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千年流傳的謊言：禪讓背後的殘酷血腥

讓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聖賢政治，在仲尼門徒一廂情願的夢想中，禪讓是儒家道統戰勝政統的標誌。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執掌政權的領袖同時也應該是道德的完人。這就是所謂的聖人治國。按照這個邏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聖人治國的標誌性人物，只是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以後，這種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壞。孔子只是"素王"，雖然自命為聖賢政治的不二傳人，數度周遊列國，可始終與政權無緣，且屢屢厄於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無奈。而控制政權的王霸卻免不了道德權威的缺憾，在他們的視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奪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國強兵；至於仁義道德，那是裝點殿廷、遮掩霸氣的一種文飾，最多也只是包裹爾虞我詐、縱橫捭闔的一層糖衣。

這是儒家士子永遠的遺憾。自孔子始，歷代儒家領袖都在為恢復上古聖賢政治而努力。不過他們不再奢望聖人能執掌政權，他們只是希望執掌政權的領袖能成為聖人，也就是所謂"致君堯舜"。但眾多儒家士子永遠也不知道，恐怕也永遠不想知道，這個上古政治春夢，真的存在過嗎？它也許只是孔子夜夢周公醒了後的模糊記憶？如果只是因為這一點美麗的殘夢，而用數千年的光陰來反覆試驗，那代價簡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歷史竟真的是那麼殘酷。

堯舜禪讓的政治謊言

最早對堯舜禪讓提出質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漢獻帝"禪讓"後脫口而出了一句話："舜禹受禪，我今方知。"在政出於曹氏的現實面前，當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漢獻帝，再也無法與沒有道德包袱的曹丕並立於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擊碎了堯舜禪讓的美麗政治神話。

一部有別於正統的異類史書《竹書紀年》也支持這種說法："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直說就是，舜發動政變，囚禁了帝堯和太子丹朱，奪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進行政治肅反，迅速剷除忠於帝堯的政治勢力。透過《尚書》的正統文字，我們依稀還看到這之中的殘酷和恐怖："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禪的一齣戲之後，舜就迫不及待地誅殺了忠於帝堯的前朝重臣，用殺猴給雞看的策略，來警告任何敢質疑其權力合法性的異見人士。也只是在這種屠殺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書》的意思很明顯："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採取這種非常而堅決的手段，如果不放棄婦人之仁，也就是說，不對帝堯的"四大護法"下重手，則天下是不能服的。

現在讓我們剝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麗文飾，看看真實的舜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們都知道，舜起自田間，躬耕歷山。一個鄉下的窮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麼能有那樣大的造化呢？從一個普通村民，數十年間竟能先娶帝堯二女，成為朝廷重臣，再為攝政王，最後踐天子位。這不能不說是個異數，也不能說舜沒有過人之處和獨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獲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亂世，王侯將相多出於草莽。因此，和平於小百姓是福氣，但於政治野心家卻不能不說是個限制。但對於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礙。我們知道，科舉時代通過考試獲得進身之階；在科舉之前，選拔官員是徵辟。所謂徵辟，就是朝廷聽說某人有賢名，就下詔調他為政府效力，就是讓他出任官員。因此，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要想進入政治軌道，就不能默默無聞，就必須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可是怎樣才能博取名聲呢？無非是德行或才能出類拔萃。但以才能顯名於世，不如用德行獲得名聲來得快。因為，才能要到為官用事時才會看出來，可德行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表現，所謂大德只在細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顯一個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徵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作功夫，不是以隱逸山野來彰顯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親至孝來獲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義疏財獲得一方善人的榮譽稱號。這在徵辟制度實行得比較積極的漢代最明顯。

舜的獨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堯徵辟用事，就在於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獲得了非比一般的社會聲譽。他在隱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過這也得力於他全家的配合，他們甘當負面的配角，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罵名。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話，那舜的"軍功章"上怎麼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載舜"父頑母囂弟傲"，他的父親、繼母和異母弟，為了殺害他，費盡了手段。這裡有些讓人不明不白，舜家並沒有多少財產，舜在家庭裡面的對手為什麼屢屢要對他趕盡殺絕？甚至更不可思議、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經做了帝堯的女婿之後，他的家人還在繼續進行對他的種種謀殺活動，在舜修穀倉時火燒穀倉，在舜穿井時落井下石，種種都志在殺之而後快。雖說有後媽就有後爸，但舜的父親也未免太冷酷無情了吧。要說殺舜是他弟弟象為了獨得家產，但在舜貴為駙馬後，對於自私的象來說，攀附哥哥比殺害哥哥更能獲得利益。儒家的史書對此有一個解釋：象在這時候之所以還企圖謀殺舜，是為了兄終弟及，繼承舜的琴和兩個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堯的駙馬。這種說法很牽強，因為殺害駙馬的政治風險太大了。試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為之前他們就有種種對舜不善的惡名傳於外。象難道不明白，驕傲的兩位公主會跟殺夫仇人結婚嗎？她們會放過殺夫之人嗎？以人心度人心，無論君子還是小人，規避危險是一樣的。因此，正史關於舜與其家人的恩怨，不是執掌政權的舜的創作，就是他們合演的雙簧。

但創作也好，雙簧也好，反正舜通過它獲得了孝子的美名，這才是最終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後，舜就在歷山地面上轟轟烈烈地演繹起他的德與能。他與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裡，老百姓跟到哪裡；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發生糾紛，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還無有不服。當然，這也都是後來舜的御用歷史學家所言。總之，他的名字很快穿越歷山，上達天聽，於是就被朝廷徵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堯的朝廷，很快得到帝堯的歡心。帝堯末年，災害頻仍，"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共工、鯀、歡兜等一干名臣此時都在朝用事，這些人都是舜的前輩，舜想有所為，不能越過他們。但他們都沒有舜的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舜是駙馬，是帝堯在丹朱之外最信得過的人。也許就是因為這份相信，堯晚年不問政事，沉迷修道，對舜的奏請一概是圈閱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後，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華未經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於舜而不在堯，帝堯大權旁落後終被幽禁深宮，太子丹朱也被另處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並沒有馬上取代堯，他只是攝天子政，在做了八年攝政王之後才惺惺作態一番，假意歸政丹朱，但據說由於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強強地登上帝位。

關於舜歸政丹朱的做秀，司馬遷這樣寫道：

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試比較一下，一個是當政近三十年，又是當今攝政王，滿朝文武幾乎盡出於他栽培；一個雖然是太子，卻早被政敵加上了不賢之名，並被幽囚多年。一無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麼能與積威積權的攝政王抗衡呢？只要腦子沒進水，沒有人會不朝舜而朝丹朱的。舜的攝天子政，在數千年後還有王莽的居攝和假皇帝相媲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嘆氣："天意如此！"王莽後來廢漢時也有樣學樣地說是迫於"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東施效顰，但起碼王莽看清楚了堯舜禪讓的實質。從來惟大英雄能識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識奸雄。後文要說的王莽、曹丕、司馬炎、劉裕等，都是舜數千年後的私淑弟子和知音。

這種政治權謀就怕有了開頭，壞的先例一開，就免不了骨牌效應。舜費盡心機地登上天子位，卻也同時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堯留下的爛攤子要他去收拾，天下雖然一時被他恐嚇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個澤國，洪水泛濫經年，人民幾為魚鱉。要想真正坐穩天下，當務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讓人心服。沒辦法，舜只得起用出於治水世家的禹。在此之前，舜殺了禹的父親-治水的鯀。殺人父用人子，舜難道不知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嗎？可是除了禹，沒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後來治水時"三過家門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業外，也許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不想讓帝舜抓住他一絲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過程中過家門而入的話，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詔斥責他"疏於職守"，"為家忘國"，甚至扣上更嚴重的政治帽子：罔顧聖恩，不體朝廷拳拳愛民之心，為兒女私情而忘君臣大義。大禹後來以儉樸著稱，恐怕也與他所處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環境有莫大干連。

對於大禹來說，懷抱血海深仇，在仇敵手下討生活，只能如履深淵，如履薄冰。後來的漢光武帝劉秀頗得大禹遺風，當他哥哥被所謂的更始帝劉玄殺害後，劉秀沒有逞匹夫之勇，而是繼續面不改色地效忠於劉玄，終成大業。大禹的行事低調，使得他在極具心機的帝舜手下沒有出什麼差錯。也許是人算不如天算，懷抱原罪的大禹後來竟因為治水這件苦行而最終奪得天下，並順利傳位於子而成就了夏朝的帝業。當然這是後話。

而當大禹奉詔治水時，洪水已經成了國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為國家壓倒一切的任務。整個國家都被動員起來，所有的衙門、所有的資源和所有的人都要為治水讓路。在此過程之中，國家的權力中心無形中就與治水指揮部重合起來。國家的生殺予奪，人事上的升遷進退，都可以憑對治水的態度"一票否決"。這在帝舜是不得以為之，但在大禹來說，卻是個天與的莫大機會。最終，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曠世之勛，也因了這一德被萬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過程中無形中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掌管了整個國家的人財物，大禹的光芒蓋過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將的擁戴之下，禹受舜禪也就順理成章了。

歷史在此又簡單地重複了一下。禹受舜禪，也照抄帝舜當年的舊作："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不過大禹不像舜當年那麼做作，沒有說什麼天命不天命的。雖然也是"辭辟"了一番，那也是程序的需要。大禹雖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強行當上天子，但同帝舜全靠沽賣孝名來獲取政治資本相比，畢竟建立了惠澤蒼生的不世奇功。其踐天子位，也算實至名歸，人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終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後去南方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就地為陵。可憐一個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輩子的戲，到最後收場時，只有娥皇、女英雙美哭陵。也許這所謂的巡狩就透着蹊蹺：一個被迫退位的前天子還南哪門子巡？何況那時所謂的南方可不能與現今的煙柳繁華、溫柔富貴的南方可比，那個聽起來就恐怖的蠻荒瘴厲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謂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詞。不然，他的兩位遺孀怎麼哭得那樣傷心，以至血濺青竹，灑淚成斑，最後殞為湘妃，魂繞九嶷。帝堯二女一輩子榮華富貴，父親和丈夫先後貴為天子，晚年卻迭遭政治打壓，最後竟然還蒙塵南荒，懷着不盡的憤懣而去。其情其景真正是"人何以堪"！

不過自帝舜始，禪讓也形成了一個規矩：受禪天子也不逼人太甚，還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繼承人部分特權，允許他們以客禮見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廢漢獻帝為山陽公，仍允劉協在封地奉漢正朔，並言，"天下之珍，我與山陽共之。"但實際上，他們彼此都從內心不想見到對方，一個懷着道德上的愧疚，一個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尷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禮相見還是以客禮相見，從一開始就是不會成為現實的事。退位君主雖然保有封地，其實就是被監視居住，被軟禁在封地。到此之時，即便繼續享有天下之珍，又同嚼蠟何異？

從舜禹受禪的被歷史神化，我們就明白了什麼是政治神話，什麼是政治謊言，明白了為什麼謊言被一再重複後，就成了絕對真理和不可顛覆的神話。

漢魏晉南朝禪讓的惡性循環

遼人有首《伎者歌》：

百尺竿頭望九州，

前人田土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

還有收人在後頭。

以此詩比之漢末魏晉南朝的政局確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自漢失其鹿，天下共逐數百年，真正是王朝興替如走馬，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政權輪替並沒有採取革命的形式，而是和平交接，即所謂禪讓。禪讓雖然沒有革命那樣激烈，但其文質彬彬的面具下同樣充滿了血淚。

在舜禹之後，其始作俑者應推西漢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王莽慕古成痴，其改制內容不在此專論。這裡就說他怎麼讓劉氏江山改姓為王。西漢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以後，政局就一直被外戚權臣所籠罩。等到王莽出任掌管軍政大權的大司馬時，王氏一門已先後有十人封侯，其中五侯更是權焰熏天，輪番出任可比擬攝政王的大司馬。"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說的就是王家的炙手可熱。作為王家侄輩的王莽所以能從"一門俊彥"中冒出來，靠的就是他非凡的做秀功夫。王莽的謙恭使他成為外戚中一朵亮麗的奇葩，以至獲得了大學者桓譚和宗室劉歆的推崇和擁戴。

王莽在經營權力多年以後，就不再滿足權臣的名分，開始步步緊逼，欲問漢鼎之輕重。他先毒殺了自己的女婿，那個還是孩子的平帝，立兩歲的宗室子弟為帝，並把他的名字改為孺子。立新帝使自己十六歲的女兒一躍而為太后，改新帝名字是在向天下表白，自己只是在效法周公。周公當年輔政時，管、蔡二人就曾散布流言，誣周公企圖篡奪成王的的江山："其將不利於孺子乎！"王莽此舉意在昭告天下，自己會像周公那樣盡心輔佐孺子，最後功成身退，還政於天子。

當翟義擁戴宗室劉信用武力向他提出抗議後，史載王莽聞之"惶懼不能食"，竟然"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時還滿腹委屈："昔成王年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並效法周公當年作《大誥》討伐管、蔡，也作《大誥》表明自己的正義和無私。

但他最後還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權力的持續浸染使他不再滿足於大司馬，不再滿足於攝政王和"九錫"的同天子儀禮，甚至連假皇帝和攝皇帝名號也不足以饜其心。公元25年，他終於背棄了自己對天下的莊重承諾，一日之間否定了自己半輩子的事業，廢漢建立了自己的新朝。"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后並行其正朔、服色。"可笑的是，此時他仍然做秀成癖，走下金鑾殿，緊握孺子的手，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地說："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並"哀嘆良久"。意思是說，我本想以周公為楷模，輔佐你到親政為止，無奈天命不可違，上天一定要我代漢而治天下，其奈何！其奈何！

這"皇天威命"就是當時嚷嚷不休的圖讖，所謂天降符瑞言稱王莽將代漢而立。其實，這一切做作都是王莽或者其追隨者造出來的。不知道王莽是真相信這些圖讖還是被自己人矇騙了，反正他就這樣在人造假神話的迷樂聲中走向了政治絕路。1890年後，袁克定也效法古之成例，印假報紙偽造萬民擁戴袁世凱稱帝的民意，以欺騙其父，終使老袁走上了不歸路。其稱帝也與王莽代漢一樣成了一個歷史大笑話。

同王莽受禪失敗不同，後代的奸雄卻作出了不俗的成績。他們從王莽的失敗中得出了教訓：靠女人可以得到榮華富貴，甚至也可以權傾一時，但永遠得不到江山。在宮廷內部經營的權力體系，就如空中樓閣，看上去巍峨壯觀，卻由於沒有根基，很容易在政治風雨中瓦解冰消。像王莽，其權力取得全來自王氏家族的一個女人，雖然這個女人現在貴為太后。因此他的權威基本上只局限在廟堂之上，並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他能號令天下，全靠扛着漢朝廷這面大旗和太后的支持，一旦沒有了這個"橡皮圖章"，其權力合法性的大廈馬上就坍塌了。所以他代漢自立，馬上就遭到社會中上層的堅決抵制。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樹立自己的統治權威，他厲行新政，以上古聖賢的名義改革土地制度和貨幣制度，企圖取悅中下層老百姓。可他在錯誤的時間進行了一場正確的改革，糜爛的政局和崩潰了的經濟，使任何改革都難以推行，所以他的每一項新政都遭到整個社會的抵制。在一個錯誤之後，他又接着犯了另一個錯誤：他企圖用暴力強行推行改革，結果使得各種反對力量形成合流，以至政局魚爛河決，終於不可收拾，其新朝也隨着他被民軍所殺而夭折。

撇開其他原因，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不是自己一刀一槍掙來的，靠婦人女子九曲深院裡的因緣際會去偷盜別人的江山，在"名不正則言不順" 的儒家正統時代，天然地就缺乏合法性。所以，王莽之後，謀求禪讓者多是能將能相的權臣，其身邊聚積了一大批文臣武將，併網羅了各方面的人才。其奪得天下雖然是通過禪讓，卻也經過多年甚至數代苦心經營，也是刀口舔血，出生**而來。

曹氏代漢而立就是這樣。曹操靠收編黃巾殘部起家，在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和屯田的經濟政策之下，再奉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謀略，終於蕩平中原，打下自己的一片基業。但他還有自己的道德包袱，還沒有代漢的政治勇氣，"使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終其一生，曹操雖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心，但一直還是安安分分地做着"周文王"，奉漢正朔，做着漢臣，在魏王和漢丞相的位子上死去。

新魏王曹丕繼位後，他要兌現其父要他做周武王的期權。其時，雖然有孫權、劉備的不斷犯邊，但基本不成氣候，中原腹地的和平已成定局。除舊布新，建立新朝，已經是人心所向。各種力量都在推動曹丕採取行動。而曹丕本人也沒有乃父的道德包袱，年輕人的勇氣和虛榮心也在激盪着他朝皇帝的寶位衝擊。那些曹氏部屬也在設想着如何彈冠相慶，如何分新朝一杯羹。於是自有小臣去逼去勸漢獻帝效唐虞舊例，把帝位禪讓給魏王。"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公元220年，曹丕終於逼迫漢獻帝把帝位禪讓於他，建立魏朝，是為魏文帝。他追尊其父為魏武帝，封遜帝劉協為山陽公，允許他在其封地奉漢正朔和服色，建漢宗廟以奉漢祀。曹丕還同時給劉協留了句客氣話："天下之珍，吾與山陽共之。"但劉協是不是共到所謂天下之珍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後來活到五十四歲死去。

不過劉協聊以自慰的是，那個逼他禪讓的曹丕並不長壽，只活了三十六歲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也只活了三十多歲就扔下了孤兒寡母，遺命司馬懿和宗室曹爽輔幼主曹芳繼位。最高領導人頻繁更迭，而且繼位者年齡越來越小，這就為權臣的誕生準備了現實條件。司馬懿是曹操時的舊臣，輩分很高，是小年輕的曹爽難以望其項背的，朝政大權很自然地就落到司馬氏手上。

同曹操一樣，司馬懿也有他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他都是魏臣，並不遺餘力地為魏東征西討，頑強抗擊西蜀的軍事冒進，並徹底地遏制住了諸葛亮的北伐努力，堪稱魏朝的柱國之臣。但正如後來唐末的一位詩人有感藩鎮之禍所言：

中原莫遣生強盜，

強盜生時不可除。

一盜既除群盜起，

功臣多是盜根株。

司馬懿成為魏朝柱國之臣，多年手執兵符，統率百萬大軍，屢屢打退外敵的侵犯，這奠定了他在魏朝廷不可或缺的地位。對一個主弱臣壯的政權來說這，並不是好事，其可怕遠甚於強盜和外敵，事實上司馬氏後來也確實成了魏政權的掘墓人。生殺賞罰之權不再出於朝廷，而漸漸下移至司馬氏之門，司馬氏在魏廷也漸漸獲得了曹氏當初在漢朝廷的地位。

歷史又演了驚人相似的一齣戲，準確地說是演員照抄了前人的舊作。司馬氏第二代司馬師開始主宰魏朝廷，甚至徑行廢立，竟然把乃父當年受命輔政的對象曹芳廢為齊王，立高貴鄉公曹耄為帝。司馬師後來瘋疾暴死，繼其位者是他弟弟司馬昭。這個司馬昭表面上沒有其兄那樣霸氣，骨子裡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成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他名義上的皇上曹耄對他的切齒之言。

這個曹耄少年氣盛，不忿司馬氏專權，想做真正的皇帝。可除了身邊的幾個太監並無一兵一卒，就是身邊的太監也保不準是司馬氏的耳目。這也不能怪他們，凡夫俗子總是以生存為第一要義，為了生存也講不了什麼君君臣臣的大義了，何況你曹氏當初也是不君不臣過來的。曹耄在發了一通不知死活的怨言後，竟然仗劍衝出後宮，擺出一副與司馬氏拼個魚死網破的架勢。可他的匹夫之勇碰到真匹夫就立馬完蛋。司馬氏的人也挺劍迎上來。當大家還懾於君臣之義時，司馬氏的鷹犬賈充高呼：司馬家養你們多日，就為的是今天！以至宮闈驚變，血濺宮牆，曹耄被當場刺死。這個賈充也算與司馬氏有一段孽緣，《晉書》"武帝紀"稱他"賈充凶豎"，一個兇惡的小人。其女後來嫁給晉朝的第二個皇帝惠帝司馬衷，就是那個亂晉政的賈后。這個據說又矮又黑的賈后精於權謀，又有政治野心，一手挑起了"八王之亂 "，從而使短暫統一了全國的晉朝，不得不在"五胡"的凌厲攻勢下成為偏安江左的割據政權。這個惠帝就是天下饑饉時問百姓"何不食肉麋"的那個蠢材皇帝。他們也算是一對門當戶對、郎才女貌的天成佳偶，或者叫一對真正的狗男女。當然，這是題外話。

曹耄死後，滿朝文武，只有司馬懿的弟弟、老臣司馬孚抱屍痛哭。按說，就是要做做表面文章，司馬昭最低也應該棄車保帥殺賈充以謝他弒君之罪，從而維持君臣的起碼體面。但司馬昭連這一點體面也不要了，賈充竟然什麼事也沒有。如果司馬昭忍痛殺了賈充，恐怕就沒有後來晉惠帝時賈后專政的慘禍了，這也是人算不如天算。沒辦法，魏明帝的老婆、當今太后只得下發詔書斥責高貴鄉公曹耄，並將橫死的皇帝貶為庶人，以民禮下葬。做皇帝、做太后做到這個份上，真不知悲哀兩個字怎麼寫了。只能說，前有行者，後就有跟者；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惡的示範效應從來比善要來得快來得猛。

司馬昭很快又立了另一個宗室子弟曹璜來當新傀儡，就像當年王莽為西漢最後一個皇帝改名孺子一樣，司馬昭也把新君改名曹奐，其潛台詞是取其光明、換新之意，要他與前任曹耄劃清界線。這個曹奐在司馬昭手上基本上還挺過來了。等到司馬昭一死，其子司馬炎繼位為晉王，曹奐的皇帝日子也到頭了。公元265年，司馬炎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歲的曹奐禪位於他。於是奪漢天下的曹魏也在四十五年後被司馬晉奪去了天下，也算是"前人田土後人收"了。

但是，"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司馬炎登上帝位十五年後滅了東吳，統一了全國，從而結束了近一個世紀的內戰。但他在做了真正的中國大皇帝十年後就一命嗚呼。他死了以後，晉朝又落入權臣內鬥的惡夢之中。司馬衷繼位後，皇后賈氏與太后楊氏為干政事大打出手，在她們的背後分別是皇后父親"凶豎"賈充和太后父親"豺狼"楊峻，這兩個外戚權臣又聯結着宗室親王和朝中大臣。權力鬥爭很快發展為生死之搏，親王們都進行了軍事動員，以至晉王朝陷入了近三十年的內亂，史稱"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在持續的"軍閥混戰"之後，晉朝中央政府的權威蕩然無存，以至被"五胡"所窺伺，長安、洛陽淪陷，晉室被迫南遷。中國在短暫統一後再此陷入分裂。

晉室偏安江東，在淝水之戰後頂住了胡人的南下攻勢，但後來又幾乎命喪權臣內亂，最後靠劉裕擊敗了篡位的桓玄。但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一盜既除，更生一盜。而這後進的虎，新生的盜就是當初驅狼之人和除盜功臣。劉裕就是晉室的驅狼之人和除盜功臣，但他也自然地成為後進的虎，新生的盜。

《資治通鑑》說劉裕在再造晉室之後滋生了政治野心：

宋王〔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召宋臣宴飲，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戰，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

劉裕想跟前輩受禪的曹丕、司馬炎學習，卻一時自己說不出口，所以他召集部屬喝酒，希望他們提出來。但他繞了個彎子，先說自己如何再造晉室，如果沒有他，晉朝早滅亡了，現在雖然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但位極人臣，恐怕不是好事，所以想辭去晉朝廷的一切爵位，到京師養老去。劉裕向自己的部屬暗示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晉朝其實二十年前就已經滅亡了，是我劉裕讓它又活了這麼些年，就算我現在代它而立，也不算盜取他人江山社稷；第二層意思是，我現在位極人臣，皇上已經賞無可賞了，從來功高震主，當皇帝無可賞時，通常就意味着要殺了，我擔心這樣下去要出大事；最後一層意思說得更直白，我劉裕不想再要晉室的爵位了，我想去京師養老。從來戒慎恐懼的功臣功成身退都退歸林下，惟恐離權力中心不遠，豈有往政治漩渦里去的道理？劉裕的意思很明顯，就是無論從仁義還是自我保全的角度，我都要去京師去皇宮度我的餘年。

可惜一幹部屬都不明白老劉的心思，只有傅亮喝完酒出門後被風一吹，覺得劉裕好像話裡有話。終於風吹酒醒，腦子靈光一閃，突然看出了端倪，明白了劉裕繞這麼個大彎子原來是想受禪當皇帝。他自覺立功的機會來了，就回頭敲門進去跟劉裕請假說要去京師走一趟。兩人彼此心照不宣。傅亮出了劉家的門後，天已經黑了，只見長星划過中天，傅亮認為這是天意顯示，世間要有一番除舊布新了。天人感應學說認為，長星過天是改朝換代的神示。沒有其他旁證證明這一天文現象，這段神話很可能是出諸劉宋的官方正史，用意在證明劉裕的奉天承運，應天順人。借禪讓主謀傅亮之口說出這段神示，還特意點明他本不信天人感應，目的是強調天要滅晉，非劉裕之罪。

緊接着，傅亮去京城，帶着起草好的禪位詔書去找晉恭帝，叫恭帝手抄一份。前朝遜帝在這非常時刻總是哭哭啼啼，明知大勢已去還要戀棧不已，結果徒然弄得正準備登基的人心裡不痛快。這個人不痛快，別人還能痛快得了？馬上要退位的皇帝又怎麼能痛快得了？這個晉恭帝倒不像他的前輩，他不但痛痛快快地答應禪讓，而且還說早該禪讓了。劉裕碰到這麼個知趣的人，少不得要多浮幾大白。這個達觀的遜帝高高興興地謄寫了一遍傅亮起草的禪讓詔書，還對身邊的人說："當年桓玄作亂時，晉已經失去了天下，我家的江山能延續二十年，都是劉公所賜。今天我把天下禪讓給劉公，我心甘情願。"劉裕受禪後改國號為宋，史稱南朝劉宋。晉的末代皇帝晉恭帝被封為零陵王，所有待遇比照晉初。

這個晉恭帝也算一個看透時勢的現實主義者，如果不是生不逢時，一定也是個權謀高手。當此之時，如果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發泄自己的悲憤和仇恨，豈不掃了人家的興？雖然人家能理解，那對你今後的人生又有何益？晉恭帝此番言辭的效果簡直可以同那個樂不思蜀的劉阿斗媲美。千百年來人們都在嘲笑劉禪不知亡國之恨，嘲笑他"此間樂，不思蜀"的名言，卻不知道這可能是他在司馬氏的恐怖之下自保的一種手段，是故意示愚和養晦，從而藉此保其天年。否則以其當初對諸葛亮如對仲父的姿態，雖然昏聵，卻也不至於說出這種讓對手鄙視的童真之言。晉恭帝也算順時隨命，與時俱進，用一句惠而不費的漂亮話，換來後半生的平安，說起來還有很大賺頭。用現在的國與國間的外交辭令來說就是，在被迫簽訂這份不平等條約時，晉恭帝通過外交手腕最大化地爭取了自己的"國家利益"。

可是劉宋的末代皇帝宋順帝劉准就沒有晉恭帝這份從容。不過劉准還是十三歲的孩子。他在權臣蕭道成的鷹視虎眈之下，在帝位上待着的最後時刻，被蕭的殺機所鎮懾，幾之魂不附體。當蕭道成的大臣王敬則逼他出宮時，小皇帝-

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

可憐驚嚇過度的劉准害怕被抓走殺害，竟然躲到慈悲菩薩的塑像下面不肯出來。但太后知道，他們孤兒寡母的生死只在對手的一念之間，如果惹惱了他們怎麼得了！太后趕緊領着太監把小皇帝找出來了。即使在知道不會被殺之後，這個小皇帝還是說出了千古亡國之君的傷心欲絕：希望後世轉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在刀斧面前，十三歲的宋順帝下了最後一道詔書，禪位於齊。蕭道成也像宋順帝的祖先劉裕一樣受禪登上了帝位，史稱南朝蕭齊，從而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短命王朝。

歷史之輪很快就轉到蕭齊的末代。大司馬蕭衍崛起，統領大軍的他心中也萌生了受禪的想法。其追隨者沈約察言觀色，就進行勸進：

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

沈約關於天道人心的漂亮說辭，無非是要打消行將篡奪者的最後一絲君臣之義的顧慮。蕭衍終於改元稱帝，當時合法的皇帝不在京城，所以蕭梁是稱帝在先，受禪在後。過了些日子才由齊之末代太后頒令，使改朝換代合法化。太后令說："西詔至（時齊和帝在建業之西還未回京），帝（指齊和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齊太后說，齊和帝效法前代舊例，要把天下禪讓給梁，請梁派個特使來，明天我這個齊的寡婦就把傳國玉璽送給你。

蕭衍是為梁武帝，他奉齊和帝為巴陵王，優崇之禮，皆仿齊初。

梁末的權臣陳霸先也照葫蘆畫瓢，他派手下帶兵入宮，把梁敬帝帶走，把事先起草好的禪讓詔書讓末帝手抄一遍。陳霸先建立了南朝的最後一個朝代，國號為陳，他奉梁敬帝為江陽王。可他這個王朝比他的前輩差多了，在其子陳叔寶手上就被北朝崛起的大隋所滅。

自漢末黃巾以來，至此已經四百多年，中間雖然有晉的短暫統一，但分裂和動亂一直連綿不絕。在這險惡重重的政治黑夜中，人性陰暗的一面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歷史從來沒有像這樣填滿了無休無止的征戰和殺戮，不厭其煩地重複着一模一樣的陰謀和篡奪。

只要一個政權內憂外患不斷，就離不開權臣，尤其是軍事強人。一旦這個軍事強人長期手綰兵符，甚至父子相傳，而不幸的皇室又為孤兒寡母時，那君臣易位就是遲早的事。特別是在亂世，綱常的約束力衰微，篡奪和陰謀就無時無刻不在窺伺。禪讓不過是強附在這之上的一層塗色，半遮半掩，欲蓋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