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出版物將釣魚島劃歸日本

　　原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秘書王伏林，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會開到凌晨三、四點鐘。會議正討論香港、澳門問題。中間談到香港、九龍的租界面積，總理突然向大家發問：澳門多大，你們誰知道？大家面面相覷，在座的有陳毅和廖承志等人。負責澳門方面工作的那個同志不知怎麼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幾萬平方公里吧！這下總理生氣了，他說："浙江多大呀？"說話的那位同志愣了，一個小小的澳門面積居然比浙江省還大，這是信口之說犯下了大忌。"（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30頁）

　　陳毅是解放軍元帥，外交部長；廖承志是僑務委員會主任，負責海外僑胞及港、澳、台胞的統戰工作，後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兩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門多大。最令人吃驚的是，專門負責澳門事務的國務院官員，不但也不知道，還信口將其面積放大萬倍說出來，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細讀歷史，不禁要為我們中國人捏把汗：國家的前途、命運，竟一席掌握在這樣一幫人手上！

　　國家官員、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的素質之低，造成的損失往往難以估量。中日釣魚島之爭，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國"出版的第一份《中國地圖》上，清清楚楚地將釣魚島劃為"日本領土"，這樣的重大損失，無疑給爭執對方以極為難得的論據。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竟相對日本表示"寬大為懷"的政策，其實都是為了拉攏日本這個亞洲最重要的鄰邦。一九五二年，日本與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日華和平條約》，蔣介石同意放棄戰爭的賠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欲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還報美國不告而先與中國交好的一箭。在會談時，日方提出戰爭賠款已經解決，周恩來當即以嚴厲的口氣予以譴責，指蔣介石政權已為中國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棄戰爭賠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經過反覆的談判，終於達成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然而這份聯合聲明除了日方發表"負有責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棄戰爭賠款的條文，──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模一樣。原來，被推翻的國民黨政權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只有現在的共產黨政權才可以有權"慷自己之慨"。

　　放棄戰爭賠款，在日本尚未下定決心與北京建交之前，周恩來就已經預先將"底牌"亮給了來華訪問的公明黨委員竹入義勝，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掃疑慮，大大方方打上門來發展"日中友誼"。很多年以後，日本政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來的"慷慨大方"，都還十分感激。前《每日新聞》社駐北京特派記者新井實雄回憶──"儘管由於日本又做了把台灣的防衛和日本融為一體等使事態進一步惡化的事來，但據權威人士透露，以周恩來為中心的中國決策層仍制定出如下對日政策：

　　一，中國不向日本索取巨額（戰爭）賠款。中國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賠款來進行經濟建設；

　　二，不應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巨額戰爭賠款重壓下的德國，終於孕育出納粹這一歷史教訓；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惡，讓無辜的年輕一代長期償還，是不合適的。

　　戰爭的勝者如果調換一下位置的話，日本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來》第228頁）

　　日本記者這句話問得太好了。日本從來就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甲午戰爭的勝利，使它得到了一個台灣島，及巨額的戰爭賠款；而中國的清政府卻沒有在重壓之下 "孕育出納粹"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具體地說，蔣介石和周恩來推行的"感化政策"，並沒把日本感化過來。蔣介石企圖維持"日華和平"，日本卻在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常務理事國席位、得到美國實際承認的時候拋棄了他。周恩來極力發展"中日友好"，日本卻從來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認發動戰爭的罪惡，一有機會就要翻歷史的公案，否認在中國進行過大屠殺，把侵略行經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軍艦武力圍守釣魚島。

　　蔣介石、周恩來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國人至今還在繼續為他們的慷慨大方付出代價。當然日本也不是毫無感激之情的民族，為了紀念這位對日本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國政治家，專門建立了周恩來的銅像和詩碑。從日本人的角度說，這是再"合適"不過的。

第七章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接班人

　　研究周恩來，有一個無法迴避而且有趣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始終不選周恩來為"接班人"？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因為毛澤東的嫉妒。列舉起來，"嫉妒"無非是，一周的學識才幹比毛強；二周的功勞比毛大；三周的人品比毛高。

周恩來與毛澤東比風流

　　周恩來十幾歲赴東瀛求學，又到歐洲、蘇聯住過多年，見多識廣，雖然學歷不高，學識堪稱廣博，這在中共黨內及國際政要們中間是公認的。五十年代，他曾接受東歐及印度等國贈與的榮譽博士學位，也算是實至名歸，這不是謙虛而是事實。周恩來博聞強記，卻無一門學問稱得上精通，不像毛澤東，天文地理，史哲文章，皆可以與專家學者燃煙而論，令對方口服心服。至於才幹，他要是真比毛澤東強，就不會將在握的大權拱手相讓，心甘情願地從領導者退為輔佐者，幾十年如一日侍奉到死。

　　毛澤東究竟是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至今無有定論，主要原因是論者皆以意識形態及歷史恩怨為依據，結論往往相去甚遠。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共產黨絕不會說他過大於功，因為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這數十年的天下。僅從這一點來比較，周恩來就永遠也比不過他。周恩來突顯的功勞是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林彪爆炸之後，他脫穎而出，頗有當今之世惟此一人氣概。卻也是氣概大而功勞不大，還不如大搞整頓復辟的鄧小平，甚至不如後來一舉逮捕四人幫、宣布文革結束的華國鋒。

　　周恩來的人品，倒是可以好好地與毛澤東比一比。中國人說人品，是從"品貌"與"品德"兩方面綜合而論的。誰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勢利的，又不得不承認"貌隨心移"的道理。周恩來固然儀表英俊，風度瀟灑；而毛澤東更是相貌不俗，揮灑大氣，他的"人君之相"無論如何周恩來是比不上的。從大量留存下來的歷史照片來看，毛、二人都十分注重個人形像，尤其掌權之後。毛澤東的相片總投出一股帝王之氣，周恩來則儼然一副宰相之貌，"定位"都十分準確。

　　個人品德，毛澤東唯一輸給周恩來的，是他的私生活，說穿了，就是男女關係不檢點。即使周偶有越軌之舉，比起毛的來者不拒、"一鍋煮"，是好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語了。除了這方面，其他似未見得有什麼特別的高低之分，一定要引得毛澤東心生"嫉妒"不選他做接班人。事實上，毛澤東選定的幾任接班人，如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在男女關係方面都沒有什麼太值得非議的。可見這一條也站不住腳。

不如"舉重若輕"的鄧小平

　　憑籍大量接觸"宮廷舊人"（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身邊工作人員），撰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的權延赤，提出一種解釋：周恩來不是帥才。

　　一次高層開會，討論人事分工，毛澤東點名："周恩來，你來怎麼樣？"

　　周恩來連忙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帥….."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周恩來同薄一波聊天，忽然談到薄在晉冀豫共事多年的劉伯承、鄧小平，收去笑容，沉思地說："據我多年的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

　　薄一波連連點頭，認為這正是"劉鄧大軍"配合很好的重要原因。

　　"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呢？"周恩來仍然面色凝重，自問自答，一從頭往上說，我更欣賞小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吧。"（權延赤《走下神壇的周恩來》第10頁）

　　由於長期負責具體工作，周恩來的事必躬親連他的手下人都看不過去。外事秘書陳浩一次忍不住勸他有一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了那麼多呀？

　　這一下周恩來生氣了。他霍地站起身，從桌上拿一份文件煽動着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嗎？"

　　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摞："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

　　接着拍拍第三摞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

大管家不能自己做主

　　其實，秘書的意見是對的。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又管這又管那，拿得起放不下，長此以往必然累垮還不算，工作成效也非得大大折扣不可。周恩來最後是被累死的，這裡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能不說他那什麼都管、什麼都得親自過問的工作方法也是一個原因。周累病後，推薦鄧小平代替他主持工作，鄧果然就"舉重若輕"，上來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也沒把身子骨弄成他那個樣子。周恩來誇他，"你比我強啊！"一點也不為過。

　　據說鄧小平很坦率地說過："周恩來同志不能當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帥才。"

　　另一位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認為："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管家。"

　　"大管家"是永遠給主人幫忙的，自己卻不適合做真正的主人。──權延赤的"不是帥才"論似乎有一定道理。

　　然而作為一條理由，這還是不能充份地解釋為為什麼不被選定為接班人。

　　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雖然有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的軍事天才，本質上卻也是周恩來一類的人物，即事必躬親、嘔心瀝血直至活活累死。諸葛亮一生謹慎，娶醜婦為妻，任勞任怨，忠心事主，細心周到、生活簡樸…..這些與周恩來非常相似。曹操率兵南征，他說合孫、劉聯盟抗曹，獨自親往東吳助戰，身處險境的故事，使人聯想起抗戰期間國共合作，周恩來常駐重慶與蔣介石的周旋。劉、關、張死後"蜀中無大將"，諸葛亮幾乎是獨撐危局，一心要匡復漢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很像文革中後期的周恩來。總之，他就是漢王朝的"大管家"替劉氏父子主政當家。按說也不應該被選做"接班人"，劉備臨死託孤白帝城，卻分明做過這番考慮：阿斗可輔佐則輔佐之，不可輔佐君則取而代之。古代社會，子承父位是天經地義，劉備居然仍作此想，可見他心目中的"接班人"，應該是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並不因當了"大管家"就完全排斥自己作主人。

"不是帥才"論站不住腳

　　"舉輕若重"也未必做不了帥才，──諸葛亮顯然就是一位出色的帥才。劉伯承也是帥才。相反，"舉輕若重"抑或"舉重若輕"，而看他有否元帥的氣度與謀略。

　　毛澤東熟讀歷史，不應該不懂這個道理。何況，能否做接班人，也與是不是帥才關係不大。林彪是極為難得的帥才，他以黃埔四期的出身，在戰將如雲的共軍內脫穎而出，功勳超過所有資歷比他深的前輩和師兄，帶領大兵團作戰，指揮若定。這幾乎是人人公認的，但選他當接班人，卻很難服眾。華國鋒看不出有什麼一絲半點帥才，不但做了接班人，還真的接了班；身為帥才的葉劍英，卻只能而且心甘情願地替他黃袍加身。

　　由此看來，"不是帥才"論，還是站不住腳。

　　接班人的問題，是一切極權國家體制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帝王時代， "立儲"之爭雖然也常常鬧得大批人頭落地，畢竟還有章可循──立長。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發生廢立的紛爭；長子無德；長子非皇后或愛妃所生；幼子建功甚偉，或賢德、有人望或深受寵愛；長子夭折，等等。在共產制度下，接班人是選拔出來的，與領袖不一定要有血緣關係，從理論上說，人人都有可能被選上。因而其爭奪的普遍和激烈，遠甚於帝王時代的立儲之爭。

　　中共第一任領袖是陳獨秀，從趁到毛澤東的十餘年間，經歷了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遵義會議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助手，領導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毛成為全黨的實際領袖。中共進入"成熟期"，領袖地位確立而且穩定。正是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五色自己的接班人。他選中了劉少奇。

最開始只是"備用胎"

　　延安時期物色接班人，還不是選皇儲充其量不過是選個備用胎罷了，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中共領袖不至於斷了"香火"，亂了方寸。一九四三年，劉少奇從新四軍政委任上調赴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職位一下躍居周恩來之上。他的"備用胎"的作用十分明顯。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劉少奇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職務。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一分為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守轉戰陝北，劉少奇、朱德則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度過黃河到華北，劉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陝北情勢險惡，"三長兩短"極有可能發生，劉少奇、朱德轉移到安全地帶，就是為防備中共領袖群全遭覆沒。

　　中共建政後不久，高崗發起第一次向接班人挑戰，黨內高層多人都表示："少奇同志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能隨便動。"除了劉少奇，還有一個"備用胎"不大為人注意，那就是任弼時。劉少奇只比毛澤東年輕六歲，所以還得選一個更年輕的"第三梯隊"作為"備用胎"的"備用胎"。任弼時出生於一九零四年，比毛澤東年輕十一歲，在中共"五大書記"中竟排末座。他是湖南湘陰人，少年時曾加入毛澤東、何叔衡創辦的"俄羅斯研究會"，受中共派遣到蘇聯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近四年，回國後在黨內地位穩步提高。他有留蘇資歷，時間較王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還早，可能是毛澤東有意提升他的一個重要原因，以對付王明"留蘇派"。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劉少奇、任弼時都是湖南人，鄉里鄉親的，比較好說話。

　　當然，後來再選接班人，毛澤東倒是打破鄉土觀念了。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廬山會議，反對他的大躍進政策的幾位主將，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竟然都是湖南人。可見鄉親並非靠得住。

要排在劉少奇、鄧小平之後

　　任弼時福大命薄，"新中國"建立僅一年有餘，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腦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時位置的是陳雲，他比任還年輕一歲。但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不怎麼喜歡他，嫌他是"店員出身"商業意識太重，搞搞經濟還可以，當"備用胎"不行。於是在一九五二年調鄧小平進京，任政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鄧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位列全黨第六。他的"備用胎"的"備用胎"身份也很明顯，年紀與任弼時相當，年輕時旅歐留蘇，辦過報，打過仗，是黨內的"文武全才"，兼有"舉重若輕"的素質，故而為毛澤東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告訴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赫魯曉夫問："有人接替嗎？"

　　"有，我們黨內有及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板着手指，向赫魯曉夫介紹他的"備用胎"，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便是鄧小平，第三個是周恩來，第四個是朱德。

　　周恩來、朱德都比鄧小平要資深位高，卻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評價，劉少奇"弱點是靈活性不夠"，周恩來是"政治上弱點"，朱德則是"年齡不饒人"，唯有鄧小平沒舉出一條缺點：

　　"這個人政治性強，思圓行方；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在與赫魯曉夫說這番話的時候，中共的接班人問題還不那麼迫切和嚴重。毛澤東正值壯年，身體也很不錯，他只是不願干國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線，只做黨的主席權大而責輕。中共高層陣營中，大夥兒都是久經考驗的"好樣兒的"，誰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澤東高高在上實行監督，將來的江山究竟委以誰干，不妨從長計議。 "不要着急，慢慢來。"

接班人的五項條件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毛澤東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權位被人挑戰，心裡很不受用。儘管黨內同仇敵愾，一致聲討彭德懷，卻仍震動不小，他開始認真考慮接班人問題，結合斯大林死後被赫魯曉夫鞭屍的教訓，於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項條件"：

　　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修正主義者；

　　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為資產階級特權、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服務；

　　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團結反對過自己並且已經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

　　四，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不能對同志搞突然攻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這五項原則，每一條都針對赫魯曉夫來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足見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死後鞭屍十分恐懼。他在文革後期第三次打倒"舉不出一條缺點"的鄧小平，也就是怕他將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屍。

　　五條的提出，是對勢力日益強大的劉少奇的嚴重警告。所謂"赫魯曉夫"那樣，就是指的劉少奇，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可惜劉自恃"歷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樣文章，充份體現了"靈活性不夠"的弱點。結果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聯合林彪、周恩來以及群眾運動的勢力下，一舉把他打倒。

毛澤東習慣準備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備用胎"相似，卻又不盡相同。備用胎只是暫代性質是在常用胎破損出缺的情況下使用的，並不期望它一定長久。接班人則是未來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輕易地換來換去，故必得慎重考慮。而無論是"備用"還是"未來的常用"，毛澤東都做了兩手準備，絕不在一棵樹上吊死。選了劉少奇，同時還選了任弼時，任死後又補上鄧小平；劉、鄧倒台，選了林彪，同時又提拔了陶鑄；陶鑄和林彪先後倒台，又選了王洪文，同時又選了華國鋒。任弼時、鄧小平、陶鑄、華國鋒，都是"備用"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現的不測。

　　很多研究者都忽視了，毛澤東挑選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準備。其實只要看中共最高層人事變動的過程，就不難理解毛在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開始，劉少奇首先被剝奪的是接班人位置，從黨內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並未喪失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頭銜。他前面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無疑的，周恩來的位置不變，依然是第三。值得討論的是陶鑄。

　　陶鑄原來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書記，根本談不上什麼聲望、資歷和地位。他的本錢是緊跟毛的革命路線，在黨內號稱"毛主席的好學生"。六十年代初，黨內有兩位" 毛主席的好學生"，一位是鎮守上海的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一位就是陶鑄。兩位"好學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喜歡舞文弄墨。柯慶施經常在報上發表一些觀念很"前衛"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澤東那與眾不同的、激進的思想。陶鑄則出版過兩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慶施的文章後來證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澤東的心思，前政治秘書張春橋炮製而成的。毛曾在一次黨的高層大會上讚揚柯的文章，還當眾羞辱周恩來："這樣好的文章，你寫不寫得出？"

　　周恩來趕忙搖頭，寫不出寫不出。

毛主席的兩位"好學生"

　　柯慶施由此將張春橋提拔為上海市委書記，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劇革命"。"大寫三十年"的文藝口號就是柯提出來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慶施同志領導下，在江青同志關懷下"，上海端出了兩台"樣板戲"，張春橋因而被成為"兩齣戲書記"（後來稱"四出戲書記"）。柯慶施的經營，使上海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體不爭氣，做過肺癌切除手術，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在四川成都與朱德、賀龍同赴晚宴，盡興而食，吃了三個小時，回屋臥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發，三天后死於急性出血胰腺炎。

　　當時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緊張的醞釀之中，柯慶施的死，使文革陣營痛失一位大將。幸虧柯一手培養的張春橋繼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遺產。但他畢竟資歷太淺，要通過一段時間實際鬥爭的考驗才能委以重任。

　　陶鑄的兩本書，據說也是秘書的捉刀之作。不過這兩本書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講、報告、政論，從常理推斷，秘書潤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勞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麼說，兩本書為他帶來了"增長思考和寫作"的名聲，也為日後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筆，正應了"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老話。

　　平心而論，陶鑄與柯慶施是有區別的。陶鑄極力推行毛的經濟路線，如"大躍進"、　"人民公社"之類，在他領導的中南地區搞得一直很紅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幹專用賓館，建設毛的家鄉韶山，撥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宮"滴水洞"，即毛策劃和遙控初期文革住過、並發出過著名的《給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個山洞。文革前毛澤東外出巡視，最喜歡和經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區，其次才是柯慶施的華南地區。當然，柯慶施的影響力和重要性，遠在陶鑄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鑄的地位可能不會那樣大幅度的越升。

毛澤東十分看好陶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獲益者，從黨內排名第六位升為第二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越升速度之快，應該首推陶鑄。林彪原本就是黨的副主席，只不過從最後一名升為第一名。其他幾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都沒有明言撤退，只是劉少奇既然排名拉後，原來的次序打亂，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來囑咐新華社，發文稿時"我的名義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義"。周主動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這樣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鑄從輪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當時最重要的輿論部門，出任中宣部部長（陳伯達為副部長），並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首席顧問，其地位的顯赫，令人側目。

　　陶鑄一九零七年出生於湖南祁陽，十九歲入黃埔軍校學習，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暴動及廣州暴動，後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省委書記，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作為接班人，他的條件是相當不錯的：湖南人，年輕（比林彪還年輕一歲），懂軍事（黃埔軍校、軍委秘書長），懂農業（中南地區是第一大產糧區），會寫作，搞過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聲望。這使他在亂象紛呈、錯綜複雜的最高層很難站住腳。加上性情鯁直，不買江青的帳，當眾予以頂撞，結果被江青與陳伯達連手將他打倒。從越升龍門到被打倒，前後不到五個月，速度之快創記錄。陶鑄與江青發生頂撞，找毛澤東談話。毛澤東慰勉一通後問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澤東啟發他，"這就是為什麼把你調到中央來工作的原因。"

　　這話已經說的相當明顯。劉、鄧被拉下來以後，林彪似乎成了當然的接班人。但從毛夏天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對林彪也有所不滿和提防。再選一個陶鑄上來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鑄不察，以為只要對毛一個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陳伯達的埋伏。

　　對於陶鑄的倒台，毛澤東內心是有幾分惋惜和懊惱的。他一邊安慰自己，把陶鑄說成是鄧小平的人："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當初我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這個人還可以。"一邊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說冷話。陳伯達講了，江青插了話。"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點

　　陶鑄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護"劉少奇、鄧小平。這是他跟周恩來最大的不同。周恩來保的人再多，這兩個人，尤其是劉少奇，是絕對不能保的，非但不保，還要幫着痛打。而陶鑄剛從地方官調任京官，對於上層人事關係根本還沒來得及理清楚，劉、鄧又是他的老上級，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麼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黨代會上，陶鑄就說過："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這話說得有幾分肉麻，當時鄧小平已是副總理，還當上總書記，上升趨勢十分明顯。鄧小平對這位自稱的"弟子"也很關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澤東舉薦陶鑄，以接替剛剛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澤東當然知道他並不是鄧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會這麼痛快地提他上來，還親自將他的名字鈎到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排名第四，超過劉、鄧；也不會在他被打倒之後，那麼惱怒地斥責陳伯達、江青了。但他畢竟保了劉、鄧，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別無出路。此事一發，講了幾句互相矛盾的話，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幾個重要特點：

　　一，接班人更年輕（華國鋒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麼顯赫、引人正目，其"備用"意圖連核心成員都蒙在鼓裡，便於韜光養晦，待機而出；

　　三，不屬於某一派系，與上層其他人物沒有什麼淵源；　　

　　四，提拔後負責具體事務，以培養處理問題的能力和威望；

　　五，牽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鑄倒台後，由於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牽制，更受毛澤東的疑忌，終於在"九大"登上法定繼承人寶座之後，被逼造反大敗，身敗名裂。

　　周恩來在緊急處理林彪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從而攀上了他一生聲望、權利的頂峰。此時的中共中央，老臣凋零大勢，新貴羽翼未豐又自相殘殺，毛澤東之下，除周恩來之外再無任何人敢做"第二人"了。

周恩來充當臨時接班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精神遭受強烈打擊的毛澤東發生肺心病休克，甦醒後當着江青的面向周恩來交權："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來嚇得直哆嗦，"還是要靠主席。"

　　一旁的江青聞言，面色鐵青。自此，她開始處心積慮地要搞周恩來。

　　這是周恩來被當作"緊急接班人"的唯一的一次。一是由於他在處理林彪事件中首當其衝的貢獻，二是他在主持文革混亂狀態下的中央日常工作起到的穩定作用，三是他成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碩果僅存的人物。毛澤東自覺年老體病，拖得過今天拖不過明天，一旦撒手歸西人事、政局都要有個交代。同時也是對周恩來的一次試探，又包含無奈、自嘲的成份，意思頗為豐富。

　　然而作為正式接班人，周恩來並不令毛澤東滿意。這從他立刻着手物色、選拔新的繼位者即可以看出。他看中了王洪文。

　　周恩來為什麼不令毛澤東滿意？毛澤東在此後不久對張春橋的一次談話中，說周恩來不適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適宜做接班人繼承大業，因為他缺乏"這個"，說時做了一個很勁一劈的手勢。什麼是"這個"（很勁一劈）？──是指果斷？氣魄？霸氣？兇狠？力量？拼搏精神？可能都有一點。毛沒有仔細解釋，張春橋當然也不敢問個究竟。張春橋掂量自身的份量，似乎不缺"這個"（很勁一劈）。他在文革初期雖貴為文革小組組長，卻不受重視，人們只把他當作地方（上海）駐中央的代表，且作用、能量，反不及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幾個"小爬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安亭事件爆發，王洪文的工人造反兵團赴京告狀被阻，鐵路中斷二十小時。中央文革急派張飛往處理，他"冒着殺頭的風險"，與"工總司"簽署五項協議，化解了事端。毛澤東事後評價："可以先斬後奏。"這次事件，人們才對這位不起眼的秀才刮目相看，原來他既很"那個"，有不缺"這個"（很勁一劈）！

王洪文是被毛澤東"相中"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廬山會議，張春橋又一次表現了"這個"（很勁一劈）。他與黨內排名第四，背後有林彪撐腰陳伯達爭風，頂住了來自"法定接班人"陣營及不明就裡的大多數中央委員異口同聲的討伐，反潮流成功，再讓人們對他刮目相看。陳伯達、林彪先後倒台，張春橋的政治行情大幅上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他是文化大革命秘密策劃者之一，他是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而非陳伯達，這是陳失勢的明顯標誌），他是受造反工人支持的"老幹部"，他最先反對林彪、陳伯達，他極受江青信任，他非常年輕（出生於一九一七年，時年五十出頭），他在黨內的排名晉升為第五（前面為毛、周、康、江）。

　　然而毛澤東看中的王洪文，把他從一個工廠的科級幹部提拔為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黨內排名第三。事實上，王洪文的級別早已不是"科級"，而是省部級，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只是文革期間行政級別混亂，未能及時套級罷了。王的躍升，是康生在背後提名。康生初入中共時在上海搞過工人運動（第一、二、三次上海工人暴動），十分重視文革各地湧現的工人領袖，他向毛澤東推薦王洪文：是個"難得的人才"。

　　中共歷史上，曾有過推選工人領袖為黨的領袖，形同傀儡，最後都成為叛徒，如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等。毛澤東自己出身農民，又搞農民運動起家，走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的道路怎麼會聽信康生的主意，提拔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呢？

　　一般的說法是，王洪文當過工農兵，懂軍事（指揮工總司包圍康平路、攻打上海柴油機廠），有謀略（在上海削平各山頭），與上層各派系沒有任何淵源，在林彪事件中立了大功，年輕…..這些都可以算是理由，然而更多是選作接班人之後所作的官方宣傳，就像林彪得勢時列舉的那些理由一樣，是給老百姓看的。如果從更深一層的心理因素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相貌起了極大的作用。

第二接班人華國鋒"不蠢"

　　林彪是有名的"奸臣"相，面色蒼白，八字濃眉，矮小禿頂，氣噓聲顫，弱不禁風，當正式宣布他為法定接班人時，民眾的第一心理反應是，"堂堂一表的毛澤東，怎麼選了這麼個傢伙接班？"及至陰謀敗露，機毀人亡，民眾莫不搖頭："一看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偏他毛主席看不出來！"雖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不講什麼面相命理學說的，但事實勝於雄辯，"奸臣相"就是"奸臣"的相，不由你不信。於是毛再選擇接班人室，十分重視面相。這對於穩定民心也有好處："這一回總算選對了人，革命事業前途有望了！"

　　王洪文相貌堂堂，與林彪恰成對比。他還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這在南腔北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特別突出。他當然年輕，奉昭進京才三十七歲，正是"花樣的年華"，往台上一站，流光溢彩。

　　毛澤東是打算讓他站前台的；像以往一樣，還安排了一個人站後台，那就是華國鋒。華國鋒是第二接班人選。此人體格魁偉，面相憨厚，寫過兩篇毫無文采的省報社論，他是山西人，游擊隊政委出身，"懂軍事"，歷任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書記湖南省委副書記、書記，是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他主持修建韶山灌區，" 懂"農業和科學種田。文革中亮相表態，支持造舊省委的反，成為最早結合進新領導班子的"老幹部"，任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革委會成立那天，他提議將慶祝大會移到毛的家鄉韶山去開，無形中給他的資歷填上了重要的一筆。幾乎與王洪文進京的同時，他也奉調進京，擔任公安部長。第二年中共"十大"召開，華進入政治局。

　　不過這時他一直都不起眼，公安部至關重要，卻不像宣傳部那樣左右輿論，又不像工業、農業部那樣忙忙碌碌、容易授人以柄。他與高層各派系也沒有任何糾葛。只有一個葉劍英，曾失勢被發配到湖南，研究"東南亞戰略"，當時的湖南省軍區負責人頗為勢利，對於葉帥極為不遜和怠慢，剋扣其伙食標準，卻逢華國鋒對他禮遇有加，常陪他去看看民兵打靶、出席會議什麼的，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礎。這一關係為華日後得到葉劍英的鼎力相助，粉碎四人幫，順利登上主席座位，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