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真假周恩來》(5) |
| 送交者: mean 2007年11月29日16:17: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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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演員生涯與女性氣質 如果說周恩來與江青的較量、很大一部份贏在氣質上,相信是不難理解的。 周無論何時何地都顯得節制、自持、從容鎮定,與江青的時而矯揉造作、時而放蠻耍潑恰形成鮮明對照。且不論誰有理,僅這副架勢就註定了江青的不得人心。假若周、江二人當街對壘,圍觀者皆不知他倆底細,也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保管絕大多數都會同情周而鄙視江。因為從外觀上,江是一個仗勢欺人的、過了氣的、情緒不穩的、更年期無限長的刁老婆子,周則是一個任勞任怨的、通情達理的、忠誠可信的、老實而不失精明的儒者。
政治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演員。成功的政治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成功的演員。江青的失敗,在於她沒能當好演員,沒有把握好角色的分寸,該放的時候不到位,該收的時候又過火。諷刺的是,這位不成功(並非總是不成功,也有成功的時候)的演員居然是電影明星出身,也許早在剛到延安,排演話劇《被蹂躪的人》輸給周的養女孫維世時,就預示她一生終將敗在演藝上的命運。 那麼,作為政治家的演員,和作為演員的演員有什麼不同呢?演員把戲當成生活,戲中需要什麼角色他(她)就演什麼角色。政治家把生活當戲,無論何時何地都得扮演一個正派角色。即使你做錯了什麼事,或者乾脆就是在干虧心事和壞事,也一定要表演得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君子坦蕩蕩",仿佛普天之下你是最公正、最善良和最悲憐的人物,絕不能一心懷鬼胎便像個反派角色這裡有兩重意思,一是要能演好一個正角,二是能把反角也演成正角,所謂"反角正演"。從這兩方面來說,周恩來的演技無疑是第一流的。 人們常有一種誤解,以為演員都是做假,"不真誠"。中國人說"戲子無情,婊子無義",就是這樣的偏見。其實無論"戲如人生"或"人生如戲",都是很高的境界。一個在正談上大起大落,歷經風浪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必然是很有"戲"的。相反庸庸碌碌、隨波逐流一生的人,必沒有什麼"戲"可以一說。即以二十世紀中國有影響的政治人物而論,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宋氏兄妹、江青,…..一個個莫不充滿了戲劇性,都可算作當然的演員。只是演技各有高低,扮演的角色形像各具忠奸智玩,受歡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罷了。其實西方的正談也重視演技,美國總統里根就是一例。他本是好萊塢電影明星出身,在總統任上無為而治,卻因其風度形像大受民眾歡迎。另一位美國總統福特,退位後曾在電影裡扮演"總統"一角。足見"政治家是天生的演員"所言不虛。
周恩來從中學時代就開始演戲──演話劇,當時稱"文明戲",又叫"新劇",以別於中國傳統的戲劇(舊戲),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周恩來在《一元錢》、《華峨傳》、《仇大娘》等劇目中,都擔任女主角分別扮演其中的孫慧娟、華峨和慧娘。那時新劇雖"新",但男女不能同台這一條還是舊的;南開是男校,也找不到女演員,就只好選中模樣俊俏的周恩來擔任了。而周果然扮相秀麗,演質逼真,使南開的新劇在天津很有名。及至三十年後,他在重慶陪原南開的老校長張伯苓去看一場大學生演出的話劇,張還對他說:"你知道嗎?你還可以打扮起來上去演。我敢打賭你一定賽過台上的那個女孩子。"(許芥昱《周恩來傳》第24 頁) 張伯苓這樣說,是因為周恩來悄聲對他感慨:"老師,時代真是不同了,現在男女生可以隨便一起演戲。我記得咱們在南開演戲就沒有女演員。"張扭過頭來朝自己以前的學生、現在的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長仔細打量了一陣,忽然有所發現。 無獨有偶,鄧穎超在直吏女師也是演新劇的活躍分子,而且總是擔任男主角──恰與周恩來相反。她最早對周產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開的新劇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時他們根本還不認識。而他們最初的接觸,也是在周聽了鄧的一次演講之後主動上前招呼,並應鄧穎超的邀請到廣東會館幫助他們排演新劇《花木蘭》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鮮反日鬥士,曾開槍刺殺日本吞併朝鮮的主謀伊藤博文。《花木蘭》是古代女子代父從軍的故事。雖是女英雄,卻為男裝,舉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現者為多,演新劇正是他們初試嬰啼的大好時機。只是有一點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地代替以下也就罷了,為什麼男校非要選以女主角為住的劇目,女校非要選以男主角為住的劇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顯表演才華,不能矯枉過正,不能標新立異吧。
周恩來趕到廣東會館,悄悄選了個最後排的樓座坐下。彩排結束,才到後台與女士們見面。在鄧穎超的要求下,周誠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 "要說不足之處,你念台詞就像發表演講一樣,慷慨激昂有餘,不夠自然。安重根和花木蘭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時時在發表講演。要掌握劇情和居中人的身份,平時說話聲調自然平淡些,到了節骨眼上,才需要放開感情。 他又取來《安重根》的劇本,在舞台上示範表演念台詞。他告訴她們,怎樣吐詞運氣,掌握台詞的節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經過這一番言傳身教,女士們演藝大為長進。 當時的周恩來年方二十一歲,對於戲劇表演就有這樣的見解和心得,可見他的演員天份,實在是很不錯的。他一生喜歡結交演藝界人士,弄得人家女演員眼淚巴巴地不忍同他分別,與折服其藝術修養和表演功力不無關係。抗戰期間,他發動和領導"宣傳演劇隊"和"孩子劇團";文革前夕,他直接關心和指導排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還是張伯苓說得好:"你還可以打扮起來上去演。我敢打賭你一定賽過台上那個女孩子。" 一向刻板內向、深藏不露、不愛出風頭的林彪,早年居然也上台演過戲。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舉行演出,林彪、羅瑞卿上台演出話劇《廬山之雪》,林彪扮演紅軍將領,羅瑞卿扮演被俘的蔣介石。最後一幕是林彪審問蔣介石,問了兩句之後,開始自由發揮。幸好羅瑞卿機靈,臨場編台詞把林彪對付過去── 紅軍將領(林):你是蔣介石嗎? 台下觀眾笑得前仰後合。(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第404頁)
因為這一節,林彪與羅瑞卿遂成為紅軍中的著名演員,當然是演技不高的著名演員。三十一年後,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毛澤東選為代替劉少奇的接班人林彪,奉密詔下令逮捕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場又一場的審訊,沒完沒了的交代、檢查,逼得羅瑞卿跳樓自殺,幸得只摔斷了一條腿,被紅衛兵用籮筐抬到批鬥會批鬥。林彪得意於一時,終因犯罪毛澤東,倉皇而逃,身敗名裂。 林彪一直不注重公眾形像,既沒有親和力,又沒有領袖的威望,總給人以奸詐、阿諛、心術不正的印象。實際上,林彪的個人品質在中共高級將領中算是很不錯的,在黨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們中間,也是很不錯的。他是少數幾個敢於當面頂撞毛澤東的武將之一,還有一個是彭德懷。他二人都不擅逢場作戲,不會塑造形像,不容易贏得多數人的好感和同情,一旦有難,昔日同伴竟群起而攻之,結果在殘酷的政治格鬥中輕易地被擊敗。 周恩來一貫注重形像的營造,極為愛惜羽毛。這本來是政治家應有的美德,但如果太過,則難免贏了面子,丟了里子。周恩來處處表現出忠君、中庸、折中、調和,也往往為性情耿直的人士所指斥。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決定反擊彭德懷的"意見會 ",周恩來像以往一樣再次喪失立場,加入圍攻的陣營。當然他表現得比較溫和,似乎不那麼窮凶極惡。他要大家不要講大躍進的困難,會泄氣。彭德懷當面罵他"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彭的責罵大概使周多少有些良心不安,他在常委會上為自己辯解:"我多次犯錯誤,認識不全。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
這段話在當時講起來是振振有辭,理直氣壯,現在看卻覺得強詞奪理、氣虛理屈。歷史已經證明。彭德懷的確是"有骨頭",敢于堅持原則,不管他是誰,錯了就要講明白,"我為人民謀幸福"。而周恩來實在是"沒骨頭"。當年西安事變結束,張學良陪蔣介石飛赴南京,周恩來趕到機場,眺望遠去的飛機說了一句:"這是愚忠嘛!"虧得他還好意思論證"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周恩來不是不知誰對誰錯,在喪失原則站在毛一邊圍攻彭以後,私下裡喝得爛醉,以平息內心的自責和不安。 很多回憶錄和研究者筆下,都把周恩來寫成一位忍辱負重的人物。能負重者,自然應該是"有骨頭"的。但這裡仍有一個分寸問題。我們可以拿另外一個人出來比較,那就是汪精衛。 有人說,汪精衛是大漢奸,與周恩來相比豈非不倫不類?其實,撇開他們的政治陣營、意識形態與是非公國不談,二人可比之處還真是不少。 汪精衛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在國民黨內歷任要職,聲望崇隆,孫逝世後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被蔣介石奪去黨政最高權利,反蔣失敗,屈任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抗戰期間秘密投往日軍占領的南京,出任日本扶植的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 周恩來也曾留學日本,期間接觸社會主義的思想,回國投身革命,在中共黨內歷任要職,陳獨秀下台後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取得黨的最高權利之後,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外交部長等職。他在黨內的地位、實力和聲望,與汪精衛實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不同的是,汪精衛後來投靠了日本占領軍,另立"中央"成了大漢奸。
周恩來無疑也具有另立中央的實力,尤其在文革中,另立中央似乎更有足夠的理論依據和道德依據。但他沒有做,連想都不想。我們不能假設他若另立中央,歷史將對他作出怎樣的評價,首先是這樣造成的後果都難以預料。不過這裡要討論的,恰恰是周、汪二人後期政治生命的相似性。 汪精衛投靠日本人,他自己當然不認為這是漢奸行為,他認為是"曲線救國",忍辱負重。他建立南京政權,意圖與日本占領軍媾和,作為一個合法存在的政府機構儘量爭取中方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免受更多的戰火塗炭,事實上,他的政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占區激烈的民族矛盾,至少不再發生像南京大屠殺那樣公開的、大規模的和無可制約的暴行。至於他的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早有歷史公論,無須贅述。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與汪氏何其相近。幸運的是,許多評論家都強調他的"曲線救國"、忍辱負重的一面。他委曲求全,保護了大批高幹和社會知名人士免遭更大的災難,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激烈的社會矛盾。"如果沒有他,將有更多的人被迫害致死。"卻少有人提到正是有了他,另一些人註定了被迫害致死的命運。 周恩來與汪精衛都是中國政壇的美男子,儀表堂堂,風流倜儻。他倆的口才、風度,也都是一流的。中國的美男子,多少帶有一些女性的氣質。一九二三年,朱德赴歐洲尋找中共與革命真理,臨行前在上海拜會了汪精衛,就有這種感覺。 "看到汪精衛,就令人想起姨太太,"幾十年後,朱德將他的反感告訴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他努起小嘴唇,說話的時候還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勢,我只能看到他而不能聽他講話了。他滿身都是沒落的封建知識分子的女性習氣,很像京戲裡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個很男性的女子…聽人說,甚至他幾時該和她上床,他幾時該起身,都由她管!"
朱德說這番話的時候,已是八路軍總司令,言辭中壓抑不住對在國民政府中力主對日寇媾和的汪精衛的輕蔑,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汪精衛倒還不至於如此做作和倒人胃口。想當初他謀刺攝政王載瀝,事敗被俘,賦詩以明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沒有這樣的幾分氣概,成不了孫中山的親信和副手,也不可能擁有那樣多的追隨者。而"聽人說 "幾時上床幾時起身,更屬無聊的傳言。但是除去其中帶有明顯貶損意味的詞句,倒也能看出汪的女性氣質所在:一,令人想起姨太太;二,京戲裡面唱小旦的;三,努起嘴唇,說話還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勢;四,沒落的封建知識分子習氣;五,夫人很男性。 再來比較周恩來。 一)周恩來也"令人想起姨太太"。 他有一句明言,"為了革命可以當姨太太"。那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之後,周死裡逃生到了武漢,不久長沙發動馬日事變,許克祥奉何鍵的命令槍殺了一百多個共產黨員。何鍵的軍代表柳寧也是共產黨員,他在漢口發動宣傳攻勢,斥責許克祥是屠殺革命同志的屠夫。周恩來以中共軍事部長的身份,責備柳寧不該破壞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 柳寧質問:"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是人家的姨太太?難道我們要任人唾罵鞭打也無權大聲抗議?" "我們要忍耐"周恩來說,"為革命的利益我們要非常忍耐。為革命的利益我們可以當姨太太,甚至當妓女,如果有必要的話,…." 這段話,可以說是周恩來"忍辱負重"精神的全部內涵。他後來"為革命利益"一次又一次地當"姨太太"甚至當"妓女",唾面自乾,屈從於領袖的專橫獨裁,包括不惜向黨內新貴大獻殷勤。 二)他不是"京戲裡唱小旦的",卻不止一次在新戲裡演過女主角。 三)他如同艾蓓所說,是個"噘噘嘴",如果朱德只見過他一面,並且這一面談的不歡而散,很可能誤以為他也是"努起嘴唇"。至於"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勢 ",這就很難把握了。周恩來也很喜歡做手勢,還很優雅。優雅與"慵倦"的區別,常常只在人們的印象標準中,並無一個明確的界限。 四)周恩來既被四人幫一夥攻擊為黨內"大儒",想來是有不少"沒落的封建知識分子習氣"了。不過細究起來,固然他有不少忠君思想,對上唯唯諾諾,但與其說是一個"封建型"知識分子,不如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知識分子。 五)夫人鄧穎超是"很男性"適演花木蘭、安重根。即使扮演女人,也是"大姐"型的女人,對於男人有管束力,雖然不一定管得像"幾時上床,幾時起身"那麼具體。
周恩來的女性氣質,很小的時候就已見端倪。一九一三年,他隨伯父周貽庚從瀋陽遷居天津,考入南開學校,其時只有十五歲。當他第一次走進教室,在眾目睽睽之下紅着臉坐下來低頭看書的時候,一些同學首先注意的就是他的漂亮。有同學下了課衝着他的同桌大聲喊:"嘿!老瀚,你哪兒找來這麼漂亮一個小伙子?"另一個同學也嚷著:"還穿着一雙好漂亮的襪子呢!"所謂"漂亮的襪子",就是紅藍兩色,男生一般是不肯穿的。除了襪子,襯衫也比較"講究",其實是因為家貧,找到什麼便將就穿,這也引起別人起鬨。 學校依照前清舉子應試的傳統,按省籍分為小集團。周恩來來自瀋陽,在個子高大、聲音洪亮、喜歡玩鬧的東三省學生中間,顯得內慧而外秀,尤其在同桌"瀚"的襯托下,更透出文靜和秀氣。"瀚"的全名叫吳瀚濤,年紀稍大,是摔交冠軍,東北學生領袖。也對周恩來十分照顧,有點像帶弟弟,或者妹妹。他很反感人家老拿周恩來的穿戴打趣,有一次終於忍不住回過頭來訓斥了他們一頓,再也沒人敢嘲笑了。 很多年以後,吳瀚濤談起周恩來,仍表示"你沒有辦法不喜歡他"。另一個中學同學卻直截了當地討厭他:"他太帶女人味。他喜歡打扮,上台演戲,諸如此類的玩意,叫我覺得肉麻。我的兄弟同他合得來,可是我不喜歡他那樣的男孩子。" 少年時代的女人氣味,一般會隨着年歲的增長逐漸退卻,有的人成年之後,反而更加具有男人的陽剛之氣。但也有人多少會殘留一些女氣,極少數可能還會發揚光大,變得男人女氣,乃至扭捏作態。周恩來成年後身上的女性氣味已減少很多,也常常表現出"泰山崩於眼前而面不改色"、大義凜然神情嚴峻的丈夫氣概,但有時我們也不難從他的言談舉止中,捕捉到一絲偶爾流露的女性的羞澀、靦腆、嫵媚。當然,其份量恰倒好處,陰柔與陽剛結合搭配,是形成他獨特的風度及魅力的重要原因。
從性格上論,他的女性特點就要比外表保留得多了。 ──儒雅嫻靜。在第一代中共領導人中,周恩來的性格嫻靜、溫文爾雅是有名的,尤其在一大幫子習性粗野、性情急噪的高級將領的烘托下,顯得十分突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從小受到膽小懦弱、品性溫文的父親,尤其是要求嚴格、整天把他關在屋子裡念書的嗣母的影響。他曾說:"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性格是從她身上繼承過來的。" ──體貼、仔細周到。凡是見過周恩來的人(只要不是公開反對他、對他構成明顯威脅的敵人),幾乎都為他的細心體貼感動、折服。重慶談判期間,他為毛澤東的安全處處設防,不放過一絲一縷可能的疏忽,還把江青從延安用專機接來相陪,替不善飲的毛澤東喝下一杯又一杯沒完沒了的敬酒。文化大革命中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他一定要在頭一天親自勘察毛澤東將要行走的路線、將要坐的座位、將要踩的階梯。毛澤東宴請赫魯曉夫,周恩來見一旁作陪的林彪沒有胃口,親自用筷子夾一點這個夾一點那個,殷勤地勸他"試一試這個怎麼樣?""那個呢?那個很好吃的"。他詢問日本女球員有沒有生孩子,替她安排醫院做檢查和治療。他得知自己患了癌,問以前的秘書"你看我還能活多久?",第二天又專門告訴她"其實不要緊",怕她為自己的病緊張、難過。臨死前還不讓理髮師傅來幫他刮鬍子,也是怕他"見了我這個樣子會難過的"。一個人,特別是他的地位已達如此之高,還這樣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體貼下屬,真是非常罕見。 ──敏感細膩、善解人意。這方面,周恩來也是有口皆碑,在無數細小的事情上表現出來。他會從手下人的一下眼神,一個細微的表情、動作,捕捉其內心活動。工作人員對日本國旗不以為然,他馬上就發現了,問"你們怎麼了?"到朝鮮訪問,金日成別出心裁大擺狗肉宴,隨行工作人員不想吃,他敏感到了,教育他們要尊重東道國的民族特點和生活習慣。吃不慣也得吃(奇怪的是,這些東道國從來無須尊重別國的特點和習慣。)
──謙恭、曲意奉承。不光是奉承毛澤東,對一般有一定身份和背景的人士也都如此。他會對比自己資歷淺得多的林彪恭維備至,為他夾菜、勸菜,有事都要向林副統帥"請示"。他恭維江青,深怕她這也不滿意那也不滿意,她一發怒,趕緊想辦法去調解、平息。他還恭維毛澤東一度深為信賴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向他"請示"能否將農村政策放寬一點?毛的"最後一個女人"、機要秘書張玉鳳當面埋怨周:"主席的吃喝拉撒都要我來管,你也不管管!"他聽了也只是表情十分"尷尬 "而已。他尊蔣介石前妻、留在大陸的陳潔如為"師母",其實他也只不過是做過蔣介石下屬,並未做過蔣介石的學生,稱"師"實在過份。文革初期,姚文元帶領紅衛兵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回來,工作人員忘了通知陳伯達,沒到機場迎接,周恩來生怕這位第五號人物生氣找他麻煩,靈機一動跟接待組組長李慶連說:"從現在起,李慶連同志,為了節省領導同志的寶貴時間,以後代表團出國訪問才有正式送行儀式,回國時一律由低級人員代為迎接。你立刻把此意轉達陳伯達同志。"為了一次工作人員的疏忽,周竟然可以從此改變國家的禮儀! 在取得全國政權、不可一世的中共陣營中,周恩來的謙恭頗獲"外人"的好評,也頗能贏得知名人士的認同。但也為確立毛澤東一人不可撼動的權威,起到了表率作用。曾幾何時,黨內恭維之風盛行,個人迷信愈演愈烈,周恩來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愛俏。周恩來極為注重儀表,這是他從小就養成的習慣。南開中學時代,他的小伯母(伯父周貽庚的妾)很喜歡他,給他編織一些花花綠綠的毛衣、襪子,直到引起同學的嘲笑,她才作罷。雖然家境不好,周恩來仍然穿戴得十分整潔這大概是從他那破敗的書香家庭繼承的傳統,講究"體面"。赴歐洲勤工儉學,別的同學經濟上緊張,他因給天津《益世報》當通訊員,有嚴、劉兩家的接濟,反而手頭較為寬鬆,無須像別人那樣去工廠、餐館打工。他總是穿得西裝筆挺,彬彬有禮,臉上笑眯眯的,以至於柏林的房東太太稱他為"騎士先生"。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給國內和日本的朋友。"愛俏"的心理基礎是自戀,把玉照印在明信片上寄給朋友欣賞,已經超出"顧影自憐"的範圍,而帶有"希望大家都愛我"的意味了。一直到他臨終前躺在病床上,還注重儀表,不讓給他理髮多年的朱師傅來修面,怕他見到自己憔悴、蒼老的病容會傷心難過。
──克制、忍讓和耐心。這是周恩來一生能躲過歷次黨內政治鬥爭的災難,成為"不倒翁"的主要原因,每遇到責難,他都能默默忍受,勇於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盡心盡力地投入新的工作之中;而不象其他領導人那樣,要麼一觸即跳,不肯認錯,要麼消沉失望,自暴自棄,一蹶不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高崗、劉少奇、林彪…..,都是這樣。周恩來的忍讓,簡直可說是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為革命的利益我們可以當姨太太,甚至當妓女….." 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什麼樣的屈辱、蹂躪都是忍受,而不是逞一時之勇,一時之快。 ──甘居人下。在中共高層激烈的權利爭奪中,周恩來幾次都有獲得最高領導權的機會,但他都推讓給了別人。第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他和瞿秋白從莫斯科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六屆三中全會),批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按道應由周主持,並自然而然地成為黨的領袖。因為瞿秋白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失寵於共產國際。由於周的謙讓,會議的中心人物和會後黨的領袖卻成了瞿秋白。這個結果令共產國際極為不滿,馬上派米夫來華,徹底清算中共的左傾路線,瞿秋白撤職,周恩來也被米夫小兒(僅二十九歲)"打他的屁股",才保住政治局常委的職務。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被處決。新的總書記,要在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三人中產生。周恩來是常委(其餘兩常委,向忠發已死,張國濤去了鄂豫皖蘇區),資歷最高,但他毫無此意,王明因懼怕留在國內領導革命時時都有生命危險,所以也不敢當,只想早點溜到蘇區去;只剩下一個工人出身的盧福坦,自告奮勇要當總書記。王明當然不放心,便挑了他的小哥們、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博古擔任"總負責"。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去了中央蘇區,盧福坦終於如願已償,當上了"總負責",只是好景不長,三個月後被捕入獄,很快叛變,做了國民黨中的中統特務(上海區情報行支股股長,一九六九年被處決)。後來的事實證明,博古也不是做總負責的料子,朱、毛打下的中央蘇區在他手上給丟掉了。 ──陰柔而非陽剛。長征初始,中央紅軍在湘江之役損失過半,實際領導權到了周恩來手裡,遵義會議恢復了毛澤東的權利,讓他成為"三人團"之一、周恩來的助手。如果周一直保持現狀,自然也就是黨的最高領袖,但他再一次放棄機會,讓給了毛澤東反過來當了毛的助手。中央紅軍抵達陝北以後,他推毛為中央軍委主席,自己做了副主席。 此後,在選擇毛澤東接班人問題上,周也一再推讓,不願與人相爭。直到林彪倒台,毛澤東精神和身體狀況一落千丈,才臨時指定周接手,周的反應是毫無血色,只有戰戰兢兢,甚至嚇得"大小便失禁"(李志綏回憶錄)。即使李志綏的回憶錄可能有偏駁,還有其他人的回憶錄,證實其聽到毛澤東休克的消息後,嚇得癱在汽車上半天下不了地。這種不敢為天下人領頭、甘居人下的性格是非常明顯的。不久,毛澤東挑了王洪文,周恩來竟心安理得的輔佐這位三十幾歲的造反英雄,在"十大"籌備會中當了王洪文的助手(副主任,王為正主任)。 ──節儉、精打細算。周恩來善於理財和打理生活,這也是從小養成的習慣。他的襯衫、襪子破了補補了破,不肯換新。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副套袖,帶着以防衣袖磨破。大饑荒年又倒滴油,告訴手下人,民間有一種說法叫"錢油燒豆腐"。他反對動用國家外匯為自己買生活用品,只是國產的刮鬍刀片刮不動他粗黑的鬍子,手下人托人從國外帶給他一包美國的"吉列"刀片,他才勉強使用。這些事例太多了,舉不勝舉。 還有許多性格特點,如含蓄,多慮,自貶,自律,妥協…等等。這裡要說明的是,這些性格特點,包括上述各項,絕非女性所專有。有些還可以當作堂堂男子漢行為規範,如克制和忍讓,中國古代便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形像、通俗的說法。不過它們都是陰柔而非陽剛的。一個男人的性格越趨向於陰柔,他的女性氣質也就越明顯。反之,一個女人的性格越趨向於剛陽,她的男性化傾向會越顯而易見。
在周恩來身上,也絕不是只有這些女性味道較重的特質。有些方面和有些時候,他也表現的和"陽剛"。如果斷、冷靜、豪爽、大度。這些特點,在對付和處理林彪事件的時候,在下令和指揮懲處叛徒顧順章一家的時候,在寬容和化解對手的攻擊、挑戰的時候,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生活習慣上,他還好酒善飲,一連幹掉二十五杯(一兩一杯)茅台烈酒,臉不變色心不跳,──如此豪飲,大概也應該算作剛陽之舉。 兒童,尤其是嬰兒,可以說是"無性"的,除了那一點外,幾乎沒有什麼性別特徵。如果一定要劃分性向,那麼所有的孩子都偏向於女性:柔弱、嬌氣、依戀長輩、身上帶有得自於母體的雌性激素。年歲漸長,男孩於女孩的性格區別才逐漸顯現出來,最後長成"大人"──小伙子和大姑娘。而年輕小伙子身上,仍難免殘留着"女性"的痕跡,皮膚光滑細膩,鬍鬚疏軟,頭髮烏亮,臉蛋豐滿,一般性格也比較脆弱,感情充沛。嚴格地說,真正成熟的"男人",應該是過了青春期之後的男性。當然,這也並不表示他們身上再沒有 "女性的味道"。每個男人的性格中都會有一些"女性"的成份,只是或多或少罷了。 反之,每一個女人身上,也會或多或少有一些"男性"的成份。"男性"成份和"女性"成份,因時、因地、因對象的不同,表現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心理學家認為,適度的異性傾向是有益的。它可以減輕生活中的沮喪感、焦慮感,化解心靈危機。政治家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比常人要大得多。異性傾向也往往較常人突出。很難想象一個男人味太重的政治家,或一個女人味太重的政治家,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毛澤東被比作"太陽",應算是很剛陽的了,但他的女性味也很重,下巴光盪,嗓音尖亢,男人女相,詩人式的思維和語言,洞察人意。
周恩來的女性氣質,在政治上的意義,當然絕不止是幫助他度過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他創造了一種風格,以柔克剛的藝術。在強硬的權勢面前,他總會先退一步,再另圖他策。長征途中,張國濤仗着他紅四方面軍人多勢眾,糧草充足,頗看不起被追兵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紅軍,處處表現出驕橫,言語多傲慢無禮,還向中央強要總指揮的大權。周恩來首先讓出來自己的紅軍總政委職務,以防毛的權利被重新剝奪。周恩來見到被張國濤當特務關押審訊的廖承志(廖仲愷之子),大吃一驚,立刻板起面孔,把廖公子很很地訓斥了一頓,要他好好認錯,深刻檢查,給足了張國濤面子,而後才替他說情把他擔保出來放了。如果他一開始就指責張國濤抓錯了人,跟他據理力爭,事情可能很快就會鬧僵,廖的性命也難保。 文革中,無數黨的幹部蒙冤受屈,很多也都是周恩來用這樣的方法解救:將你痛罵一頓,好像要和你劃清界線,非親非故,再把你發落到某個地方,或是保護起來不再接受揪斗,或是安排給一個不起眼的位置。他總是勸說這個勸說那個,接受批判,作深刻檢查,爭取"黨和群眾"的諒解,重新出來工作。 陳毅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開始不肯認罪,周恩來就不斷地勸他,早認罪早過關,我這兒(外交方面)事兒太多,忙不過來,始終使其含冤就範。但也有硬骨頭,寧死不肯低頭。"九大"時周恩來勸胡耀邦認錯,中央委員照當。胡堅決不肯:"我沒錯,認什麼錯?"周恩來有些尷尬,搖搖頭走開了。其他一些原本打算認錯過關的人,見胡耀邦如此,也不肯認錯了。他們都沒有當上中央委員,卻堅持了自身的信念和原則。一味地妥協、退讓、縱容獨裁者的驕橫和淫威,只能使其更加制度化、常規化,而不會像一些所期望的,稍微合情合理、稍微人性起來。這已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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