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為什麼落後?

1．災禍頻繁的國度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1.723次。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為6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1303年至今，發生8級以上強震17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32306人”。1556年1月23日陝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83 萬餘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發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5萬人的17次大地震，有 7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20萬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7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30%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 3000人。

據《洪荒啟示錄》的統計，黃河2000年來中下游決口泛濫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876年至 1879年晉、冀、魯、豫一次大旱災就餓死1300萬人（僅魯北就餓死了200萬人）。1920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2000萬災民在飢餓中號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災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50～1980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150～200億元。

長江1931～1949年成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中華民國38年間餓死的人數達2億。1954年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2萬人死亡；毛統治的27年餓死的人達1.2億。

農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統治，長期屈服於各種天災人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遷徙，造成農耕族群的性格整體較為懦弱，養成服從、逆來順受的習慣。所以農耕文明更容易產生中央集權和獨裁統治。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徵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信息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而游牧、狩獵文明則強悍得多，他們與大自然更多的是鬥爭和遷徙。而遷徙和殖民的組織需要由某個首腦或家族來領導。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往往是由選舉產生，不可能獨裁，領導所做的各個重大決策必須與全體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來共同通過這個決策，否則他的決策因為不能服眾而不會產生任何效力。早期的希臘正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希臘地區形成的一個個殖民點，而慢慢形成的一個個城邦國家。早期羅馬也是如此。而後的日耳曼同樣是游牧民族。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斷遷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權制度很難產生，一旦某地出現了集權和暴政，人民就會向其他地方遷徙流動，這和中國的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國獨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從，當過了某個臨界點時，則會帶來農民起義這種極端的反抗方式。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場又一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一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一篇文章，認為我們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一味摹仿。只要我們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一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一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裡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之一，我們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我們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衝擊下失落了，才使得我們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般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賢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沉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里。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一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着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3．中華文化的低劣性

判斷一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一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中國一直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里跳不出來，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畫地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國社會處於停滯、靜止狀態的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他從英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角度考察中國，認為“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中國“今天的法律、風俗、習慣，甚至那些無關緊要的習慣，如衣服的樣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231 頁）。黑格爾認為：“中國和印度始終是停滯的，甚至至今依然維持着一種自生自滅的存在。”19世紀英國思想家J.密爾指出：中國人“幾千年來原封未動” （J.密爾：《論自由》第77頁），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壓制個性，“使一族人民成為大家都一樣、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規律來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惡。

中國從宋代後就進入停滯型社會，一日本社會學者寫的中國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實證研究。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筆記中寫下的一段話：“當我們居高臨下對這個愚昧國家觀察思考得越仔細，它就越顯得令人作嘔。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昔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只是——‘我釀製了茶葉’。”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儘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個行業體系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只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系，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善於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文明的民族。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一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權主義、全能主義政治，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秦始皇的郡縣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後的權力結構、政治架構使得中國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現代文明之外。現代文明是多中心、權力分立、公民社會強大的，而傳統的中國只允許有唯一的權力中心，特權橫行，公權力不受約束，沒有邊界，形成“無限政府”，司法不獨立，立法不獨立，新聞不獨立，審計不獨立，監督機構不獨立，人治的無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權謀政治、謊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濫，國家治亂循環，官員制度性腐敗，政府經常失靈，民眾奴性嚴重，社會正義感衰落，仁義道德淪為遮羞布，整個民族陷入追求福祿壽喜、飲食男女、經濟利益的世俗主義桎梏之中，幾乎沒有超越世俗的理論思維，也沒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華民族淪落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權謀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一群豬狗不如的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一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製造着動亂和災難。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十多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各路強人逐鹿中原，最終目的是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獨裁體制，演繹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麼其它方式來取代。中國歷史沒有和解，只有仇殺、仇恨、復仇；沒有人道，只有兵道；中華民族成為以陰謀為智慧、以暴力鬥爭為光榮的民族。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慾”的以禮殺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着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污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一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一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轍的。這一共同點，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

一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痴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學說是一種君王本位的國家至上的處世之學，其間充滿了事君匡時、馭臣愚民、竊國掠地、審時度勢、察顏觀色、諍諫策議、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之術；至於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據、人生之價值和正義，那時的學人未及深切關注。張儀本倡合縱抗秦，可不被六國所用，乃改主連橫之說，投奔秦國，協力剿滅六國，可見他所持學說並無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為內在依據，其目的僅在於持某說以求顯達。這種依勢弄權、謀私利己，而將正義、天良、道德、生民等棄置一旁的現實選擇，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奴才文化傳統。這是因為：①中國士人起源於宮廷史官，他們一開始就是一個務實的、以知識求俸祿的、自覺充當國家工具的、完全喪失文化想象力的群體。顧准說：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文化之謂也”。中國文化的這種卑微出身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永遠找不到自足意義、只有通過效忠權勢、服務國家才能獲得成功感和價值感的奴婢文化。②東周士人面對殺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亂世，忙於炮製救民於倒懸的急功近利之學，而無暇抱持玄遠之思。③中國君主過於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虛或實地採用君王本位主義的立場，否則無法發聲。三者並作，使得中國知識者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屈勢媚時老成俗氣的群體。他們用來批判現實的常常只是過去時代小國寡民、明君聖主的和諧圖景，這個圖景依然以君王為中心。

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人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皇帝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中國社會一切以維護統治者一人的利益的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思考和判斷。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徵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一類人。中國文化是一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只出現過一個主張“無君”的鮑敬言，只能根據東晉時的葛洪的《詰鮑》，才一鱗半爪地知道中國原來還有這樣一位獨立的思想家！一個泱泱大國，其思想之貧乏竟達到如此地步，豈不悲哉！20世紀的魯迅不但從未公開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蘇聯的宣傳，甚至出面駁斥那裡發生了大饑荒的報導。有人稱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伏爾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對你說的一切，但是我堅決保衛你發言的權利”已成為全球倫理準則，這在中國傳統文化及魯迅著述中卻是找不到的。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一能夠拿來吹噓一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一是希臘發明的形式邏輯，一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一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一，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一些無恥的弱智文人， “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蹟”“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覆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麼“統一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徵。高等民族使用製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製或竹製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一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 14世紀就普及了有着複雜工藝的玻璃製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一直在木頭、皮草、泥土製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一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一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一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一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一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一兩個層次。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中國文化實在是一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波普說過：“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4．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一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凌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在皇權專制制度下，思想文化處於被禁錮的狀態，人們的精神活動被扼殺、被愚弄，民眾長期被置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於對帝王權力提出質疑，便會立即遭致殺戮；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這個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國社會走上了一條毫無生機的絕路。

黎鳴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 “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一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上自已的當。統治者藉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中國人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什麼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智慧、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製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你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你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你裝聾作啞逃過一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一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一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一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說中國人心“厚黑”，柏楊先生說中國社會是個“大醬缸”，黎鳴說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因“愚蠢”而“白活”了，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即：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全面地喪失了人類智慧自然發展的天賦權利。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極權專制統治者對中國人教育思想的徹底的壟斷。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我們落後，是因為愚昧；我們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我們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一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進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我們落後，是因為野蠻；我們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我們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一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我們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着中國文明的沉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沉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沉淪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