為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指揮了抗戰中著名的忻口戰役，作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領導了中條山抗戰。他真誠地支援八路軍百團大戰，並渴望加入中共，本人與朱德私交很好。後率領遠征軍入緬甸作戰。遼瀋戰役時，雖然位居東北剿共總司令要職，並不想與我軍為敵，被蔣介石查辦。不得已亡命香港，1954年始回大陸。他是一個正直的，嚮往真理的軍人。

　　　　高樹勛，屬於非蔣介石嫡系的馮玉祥系統，早就與蔣軍貌合神離。曾為二十六路軍二十七師師長。與寧都起義中共諸將（邊章五，原二十六路軍師參謀長，我軍河北軍區司令；孫毅，寧都起義軍官，我軍七縱司令），有很深歷史淵源。抗戰時高任新編第八軍軍長，曾奉蔣介石密令，處決陰謀投敵的軍閥石友三。1945年10月他率領第八軍和三十軍，四十軍配合，北上天津接受日軍投降，於邯鄲與我軍交火被圍。30日在我軍感召和舊友召喚下，率殘部於邯鄲馬頭鎮起義。給國民黨陣營極大的震撼。使我軍得以以他為樣板，來了一個高樹勛運動瓦解蔣軍。

　　　　鄧寶珊，馮玉祥舊將，擔任晉陝綏靖區總司令，長期住紮陝甘寧邊區北端，與我軍互通往來，女兒是他特意送往延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雖然解放戰爭初期與我軍多有交鋒，後為北平衛戍副司令，但從感情上真誠支持傅作義與我軍和平談判，兵不血刃解放北平。

　　　　韓練成，馮玉祥部旅長，後為蔣軍四十六軍軍長。在抗戰中，就與我軍關係密切，與周恩來有交往。在海南島，山東作戰中，多方回護我軍，被削軍權為中將參軍。1948年10月加入我軍，一度擔任蘭州軍區第一副司令，解放軍訓練總監部科學與條令部副部長等，中將。

　　　　張學銘，張學良胞弟，天津市公安局長，市長，後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議處中將主任，因乃兄與中共關係，解放後為政協全國委員，天津建設工程局副局長。

　　　　因為他們和共產黨的歷史淵源，最後投向勝利的一方，在道義上，似乎無可指責，但部分人，也非無投機之嫌。

　　　　第三類人情況更為複雜，他們要麼是大革命時代的共產黨人，革命低潮時陸續脫黨，利用黃埔軍校和軍界的老關係得以為蔣軍高官，中原逐鹿，鹿死誰手已定局時回歸舊主，以圖瓦全。要麼非蔣介石嫡系，雖然一度與中共交惡。但更多的時候，身處局外，坐山觀虎鬥。當然江山易主時，要順應潮流，另謀生路。前者以邵力子，郭汝瑰，侯鏡如，覃異之，陳樹華，等為代表。後者以程潛，盧漢，李濟深，蔡廷鍇，鹿鍾麟，黃紹肱等為代表。

　　　　邵力子是中共成立時最早的黨員之一。任黃埔軍校秘書長的第二年（1926年）退出中共。後任蔣介石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甘肅、陝西省主席，國民黨中宣部長。作為第二次國共和談代表團副團長，見大勢已去，滯留北平，參加新政協。

　　　　黃埔五期生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共，1930年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脫離中共。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廬山軍官訓練團，後為蔣介石嫡系陳誠部十八軍十四師參謀長，第二十集團軍參謀長，軍務署副署長，總參謀長辦公廳副廳長，國防部三廳廳長，二十二兵團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賓率部起義。其前，在南京就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繫，並遞送情報。解放後任職南京軍事學院。

　　　　黃埔一期生侯鏡如，大革命時期參加中共，1927年任武漢保安總隊隊長，二十軍教導團團長。南昌起義失敗後，參加湖南省委，被捕獲釋後到中共華南局及順直省委軍委工作。1931年失去組織聯繫，到南京，歷任蔣軍八十九旅旅長，二十一師師長，十七兵團司令。參加平津戰役，將司令部設在塘沽海外的軍艦上。天津失陷後，率餘部五萬人泛海南下。兼長江防務預備兵團司令，又退守福建，任華東軍官團總團長。1949年冬率部起義。移居香港，1952年到京。

　　　　覃異之，1926年入黃埔軍校炮科，不久為副區隊長，同時加入中共。1928年去上海脫離中共，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二師團附。多次參加圍剿紅軍及古北口等地抗戰。為五十二軍二十五師參謀長，七十三旅旅長，五十二軍副軍長，與日作戰。1945年任青年軍204師師長，後為五十二軍軍長，南京衛戍區副司令。1949年去香港，脫離國民黨。12月回北京，任職政協。

　　　　黃埔六期生陳樹華，1926年入黨，秋收起義負傷後失去組織聯繫。後任國民黨軍令部處長，國防部史政局少將代局長；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秘書，隨張治中在北平宣布起義。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專員。

　　　　他們於厲害得失關鍵時刻，和革命低潮時，因各種原因脫黨。又於江山代謝時選擇了新生。談不上什麼理想信念，和氣節情操。對共產黨，他們雖然各有原因和苦衷，但絕對談不上忠誠。對國民黨，他們又愧對曾經的高官厚祿，又不能從一而終。在道德上無足取處。

　　　　程潛是國民黨湖南省主席，湘軍系首領；盧漢是雲南省主席，龍雲之後的雲南地方實力派；李濟深，蔡廷鍇屬於陳濟棠粵軍系列，又是十九路軍，“一.二八”抗戰和福建事變的領導人物。鹿鍾麟，屬於馮玉祥西北軍系列，（曾任西北軍代司令，戰區副司令長官，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長，1946年賦閒居住天津）。黃紹肱是新桂系三首領之一（另二人是李宗仁，白崇禧）。他們從來就和蔣介石同床異夢，和中共時連時分。天下大勢已定時，他們識時務的知道：追隨蔣介石去孤島台灣，並沒有他們的好果子吃，只能明智地選擇留在大陸，討一杯羹，以苟延殘喘。

　　　　第四類人，是天下大局已定，知不可為，對蔣介石徹底絕望，又不願意為蔣氏殉葬，遂順應潮流，選擇了和平整編的方式，以免於部屬遭難，生靈塗炭。他們的代表人物有傅作義，董其武、陳明仁，陶峙岳，包爾漢等。

　　　　傅作義與董其武都是閻錫山晉軍高官，非蔣介石嫡系，但他們同時又是能征善戰之將。無論對付日本鬼子，還是在華北與我軍的幾次交鋒，都是勝多敗少。只是天下大局已定，誰都扭轉不了歷史的演變趨勢。他們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繼孫連仲擔任北平衛戍司令的傅作義，在主力三十五軍被殲，張家口，保定、天津失陷，無論南下，西竄，東循海路撤退的路子都被堵死的局面下，為了二十萬部屬的生命安全，為了使古都北平免於戰火毀滅，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政治攻勢，副將的斡旋（鄧寶珊，馬占山）幕僚的遊說，女兒（中共地下黨員）的鼓動下，終於接受了我黨和平改編方案。而在綏遠的董其武，則唯老長官之命是從，也選擇了起義接受改編的道路。　　　　

　　　陳明仁是黃埔一期生，是黃埔系的驍將。在東北，率領七十一軍，沒有叫林彪麾下的將領少吃苦頭。因私自調用美援軍糧構築工事被陳誠發現，撤職賦閒。後回關內，1949年5月復為第一兵團司令，守御家鄉湖南。他審時度勢，在蔣家王朝已成危卵之勢局面下，不願為之殉葬。為了桑梓父老免遭戰火，選擇了與程潛一起起義，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

　　　　陶峙岳，包爾漢屬於張治中舊屬，張治中在北平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並曉諭新疆國民黨軍政人員棄暗投明。在王震大軍入疆，新疆十萬蔣軍孤立一隅態勢下，接受老上司調停，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下屬接受我軍整編。

　　　　他們屬於真正的識時務的一類。

　　　　第五類人位居封疆大吏，或者是軍隊高官，從來沒有和共產黨的淵源。只是在大廈將傾，回天無力的歷史條件下，樹倒猢猻散，為了自己的螻蟻之命，貪生怕死，在最後的戰場上選擇了臨陣倒戈，叛降投誠的道路。他們是斷了脊梁，朝秦暮楚，望風使舵的一群人。沒有傳統美德，人格和情操，是為將者最不齒的異類。這些人在1949年最後的戰場上，在四面楚歌聲中，不能盡忠，不能全節，以螻蟻貪生的本能，如輸光了的賭徒一樣，選擇了偷生和投機。雖然，從當時的政治利益看，他們最後地瓦解了敵軍，渙散了其鬥志，減輕了我軍用軍事手段降伏殘敵的犧牲和損失。但是，他們的苟活，和被正面頌揚，卻整個的侮辱與踐踏了我們民族傳統道德的精華。為反覆無常，貪生怕死，變節出賣，蠅營苟利者樹立了一個卑鄙渺小的樣板。他們中包括那些二十幾年與共產黨為敵的四川軍閥，西北五馬的部將和其他戰場上形形色色不配稱作將領的一群猥瑣的小軍閥，土豪，劣紳和變節者。人數眾多，占上述五類人的二分之一強。　　　

　　　　傳統道德曰：“士為知己者死”，又謂：“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忠臣不事二主”。它雖然是封建道德,但也是情操氣節的精華所在。雖然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但這種選擇，應在仕途早期，而不是在危難之間。在危難間，背主求榮，苟全性命，那就是叛賣。雖然，這些蔣軍降將促使了蔣介石政權的垮台，有着明顯的政治效益。但他從根本上敗壞了我們民族的傳統道德。使反覆無常的變節小人，不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苟且貪生者有了文過飾非的藉口，和招搖撞騙的本錢，也有了生存繁衍的市場。從而，混淆了是非，擾亂了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界限。從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人民的隊伍中出現了許多告密者，出賣者，落井下石者，喪心病狂者，以致使人們互相不再信任，隨時準備反戈一擊。全社會道德水準趨於下降趨勢，就是這種真與假，美與丑顛倒的必然社會效果。

　　　　成語說：蓋棺論定，把這些降將放在歷史的審判台前，評判其道德的意義，無疑對端正我們民族的道德觀，提倡民族氣節和情操，具有積極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