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革命”的幾個“假設”——為紀念“文化革命”四十周年而作
朱嘉明

　　每到文化革命的歷史又長了十年的６月，我都會寫點文字，１９７６年如此，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６年也如此。今年原本想寫的題目是“假如中國沒有發生文化革命”。當拿起筆時，題目和內容都有所改變。

　　在中國，從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革命是實實在在發生的歷史事實。十三億中國人口中，至少一多半或者經歷了這場革命，或者是在這場革命中出生的。四十年來，人們思考，討論和爭論文化革命，都是以此為前提的。本文則換一個角度，用提出九個“假設”的方式討論文化革命問題。我在這裡提出的“假設”，不是仿效某些歷史學家的簡單的“反歷史事實”的方法，恰恰是基於文化革命過程中的一系列“歷史事實”。通過這篇短文，我希望能夠引起至少兩個方面的“共鳴”：其一，文化革命並非是一個必然的歷史事件；其二，文化革命即使在１９６６發生了，這場革命依然存在多種結局的可能性。

　　“假設”１：如果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份之前“壽終正寢”於湖南老家的“滴水洞”。毛澤東是在湖南老家的“滴水洞”最終決策發動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基本策略的。假設毛澤東重演很多歷史偉人的“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革命就不是夭折的問題，是死於腹中的胎兒，那句“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的著名口號不會出現，中國歷史也不會有過對毛澤東“四個偉大”的稱謂。如同亞歷山大在公元前３３４年隕命于格拉尼古河戰役，歷史不會有一個亞歷山大“大帝”，西方文明歷史一定會大不相同。這樣，劉少奇的權力基礎不會受到衝擊，名正言順的成為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中國會從１９６６年進入“劉少奇時代”。“劉少奇時代”是否近似於前蘇聯的赫魯曉夫時代，中國共產黨的“九大”是否近似於蘇共“二十大”，摒棄階級鬥爭理論，毛澤東遭遇是否近似斯大林死後的命運，並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劉少奇不可能，也沒有能力發動毛式文化革命，中國會尋求經濟發展，會容忍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沒有經歷文化革命的中國，避免遭受極“左”勢力的“倒行逆施”，將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軌跡，甚至可以設想“改革”和“開放”會提早十年。

　　“假設”２：如果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不論因為任何原因，例如因為健康的原因，毛澤東“大權旁落”，聽任或者不得不容忍“中央文革”和“紅衛兵”，不是在短期之內，而是比較長期的左右和控制中國的政治局面，例如，至少持�祫Ρ９６＜応底，那末，所谓“巴理y�煽澀灶R被帷笆導�”诱炐国的脩┗庚_厙�，矄剧Y蝦＝�立“晌r９�杉嫳，而穷U扛鍪《薊岢閃⒆約旱摹骯�杉嫳，１９４９年以后芯暽祼俐权系统会硿献瘫磺G�法律体系丧失功能，军队分吝x＠�史情緣武\贍蓯欠ü�大镐燑或諉J窆�驰勱的历史翌婞血轩o姆絞皆諡泄�上阉|�甚趾煬发闹q健Ｃ�泽东或者会承担所有的X鶉危�秉S認綠ǎ換蛘呷縊�所藫��带诐a�青和茰O�追随者謪樝“井鸽E健保�毛泽东螕簧还是中国租k瀉耪倭Φ娜宋鎩Ｒ壞┲泄�走到这庚_夭劍�没冉z梢栽げ飫�史的代监P�所以，不论是毛本人，还矢[胩粽矯�祼俐治力量，并脫]惺�去基辩R摹罷�中l碇恰保�稘鷵]姓嬲�的“摊牌”�?

　　“假設”３：如果在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之前，林彪父子奪權成功，“５７１”紀要得以實施。在這種假設下，毛澤東的生命是否繼續已經不那麼重要，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真正抗衡作為毛澤東法定“接班人”，中國軍隊“副統帥”的林彪。事實上，自１９６７年初，軍隊已經接管了中國的學校，政府機關，工廠和農村。根據“５７１”紀要，最接近歷史邏輯的可能性是：毛本人至少喪失自由，毛式的文化革命會在短期內結束，中國進入軍人執政時代，也就是“林彪時代”。中國大規模的實施韓國六十年代後的經濟和政治模式，追求現代化和效率化，淡化意識形態，緩和中蘇關係。由於林立果的地位，集權主義和“法西斯”有極大可能性形成氣候，人們要面對不同於毛時代的新“恐懼”。問題是林彪是否願意和有能力當中國的“朴正熙”？作為毛澤東的“學生”，他是否可以徹底否定毛澤東？以及，他是否真的相信３０歲左右的兒子可以控制局面？

　　“假設”４：如果毛澤東沒有給鄧小平文革期間復出的機會。毛澤東給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復出機會，代表了毛的某些意願，例如要恢復國民經濟，尋求與“元老們”的妥協，又不打破他本人所能控制的“政治平衡”。歷史的答案非常清楚，如果毛澤東沒有給鄧小平文革期間的復出機會，如果沒有“四人幫”在１９７５年的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黯然下台，獲得廣泛同情，鄧小平就不可能創造“三落三起”的神話，在全黨全國形成獨特的威望。進而，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短短兩年時間，成為眾望所歸的中國最高領袖，開始了“鄧小平時代”。鄧小平的命運，以致整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事實上都源於鄧小平給毛澤東的那封著名的“永不翻案”的檢討信。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一封幾頁紙的信，對歷史產生如此莫大的影響。

　　“假設”５：如果周恩來後於毛澤東去世，哪怕僅僅兩年。這不是遐想，因為，只要周恩來的疾病治療得當，只要周恩來知道毛澤東身體的真實狀況，只要周恩來對他的生命確有信心，熬過毛澤東的大限，是完全可能的。那麼，不僅周恩來的晚年歷史要重寫，中國歷史也會重寫，“四五”事件也不會發生，華國鋒也不會有所謂的“受命於危難之時”的光環。歷史的場景很可能是這樣：重病中的周恩來仍然會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擁戴下成為最高領袖。中國會出現溫和的“周恩來時代”。這個時代最大特點是：對內，結束文化大革命，在不否定毛澤東的前提下的全面“非毛化”，務實的政府技術官僚，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生的政治官僚（政工幹部）主導政府官僚體系；對外，則與西方國家全面和解，退出“冷戰”，毫無異議，周恩來是西方最受歡迎的共產黨人。即使“周恩來時代”僅僅維繫兩年的時間，中國也會進入有周恩來特徵的改革與開放的新時期。周恩來是否會選擇鄧小平作為他的繼承人，這始終是一個沒有，也不可能定論的歷史問題。

　　“假設”６：如果“四人幫”沒有被粉碎，而是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後有效掌控政權。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葉劍英，汪東興和華國鋒的聯手，是粉碎“四人幫”最重要的基礎。換句話說，只要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不與另外兩人合作，即使採取消極態度，粉碎“四人幫”都是非常困難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之後的中國，也不會迴蕩那首著名的“飲酒歌”。在中國歷史上，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的政治集團不是少數，不一定都是短命的。如果“四人幫”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後可以有效掌控政權，“按既定方針辦”，幾乎可以肯定，文化革命不會在１９７６年結束。但是，“四人幫”會不會用更左的方式持續文化革命？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國將會是災難性的。或者，“極左”不過是“四人幫”取得權力的手段，一旦大權真正在握，“四人幫”也可能要面對現實，啟用專業和技術官僚，逐漸向務實的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轉變？上海在文化革命期間，經濟建設和發展並沒有停止過，金山工程就完成於七十年代初。所以，至少不能認為，張春橋只會講“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而完全不懂和忽視經濟問題。

　　“假設”７：如果毛澤東活到１９８３年，且頭腦清醒，直到９０歲時才去見馬克思。合理的歷史推測是，毛澤東本人不可能否定文化革命，因為毛澤東本人從來不會否定自己。只要毛本人能夠活到９０歲，文化革命就不會宣布結束。繼續革命理論，大慶和大寨的旗幟，支持世界革命路線等毛時代的特徵，都不會廢棄。不僅如此，任何“宮廷政變”很難發生，毛澤東最終選擇的接班人，不是華國鋒，而是毛家的成員。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８年，在中國的歷史上，僅僅是很為平常的年頭。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可能有重要的決議而載入史冊，但是，卻是不同的內容。在此種假設下，鄧小平同樣是沒有歷史機會的。在國民經濟問題上，毛澤東很難超越他在五十年代形成的經濟思想，他從來在意計劃經濟，但是，他很在意公有經濟和社會的近乎平均主義的分配。台灣問題上，毛澤東會尋求突破；在國際關係方面，毛澤東一定會親手完成與美國關心的正常化，在中國和前蘇聯的邊界談判問題上，毛澤東妥協的可能性很小。

　　“假設”８：如果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老幹部、老“布爾什維克”採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辦法，其結果就不僅僅是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等少數人，而是老一代“革命家”主體不復存在。這是每個善良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政治生態。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在中國重複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可能有兩個主要原因，毛澤東不想當斯大林第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一度很有信心，而到林彪事件之後，則是心有餘而立不足了。但是，如果老一代“革命家”主體不復存在，“四人幫”的掌權會少有阻力，不會面臨“元老”們的挑戰，決不會出現葉劍英，鄧小平和陳雲這樣的元老派的政治聯盟，也不會出現八十年代的那個由“元老”構成的“中國共產黨顧問委員會”，這是“假設”８和“假設”６的區別所在。換句話說，中國提前過渡到“新生代”決定中國政治的時期。一旦中國出現危機，到底誰會挑戰“四人幫”呢？自然還是來自體制內，還會結合民間力量，因為在那種政治生態下的中國，並不存在公認“權威”力量，。

　　“假設”９：如果華國鋒是政治“強人”，或者毛澤東選擇的不是華國鋒，而是一個其他什麼名字的政治“強人”。可以相信，不論是華國鋒，還是那個不叫華國鋒的政治“強人”，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背棄毛澤東路線，但是會逐漸調整到中間路線上。所謂的中間路線包括：不否定文化革命，壓抑“四人幫”和“元老”兩種主要政治勢力，加大經濟建設力度，形成“華國鋒時代”或者其他名字的強人時代。事實上，從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這個時代的端倪已經顯現，包括在八十年代遭到批判的所謂“洋躍進”。這個時代是否可以逐漸轉型到經濟改革和開放的軌道，絕非沒可能，因為這個時期一定要啟用專業技術官僚，中國至少會接受前蘇聯和部分東歐國家的改革試驗。甚至會出現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基礎從來沒有像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時期那樣的脆弱，“四小龍”成為人們考慮中國當時現狀的參照系，改革和開放已經處於“呼之欲出”的境地。

　　這些假設的提出，無非是要說明文化革命的發生未必是歷史的必然；退一步，即使文化革命發生了，其走向也有N種可能性，我們在１９７６年看到的文化革命的結局，也不是必然的。本文提出的任何９種假設之一，或若干假設的組合，都導致當時的各類因素發生不同的作用，從而有不同的文化革命的結局，以致中國過去四十年歷史完全可能大相徑庭。其實，不僅文化革命，幾乎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中，主要人物的生命長度，諸如一個會議，一份文件，一篇社論，一斷談話，一則謠言，一封信件等等歷史過程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細節，都會改變這個事件的歷史走向。在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歷史中，“陰差陽錯”的作用可謂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誰會想到，由於張玉鳳在毛澤東“風燭殘年”時的特殊地位，也間接的影響了文化革命；誰又會想到，１９７６年元旦，毛澤東發表了他的兩首詩詞，會對病入膏肓的周恩來的心理產生致命影響呢？我懷疑毛本人也沒有充分估計到這樣的效果。本文假設的“劉少奇時代”，“林彪時代”，“周恩來時代”，還有延長的“毛澤東時代”，都意味着歷史沒有選擇鄧小平。當然，影響八十年代歷史的“耀邦”和“紫陽”現象也不會出現，作為歷史的邏輯，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門悲劇可能延遲，也可能得以避免。順便提到，２００３年發生在中國的“薩斯”，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的長遠和深層影響，人們可能還沒有得以充分估計。

　　其實，豈只就文化革命歷史提出若干“假設”，鴉片戰爭、戊戌變法以降，直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國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充滿了影響歷史走向的偶然性和“陰差陽錯”。毛澤東說過，日本侵華戰爭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假如沒有日本侵華戰爭，沒有發生在７０年前的“西安事變”，別說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合法化不可能，就連陝甘寧邊區的存在都會是問題。而如果中國沒有機會在五十年代建立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原本就不是問題，是常態，是常識，哪裡還會有今天“改革”和“開放”？與中國近現代歷史不同，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社會裡，政治架構合理、政治運行透明，社會的歷史演進就會相對穩定，“假設”的空間就會縮小，“陰差陽錯”只不過是小概率。

　　人們常說的“先見之明”和“後見之明”實屬文學語言。我不是歷史學家和文化革命史的專家，我唯一有自信說的是：中國歷史的構成和走向不論如何複雜，國情多麼獨特，最終仍要與世界歷史潮流，以及人類終極價值“殊途同歸”。同意這個觀點，似乎和本文的主調不吻合，其實不然，主張中國的未來不會“例外”，不等於同意所謂“歷史必然性”的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