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勝利60周年的時候，尋找祭奠忠烈的紀念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在贏得那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之後，我們又陷入了另一場戰爭——內戰。而後，我們在30年內，再度經歷無數次內部清理，歪曲與荒謬讓人不敢想象還有什麼會原封不動。

　　湖南。

　　在6月的三湘大地驅車行走了2300公里，歷經10座城市，我卻發現，尋找紀念碑的感懷並不是只有絕望二字，雖然這裡曾發生的6次慘烈的正面戰場大會戰，在我上學的時候，從未出現在歷史教科書中。

　　長沙、常德、衡陽、芷江、南嶽，那些紀念碑也許被摧毀過，但又頑強地被重建起來;那些紀念碑也許現在還顛倒着，但它畢竟固執地存在着。

　　不該被忘記的，永遠不會被忘記。這是改變不了的歷史宿命。

　　正午嶽麓山

　　與長沙城隔湘江相對的嶽麓山是南嶽衡山七十二峰的最後一座。山並不高，主峰海拔300.8米，但卻可以俯視整座城市。所以，從軍事角度看，長沙存亡，與其制高點嶽麓山有莫大關係。

　　在抗戰史中，以長沙命名的會戰有3次，還有一次叫長衡會戰，指的是長沙與衡陽。1939年到1941年，長沙三戰，日寇每次均損失數萬，慘敗而歸。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更是世界公認的，由中國軍隊取得的一場大勝仗，日軍被斃傷5萬餘人，整個太平洋戰場盟軍的低迷士氣為之一振。

　　那一仗，以“天爐戰法”揚名的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指揮所就設在嶽麓山下愛晚亭附近的房屋內。重炮旅則部署在山頂上，事先對長沙城內各處主要目標做過準確測量，因而對日軍造成極大殺傷。

　　如今，長沙市政府正準備將薛岳的指揮所改建成長沙抗戰紀念館，而當年的炮兵陣地則已無跡可尋。不過，保衛長沙陣亡將士的墓碑還可以找到，他們大多葬於嶽麓山，應有10萬之眾。

　　在最高處雲麓宮外，有陣亡將士名錄碑欄。碑欄一共有13塊，里外都密密麻麻地刻滿了人名，每塊上面四五百人，總共大約有5000人。由於年代久遠，風雨侵蝕，大多數名字需要仔細辨認才可讀出。大多數來這裡登高遠眺的遊客似乎都未曾注意到，手下扶着的欄杆內外，還有這麼多字。它們已經將這座城市俯瞰了60多年。

　　由雲麓宮後下山，走不了多遠就是響鼓嶺。如果不是隨行的嚮導提醒，我根本沒有發現，在馬路旁邊的一塊小土包前還立着一塊碑，那就是“長沙會戰碑”。碑高2.35米，寬1米，記述了1939年第一次長沙會戰的經歷，但字跡模糊已難讀全。

　　據記載，這塊碑立於1948年，遠置於雲麓宮前，周邊環繞陣亡將士碑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才被移到現在這個位置。移來時，不知是工人不識字還是故意如此，碑的正、背兩面還被放反了。

　　嶽麓山下，原共青團湖南省療養院，在一幢歐式建筑前，依舊傾覆着幾塊花崗岩斷碑，上面可見“軍中將侯旅長”幾個字，餘下文字連同石碑一起被攔腰截斷。據說，這塊斷碑已在那裡躺了10多年。

　　距那裡數十米遠就是正在修繕的73軍抗日陣亡將士墓。再往下，湖南大學法學院附近還有已修葺一新的麓山忠烈祠，那是為第四路軍抗日陣亡將士修建的。

　　時值正午，忠烈祠關門休息。年輕學生們在路上穿行，陽光燦爛。

　　夕陽常德坊

　　在常德最好找的一處建築也許就是這裡了，陸軍74軍常德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坊。位於市中心，門牌號碼青年南路68號。幾乎無人不曉。

　　牌坊建得並不華麗，一層三門制式，3層樓高。在我的印象中，牌坊似乎是灰色的，仿佛用水泥砌成一般，夕陽之下，靜謐安詳，好像在欣慰地看着門前的車水馬龍，園內散步的市民。

　　走進牌坊是一處不大的園子，花草繁茂。園子中央立着一塊四方形的紀念碑，大約四五米高的樣子。碑建於兩層石階之上，第一層7級，第二層5級，二層平台20步見方。碑的四面均刻有當年政府要員的題詞，如南面為孫科所書“已表精忠光日月，長留浩氣在人間”。

　　站在紀念碑下回望，樸素的紀念坊更顯肅穆。牌坊上何應欽題寫的對聯與橫額簡潔而激昂。上聯是:“忠貫日月”，下聯為“氣壯山河”，中間四個大字:“萬古軍表”。

　　1943年11月，日軍集中5個師團、4個支隊共計8萬餘人和130架飛機，對常德地區發動進攻，中國軍隊集中28個師約19.4萬人進行防禦，常德會戰打響。但是，由於中國軍隊指揮官判斷失誤，常德城25日陷入重圍。守城的正是74軍57師，師長余程萬。

　　當時擔任57師171團3營7連2排一個班副班長的李超，現在已經81歲。他向我講述了那“萬古軍表”的一戰。

　　“鬼子兵來勢洶洶，4萬多人打我們守城的8000人。雖然敵眾我寡，但我們是在保衛自己的家鄉，必須決一死戰，都沒準備活着回去。”老人情緒激昂地說，“戰鬥打響沒多久，一個傳令兵就帶着余程萬師長的命令進了我守的碉堡，大聲宣讀。命令是這麼說的，‘官佐弟兄們，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我們要與日本鬼子在常德城決戰，只准成功，不准投降，犧牲者光榮，偷生者可恥，寧可戰死，不當俘虜。’”

　　李超那一戰在陣地上打了9天9夜，最後在巷戰中拼刺刀時負傷被抬出城。而另一名現年85歲的老兵吳雲凱則堅持到城破前一刻。當時，他是57師169團團部文書。

　　他回憶說:

　　“常德血戰中，經常有中國士兵單人面對上百敵人，身上纏幾枚手榴彈，手上拿兩枚沖向敵群，甩幾枚後就拉響身上的與敵人同歸於盡。我們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總要給自己留一枚手榴彈，藏在腋下，那是最後時刻用的。

　　“鬼子爬城時，我們一個掩體一般只有1個人，要管10～20米的城牆，我們開始扎稻草人，晚上放在城牆上，白天收，勤務兵、炊事員、衛生員、輕傷員全部上了戰場，彈藥也不夠了，我們開始收集大刀、梭鏢、竹籤跟敵人肉搏。後來，只要我們一擺出拼刺刀的架勢，日本人轉身就跑。”

　　到了12月2日，8000守軍只剩100多人。吳雲凱至今還記得那天師長發給重慶軍事委員會和第6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的兩份電報:

　　“彈盡、糧絕、人無、城已破，副師長、參謀長同守一屋，誓死為上……”

　　後來，在下屬勸阻下，余程萬帶人衝出重圍尋找援軍，城中只留下169團團長柴意新和其餘29人，他們向日軍發動了最後一次衝鋒。幾天后，58軍趕到，余程萬向58軍11師借了一個團，於9日中午收復常德。

　　老人們回憶，這一戰，常德城中只剩一座西班牙教堂還有房頂，沒有一塊青石路板上沒有屍體的，有中國軍人的、更多的是日本兵的屍體。此戰之後，57師軍裝右臂上添了兩個字:常德。他們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成為第一支進入南京收繳日軍武器和接受投降的中國軍隊。

　　在74軍紀念坊旁邊有一條500米長的小街，名為“烈士街”。老人們都說，以前每逢颳風下雨的日子，總能在街上聽到軍隊廝殺的聲音。

　　雨中受降鎮

　　從常德向西，穿張家界，入湘西，一路風景如畫，再往懷化地區走，過了麻陽不久，就到了抗日名城芷江。

　　那裡，在二戰時建有遠東盟軍第二大機場。陳納德的飛虎隊從那裡起飛，轟炸東京、支援前線，最終徹底奪回了中國戰場的制空權。

　　那裡，還是侵華日軍舉着白旗前來洽降的地方。1946年，當地人在芷江機場以南七里橋修建了一座牌坊，取名“受降紀念坊”，現在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

　　拜謁紀念坊的那天正趕上雨，天空低沉，細雨如泣，但心情卻並不壓抑，特別是想到老人們對1945年8月21日那一天的描述。

　　現在83歲的陳光杞當年是常德縣縣長戴九峰的秘書。他清楚地記得: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那個時候我就在常德，看見常德上空一架日本飛機飛過去，機尾還拖着白旗。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那架飛機是去芷江簽字投降的。那不止我一個人看到，常德80歲以上的老人應該都有印象。平時我們看到日本飛機都很緊張，那一天不同。那架飛機感覺很奇怪，低着腦袋，掛着白旗。第二天我看報紙，頭版頭條就是，日本投降了。”

　　當時目睹日軍降使今井武夫抵達的一位記者寫道:

　　“在飛機旁等待他們的是4輛軍用吉普車，除第一輛引路外，其餘每輛車的右側都插有一面白旗……率先下飛機的今井武夫身着土黃色軍裝，拉長着的臉沒有絲毫表情，他坐上第一輛插着白旗的吉普車前座……這支特殊的小車隊徐徐開向會場，能聽見的只是攝影機開關和轉動聲。目睹這一切的人們是揚眉吐氣的:侵略者終於有了這麼一天！”

　　紀念館大門宏偉，門額上有大理石刻的三個隸書大字“凱旋門”，大門兩邊有4個象徵勝利的V字。走進大門，迎面聳立着的就是大理石雕砌的受降紀念坊。坊高8.5米，四柱三拱門，遠遠看去，像是一個中文的“血”字，因此又稱“血字坊”。這是華夏大地唯一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的標誌性建築，坊上有蔣中正、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人題的楹聯，有王東原、于右任、孫科、居正等人的題額。不過由於建坊時，國內時局已趨緊張，各位大員無暇至此，多以電報傳來題詞，再由當地人題寫，因此無一為手書原跡。今日遙想，內戰之忙竟沒有時間為勝利喝彩，不禁令人唏噓。

　　穿過受降紀念坊向左拐，就是受降會場舊址，建於1938年，是三棟魚鱗板式雙層木結構平房，構成一個品字形。中間為受降堂，右側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左側為陸軍總司令、受降全權代表何應欽的辦公室。

　　受降堂並不如想象規模大，進門左手是記者席，牆上掛着中、美、英、蘇四國國旗。右手就是會場，頗似京劇里三堂會審的公堂。正中懸掛孫中山先生遺像，兩旁是他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坐在堂上的是中美兩軍將領，堂下“受審”位置則是今井武夫等人的坐席，他們在那裡呈上了包括駐台灣日軍在內的所有侵華日軍集結地區的軍事地圖，接過中美關於日軍投降事宜安排的4份備忘錄，等待中國軍方正式派人接受投降。

　　今井武夫在芷江共停留52小時。一夜之間，湘西小鎮芷江成為華夏名城，歡樂從這裡出發，散布到曾被日軍蹂躪的每一片國土，散布到大後方的各個角落，舉國歡騰。

　　每想到這裡，心中油然而生一陣快意。是夜，雨未停，和侗族朋友暢飲30斤米酒。

　　傍晚岳屏山

　　岳屏山其實不能算山，而是一個土丘，緩緩走上去15分鐘足夠了，而這裡竟是衡陽的制高點之一。1944年，第10軍方先覺軍長帶着他的士兵，就依靠這樣的地理條件，死守衡陽47天，敵我戰損比達3∶1。

　　83歲的曾琪老人曾親歷那一戰。他說，方先覺早有與日軍在衡陽死戰之意，因此日軍到來之前，已把城中百姓疏散一空，只留百把人為軍隊做飯送水。另外，城外丘陵地帶的楓樹山、張家山、蕭家山、天馬山，守軍將日寇來犯一側的山體削成直壁，只待日軍來送死。

　　6月20日，日軍第11軍中將司令橫山勇下達了進攻衡陽的命令，直接進入衡陽戰場的日軍達2. 6萬人，而守城第10軍部隊僅1.8萬人，裝備也無法與日寇相比，但這一仗打得日軍膽寒，至今日本還有一個衡陽戰役生還者協會。

　　據當事人回憶，一開始日軍還攀爬雲梯攻擊各處小山，後來雲梯已經用不着了，因為直壁下堆積的日軍屍首已成一個斜坡，高與山齊，可以直接踩着向上了。而山上碉堡中的中國機槍射手，必須先用子彈把堵住射孔的日軍屍體打碎，才能看到下面的情形。

　　最後，日軍竟喪心病狂地使用毒氣，這才逐步攻入城中。47天之後，方先覺手中雖然還有兵，但早已沒有糧食。眼看援軍就在附近卻駐足踟躕不前，方欲舉槍自殺，手槍卻被部下踢飛，最終被俘。後來，他又被國民黨散兵組成的湘南遊擊隊救出來，回到重慶，人皆感其忠勇，官復原職，未遭治罪。

　　1945年，衡陽光復，當年曾參與衡陽守衛戰的師長葛先才在岳屏山上挖出了大批中國軍人屍體，合葬一處，立碑紀念。

　　曾琪回憶說，雖然埋了一年多，但屍首被挖出來的時候，許多人面目依舊清晰。因屍體的氣味太大，葛師長不得不買來大批花露水和香水噴灑，衡陽所有商店裡的花露水和香水都被買光了。隨屍體一起挖出的還有證件、委任狀、相片、家書，甚至還有戰士寫給愛人的情書，字跡可辨，恍然如昨，觀者無不落淚。

　　傍晚，我循着指引走上岳屏山。小丘上，一座紀念碑直衝雲霄，上書“衡陽抗戰紀念城”，紀念碑前一座牌坊上寫着“抗戰”兩個遒勁大字，沒有題名，也弄不清是否曾經有過。

　　紀念碑前兩座“紀功亭”中各坐一對青年男女，其中一對在親密接吻，另兩人在看書。繞紀念碑一周，發現碑座上的漢白玉題刻已被抹平，變成了白板。現在上面大多寫着xx到此一游，xx祝誰美麗快樂，我愛你等等。

　　拍完照，在一座紀功亭中小歇。坐在那裡的一對青年男女中的女子問道:“你們拍什麼呢，是要發表嗎？”我如實回答，並告訴他們這裡曾經是衡陽抗戰的重要陣地，曾有大批中國軍人犧牲在此。那女子大感驚訝，說自己是衡陽人，是當地理老師的，根本不知道那些故事。

　　聊天中得知，兩人都是70年代出生。他們都說，對衡陽的那段抗戰歷史不甚清楚。我找出一篇關于衡陽保衛戰的文章給了那個女子，她仔細地看了，隨後鄭重地用雙手還給了我，她說:“我們真應該了解那段歷史。”

　　此時，旁邊的餐廳中傳出卡拉OK歌聲，唱的是《外婆的澎湖灣》。紀念碑周圍，有人在鍛煉身體，有人在樹下飲茶乘涼，有人在小方桌旁打着麻將，一片和平氣象。

　　初晴忠烈祠

　　在所有抗戰紀念碑中，曾被毀壞最嚴重的，目前也修繕最好的就是南嶽衡山腳下的忠烈祠。

　　今日走進忠烈祠，可謂完全再現了當年設計者仿中山陵所規劃的豪邁氣勢。整座祠宇，劃中軸線依山而建，按前低後高，依次為三孔拱門牌坊、“七七”紀念碑、紀念堂、安亭戰役紀念亭和享堂五處主要建築。從下向上看，看不到平台，只有石階，寓意不斷奮進攀登，從上往下看，看不到台階，只有五處平台，寓意太平安詳。

　　中間草地上嵌有6個花崗岩大字，從上至下讀來:“民族忠烈千古”。

　　最高處為享堂，堂外匾額為蔣中正手書原跡。堂內面積500餘平方米，設有祭壇，中置數米高“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左右各有11座神位，紀念各場戰役陣亡將士，但顯然不全。祭台下刻着這樣一段話:恭立忠烈祠，以祠忠烈神，我懷忠烈魂，誓繼忠烈神。書寫者為薛岳。

　　建立忠烈祠的提議始於1938年底，當時蔣介石在南嶽召開全國高級軍事會議。會議中，各戰區主官幾乎都談到自己下屬官兵大多“暴屍疆場”不能掩埋，“言者傷心，聽者斂容”。蔣介石也專門提及此事，稱“我軍過去最遭敵人輕視的一點，即是我們陣亡將士的忠骸，有許多不僅不能抬回安葬，而且任其遺棄陣地……這是我們最大的恥辱”，“我們忠勇將士為國捐軀，竟至死不得收骨，我們後死者如何對得起他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會後，蔣又私下找到薛岳和第6戰區司令陳誠，授意可建忠烈祠。這兩位恰好是此事的主要提倡者，自然馬上落實。按照建造初衷，除了目前可見的五大主體建築之外，周圍還要修建300座個人和集體墓葬，將官的占地面積為600平方米、校官為240平方米，尉官為75平方米。國民政府頒發的《春二季致祭陣亡將士辦法》還規定每年3月29日為春祭，9月30日為秋祭，7月7日要舉行公祭。

　　但忠烈祠未及建造完成，日軍侵占南嶽。日軍投降後，又因內戰財力吃緊，工程依舊停頓，再隨着全國解放，祭祀也告一段落。只留下忠烈祠和周圍19座陣亡將士墳塋。

　　忠烈祠祠宇和墓碑中共有115件國民黨要員題刻，1952年秋，湖南省有關單位指示南嶽特區政府，立即“清除”南嶽各處“反動遺蹟”。1953年5月開始，由南嶽特區政府改名而來的南嶽管理局組織當地石工數十名分赴各處開工。至6月中旬，上報雲:“銷毀事竣，並達到鑿得與原石面大致平勻，不礙觀瞻，不影響建築物堅固的要求。”

　　10多年後，忠烈祠四周墓葬再遭紅衛兵徹底摧毀。其中一些，因無原樣照片，目前尚無法修復。在當地文物部門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我來到了37軍60師集體公墓原址，那裡本葬有將士遺骸2128具，占地面積3000平方米，是忠烈祠整個墓葬區規模最大的一座公墓。

　　在忠烈祠大門西邊的山上爬了15分鐘，我面前出現了一片廢墟。四周本應是石壁的地方只剩下紅土，中央一片半人高的荒草，七零八落疊堆在荒草中的是巨大的經過加工的花崗岩碎塊，那應該是墓塔了。

　　在被傾毀的墓塔殘石背後，有一個面向天空的黑乎乎的洞，那裡就是墓道入口，墓門早已不復存在。墓道僅容一人入內，高不到1米，長大概有四五米，裡面漆黑一片，打着火機，可以看到地上密密麻麻擺滿了骨灰罈。

　　罈子為深褐色粗瓷質地，30多厘米高，頂上都沒有蓋子，而是放着一隻白色瓷碗。罈子上的字跡清晰可見，寫着:陸軍第60師抗戰烈士忠骸。由於雨水流入，墓道牆壁上都是濕的，還不停地往下滴淌，右側摸上去有凹凸痕跡的則是刻在牆上的墓誌碑銘，為該師師長董煜親筆撰寫。

　　其中一句痛心自責的話讓人記憶深刻:

　　“其已葬及遺散者未集其標識，欠明者姓名，里籍未詳，嗚呼！死者烈而主者過矣。”

　　今天還有多少“主者”，為了這些不該被遺忘的忠魂寢食難安？

　　不過，也許那些烈士也並不需要那種帶着政績色彩的關懷吧，因為自然有人記着他們。走進享堂的時候，恰好一隊國內遊客也到此處。一人提議之下，20多人在漢白玉的總神位前站成三排，默哀1分鐘，行三鞠躬禮。

　　此時，堂內鴉雀無聲，堂外小雨初晴，壽岳衡山，鬱鬱蔥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