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賢亮:明清中國--青樓女子、兩性交往及社會變遷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上海)

引 言

明清時代的社會中，湧現的大量情色小說或言情文學，以及文人筆記、俗諺歌謠、閨房秘笈、醫家養生等媒介，都有十分豐富的關於當時城鄉民眾的日常家庭生活與私密行為的描述，其中不乏寫真的內容，反映了時人在兩性交往和生活中的開放程度。

例如，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馮夢龍的“三言”、《明清民歌時調集》[①]，凌濛初的“二拍”，李漁的《十二樓》[②] 與《連城璧》[③] 等內中帶有情色情懷的文學作品，以及民間廣受歡迎的笑話故事《笑林廣記》[④] 等，都可以看到當時人們的內心世界，他們對於家庭倫理生活、私密空間的嚮往以及身體愉悅的種種關懷。

要談那個時代的男女關係與社會問題，青樓仍然是必須要考察的一個重要方面。

由於青樓女子群體與廣泛的城鄉婦女生活之豐富與複雜性，曾引起了眾多現代學者們的關注，研究成果斐然。不少研究從技術與生理的層面，曾詳細考察了當時人的房內生活。荷蘭的高羅佩在《秘戲圖考》（東京，1951年）的自序中，曾這樣講道：十八、十九世紀訪華的西方人，考察風俗書籍既不易得手，詢問人們又諱莫甚深，感覺中國人之房內必淫污不堪，且不可告人；但經過長期的深入研究，在閱讀所搜集的書後，“殆可謂有睦家之家，無敗德之譏者，可知古代房術不啻不涉放蕩，抑符合衛生，且無暴虐之狂、詭異之行。”他的另一本研究名著《中國古代房內考》[⑤]，堪稱《秘戲圖考》的姊妹篇，影響廣遠。劉達臨比較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明清兩代的婦女生活、情色書畫、娼妓與身體健康問題、房中術的流行與變化等。[⑥] 劉氏以收藏有關性的器物出名，通過相關器物的展示和文獻的考索，撰著《中國性史圖鑑》一書，將傳統中國人的私密行為與相關信仰崇拜問題，予以生動地展示。 [⑦] 石方對明清時期的性文化，主要從宦官的興盛、男女的性墮落、宗教化的貞節觀以及當時的性文化思朝這樣一些角度，來展開論述的。[⑧] 江曉原曾從性問題的視野，以“張力”之說解析了中國古代社會在這方面的諸多側面，並將色情文藝釋為時人緩解性張力的重要途徑，青樓妓院當然也不例外。 [⑨]

對那時流行的納妾宿妓，王家范從經濟消費的角度，將婢女、妾、青樓名妓的身價問題，在史料有限的情況下，作了若干非常有意思的計量分析。[⑩] 吳存存則細緻地考察了明清時代的各種性愛之風，無論是正統性愛觀與節烈風氣、晚明的縱慾主義思潮，還是於異類的男性同性戀風氣、女子纏足的流行與金蓮崇拜、明清社會的異裝癖風氣，都是那時社會中男女生活的呈現。[11] 李孝悌對近世中國性別問題與生活的系列考察，將當時豐富的生活內容予以真實地展示。[12]

對言情文學作品與歷史人物或人群本身的探究分析，則更多了。至於私密空間的問題，大多被限定在夫妻生活的內闈，當然包括青樓女子的隱秘空間，卻較晚得到人們的關注，而提供給研究者的那些素材，多為所謂的“淫邪”小說，在明清時期應屬禁毀之列；而近來的更多研究，已經深入一般女子，特別是那些才女的心靈世界。[13]

除了上述的研究取向，出於身體史與醫療史研究的關懷，對傳統時代女性的研究，已發展到她們如何感覺或經驗身體的考察。[14] 此外，就是一般民間都廣泛接受，但都以隱諱的形式進行的墮胎與避孕手段的傳承與實踐。在明清時期的城鄉地區，避孕術對於青樓而言實在太重要了；而在民間，多以私情萌發而造成的身孕，對墮胎術有着明顯的依賴傾向。李伯重對宋元明清時期江浙一帶節育方法的考察，正好從另一個層面讓我們看到上述情況的普遍性。 [15]

至於明清中國婦女總體生活史的相關專著，數量更多，內容也各有側重，茲不贅述。[16]

本文將從上述研究基礎出發，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明清時代的男女關係和社會風尚，作一初步的梳理，以史料為中心，輔以豐富的文學作品，呈現近世中國社會的一種特定面向。由於東南地區在明清兩代經濟、文化的繁盛，在凸現近世中國人的家庭生活與私密空間方面，應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先進性，故本文多以東南地域社會為討論的核心，重視社會歷史發展的大背景，全面地展現明清社會的某種內在特質，略窺當時日常生活中青樓、閒房、內闈這三大重要的空間及其代表的生活環境。

一 文人記憶中的青樓世界

明代開國，奠都南京。這一帶江河清潔，人多佳麗。[17] 日常生活，官場中的飲宴，民間出遊等消閒或狂歡活動，都脫離不了青樓的影子。一時風華之盛，於秦淮河兩岸悄然而現。

那時，向官場提供身心愉悅的“正當”經營活動，很早就產生了，而且都是官方經營的。譬如，洪武年間，曾在南京建立來賓、輕煙、淡粉、梅妍、翠柳等十四座官營妓院，向社會開放。[18] 由於南京是當時的首都，青樓之多，自然也堪稱代表，有所謂“青樓並峙，綺榭相連，妖姬窈窕，艷女嬋娟，穠妝競倚，粉黛爭妍”等勝景，頗令時人傾倒。 [19]

不過，在明初，青樓女子和一般樂伎的地位是很卑下的，就連女子穿耳，帶上耳環，雖自古已有，在當時也會被看作是“賤者之事”。[20] 後來文人們憶起當時朱元璋的一些限制性法令，都記憶深刻。常熟人徐復祚曾說：“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系紅褡膊，足穿布毛豬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繡衣服，亦所以抑淫賤也。今不知此制矣。”[21]

顯然，服飾的限制，到嘉靖前後已無大的作用，多成具文，很多人已不知道歷史上還有這樣的嚴格規定。同時，與服飾變遷相類的，是官營妓院與民間青樓的大量興起。特別是民間經營的青樓，不勝枚舉，無法盡詳。

從總體上看，在近世中國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江南地區，青樓妓館堪稱鼎盛，遍及城鎮鄉村。例如，江蘇的揚州，南京的秦淮河、蘇州的山塘、盛澤的歸家院，以及杭州的西湖等，即為其中最著名的娛樂空間。

西湖因其風景名勝引人，周邊地帶青樓如林，在文人的筆下多有美好的回憶。明人張凱元的一首《西湖即事》，就透露着這樣一種味道。[22] 田汝成直接就說：西湖“名勝之燕集，殆無虛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承迎。”[23]

再看南京。這裡是“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瑟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台，孌童狎客，雜技名優，絡繹奔赴。各類妓家還分別門戶，爭妍獻媚。[24]

張岱對秦淮河邊的河房青樓印象很深，說這裡方便寓居，方便交際，更方便淫冶，雖然房價較高，但“寓之者無虛日”；河面燈船、畫舫往來不斷，兩岸水樓中， “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着人。”[25] 洪承疇更以艷羨的口吻說道：“秦淮一波，紅橋片石，其香艷沁人，魂夢至是。”[26]

孔尚任的一部寫實性戲劇《桃花扇》，裡面一位重要人物鴇婆李貞麗，有一段唱詞：“深畫眉，不把紅樓閉；長板橋頭垂楊細，絲絲牽惹遊人騎。”顯得頗具情調。孔氏借李貞麗在劇中的出場，將秦淮河一帶的風月景觀與人情故事，一筆帶出：“梨花似雪草如煙，春在秦淮兩岸邊；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 [27]

這短短數言，使秦淮河一灣兩岸，楊柳街道，林立的青樓，煙花風月之家，一幅迷人的春色躍然眼前。李貞麗出身的舊院，講到的“長橋”，既是青樓之最，更是男性嚮往的所在。長橋，是長板橋的簡稱，在南京舊院牆外不遠的地方，環境幽雅宜人，每到晚上，燈火競輝，青樓女子們就彈起各種樂器，與金縷紅牙聲相間，“入其中者，無不人人自失”。[28]

就在這裡，是著名文人余懷（1616－1696）於南京長期生活時的重要活動空間。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余氏完成了《板橋雜記》，記錄的是明末秦淮河南岸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特別是第一章與第四章），頻繁引用《雜記》，認為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頗饒趣味”。

每逢秋風桂子之年，也就是鄉試之時，“秋闈”之期，四方應試者畢集於舊院，結駟連騎，選色征歌；有的邀旬日之歡，有的已訂百年之約。吳縣人沈周（1427 -1509）曾說，在平時，舊院中色藝俱優的女子，多以二、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逢元宵佳節，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賽，稱作“盒子會”，“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這些，都堪稱南京城的樂事。[29]

其中，著名的青樓女子數量實在不少。像李十娘，外貌出眾，所謂“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所居之地“曲房秘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余懷與朋友們舉行詩文之會，必以李十娘的私人空間為活動場所。再如葛嫩，更是才藝無雙，余懷曾與桐城名士孫克咸一同造訪其居：“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發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聲‘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余懷用了二十八個字，盡展葛氏的美麗與其內闈的溫馨。[30]

更著名的還有董白，即董小宛，在後世基本上是以一種柔美、嫻靜、多病（每年春天都會患病）的形像，長期存留於人們的記憶中。除了冒辟疆的回憶，余懷關於董小宛的記錄，應是最好的材料了。余懷說她：“天姿巧慧，容貌娟妍。……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歌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後卒歸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31]

在《板橋雜記》中，至少有25位青樓名妓給余懷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她們大多美麗、聰慧，有才學、識見，通曉民族大義，有崇高的氣節和獻身精神。

清前期人李斗的《揚州畫舫錄》，雖不專述青樓，但以其“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在這方面也記錄了不少內容。揚州是十七、十八世紀中國最為繁華的城市之一，“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粉黛綺羅甲天下。”[32]

青樓雖以艷華聞名，但其容納的多是社會弱勢群體，其具體生活情境和作為一種特定文化的載體，以及國家與社會對她們的態度，上述文人的記憶，或可反映一二。

二 偷歡與媒介

在明清時期，除青樓外，男女的交往，其實存在許多障礙。

清人李漁曾寫有一首律詩，說是：“閨中隱禍自誰萌？狡婢從來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慣傳春信學流鶯。只因出閣梅香細，引得窺園蝶翅輕。不是紅娘通線索，鶯鶯何處覓張生？”[33] 此詩雖言男女偷歡之事，但點出了其中的重要媒介，像“紅娘”、“狡婢”等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溝通，一般人的偷歡行為是存在很大困難的。

清代“坐花散人”編輯的《風流悟》，第二回“以妻易妻暗中交易、矢節失節死後重逢”講述了清朝初年福建地方的一個鄉紳趙舜生及其私生活，21歲的趙舜生雖娶有一房美妻，但仍心不知足，最愛偷情。

對於這樣的偷情，古人深識其中趣味無窮。凌濛初論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卻不早完了事？然沒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間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34]

通過馮夢龍、凌濛初等人編的通俗小說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男、女的偷歡或交往，都需要媒介的支持。即使一些人靠自身的努力，能夠達到目的，但仍脫離不了日常的媒介（如丫鬟、傭人、徒弟等）。

《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七《西山觀設輦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迫活命》，講了一位少婦與老道如何勾搭成奸，出於兩廂情願，所以非常順利。老道知觀、兩個道童以及少婦吳氏，構成了一個偷情的小圈子，偷情的場所一開始就設在吳氏祭悼亡夫的孝堂，屬於非內非外之所。雖然基本上靠個人的努力，但如果沒有下人（吳氏的丫鬟與知觀的徒弟）的聽從安排，順利偷情恐怕也很難。

《喻世明言》第一回“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提及的薛婆，每天串街走巷、家家熟識，費盡心機，而且以極大的耐心，安排徽商陳大郎與目不窺戶、足不下樓的美貌少婦三巧兒私會，否則，陳大郎的偷歡之欲根本不可能成功。

馮夢龍還認為：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就會弄出醜吒。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兒。[35] 所以，對那時的社會來說，男、女成人時，都應該早了婚嫁之事，否則難免偷情露醜的尷尬。

《十二樓》中，“夏宜樓”的主翁詹公，家范極嚴，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家人所生的男孩，十歲以上就須屏出二門之外。膝下一女，年近十六，尚未婚配，詹公怕他身子空閒，又苦於寂寞，未免要動懷春之念，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他，將家人所生的女兒選了十來個，都拜他女兒作老師，每天忙着不得空閒，自然不生他想。這當然是詹公為防出現家醜，而想出來的良好策略，不過也只能起到暫時的作用。因為，當時有人用西洋“千里鏡”（望遠鏡），寓居高處，整日偷窺大戶人家的後院，看過無數佳人，詹公的女兒與下人們也早都被他一一看過。[36]

這樣憑藉器物或技能，達到“偷”樂的，恐怕為數甚多。凌濛初曾談及嘉定縣地方的一種特別風俗，是男人流行給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有人為達到偷淫的目的，就專門要去學一學這種“整容”之技，為女人篦頭剃臉，有機會進入內室；或者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37]

侍女與主人或其他男傭的偷情，在小說中，也屢見不鮮。[38] 不過，當時中上家庭的許多男女，一般從無兩相會面的機遇，需要有人從中說合，甚至不惜用盡機關，才能得遂偷歡之願。這裡面，有一類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馮夢龍曾提到，一般正當人家既惹不得，也不應該過多接觸的四種人是：遊方僧道，乞丐，閒漢，牙婆。前三種人對於男女私情的誘引作用可能還不嚴重，惟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個九個倒要攀他來往，時刻少她不得。[39]

李漁的《連城璧》中，也提到一種人叫“女待詔”，既會理髮修面，也會按摩梳頭，極受家庭女眷們歡迎，所以“是人都防備，獨不防備他”。[40]

牙婆，“女待詔”，其實都可歸於明清人習稱的“三姑六婆”。這個群體，一般認為首先在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提及，並且提醒人們，這些人與“三刑六害”相同，普通人家一旦受其中一種的禍害，即非奸即盜，應當“謹而遠之，如避蛇蠍”，才是“淨宅之法”。[41] 其中，女醫的角色改變（像產婆、女醫者等）及社會對女醫的控制，都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作為比較專業的婦產科醫生，穩婆、醫婆和藥婆，即使是上層社會，也離不開她們所提供的服務。[42]

明人田藝蘅根據傳統的說法，也將“三姑六婆”概括為：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除此之外，他認為還有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等，都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人物，而且有着廣泛的社會聯繫，為害亦甚。比如繡花娘，擅長針繡活，大戶人家都請其教導閨女，而這些閨女們往往在後來被誘為“花娘”。這個稱謂，恰恰是杭州人用來罵倡伎和淫婦的。[43]

與田藝蘅一樣，褚人獲進一步解釋了清初流行的三姑六婆，除當時人熟識的幾種外，特別提到了這幾種：卦姑，是看相算命的；師娘，就是女巫；藥婆，是捉牙蟲、賣安胎、墮胎藥之類的；虔婆未知何所指，也許就是賊婆的訛音。[44] 這裡的藥婆，在小說中的例子，像《水滸傳》中的王婆，兼營接生（即“收小的”）等業務，可以稱為“非專業的民間婦產科醫生”。[45] 在揚州，還有一個“王氏收生堂”，堂主王氏，也就是人們習稱的“媼婆”，年六十，熟諳婦人生產之理，將其理論技藝刻成《達生編》一書行世。[46]

“三姑六婆”這類人群，在明清時期的口碑較差，極端的說法是：“專以淫詞褻語誆騙人家婦女，為其所誘者，多致敗壞門風，不可收拾。”[47] 顯然，她們對於民間婚姻的巨大作用，與作為色情媒介的負面影響，同樣都被當時社會所清楚認識。[48]

偷情既是當時人較為普遍的私慾，而防止其不良影響或後果，仍然是人們在得遂偷歡時，予以高度警惕的事。而上述略通婦科醫道和避孕墮胎技術的穩婆等人，成了人們最可信賴的私密人群。

三 上流風尚和大眾生活

儘管傳統禮制對男女接觸有許多的限制，有的家族甚至定有嚴苛的家規，反對男女雜處，要求“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皆以居室為之限”，否則與禽獸無異 [49]，然而仍有很多史料表明，明清時期的社會風尚，特別是男女關係，具有較大的開放性。有所謂禁慾與縱慾並存，處於性愛觀念最為混亂的時期。[50]

明代成化以後，朝野競談房中術，甚至有人藉着進獻房中術與春方而驟貴，促成社會淫勢之風，也影響了文學創作。[51] 從明代中期以來文人的大量筆記、話本小說，對此都有所反映。女子私箱竊藏春宮畫，“百有二三”；一般人“出談鄙褻便牽娘”，連寺廟的齋僧大多不免色相之戒。[52] 李漁在那時也多遭批判，說他性齷齪、善逢迎，雖遨遊縉紳間，但所作詞曲小說備極淫褻，而且“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遊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並縱談房中術”，因此被詬為“士林中所不齒者”。[53] 受到詆毀的偷藏春宮畫、房中術、攜妓閒遊等，恐怕正是當時的新鮮時尚。

江南地區城鎮經濟活躍，流動人口較多，服務行業興盛，文人、鄉宦、青樓名妓、俠客等人，頻頻出現於這些地方最優勝的去處，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許多奢侈性的消費場所，共同構建了一幅繁華的生活圖像，頗有典型性。[54]

明代有人看到：“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人情乖薄，視本實者競嗤鄙之。”[55] 明代中後期的浙江臨海人王士性，則特別指出了蘇州風俗時尚深為時人所仿效的事實。[56] 差相同時的杭州人張瀚認為：“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之儉也。”[57] 經商的牙人，只要碰到商貨價值達一二百兩的，就盛情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58] 有的人家，甚至到了“但求聲勢烜赫，不顧道望汙隆”的地步，令人驚嘆。[59]

經濟上發展到一定水平，自然會導向更高的休閒生活追求。對此，謝肇淛曾深刻指出了士紳們的追求，基本上都是物質的享受：“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曉歌舞之場，半畫牀第之上。”[60] 這在任何人看來，都是奢華至極的愉悅境界。

明代著名文人袁宏道在生活上的追求，就更具代表性了。萬曆二十三年，他正好在蘇州吳縣，給友人龔仲慶寫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人生在世，生活上應達到五大快活，第一快活就是要“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新，口極世間之談”；哪怕只做到其中一條，也就“生可無愧，死可不朽”了。[61] 也許這幾條，袁本人未必能夠做到一條，但是，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窺見一部分人的至高生活追求，也應該是當時社會的一種深刻寫照

再如張岱，在其《自為墓志銘》中，對自己的優裕生活，作了這樣大膽的坦白：“少為紈絝子弟，極好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62]

不僅如此，被晚明士大夫們視為叛逆的李贄，甚至號稱“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63] 據說，他曾強迫他的幼弟狎妓，有一次還率領僧眾到一個寡婦的臥室里去化緣；但對寡婦的守節，他又褒揚得不遺餘力。[64]

歷史悠久的蘇州城，是太湖平原地區最為繁華壯闊的城市。這裡四季從無寂寥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遊客極盛，“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盪，秋則桂嶺，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文人紳士大多喜歡在虎丘一帶“畫船游泛，攜妓登山”。[65]

在虎丘附近的普濟橋下塘，有一個野芳浜。這裡是一個娛樂的好所在，不過以男女尋歡為主。所以當時人有詩云：“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野芳浜。”這個銷魂之處也就是“銷金之窩”。而散泊在山塘橋、楊安浜、頭擺渡等處的娛樂船，專門蓄養歌妓以招引顧客，的船與岸上共建歌院，顧客可以登岸尋歡，都令人銷魂。不少船讓辮髮雛姬女扮男裝取悅客人，俗稱“鼻煙壺”，言其年幼未解風情，只堪一嗅而已。所以，這類船一時被人呼為“色界之仙航，柔鄉之寶筏”。[66]

就“女色”而言，明清時最出名的，一般認為產自揚州，俗稱“瘦馬”。明人還特別說明，其品質高於一般的普通青樓女子，更高於私娼野妓，納為妾侍後，能夠嚴守閨門禮法，不大會爭風吃醋，耗費男人的心神。[67] 除了女色外，男色的盛產則在東南的福建省。李漁早已指出：“從來女色出在揚州，男色出在福建，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68]

男色之盛行，其實在明代宣德年間，已很嚴重。當時著名的巡撫周忱在蘇州視察時，告誡其門人說：“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69] 周忱憂慮的，正是那個時代開始流行起來的一股風潮，將政府與民間秉奉的所謂“正統”禮法，在日常生活中，予以一一破壞。

清代江南書商嵇留的一段感言，更有代表性：“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春宮，以售多而利速也。其家財由此頗厚。”[70] 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社會對這些東西接受的廣泛性。

士紳們擁姬納妾，皆為當然之事。在上流社會中，生活華侈，姬妾廣蓄，日常宴飲活動，都由名妓作陪[71]，是很普遍的情況。就連靳嗇出名的徽州商人，“惟娶妾，宿妓，爭訟，則揮金如土”。[72]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江南的上層女子，大多數頗具才藝，由於商業化、教育的拓展，導致女性生活空間的擴大，寫作、旅遊、教書，以及活動於公共社群（如詩社）。妓院的部分從業女子，也能突破內外與出身的桎梏，廣泛活躍於紳商階層為主的男性世界。[73] 一些女作家創作的長篇彈詞小說，如陳端生的《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等，十分著名。也正是這些彈詞故事，被時人認為有引動女子春心的顯著效果，使文人們頗感擔憂。[74]

最下層的鄉村婦女的生活景象則不同了。她們的生活極為繁苦，除了事夫、撫幼、敬老的本份工作外，還要從事與男子等量甚至更重的田間勞動，更要主持家庭中的育蠶紡織等經濟作業。在太湖東南隅的陳墓鎮，鄉村婦女的日常勞動，幾乎與男子相同：“凡耘耨刈穫桔槔之事，與男子共其勞。”[75] 此外，還要積極從事家庭手工紡織等副業，以維持生計。如青浦縣的龍盤鎮，村婦以紡織為主，一般一天只能織一匹，甚至通宵不得休息，“日用所需都從此出”。 [76] 有的鄉村地方曾流傳這樣的歌謠：“有女莫嫁耕田人，六月戽水苦萬分；一年四季不見四兩肉，吃碗螺螄開大葷。”[77] 頗含這些農婦的困苦和辛勞。

至於那些嚴守貞節觀念的婦女，既要壓抑生理上的需求，也要忍受心理上的許多重負。明人周暉談到隆慶年間一個貞節烈婦，不僅反對母親改嫁，而且在其夫身染重病後，誓言死要同時，結果用菜刀先行自殺，年僅21歲[78]，堪稱明清時代有着強烈忠貞觀念女子們的典範。

這就體現了明清社會男女關係中的另一種面向，即不能守節，夫死再嫁，或男女間有不慎的“接觸”行為，都要被視為“不乾淨”；而女體本身，在男性的視野中，也常常是一個穢體。這樣一種“不淨觀”，強烈籠罩着舊時的守節婦人。周作人認為，這種“不淨觀”在傳統時代給予了女人永劫的苦難。[79]

所有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尚和人們複雜的生活觀念。

四 才子佳人及其時代變遷

清代嘉道之際的浙江錢塘人陳裴之，曾官南河候補通判，因妻室汪端體弱多病，湘雨、佇雲、蘭語諸樓名妓，都想成為陳裴之的妾侍。後來陳氏仰慕南京名妓王子湘之才藝，將她迎歸錢塘。王氏時年十九歲，到陳家後，倒是服侍汪氏的時間較多，所以汪氏對她十感激。不久王氏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至沉篤”，終因肺病而歿，終年二十三歲。陳裴之也很短命，只活了三十三歲。陳氏記錄了王氏辭世前的若干情景：[80]

髮長委地，光可鑑人，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弓區護之。彌留之際，鄭媼為理遺發，令勿輕棄，更倩閏湘盡翦長爪，並藏翠桃香盒中。閏湘曰：“留以遺公子耶？”含淚點首者再。

由此可見，陳、王二人情愛之深。

現在流傳下來的明清人的大量筆記小說和名士們的詩文集，可以讓我們找到許多才子佳人的感人故事。像錢謙益與柳如是，侯朝宗與李香君，龔鼎孳與顧眉，冒辟疆與董小宛，吳偉業與卞玉京，孫克咸與葛嫩，都是當時較有代表的；另外有關陳圓圓、顧壽、寇湄等名妓一生悲歡離合的許多正傳、野史，因大多處於社會動盪時代，讓後人更加感懷至深。

例如，冒辟疆初識董小宛時，坦言董氏在半塘風塵之中頗有艷名，“才色為一時之冠”，那時她才16歲。[81] 董小宛歸為冒氏側室，時在崇禎十五年秋末。這年秋試發榜，冒氏中副榜，衣錦還鄉。錢謙益偕柳如是親到蘇州半塘，花費了3000兩巨資，幫助董氏擺脫樂籍，償還債務，又幫助買舟送往如皋，最後與冒氏完婚。

在冒襄努力與董小宛交往的過程，有一個重要人物在他選擇董小宛期間出現過，即陳姬，冒氏說她“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煙霧。” 這次會面發生於崇禎十四年早春的蘇州山塘。見面的那天，陳姬還演繹了一段弋陽腔的“紅梅”，“令人慾仙欲死”。等到冒氏省親回到蘇州，陳姬已被勢家劫去。 [82] 這個陳姬，就是陳沅（圓圓），出於清初平西王吳三桂之諱，冒氏並未直書其名。[83] 清人鈕琇在其筆記《觚賸》中，盛稱陳氏之才華美艷，並略述了其生世命運。[84]

在《憶語》中，冒襄還曾言，陳圓圓虎口脫身後，與他見面道：“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托者，無出君右。”她頗願隨冒氏生活，冒氏卻說與陳氏見面不過是“無聊閒步”而婉拒之。[85] 假如陳氏當時被冒襄接納，也許明末以後的歷史需要重新書寫了。

再如顧媚，或稱顧眉，時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群”之贊，才華出眾，被人推為“南曲第一”。余懷戲稱顧氏的內闈是一座“迷樓”。據說，江南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在崇禎十二年，顧與龔鼎孳（1615-1673）相識，龔是崇禎七年的進士，曾官兵科給事中；降清後曾官至禮部尚書。在崇禎十六年，兩人成婚。龔是合肥人，視金玉如糞土，得顧眉後，更加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盛當時。[86]

不過關於顧氏的氣節，通過馮龍見的《紳志略》與顧苓的《河東君傳》的比照，清代中期桐鄉人陸以湉認為，她遠不如柳如是。龔鼎孳在降清前，一度投順李闖，官授指揮使，常對人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這位小妾就是顧眉。[87]

關於柳如是，據沈虬的《河東君傳》（據葛昌楣《蘼蕪紀聞》上引）稱：河東君本姓楊，聽其音，為嘉興人。柳如是身材短小，“結束俏利”，特別是那一雙小腳，是其平生最為自負的[88]，而且“色藝冠絕”，以致一時才俊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89] 柳如是曾適陳子龍為妾，其實就是做外婦，當時陳還是一名舉人。崇禎十年，陳子龍成了進士，歷官刑部主事，惠州、紹興推官，兵科給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崇禎十三年，柳如是23歲，陳子龍33歲，而錢謙益已59歲。[90] 這年冬天，柳如是扁舟拜訪錢謙益，“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瀟灑，有林下風”，使錢頗為傾倒，盛稱“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次年六月初七定情，柳時年24歲。錢為她專門在半野堂之西造了絳雲樓居住。為營建此樓，錢氏忍痛將一套宋版兩漢書削價200兩賣給寧波謝氏，得銀 1000兩，作為造樓之資。[91] 該樓雕梁畫棟自不必說，光在樓內藏的宋版書就有幾萬卷，還有許多珍貴的書畫古玩，實是在“金屋藏嬌”了。

順治二年乙酉（1645）五月，南明弘光朝敗亡，清兵東南侵，柳勸錢謙益殉節，“宗伯謝不能”；柳自己就奮身跳入池塘，欲自沉，結果被攔住了。這一情景，被錢的館師、長洲人沈明掄親眼目睹。順治七年冬，絳雲樓失火，延及半野堂，樓中所藏的珍貴書、畫、古董等物，全部葬身火海。[92]

上述記載，與顧苓《河東君傳》中的說法一致。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詳細考證，認為顧氏所記可以信為實錄。

錢氏失職後，自號“東澗遺老”，賦閒在家。錢氏一次戲柳氏云：“我愛你烏個頭髮白個肉。”柳應云：“我愛你白個頭髮烏個肉。”當時傳以為笑。錢謙益暮年不甚得意，常恨曰：“要死，要死。”柳如是就正色罵他：“公不死於乙酉，而死於今日，晚已。”柳氏亦被時人稱為“女中丈夫”。[93] 據說錢謙益的錢財，一般都由柳如是經理，錢族中人都懷疑柳氏有私蓄，錢死後，錢家族人突於柳處索要，柳安慰眾人後，入內室，長久不出，早已自縊而亡，眾人方始散去。[94]

順治三年，陳子龍殉國，時年39，柳如是29歲，錢謙益67歲。順治五年，錢謙益本以黃毓祺案當死，為柳如是所救，使不死。陳寅恪認為，如果柳氏後來的歸所是陳子龍，很有可能在29歲時與陳一同殉國，或與錢在順治五年同死。[95]

《再生緣》的作者陳端生，與柳如是似有相類之處，兩者皆為一代才女，而生活境遇都不甚如意，在社會動盪時期，卻都有凜然氣節和令人感佩的事跡。[96]

柳如是的密友卞玉京，也是一代名妓，兩人都為董、冒之事的促成，起了關鍵作用。[97]

卞玉京，原名卞賽，自號“玉京道人”。她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十八歲時僑居蘇州虎丘，臥房“湘簾棐幾，地無纖塵”；談辭如雲，令人傾倒。《香艷叢書》第一集卷一《十美詞記》記載卞賽寓居虎丘山塘白公堤側時，“慕而邀之者，香車畫舫，不絕於道”，但她“不好華飾，不輕與人狎”。大概在順治七年秋末，吳梅村曾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給卞氏。後來卞賽在蘇州選築別館，長齋事佛，順治十七年亡故，葬於惠山祇陀庵錦樹林。[98] 據載，吳梅村病歿前的“絕命詞”，有這樣兩句：“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99] 吳與錢謙益都是在明亡後降順於清朝，這兩句清楚地體現了他們對家國的悲憫和無盡的悵意。

與一些江南名士有密切關係的佳人徐翿，小字阿佛，是嘉興籍妓人，性慧能詩，隨母遷居吳江盛澤鎮，遂著聲青樓間，每同當湖（平湖縣城）、武原（海鹽縣城）諸公游，然心厭穠華，曾作《秋怨詩》五首，其中之一是：“自許恩情百歲同，那堪棄置任秋風。開簾見月還羞月，似笑齊紈笥篋中。”[100] 頗能表達其心境。

明人謝晉寫有《青樓怨》一首，更體現了廣泛的青樓女子，有着不一樣身世和命運的共同心境：“鈿箏理罷久支頤，簾外黃昏月上時。鶯去燕來春暗老，含情惟有鏡鸞知。”[101]

明清社會中更多的婦女，由於沒有留名，更沒有文人們幫她們寫述生平，常常淹沒不彰，也留給後人更多的想像空間。儘管如此，她們對於當時社會的影響，以及從下層到上流社會角色的變動，卻引起時人不少的關注。要了解處於那個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她們的存在無疑是不容忽視的。

另外，明清時期情色小說的泛濫，娛樂場所娼女孌童的眾多，對金蓮的愛好，春宮畫、褻玩品、春藥等的公開流行，以及各類青樓娼館的興盛，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氣及內在轉向。十八世紀以後到清末，那時的名妓素質與整體青樓文化的定位，已大不如前。[102] 民國十九年冬，鄧之誠為《柳如是事輯》撰跋時稱：“明季風俗之流蕩，士人夫不立學行，唯鶩聲氣，至於佻達放縱，徵逐於孌童奼女之室，窮極聲色，服食器玩之好，而自以為風流。”[103] 這短短數言，是對那個時代，那樣一種特定社會的面相，所作的精闢概括。

要之，本文以明清兩代為時代背景，通過文人們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記憶，粗略地展示了以文人、風塵女子為主的人生情懷，日常生活中的男女情迷，以及其間透析的心靈世界。一方面，我們將重新認識明清時代婦女生活史，及其生命軌跡中與男性的關係和相互影響，從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男性與女性社會或生活空間的隔絕，並非當時社會的全部真實，傳統限定的青樓、閒房與內闈三大空間早已被突破；特別是青樓名妓，與當時社會名流和文人紳士有更多的交往自由，其營造的閒暇空間，已建構起明清社會生活史的一個重要側面，與儒學道統塑造的生活史，共同組成了明清時期性別社會的豐富面向，兩者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