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六十年代初期對中國糧荒的決策過程

作者：牛大勇
六十年代初期面對中國人民連年遭受的糧食饑荒，美國朝野人士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考慮應採取什麼對策。美國政府內部曾研討過各種方案，並向中國伸出試探的觸角。中國政府不接受美國政府的"施捨"，但謀求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從美國民間購買糧食。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女士要求肯尼迪總統批准她訪問北京和台北，溝通各方面的關係，不僅將美國的糧食提供給中國災民，而且促進中美兩國和台海兩岸找出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案。肯尼迪政府權衡各種利害，最後在國內政治和台灣的牽制下放棄了鬆動對華貿易限制的打算。冷戰政治壓倒了人道主義，中美關係失去了一次緩和的機會

20世紀後半期的冷戰，使美國在亞洲陷於連綿不斷的衝突，並幾度捲入戰爭。近些年來解密的一批歷史檔案，揭示了冷戰年代某些美國決策者面對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糧荒時，是怎樣權衡人道主義和冷戰政治這兩種似乎難以兼容的因素的。如果當時美國政府真正能夠把對人權特別是生命權的考慮置於其他政治考慮之上，就應抓住機會，向中國明確而持續地伸出緩和雙邊關係的觸角。人們後來所津津樂道的尼克松或基辛格訪華的"破冰之旅"，也許早就發生了。

然而不幸的是，冷戰政治思維壓倒了人道主義考量。糧食貿易被美國政府當成了同面臨暫時經濟困難的中國進行冷戰的武器，加上台灣當局的干擾，中美關係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歷史機遇令人遺憾地被錯過了。仔細分析美國當年在這個問題上的決策過程，也許能讓我們領悟到幾分冷戰歷史遺留的教訓。

一、考慮鬆動對華糧食禁運

自1959年秋開始，中國連年遭受糧食饑荒。中國政府除了採取經濟調整措施，調動國內一切力量克服災荒之外，還積極設法從國外尋求糧食進口。1961年1月美國政府換屆之際，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糧食問題時說明："至於進口，目前正在談判，可能與美國簽合同"。[2]

由於中方資料有限，我們尚不知道中國當時究竟是在同美國哪個機構洽談進口糧食的合同，但從各種跡象來看，這裡指的是同美國商家而不是同政府談判合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糧國之一，糧食生產過剩。中國政府探索按國際貿易的常規從美國民間進口糧食的可能性，可能是含有多重考慮的。

肯尼迪新任伊始，即面臨怎麼對待中國糧荒的問題。美國民間許多人願意向中國提供糧食。據1961年3月20日公布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結果，回答美國應該把剩餘糧食提供給中國的人占52%，回答不應該的人占37%[3]。參議員漢弗萊（Humphrey, Donald D.）公開提議通過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美國糧食。新政府內也有人建議趁中國遭受糧荒之際，適當放寬對華禁運政策，從而為整個對華政策的調整做一個自然的鋪墊[4]。肯尼迪的主要顧慮在於國內政治。八年前在"丟失中國"的指責聲中失去執政地位的民主黨，再度以極微弱的優勢勝選上台後，不敢立即對中國採取緩和關係的措施。肯尼迪初步考慮後，決定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可以保留鬆動對華貿易政策以響應中方購糧要求的餘地，但暫不採取主動，等待中國方面邁出第一步。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在其第一次記者會上表示：如果中國向美國表達需要糧食的願望，美國願意認真考慮。但他強調：首先，中國此時正出於明顯的政治目的向一些國家出口糧食，其次，"我們沒有來自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表示，即他們會歡迎提供任何糧食"。"中國政府最近這些日子對我們表現了相當好戰的態度，沒有直接或間接、私下或公開地表示他們會對美國的任何行動予以積極的回應"[5]。

這時，傳來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商輪向中國運糧，願付現金從美國石油公司獲得加油服務的申請。在2月1日肯尼迪主持的第1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有人提議考慮修改美國關於不許給持有共產黨中國的准航證的自由世界船隻加油的政策。只要這些船隻運往中國的只是食品，並付現款，就可以給它們加油。肯尼迪要求國務院研究這個問題，特別是能否由加拿大政府來要求做政策上的這種變更。財政部長狄龍（Dillon，C. Douglas）要求總統批准給這類船隻加油，因為中國正在鬧饑荒。總統特別助理達頓（Dutton，Frederick G.）則建議否定這個要求，理由是會引起國內對新政府的攻擊，造成對"紅色中國"將有一個新政策的糟糕信號或實際開端。肯尼迪會後要求國務院進一步研究給向中國運糧船隻加油的可能性。但經過反覆考慮，他同意"在目前這個時候不宜對政策做這類變更"，遂於2月3日下令美國公司不得給向中國運糧的船隻加油。他在這裡使用"在目前這個時候"，即含有未來變更有關政策的餘地[6]。

美國希望中國先有所表示。3月4日，美國國務院給新一輪華沙中美大使會談的美方代表比姆（Beam, Jacob D.）下達訓令：如果中方主動提到糧荒問題，比姆應該解釋：如果中國真的想要或需要糧食，美國願考慮響應這個需要[7]。

但是，中國方面歷來把美國的"糧食換和平"計劃看作是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戰略"的一部分，當然不會主動要求美國政府供糧，而是只同美國民間商業機構洽談進口糧食的可能性。其實美國政府4月4日由中央情報局牽頭作出的《特別國家情報估計》（SNIE 13-61）已經斷定："即使在饑荒遍野的情勢之下，我們相信北平也不會接受美國提供的食物。"[8]

在空等一段時間以後，美國終於走出了第一步。在6月29日第105次中美大使會談中，比姆主動提出了允許美國公民給中國大陸人士寄送食品包裹的建議。不出美方某些人所料，中國大使王炳南當即表示：中國將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災害，不要任何"救濟"[9]。

二、欲進又止，反覆權衡

其實，美國政府明知中國並不排斥通過商業渠道從國際市場上購糧，且正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糧食，並在間接地探尋從美國公司購糧的可能性。問題在於美國政府是否真能把人權與人道主義放到比冷戰對峙更優先的地位加以考慮，願意朝緩和中美關係的方向邁進呢？事實表明美國對此是猶猶豫豫、搖擺不定的。

在接待英國蒙哥馬利（Montgomery, B. L.）元帥時，中國領導人承認，1961年收成不好，是連續第三年歉收，來年秋收前的糧食供應形勢非常嚴峻。美國政府很快得到了這個消息，進一步考慮向中國提供糧食的可行性[10]。

一個名為"全國立法之友委員會"的組織，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仔細研究了應否向中國提供美國剩餘糧食的問題。它認為儘管反對派的理由很多，但支持供糧的理由也很充分，特別是"這種行動將緩和共產黨中國政府目前的好戰態度，加強那些溫和派的力量，這些溫和派一定在政府中有某種權威地位"。另一方面，"有許多證據表明美國人民願意響應中國的需要"。該組織建議：在現行的立法和政策框架內，"美國政府現在可以採取一個很簡單的步驟：它可以表示不阻礙美國糧農向中共售糧的舉動"。"美國糧農已表示有這方面的興趣，但被美國官方政策所制止"[11]。

"全國立法之友委員會"的意見在國會中得到多數議員的私下贊成，也在政府的輔助決策層引起反應。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副助理凱森（Kaysen, Carl）12月21日邀集總統特別助理小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拉斯金（Raskin, Marcus）和研究助理韋格（Vegh, Diana de）、副國務卿特別助理唐知明（Thomson, James）等，一起研討變更美國對華貿易禁運政策的可能性。他們達成了兩個結論：（1）給中國提供糧食的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商業渠道；（2）任由"全國立法之友委員會"等民間組織出面鼓勵美國糧農開闢同中國的銷售談判，然後申請對華售糧許可證，這種申請將得到政府有關部門"讚許的注意"[12]。

這與中國方面通過商業渠道從美國購糧的想法已經相當契合了。經過一番運作，美國商務部很快於1962年初收到西雅圖國際貿易公司提交的兩份出口許可證申請，稱中國和北朝鮮在香港的某中介機構要求分別從美國購買600萬噸和450萬噸糧食。但是，美國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協調會顧忌到國內的政治影響，感到非常棘手，決定不表態地提交最高決策層去仔細權衡[13]。最高決策層對中國發來的信號採取"鴕鳥政策"，拒絕藉此契機放鬆對中美民間貿易的禁令，堅持要由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請求。肯尼迪1962年3月14日在記者會上繼續宣稱美國政府沒有得到"中共請我們提供小麥"的信息。國務院雖然料想到中共可能知道西雅圖國際貿易公司的這番運作，但仍推說"沒理由相信中共已經訂購美國穀物"。商務部最後拒絕發許可證，理由也是沒有證據顯示訂單是根據中國政府的請求發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組也拒絕進一步討論此事，肯尼迪、財政部長狄龍（Dillon, C. D.）、商務部長霍奇斯（Hodges, Luther H.）、國務院的法律顧問和負責經濟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都參與了這個決定[14]。

於是中美之間通過民間中介機構開啟貿易禁運的一次機會就喪失了。

然而美國政府對此事的考慮沒有到此為止。

從1961年後期開始，隨着海外關於中國自然災害情況的持續報道，美國公眾要求政府允許以各種方式援助災民的信件，紛紛飛往白宮和國務院。負責"食品換和平"計劃的總統特別助理麥戈文（McGovern, George）向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特別助理羅斯托（Rostow, Walt W.）求援："我們被贊成向紅色中國運送糧食的來信包圍了。請將國務院的現行立場告訴我們！"[15] 白宮和國務院對這些信件一律以官樣文書答曰："北京政權尚未直接要求提供糧食，在未接到這種要求之前，這個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16]

國務院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組的決議，在仔細研究了各種背景因素後，4月4日向肯尼迪提出四項建議。其一是允許運送藥品至各口岸。其二是允許將食品或糧食包裹作為私人禮品寄送中國，美國政府不要宣傳利用此事。其三是由卡伯特向王炳南探詢中國是否真有興趣購買美國糧食，並告訴他，如果其他國家不能滿足中國的糧食需求，美國可以重新考慮修改對華貿易控制政策。其四是勸告向中國供糧的澳、加、法政府，設法以供糧為槓桿促使北京改變對外行為方式。國務院已將第四項付諸實施，現又主張用第二項滿足美國公眾和世界輿論，這意味着在民間層次上有限度地開放對中國的糧食禁運。但第三項就涉及要不要藉機用糧食問題打開中美關係的僵局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設計者們對此存在嚴重分歧[17]。

國際上也有一股壓力，認為美國應為援救中國災情而鬆動政策。

緬甸總理吳努1961年11月曾秘密建議，由緬甸充當中介，轉售美國小麥給中國[18]。羅斯托認為中共內有糧荒外有同蘇聯的爭執，可能尋求同西方有限的和解，可以把售糧作為換取中國在東南亞讓步的一個籌碼，甚至導致更廣泛的政治交易[19]。臘斯克11月27日回絕了該項建議，說是北京正因追求更有侵略性的政策而同莫斯科分裂，美中之間的接觸顯示中方不願減少地區緊張和威脅，東南亞正面臨共產黨集團特別猛烈的滲透。在此之際若轉售糧食只會徒增其勢，將給美國造成極敏感的政治問題[20]。

副國務卿鮑爾斯（Bowles, Chester A.）和肯尼迪則從另外的角度來考慮怎樣利用中國的糧荒。鮑爾斯1962年2月6日向肯尼迪指出，這可用來作為同北京經濟關係上的"某種重要槓桿"，建議以"高度機密的努力"探察中國的態度，打算利用赴亞洲和中東的機會，到仰光同吳努商討此事。行前，他詢問肯尼迪：（1）是否準備在緊急情況下不附加政治條件，以硬通貨向中國人出售一定數量的小麥。（2）如果中國同意不以武力改變現行邊界，美國是否準備在長期持續低息的條件下提供更大量的小麥？肯尼迪"欣然同意"第一點，表示可出售三百萬到五百萬噸小麥。至於第二點，他說如果能開啟某些可靠的溝通渠道，只要中國同意放棄對鄰國的軍事政治壓力，他將考慮在長期低息基礎上每年向中國出售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噸美國小麥的協定。他同意鮑爾斯去同吳努商量這些建議。可是，就在鮑爾斯打算離開新德里去仰光的前一天，吳努政府被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此事只好暫且作罷[21]。

英國外交大臣霍姆（Home, Lord）5月20日也向臘斯克提出給中國送糧食的問題，臘斯克沒有允諾。5月29日英國又向美國轉達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建議，由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糧食，此事也沒有結果。6月18日至28日，臘斯克走訪歐洲。在與英國首腦的會談中，美國的對華僵硬立場受到質疑。臘斯克解釋說，如果主動提議向中國提供糧食，就等於是為北京謀利益，除非是北京方面主動有所表示，向西方"以和平換食物"。聽到這裡，英首相麥克米蘭（Macmillan, Harold）強烈表示簡直難以理解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甚至不承認中國的存在，這種無視現實的政策能持續多久呢？北京政權顯然代表中國，美國卻讓"一個台灣來的傢伙"占據聯合國席位。英國同中國的生意做得不是蠻好嗎？臘斯克酸溜溜地說：你們英國同中共做生意，我們卻在充當憲兵防備他們搞破壞。他抱怨說雖然通過華沙會談同中共保持着經常的聯繫，但是沒得到什麼好處，連幾個囚犯也要不出來。回到糧食問題，他說肯尼迪有意把這個門開着，等中共表示願意要糧，美國才考慮此事。英國方面當即指出，沒什麼東西能誘使中國人求援[22]。

三、美國的考慮與台灣的掣肘

美國政府在是否允許向中國運送糧食的問題上，頗費腦筋與周折，其真正動機究竟是什麼？大體上看，它考慮了許多複雜的因素，例如：中國的國際危機與國際行為，中蘇論爭，美國朝野和盟邦對變更政策可能作出的反應，美國以外的其他糧源，目前向中國供糧的國家的意願，台灣的反應等等。

其中，制動性的因素有：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講，要突破國內立法上和政治上的牽制，幫助正在全世界支持"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北京現領導人擺脫困難，未必符合美國的利益。從中國可能的反應講，中國領導人最反感美國的贈運，已清楚表明不接受美國的施捨，在此情況下美國只需做出姿態準備接受中方任何改善關係的提議就夠了，不必再採取主動。中國的一貫立場是只需等待美國在各種壓力下單方面調整政策，美國若對此事採取主動，正好加強中國的這個立場。中國對美的仇結在於台灣問題，不能指望通過售糧等很次要的事促成有益的對話。從同盟關係的角度講，台灣當局反對向中國售糧。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講，以前被指責為"丟失中國"的民主黨人8年後再度執政，不宜馬上採取對華妥協的行動。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鮑爾（Ball, G. W.）、負責政治事務的代理副國務卿詹森（Johnson, U. Alexis）、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柯莫（Komer, Robert W.）持這種觀點。

促動性的因素有：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講，糧食明明過剩的美國此時建立一個對中國災民袖手旁觀的歷史記錄，也不符合美國利益，況且已有允許向古巴出口藥品食品的先例。從美國對華關係的角度講，需要保持政策的彈性，實現美中之間更有成效的對話，以期有改變雙方關係的長遠可能性。從"和平戰略"的分化效應來講，中共領導層中對美國肯定有不同的態度，美國若對糧災無動於衷，等於加強了那些主張最大限度地敵視美國的中共領導人的力量；若採取適當行動，則可以鼓勵那些主張減少敵對範圍的領導人。儘管提議售糧只算是緩和雙邊關係的小小一步，但總比一動不動要好。美國應以自己的行動甚至行動的失敗來揭破對方關於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的宣傳，所以不要怕主動的提議會遭到拒絕。現在尋求主動勝於等中國核試驗成功後再尋求主動。從盟國關係的角度講，"自由世界"的主要供糧國正是那些歡迎美國緩和對華政策的國家，況且不應允許台灣當局否定美國根據自身利益採取的行動。即使從最消極的意義講，讓中國把有限的外匯用於購糧也比用於工業發展好，等等。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Harriman, W. A.）、副國務卿鮑爾斯等人持這種觀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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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對正反兩方面的論點仔細衡量之後，覺得主動對華提議售糧似乎更有利。國務院三易其稿，於1962年5月28日為臘斯克和肯尼迪提供了一個討論美國相應對策的文件，其中詳細列舉了需要權衡利弊得失的一些矛盾要點。考量之下，文件建議儘早通知王炳南：美國人關心大陸災情，"如果中共決定通知我們，他們希望採購美國糧食，我們願意重新考慮目前的美國政策並討論此事"[24]。

肯尼迪和臘斯克討論後，下了決心，由國務院5月30日指示已接任駐華沙大使的談判代表卡伯特（Cabot, J. M.）：下次同王炳南會談時可能提出一個新的項目，應儘快以尋常的低調方式提出。為此美方曾考慮是否將原訂7月12日的會談提前到6月中旬，由於擔心這會顯得事情非同尋常，就沒有向中方建議提前會談[25]。

中國方面雖然還沒有接到美國通過正式渠道傳來的上述信息，但已從多方了解到肯尼迪、臘斯克的態度。陳毅外長5月29日對日本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不能信任肯尼迪作出的國際承諾，中美之間目前無法妥協。中國決不為美國的售糧誘餌所動。如果接受美國的糧食，就意味着把中國的廣大市場交給了美國。美國的"食物換和平"計劃是一個顛覆計劃，是為美國占領開道的[26]。

美方再次主動試探一步的機會又因台灣掀起的一場危機而失去了。

這時，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的準備活動愈演愈烈，擺出了劍拔弩張，躍躍欲試的態勢。毛澤東對此做出反應，調兵備戰，台海兩岸頓時進入臨戰狀態。至6月中旬，美國判明中國已麇兵於東南沿海，當務之急就變成中美之間會不會打仗的問題了。王炳南和卡伯特倒是提前見了面，但目的是相互警告和摸底，在這種氣氛下顯然顧不上來談什麼售糧不售糧了。此後因台灣不斷襲擾大陸，中印邊境發生戰爭等等，肯尼迪政府一直沒有再向中國提出售糧的問題。

但決策層內部仍在考慮對華售糧的深遠意義。肯尼迪6月下旬請鮑爾斯提供一份對中國糧食形勢的最新分析。鮑爾斯指出，中國要為自己日益增長的人口提供最低限度的口糧，這個基本問題一定會導致中國對世界的方針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引起中美兩國政府做出某種關鍵性的決定。美國應鼓勵中國向西方國家採購糧食，發展貿易，以此助長中共內部的溫和觀點，全面鬆弛其僵化的立場。美國已經準備探尋向中國大陸出售小麥的可能性，每年可向中國提供一千萬噸小麥，"如果我們不探索能逐漸把中國引入與世界更正常的關係的任何途徑，我們將再次錯過機會"[27]。

中國在中印邊界實行自衛反擊後，一批堅決反對向中國減壓妥協的謀臣策士，立即乘機建議美國出面勸阻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售糧給中國，強調如果中國再次進攻印度，各國就停止向中國運糧。中央情報局研究後也認為，實際上，糧食運輸似乎是西方世界反對該政權的唯一經濟槓桿[28]。

四、賽珍珠向肯尼迪申請訪華

與上述"冷戰騎士"們顧慮重重，欲進又止的態度相反，一些美國民間人士對中國的糧荒憂心忡忡，嘗試略盡綿薄之力來緩和局勢。

曾因描寫中國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大地》三部曲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就是其中一人。雖然她的文學成就和曲折的生活經歷廣為人知，但她在冷戰年代的一場危機中想對中國人民有所幫助的仗義之舉卻鮮為人知。

1962年夏，面對中國的連年災害和台海的緊迫危機，賽珍珠和正經營着一家進出口公司的友人艾伯特·李（Albert Lee）充分商討了中國時局與中美關係。他們認為：儘管中國的農業形勢仍很嚴峻，但中共正努力糾正人為的錯誤，克服自然災害。中國人民支持北京政權，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能發生民變。中共願以現價從國際市場購糧，但不願接受以"救濟"形式提供的糧食。肯尼迪已經在記者會上多次表示過，如果中共政權提出要求，美國政府願意考慮鬆動對華禁運，給中國人民提供糧食。目前缺乏的可能就是雙方的溝通，而賽珍珠可以承當這個角色。

他們關心的並不僅限於目前的危機，還想幫助中美兩國及台海雙方找出根本解決要害問題的方案。他們認為，在台灣問題上，有可能制訂出一個北京政府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時堅持美國的根本利益和道義原則。也照顧到蔣介石及其部屬的利益。達成這種方案儘管極為困難，但最佳時機是毛澤東仍然健在之時，因為他有足夠的威望代表中共達成這種協議。

6月25日，李從香港致信與肯尼迪關係密切另一位朋友霍金（Hocking, W. E.），陳述了他和賽珍珠的種種考慮，請霍金向肯尼迪轉達賽珍珠的訪華要求。李滿懷希望地提出："如果賽珍珠得到肯尼迪總統的鼓勵和批准，去中國訪問，我相信她能夠見到中國領導人並同他們會談，包括周恩來，可能也包括毛澤東"。為了打動總統，他們還向霍金提供了一些中國聖賢的至理名言，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等等。李促請霍金一同去北京，"我相信這樣的訪問只要有適當的支持，就能'打破堅冰'，還可能扭轉會最終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那種趨向"[29]。

霍金立即向肯尼迪轉報了賽珍珠等人策劃的"破冰之旅"。6月30日，他寫信給肯尼迪本人，稱艾伯特·李是"我十分信賴的一位朋友"，"他提出了一個十分明確的建議，主要涉及賽珍珠充當蔣總統和北京當局的密使。他表示自己願聽從您的指派。我可以保證他的人格值得信賴，他評估遠東形勢的能力幾乎令人不可思議"。霍金隨信附上了李的來信，同時也指出，雖然中共的文化批判運動給賽珍珠帶來了一定的心理傷害，但她仍然是溝通中美和台海兩岸關係的最佳人選："賽珍珠有時覺得自己在北京有點象是不受歡迎的人。我想她低估了自己一生有力地把中國人民譯介給西方而造成的強烈印象。在目前情況下，她有另一點出色的資格：她知道艾伯特·李頭腦中那個建議的希望之光"[30]。

五、人權關懷遭到政治冷遇

現已披露的檔案文獻尚未揭示肯尼迪是否以及怎樣答覆賽珍珠等人的這個富有想象力的建議。但文獻顯示肯尼迪對此似乎未置可否，便拖延下來。以至於當年10月因古巴導彈危機而引發的核戰陰雲飄散過後，賽珍珠再也等不下去了，直接打電話給肯尼迪，要求就中國問題面談一次。

肯尼迪委託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福雷斯特爾（Forrestal, Michael V.）代為接見。賽珍珠在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歷史後，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擔心："如果近期內不做一些事情，大陸的中國人民將成為西方世界的永久敵人"。顯然，這時她已把工作目標從北京轉移到了台北。她認為，一旦蔣介石去世，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就會崩潰，引起美國、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問題惡化，戰爭會爆發，美國會被卷進去。所以她覺得："對美國十分重要的是應努力在蔣介石去世前與紅色中國達成暫時的妥協"。

賽珍珠建議美國政府考慮周全，做出強有力的努力使蔣介石信服："他的歷史地位只能建立在主持台灣人民與他們的大陸同胞統一起來的事業上"。她認為蔣是有可能被說服的，因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是所有中國人最突出的特徵，蔣委員長也不例外。如果適當地提出建議，我們就可以說服他，由他和毛達成協議"。根據協議，台灣問題經過一段過渡以後，最終能在某種基礎上談判解決。"蔣將因此被認為是個英雄，為中國帶來了和平，在保護台灣人民的基礎上重新統一了他的國家"。

賽珍珠這次沒有再自告奮勇地提議去北京和台北"打破堅冰"，但她認為："毛澤東、周恩來與蔣委員長及其部下之間有聯絡，有妥協的基礎。美國要做的就是主動促成此事"。她進一步表示，肯尼迪總統對古巴危機的處理使她相信美國政府有可能解決類似的難題，這就是她要來華盛頓陳述建議的原因[31]。

然而，賽珍珠的熱誠努力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積極響應。同一時期美國其他朝野人士從不同角度提出的同類建議也沒有被採納。

1963年初，俄勒岡州前眾議員波特（Porter, Charles O.）和納施（Nash, Ernest T.）發起成立"重審對華政策委員會"[32]。他們3月底4月初接連上書給肯尼迪和美國政府，要求批准他們的代表團去中國洽談貿易。國務院與白宮磋商後的答覆是：美國現行政策是准許新聞記者訪問中國大陸，但不許向其他領域的人士頒發護照，"管制貿易的現行政策是我們努力限制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力量和影響增長的整套手段的一部分，本屆政府在目前的形勢下不打算放棄這個貿易政策"[33]。臘斯克7月間向台灣通報了這個答覆[34]。

美國商界人士並未放棄重新開展對華貿易的努力，試圖通過香港探尋機會。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10月底向臘斯克報告，北京派駐香港的國際貿易促進會代表宣稱："我們不同美國做生意，因為美國政府敵視我們"。報告特別指出：這位代表沒有直接回答是否可以同美國商人個別討論貿易問題[35]。

美國政府在向中國大陸售糧問題上曲折的決策過程，為人們考察其在調整對華政策的路途上，怎樣欲進又止，步履維艱，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

新中國成立後，儘管對美關係很快就處於敵對狀態中，但是也曾多次試圖緩和並改善雙方的關係。六十年代初期嘗試從美國民間洽購糧食，也未必不是這種努力的一個步驟。當時中國政府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固然無意直接同美國政府談判購糧，但是有意通過民間購糧來打開中美貿易的大門。美國民間也有充分的動力向中國提供糧食。因此，那時已經具備了開啟中美民間糧食貿易渠道的可能性，這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的行動。果若如此，對中美關係來說，則意味着以小事推動大事，其意義不會亞於後來的"小球轉動大球"。而這一足以改寫世界現代歷史的舉動，當時所面臨的障礙只是美國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設置的對華貿易禁令。

美國最高決策層和輔助決策層都獲得了充分的信息，完全知道中國政府正在努力從國際市場甚至美國商業機構那裡聯繫購糧。肯尼迪政府對於通過售糧來調整對華關係這個重大問題，雖有所醞釀，但動力不足。肯尼迪遇刺前在對華貿易特別是糧食貿易方面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人道主義關懷在這裡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冷戰政治障礙。標榜人權的美國政府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實際上總是把冷戰政治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把本屬於人道主義和生命權的問題從屬與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對外政策等政治考慮，加上台灣當局在中美關係中所扮演的搗亂（trouble maker）角色，致使美國錯失了一次緩和對華關係的機會。

然而，在那濃雲密布的困難歲月中，大洋彼岸一些美國人士的善良願望與幕後活動是不應被忽視和遺忘的。賽珍珠、波特等人當時可能想象不到他們提出的改善中美關係及調和台海關係的種種建議，涉及多麼複雜的政治問題，也並不了解在此前後發生的一系列背景事件。但他們所表現的單純與善良，是人類在陷於冷戰之時仍然溫情不泯的象徵。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領導人對"嗟來之食"的態度是眾所周知的，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利用中國的經濟困難大作政治文章的情況下，對美國政府提出的售糧項目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做出的反應並不出人意外。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政治氛圍中，糧食問題也許並不宜於作為中方打開對美關係的突破口。但是對美方所發信號的解讀是否準確？對這種信號背後的複雜動機是否充分理解？所做反應是否避免了簡單化？這還需要有更多的中方歷史資料以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