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

讀史之難，難於熟知史乘用語之當時涵義，其雜有異文殊俗者為尤甚。清社之覆，去今僅三十年，然讀《史稿·禮志》“堂子祭天”，“坤寧宮祀神”所述，已不識所謂。吾儕生長清季，頗聞其典章往事，且復如此，他莫論矣。清代入關之初，立制多沿舊名，觀於開國諸臣與雍、乾以後諸臣列傳，及《東華錄》所節太祖、太宗與世祖《實錄》，可以窺其邅遞之跡，而讀史者亦殊其難易。往嘗有志於讀史釋詞之作，顧慚譾陋，不敢自信。近陳寅恪先生於《讀書通訊》論史乘胡名考證之要，讀之心喜，因取清史習見滿語加以詮釋，明其本義，申其蘊潛，廣三史語解之簡約，異厲氏拾遺之駁蕪，聊當初讀清史者翻檢之助，以言考證則吾豈敢。

一齊下喇哈番
或作一齊蝦喇哈番，官名，就是漢文郎中。崇德三年七月改定官制，定各衙門有理事官，順治時改稱郎中，十五年七月定滿字稱一齊下喇哈番。初秩三品，後改五品，又改四品，康熙九年定正五品。分司理事，各有專職，所以通稱為司官。

一齊額爾機哈分布勒哈番
官名，漢文稱右通政。通政使司初設有左右通政，滿員三品，漢員四品，順治改正五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乾隆十三年四月裁。

一爾希哈番
官名，漢文稱少卿。初大理寺少卿滿員三品，漢員四品，康熙九年定正四品。太常寺少卿定正四品，光祿寺少卿正五品，鴻臚寺少卿從五品。

土黑勒威勒
清初凡職官及世爵犯罪較輕者，多罰“土黑勒威勒”，就是輕的罰俸。“土黑勒威勒”，一詞，在《清史稿·刑法志》，《清會典》同《會典事例》的吏部、刑部，《清朝通志·刑法略》，《清朝文獻通考·刑考》，全沒有提到，所以當初制度不詳。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土黑勒威勒》條，只說，“順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中尚沿舊制，未久停止”。也沒有說到辦法。

天聰七年二月十七日己卯，王氏《東華錄》稱：

先是庫爾纏……遣往朝鮮，……及至彼國，復索煙、幣諸物，比還，為部中人搜獲。法司議革職治罪，上宥之，但罰“土黑勒威勒”。（天聰八）

崇德三年三月初一日甲子，王氏《東華錄》稱：

先是行獵博碩堆時，……席翰、康喀賴二甲喇合圍中斷，……貝子碩托……令倫拜、屯齊哈二甲喇駐其斷處，及回隊後見屯齊哈圍亦斷。……遂……送伊等於兵部議罪。議革席翰、屯齊哈甲喇章京任，罰馬，……罰康喀賴“土黑勒威勒”。……上命革錫翰、屯齊哈甲喇章京任，免罰馬。仍罰“土黑勒威勒”，康喀賴亦罰“上黑勒威勒”。（崇德三）

崇德七年正月初七日丁丑，王氏《東華錄》稱：

召親王以下，牛錄章京以上，集篤恭殿，諭曰：凡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及公俱有一定名號，今不遵定製概稱王貝勒，何以示別耶？此後若有違禁妄稱者罰“土黑勒威勒”，聞人諂奉僭稱而不斥責者俱罰“土黑勒威勒”。（崇德七）

崇德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己丑（原作己酉誤），王氏《東華錄》稱：

上幸馬館，見部臣役民夫修路不分高下皆增土修治。以工部役民無狀，罰承政薩木什喀、參政裴國珍，啟心郎喀木圖“土黑勒威勒”。（崇德八）

此四條《清史稿·太宗本紀》及諸人本傳均不見。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癸卯，王氏《東華錄》載：

論征明違律將士罪，……楊古利出邊時不勸武英郡王殿後，坐是罰“土黑勒威勒”。（崇德一）

此事《史稿》本紀亦不見，《楊古利傳》（列傳十三）仍作“罰土黑勒威勒”，沒有解釋。天聰四年十月十六日辛酉，王氏《東華錄》稱：

諭曰：時值編審壯丁，……或有隱匿壯丁者，將壯丁入官，本主及牛錄額真，撥什庫罰“土黑勒威勒”，知情隱匿者每丁罰銀五兩，仍罰“土黑勒威勒”。（天聰五）

《清史稿·太宗本紀》一敘此事只說，“諭編審各旗壯丁，隱匿者罰之”；《清朝文獻通考》一九五敘此事也只說，“今時值編審壯丁，如有隱匿者將壯丁入官，本主及牛錄額真，撥什庫等俱坐以罪”（頁六五九六），全沒有說到“土黑勒威勒”的本義。崇德三年七月十六日丁丑《東華錄》：

諭禮部曰：……凡出入起坐有違誤者，罰“土黑勒威勒”。一切名號等級久已更定，而仍稱舊名者戒飭之。（崇德三）

這分明是兩回事，可是《史稿·太宗本紀》二把他連為一起，說：“出入坐起違式及官階名號已定，而仍稱舊名者，戒飭之”。崇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辛末，《東華錄》稱：

葉臣坐其下順托惠挾仇強奪額克親俘獲婦女，罰“土黑勒威勒”，仍鞭順托惠一百，貫耳鼻。（崇德三）

此事《史稿》列傳二十《葉臣傳》不載，《清朝文獻通考》一九五敘此事，只有“順托惠鞭一百，貫耳鼻”，（刑一）而沒有說到葉臣。據此可知“土黑勒威勒”一詞，後來的史官已經不大知道他的意義，所以遇着他總是含糊規避。至於處罰的辦法更難知了。

蔣良騏《東華錄》八，順治十八年四月，有根據紅本紀錄一條，我們就之勉強可以知道一些罰“土黑勒威勒”法則。原文是：

吏部尚書伊圖等題：“為本年三月奉旨，‘部院官員罰土黑勒威勒者，不論有前程與白身，應照職任處罰。或任大罰少，或任小照前程罰多，似屬不均。爾部照依職任大小分別議奏。欽此。’臣等謹遵旨議得，凡部院尚書有一品二品者，侍郎有二品三品者，郎中有三品四品五品者，員外郎有四品五品者，主事有四品五品六品者，其品級先後所定之例雖異，俱因除授部院之職支俸，為部院事務罰‘土黑勒威勒’，俱各照職俸每十兩罰一兩。若此內除部院職任之外有大任大前程者，除大任大前程之俸，亦照依部院職任按俸罰處可也。”奉旨“依議”。（卷八）

此諭不見於《清史稿》及王氏《東華錄》。所謂部院職任是指現任的本職，所謂大任是指臨時的差遣，所謂大前程是指世襲的封爵。同一官職而品級不同是清初政策，滿漢官員不一致，職任繁簡亦有分別。據此“土黑勒威勒”罰則是十分之一，但是職任品級規定不同，各人兼職不一，俸給標準不免參差，至是始定依現任本職俸給處罰。

這種輕微的罰俸，我們推想是滿洲舊俗，源於薄扣工資，所以仍用滿語舊名，其上更有罰牛馬、罰銀、罰贖身、革前程等，以治更重之罪。這是一個系統。

入關後，另外還有較重的罰俸。順治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戊戌，工部侍郎劉昌因奉差事竣不先還朝竟自回家，罰俸一年。（《東華錄》順治十八）順治十年四月初九日甲辰，大學士陳名夏，尚書陳之遴因議任珍罪主張勒令自盡，不合典例，罰俸一年。（順治二十）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乙卯，吏部尚書朱瑪喇等以誤詮房之騏為山東驛傳道，朱瑪喇贖身革尚書，金之俊罰俸一年調用，木成格罰俸六個月。（順治二十一）順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庚戌，吏、戶二部以不深究朱世德虧空額稅一案，侍郎海爾圖、蘇納海、白色純等革任，並革世職，罰俸一年，啟心郎苗澄，韓世琦等留任，罰俸二年。這種重的罰俸是沿襲明法，本來限於漢官，順治十一年正月以後，因祁通格之言亦加於滿員。（順治二十六）上面朱瑪喇不罰俸，海爾圖罰俸，就是這個原因。這又是一個系統。

在同一期間，兩種不同系統的罰則並行國內，自然不妥，而且不公。所以康熙十年六月參合兩者又定了罰俸自一月遞增至一年的法則。（《東華錄》康熙十一）凡依律文，公罪應笞一十者罰俸一月，二十，三十各遞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遞加三月；杖六十罰俸一年。私罪應笞一十者罰俸兩月；二十罰三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遞加三月。後來又有抵消辦法，凡因功記錄一次者抵罰俸六月，因軍功紀錄一次者作二次計，抵罰俸一年。見《會典》卷六。自此以後，“土黑勒威勒”一詞遂不常見，而他的意義也就湮沒了。

牛錄額真
又作牛祿厄真，明人記載作牛鹿。牛錄漢語是大箭，額真是主。滿洲舊俗，凡出獵行圍，每人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旗，管率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額真。清太祖自明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五月起兵以後，相從的人日多，但還沒有一致的組織，凡出師行軍不論人數多寡全依照族黨屯寨而行。至萬曆二十九年辛丑（1601）始將部眾每三百人編一牛錄，每牛錄立一牛錄額真管屬。於是牛錄額真成為官名，而牛錄亦成為滿洲兵民組織之基本單位，八旗制度即基於此。初時滿洲人口不足，兵民不分，牛錄是行政單位，同時也是軍隊單位，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固山就是一旗。旗制創始年月．現已無考，只知原有四旗，增為八旗。其後兼併漸廣，人戶增多，無須人人作戰，改用選拔軍士辦法，於是牛錄成為單純之行政單位，牛錄額真只“掌稽所治人戶田宅兵籍，以時頒其職掌”。（《會典》九十五）又以人戶滋生日蕃，每衍殖三百人別增一牛錄，於是甲喇、固山之組織亦漸改。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四月定管牛錄者稱為牛錄章京，即前此之牛錄額真，順治十七年三月，又定牛錄章京漢字稱為佐領，秩正四品，遂永為定製。太祖建國以前，東北地方部落甚繁，種姓不一，凡有挾丁口來歸者全籍為牛錄，使他為牛錄額真領其眾，順治時定漢字稱為世管佐領，（《史稿》列傳十四《博爾晉傳》）其餘的為普通佐領。但各族歸附不同，情形不同，牛錄編立其牛錄額真人選除授亦不同，於是演成不同之制度。《清朝通志》六十八說：“佐領（即牛錄額真）之制，有世襲，有公中。世襲佐領有四等：國初各部落長率其屬來歸，授之佐領以統其眾，爰及苗裔曰勛舊佐領。其率眾歸誠，功在旗常，得賜戶口者，曰優異世管佐領。其僅同弟兄族裡來歸，固授之以職，奕葉相承者，曰世管佐領。其戶少丁稀合編佐領，兩姓、三姓迭為是官者，曰互管佐領。皆以應襲者引見除授。公中佐領則因八旗戶口蕃衍，於康熙十三年以各佐領撥出余丁增編佐領，使旗員統之。”

《清會典》九十七，將優異世管佐領與世管佐領並為一，統稱世管佐領，其子孫遞襲佐領辦法並有詳密之規定。《清史稿》列傳十四《康果禮傳》稱，“康果禮……為綏芬路屯長，……與其弟……率丁壯千餘來歸，太祖……分其眾為六牛錄，以康果禮……世領牛錄額真”。這就是所謂勛舊佐領。《清史稿》列傳二十三《遜塔傳》稱，“遜塔，……安費揚古孫也，父碩爾輝。安費揚古既卒，太祖以所屬人戶分編牛錄，授碩爾輝牛錄額真。卒，遜塔嗣”。《清史稿》列傳十七《武理堪傳》，“太祖初起，武理堪來歸。……旗制定，……分轄丁戶為牛錄額真，……二子吳拜、蘇拜。……吳拜已代父為牛錄額真”。這就是所謂優異世管佐領。至於世管佐領、互管佐領，更不勝舉。在天聰八年四月至順治四年（1647）十二月之間，又有所謂牛錄章京世職，如《清史稿》列傳十七《阿什達爾漢傳》，“（崇德）六年，……降世職為牛錄章京”。《安達立傳》，“天聰九年授牛錄章京世職”。（《史稿》列傳十七《附鄂莫克圖傳》）這與牛錄額真、牛錄章京、世襲佐領均無關，而是一種褒敘勳績，酬庸懋賞的世襲的封爵。牛錄章京世職在順治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甲申改為拜他喇布勒哈番，（順治《東華錄》九）乾隆元年七月十六日戊申，又改稱漢文騎都尉。

扎蘭達
《清朝文獻通考》一九五，順治十六年，“定京城賊盜傷人該管官處分之例。兵部以京城被盜傷人，擬該管扎蘭達罰俸，撥什庫鞭責。上以所議太輕，命將扎蘭達革職，撥什庫送刑部擬罪，著為例”。案《清會典》九九《步軍統領》下有捕盜步兵尉掌“緝捕盜賊稽查奸宄”，《清朝通志》六八作捕盜校，疑即所謂扎蘭達。

扎攔厄真
即甲喇額真。

扎爾固齊
扎爾固齊為清太祖時官名。又作扎兒胡七，即《元史》之扎魯忽赤，所謂斷事官也。（《元史》八七《百官志》三《大宗正府》）《清史稿》列傳十三《巴篤理傳》，“太祖察巴篤理才，使為扎爾固齊”；又列傳十五《額爾德尼傳附噶蓋傳》，“太祖以為扎爾固齊，位亞費英東”；又列傳十五《滿達爾漢傳》，“父雅虎率十八戶歸太祖，太祖以為牛錄額真，隸滿洲正黃旗，擢扎爾固齊”；全沒有說到職掌。惟《史稿》列傳十二《費英東傳》說，“扎爾固齊職聽訟治民”。

案《清史稿·太祖紀》，乙卯年（萬曆四十三年），“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以扎爾固齊十人副之”。《東華錄》乙卯年十一月紀其事，說：

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佐理國事。……凡有聽斷之事，先經扎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眾議既定，猶恐尚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太祖）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聞。（天命一）

據此，扎爾固齊職掌似乎全在聽訟。但費英東於任扎爾固齊後奉命伐瓦爾喀部，巴篤理任扎爾固齊後積戰功授游擊，雅虎任扎爾固齊後伐東海卦爾察部，並不專司聽訟。當時文治武功未嘗分離，扎爾固齊是太祖部下綜理軍民的高級官吏，權秩很崇，一時任其職者，如費英東、巴篤里、噶蓋、雅希禪（《史稿》傳十四）、博爾晉（同上）、阿蘭珠（《史稿》傳十三《附西喇布傳》）、雅虎之流，全是才猷懋著文武兼資的，所以他們的職務不僅限於初審審判，無事時在內理民，有事時率眾出征，《實錄》及《東華錄》不過舉其一端而已。

扎爾固齊之設置，《太祖武皇帝實錄》及《東華錄》全繫於太祖天命前一年乙卯（萬曆四十三年，1615）之末總敘內，《清史稿·太祖本紀》亦如此，但上面加有“是歲”二字。《實錄》還是存疑的態度，《史稿》就肯定了。可是我們在諸人本傳里看，噶蓋任扎爾固齊職在萬曆二十一年癸巳（1593）以前，費英東任職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1598）以前，阿蘭珠任職在萬曆四十一年癸丑（1613）以前，（本傳稱“阿蘭珠旋擢扎爾固齊，從伐烏拉”，烏拉亡於癸丑。）可見扎爾固齊之設不在乙卯年。費英東於乙卯年列五大臣，《清史稿》列傳十二本傳稱，“歲乙卯……置五大臣輔政，以命費英東，仍領一等大臣扎爾固齊如故”；既言如故，必非初設，可見扎爾固齊設置與五大臣不是同時，而在其前。直到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九月，太宗設置八大臣、十六大臣，扎爾固齊始廢。

《清史稿·太祖本紀》所說“扎爾固齊十人副之”一語，亦有可疑。《太祖武皇帝實錄》於乙卯年述扎爾固齊只說，“又立理國政聽訟大臣五員，都堂十員”（卷二），所謂理國政聽訟大臣滿語謂之“達拉哈轄”，都堂就是“扎爾固齊”，並沒有說到兩者有正副主輔之別。上面所引《東華錄》雖有“佐理國事”之語，但其意包括理政聽訟大臣而言，是說兩者皆佐太祖，而不是扎爾固齊佐理政大臣。扎爾固齊之設遠在理政大臣之前二十餘年，不應先有副而後有正。費英東戊戌以前已為扎爾固齊，乙卯任理政大臣仍兼其職，及天命五年三月十二日丙戌費英東死，史官仍系其銜曰，“左翼固山額真總兵官一等大臣扎爾固齊費英東卒”，（《東華錄》天命三）界屬副貳，何必終身兼之？竊疑兩者各有職掌，不相統屬，而品秩微有高下。在先滿洲所屬部眾不多，以扎爾固齊管理其人民間相互的問題與爭議，其後部眾日多，相互之關係日益複雜，又有旗與旗間的問題，官署與官署間的問題，這些本來是由太祖自己解決的，所以又設理國政大臣來輔佐。而扎爾固齊的職掌還是在管理其人民間相互的問題與爭議，不過他變作第一審，上面更有第二審第三審而已。——當然有戰爭時還要從征。

扎爾固齊一名，沒有確定的漢譯。《清史稿·刑法志》三，天聰《東華錄》一，均作“理事十大臣”，《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作“都堂”，《史稿·太祖本紀》，諸臣列傳及天命《東華錄》全用滿名。當時滿洲稱明朝“巡撫”曰“都堂”，扎爾固齊亦稱都堂的緣故，大約是比照其品秩而定。

《清朝通志》三《氏族略·呼爾哈氏》條稱，康喀賚授扎爾固齊預十六大臣之列。案康喀賚佐管鑲藍旗預十六大臣，見《天聰東華錄》一，但扎爾固齊是十大臣，與此無涉，《通志》以扎爾固齊與十六大臣連書，豈太宗時尚沿扎爾固齊之稱，抑史官之誤？待考。

巴牙喇
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擺牙喇、擺呀喇、擺押拉，漢語精銳內兵，後來定漢字譯名為護軍。《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恨興兵攻明事稱：
次日（十四日）分二路進兵，令左側四固山兵取東州、馬根單二處，親與諸王率右側四固山兵及八固山“擺押拉”取撫順所。（卷二）

《東華錄》記其事作：
癸卯（十四日）分兩路進，令左翼舊旗兵取東州、馬根單二處，上（太祖）與諸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兵取撫順所。（天命二）

又《東華錄》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壬子稱：
（明總兵）李秉誠……來援瀋陽．營於白塔鋪。……我國雅蓀率精銳護軍二百往偵。（天命三）

《武皇帝實錄》作：
李秉誠……來援，至白塔鋪安營，……滿洲雅松領二百健兵探之。（卷三）

同日《東華錄》又稱：
……乃收軍，上（太祖）率諸貝勒引護軍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率大軍屯於城內。（天命三）

《武皇帝實錄》作：
帝（太祖）收兵，諸王各領健卒於東門外教場安營，令眾將率大兵屯於城內。

據此，巴牙喇漢字譯名未確定前，尚有健兵、健卒等數稱，但全不是後來的法定譯名。

太祖時，軍隊以牛錄為基本單位，其上轄以“甲喇”同“固山”，全國共分八固山，即所謂八旗。行軍時，若地廣則八固山並列，分八路而進，地狹則八固山合一路而行。當兵刃相接之際，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為前鋒；披短甲，即兩截甲，善射者自後衝擊；精兵立於別地觀望，不令下馬，勢有不及處相機接應。（《太祖武皇帝實錄》及《東華錄》乙卯年十一月，天命一）所以在隸屬上軍隊雖分列八固山，但在軍隊性質上又分為三等，因此演變成後來的前鋒，護軍，驍騎，步軍等制，其最先形成單獨組織的是巴牙喇，就是後來的護軍。

巴牙喇是在各牛錄選拔的精壯，每牛錄十七人。（《清會典》九六《八旗都統·兵制》，《廣陽雜記》一）據《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載：

（天命六年）三月初十日，帝（太祖）自將諸王臣領大兵取瀋陽，……令右固山兵取綿甲戰車徐進擊之，紅號巴牙喇不待綿甲戰車至即進戰。

帝（太祖）見二軍酣戰，勝負不分，令後兵助之，遂沖入。（卷三）

又：
（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率大兵乘勢長驅以取遼陽，……遂令（右四固山）綿甲軍排車進戰東門敵兵，其營中連放槍炮，我兵遂出戰車外，渡濠水吶喊而進，兩軍酣戰不退。有紅號擺押拉二百殺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殺入，大明騎兵遂走。各王部下白號擺押拉俱殺入夾攻之，其步兵亦敗。（卷三）

可知巴牙喇的職務偏於策應、衝殺、與防護，所以能在固山外自成組織。《清朝文獻通考》一九二引天聰七年大閱後清太宗諭八旗護軍之言：

如敵不戰而走，則選精騎追之，追時護軍統領勿往，但引纛結隊躡後而進，倘追兵誤入敵伏，或眾方四散追逐遇敵兵旁出，護軍統領即接戰。

用意亦同，更可證明。此事《東華錄》天聰七年十月初七日丙寅只有“大閱”兩字，（天聰八）沒有詳細記載，但是他的內容與清初的軍令相合，應該是有根據的，不過護軍統領之名是史官追改的。上面《實錄》所稱“白號”，“紅號”，《東華錄》作“白甲”，“紅甲”，是甲冑的顏色，不是固山的旗別。當時八固山的巴牙喇多協同作戰不分旗，所以稱為“八固山擺押拉”，“各王部下白號擺押拉”。

巴牙喇選自各牛錄，而各牛錄又屬於各王公大臣，所以各王公下全有巴牙喇。天聰五年八月初十日辛亥，《東華錄》述圍大凌河城之役，有“明人有出城刈禾者，布顏圖率兵追之斬三十人，莽古爾泰，德格類下擺牙喇兵斬十八人，濟爾哈朗下擺牙喇兵斬十五人”的記載。（天聰六）又九月十六日丁亥有“上（太宗）聞錦州增兵來援，親統兵前行，……上命眾軍止中途，與多鐸率親隨擺牙喇兵二百同往”的記載。（天聰六）這就是《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謂各王部下擺押拉。此種以主管將領姓名稱軍隊的制度，據《東華錄》及《清朝文獻通考》一七九說，在天聰八年五月五日庚寅始廢。（天聰九）

巴牙喇之組織稱巴牙喇營，每旗以巴牙喇纛額真統之，其下有巴牙喇甲喇額真，（天聰八年四月初六日辛酉改額真為章京）巴牙喇壯達，及巴牙喇。《清朝文獻通考》一八O說，“天聰年間設巴牙喇營”，又一七九，於天聰八年五月五日庚寅改定諸營名色下說，“巴牙喇為護軍營之始”。仿佛巴牙喇營始於天聰八年。但《清史稿》列傳十四《康果禮傳》稱“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尋擢巴牙喇纛章京，天聰元年從貝勒阿敏伐朝鮮”；又同卷《揚善傳》稱，“太宗即位，旗設調遣大臣二，揚善佐鑲黃旗，尋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聰）三年從伐明”；則巴牙喇營的設立實在天聰八年前。

巴牙喇雖分旗設纛額真，可是仍然聯合作戰。《清史稿》列傳二二《圖賴傳》說：

順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將劉方亮以千餘人出關覘我師，圖賴與阿濟格尼堪等令正黃、正紅、鑲白、鑲紅、鑲藍等五旗各牛錄出巴牙喇兵率以擊敵，大敗之。自成聞敗，親率馬步兵拒戰，又征鑲黃、正藍、正白三旗兵相助，賊連夕攻我壘皆敗走，遂破潼關。（《史稿》原文鑲均作廂。又劉方亮應作芳亮）

圖賴是正黃旗巴牙喇纛章京，阿濟格尼堪是正白旗巴牙喇纛章京，當時還有阿爾津是正藍旗的，（《史稿》二二《阿濟格尼堪傳》）他們協同作戰而且不一定用自己本旗的兵。此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作戰時不以每牛錄下全部巴牙喇為單位，使他們全部出馬，而以巴牙喇中之每一個人為單位臨時挑選。如崇德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兵從密雲縣北牆子嶺毀牆入明境，分為四路，令纛章京圖賴率右翼每牛錄巴牙喇兵一名，及喀喇沁每旗巴牙喇甲喇章京一員，從嶺之右側步越高峰而進。（崇德三）崇德元年十二月，清太宗親征朝鮮，二十一日聞朝鮮四道合兵來援，遂選八旗每二牛錄巴牙喇一人，每兩旗甲喇章京一員，以阿爾津統之截其來路；（崇德一）又遣巴牙喇纛章京鞏阿岱等率每牛錄巴牙喇一人往助多鐸。在每個牛錄巴牙喇中選拔一二人，自然是精銳中之精銳，各人不在同一牛錄，各不相習，自不能聯合退縮或作惡，只有勇往直前了。

順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甲戌，定武職漢字官名，尋又議定巴牙喇纛章京稱護軍統領，巴牙喇章京稱護軍參領。巴牙喇壯達，稱護軍校。（見《清朝文獻通考》一七九，《東華錄》失載）乾隆以後定製：護軍統領八旗各一人，正二品；護軍參領每旗滿洲十人，蒙古四人，正三品；副護軍參領如參領數，正四品；委署護軍參領每旗七人，系五品虛銜；護軍校八旗滿洲蒙古每佐領下一人，從六品；隨印筆帖式每旗各二人；門筆帖式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各十人；護軍滿洲蒙古每佐領下各十七人。（《會典》五九《兵部·官制》及九八《前鋒統領》，《通考》一八O）至漢軍旗則無之。

巴牙喇在清入關前及初入關戰功甚著。《史稿》列傳二十《齊爾格申傳附巴都里傳》稱“明年（崇德四年）從濟南還師，出青山口，明師追至，巴都里率所部還戰，巴牙喇兵有被創墜馬者，令他兵護以歸”，知巴牙喇兵皆用馬，所以驍捷善戰，所在奏功。順治以後詳定營制，以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護軍參領、護軍校、護軍等守衛禁門。下五旗（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各守王公府門，遇行圍出征八旗一律分撥。雍正三年定八旗護軍均司禁衛，（《清朝文獻通考》一八O）舊日的效用全失。護軍之拔補，亦定為由護軍統領會同本旗都統於本佐領下驍騎、執事人、教養兵、步兵、閒散壯丁內，遴選善於滿語，弓馬嫻熟，人才壯健者補用，（《會典》九八《護軍統領》）所得人才更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