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牙喇壯達
壯達或作專達，漢語隊長，巴牙喇壯達，漢文官名稱護軍校。每牛錄（佐領）下巴牙喇（護軍）十七人，巴牙喇壯達（護軍校）一人。天命時已有此官。清初名臣若鄂莫克圖、（《史稿》傳十七）博爾輝、（《史稿》傳三三）舒里渾、（《史稿》傳十三《附達音布傳》）崆古圖、（同上）鰲拜，（《史稿》傳三六）皆起自巴牙喇壯達，是滿洲一種進身之階。入關後定護軍校由本佐領下前鋒、親軍、護軍、領催，（驍騎步軍及駐防全有領催，相當於校。）及食四兩餉銀之執事人內遴選，（《會典》九八）資格大差，升遷亦難，大不如前。

巴牙喇甲喇章京
或稱巴牙喇章京，官名，漢文稱護軍參領。額亦都之孫陳泰，於天命時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其設官在纛章京以前。清初道喇以巴牙喇兵從征伐，積功至巴牙喇甲喇章京，在天聰時，（《史稿》列傳十四《附康格里傳》）葉璽以巴牙喇甲喇章京從征喀爾喀，沒於陣，贈巴牙喇纛章京，在順治時；（《史稿》傳十三《附常書傳》）又天聰時，額色赫以巴牙喇壯達授兵部理事官，（《吏稿》傳二十五）我們於此更可看出當時之重視巴牙喇。（參看《巴牙喇》條）

巴牙喇纛章京
官名，漢文稱護軍統領。劉獻廷《廣陽雜記》一，“每八旗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即指此。所謂巴牙喇纛，是一面大旗，顏色各如其本旗旗色，（兩黃旗，黃色，余同。）裁成三角形，鑲邊作火焰狀，直長五尺五寸，斜長七尺三寸。旗上繪龍，竿長一丈二尺，鐵頂，有纓，正紅旗垂黑纓，余旗用紅纓。（《清朝文獻通考》一九四）旗上龍形多用織金，所以名為織金龍纛，又名龍纛。巴牙喇纛與八旗之旗不同處在一為方幅，一為三角。《清通考》一九四稱：“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均方幅，鑲黃、鑲白、鑲紅、鑲蘭四旗，均左幅稍銳。”“左幅稍銳”，其意不明，但據下文所述，絕非三角形。《廣陽雜記》謂，“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實不然。都統兼轄本旗軍民，所謂“掌宣布教養，整詰戎兵，以治旗人”；（《會典》九五）而巴牙喇纛章京只掌巴牙喇兵之政令。都統秩正一品，纛章京秩二品。伊爾德於天聰五年（1632）擢巴牙喇纛章京，順治八年（1651）始授本旗（正黃）固山額真；（《史稿》傳二十二本傳）阿濟格尼堪於崇德四年（1639）擢巴牙喇纛章京，順治五年（1648）始授正白旗（本旗）滿洲固山額真；（《史稿》傳二十二本傳）阿爾津於崇德二年（1637）任纛章京，至順治十一年（1654）始遷固山額真；其間相距很遠，權秩大不同。

巴圖魯
巴圖魯又作把土魯，漢語英雄。即《元史》之拔都，（卷一五六《張弘范傳》）拔都魯，（卷一七四《郝天挺傳》）八都，（卷一二O《朮赤台傳》）《元秘史》之把都兒。

滿洲習俗好以稱號加人，大都照其人性行定一美名，清太祖用它表彰部下的才能和功績，於是有所謂賜號，成了一種恩榮。太祖時，巴雅喇賜號卓禮克圖，（《史稿》傳二）褚英賜號阿爾哈圖土門，（《史稿》傳三）扈爾漢賜號達爾漢轄，（《史稿》傳十二僅作達爾漢）武納格賜號巴克什；（《史稿》傳十七）太宗時，多爾袞賜號墨爾根代青，（《史稿》傳五）多鐸賜號額爾克楚呼爾，（《史稿》傳五）李國翰賜號墨爾根侍衛，（《史稿》傳二三）全是其例。多爾袞，多鐸因為天聰二年伐察哈爾多羅特別有功賜號。《東華錄》紀其事說，“三月戊辰（初七日），上將還瀋陽，於途中大宴。上曰，蒙天眷祐二幼弟隨征異國，俘獲凱旋，宜賜以美號……”云云。（天聰三）可以看出當時賜號的鄭重。

賜號中最習見的是巴圖魯，因為他是表示武勇的，所以又稱為“勇號”。巴圖魯勇號有兩種：一種只稱巴圖魯，不再加別的字，是普通的；一種巴圖魯上再加其他字樣，是專稱的。

普通的勇號只是清開國初有。太祖以前稱巴圖魯的有禮敦，（《史稿》傳二）太祖時以額亦都為最先，（《史稿》傳十二）其後又有穆克譚，（《史稿》傳十三《附巴篤里傳》）喀喇，（同上《附達音布傳》）鄂莫克圖，（《史稿》傳十七）吳巴海，（同上《附吉思哈傳》）多尼喀，（《史稿》傳二O《附齊爾格申傳》）蘇魯邁（同上《附葉臣傳》）等。這種普通巴圖魯稱號全加在本人原名之下，如《太祖武皇帝實錄》丁亥年稱，“八月內令厄一都（額亦都）把土魯領兵取巴里代城”。（卷一）又天命九年稱，“大父李敦把土魯”，（卷四）（李敦即禮敦，太祖之伯父，此雲大父，譯文之誤）是其證。其後改為加在本人原名之上，如《東華錄》之稱“巴圖魯額亦都”是。

專稱的勇號，如穆爾哈齊賜號青巴圖魯，（《史稿》傳二）代善賜號古英巴圖魯，（《史稿》傳三）安費揚古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史稿》傳十二）本科理賜號蘇赫巴圖魯（《史稿》傳二九《敦拜傳》）之類全是。最初專稱的稱號——包括勇號與非勇號——是用以代表本人名字，所以稱稱號就不再稱原名。《太祖武皇帝實錄》二，癸丑年稱：

太祖子古英把土魯，侄阿敏，及非英凍（費英東），呵呵里厄夫（何和禮額駙），打喇漢蝦，厄一都（額亦都），雄科落等奮然曰……

古英把土魯是代善，打喇漢蝦（達爾漢轄）是扈爾漢，雄科落（碩翁科羅巴圖魯）是安費揚古，全不寫本人原名。《實錄》二，天命元年稱：“帝遣答兒漢蝦（達爾漢轄），雄科落二將領兵二千征東海查哈量部（薩哈連）。”又卷四天命八年稱：“十月二十日大臣搭兒漢蝦（達爾漢轄）卒，年四十八。”全是一樣。上面所述是清代入關前的舊俗，其後稱號之下仍列本人原名。《武皇帝實錄》三，天命五年“九月皇弟青巴土魯薨”，在《東華錄》作“九月甲申，皇弟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薨”，（天命三）這是史官用後來的制度追改的，與賜號的原意不符了。

專稱的勇號和其他稱號，同時不應有兩個一樣，以避重複，但不同時則可。安費揚古於太祖時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死後勞薩亦於天聰八年賜號碩翁科洛巴圖魯，（《史稿》傳十三）同年圖魯什亦追號碩翁科羅巴圖魯，（《史稿》傳十三）因為他們不是同時生存的。這種制度後來亦破壞了。嘉慶初，烏什哈達號法福哩巴圖魯。（《史稿》傳一三六《附惠倫傳》）富志那號法福禮巴圖魯，（《史稿》傳一三三）王文雄號法佛禮巴圖魯，（《史稿》傳一三六）三者滿字實同。同治六年七年間，趙德光，（《史稿》傳二一六）周達武，（《史稿傳二一七》李長樂，（《史稿》傳二一八）同時賜號博奇巴圖魯。同治元年，余際昌，（《史稿》傳二一六）滕嗣武，（《史稿》傳二一八）曾國荃，（《史稿》傳二OO）同時賜號偉勇巴圖魯。程學啟，（《史稿》傳二O三）鄭國魁同時賜號勃勇巴圖魯。這全是賜號不勝其多的緣故，揆之入關前制度不是對的。但賜號的人既不以稱號代替本人原名，則重複亦不要緊了。

稱號有時亦可更改，太祖長子褚英初號洪巴圖魯，後以破布占泰功賜號阿爾哈圖土門；（《史稿》傳三）宣宗時，齊慎賜號健勇巴圖魯，後以從征回疆立功，改號強謙巴圖魯；（《史稿》傳一五五《附楊芳傳》）文宗時，鮑超賜號壯勇巴圖魯，褫奪後又以援曾國藩祁門功，賜號博通額巴圖魯。（《史稿》傳一九六）凡有新號，舊號即廢，不能並存。咸豐八年田興恕賜號尚勇摯勇兩巴圖魯；（《史稿》傳二O七）同治二年李長樂賜號侃勇巴圖魯，次年又賜號尚勇巴圖魯，（《史稿》傳二一八）這不是典制，而是主政的疏失。

勇號的賜予，在表彰武功，所以沒有等第，亦無間文武。有的以小官得賜號，有的雖大官而不得。咸豐四年，虎坤元以守備（正五品）賜號鼓勇巴圖魯，（《史稿》傳一八九）同年僧格林沁賜號湍多巴圖魯已是郡王、內大臣、（正一品）參贊大臣；（《史稿》傳一九一）咸豐三年，戴文英以千總（從六品）賜號色固巴圖魯，（《史稿》傳一八九）同年托明阿賜號西林巴圖魯，已是綏遠將軍襄辦軍務。（從一品，《史稿》傳一九O）又如袁保恆以翰林院編修賜號勒伊勒圖巴圖魯，（《史稿》傳二O五）勝保以內閣學士幫辦河北軍務賜號霍鑾巴圖魯，（《史稿》傳一九O）蔣益澧以知府賜號額哲爾克巴圖魯，（《史稿》傳一九五）劉騰鴻以知縣賜號沖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九五）全是文職；而曾貞干賜號迅勇巴圖魯（《史稿》傳二OO）時，更是從八品的教官——訓導。

專稱的勇號，初用滿語冠於巴圖魯之上，如青巴圖魯，古英巴圖魯之類，是為清字勇號；後來加用漢字，如武勇巴圖魯，壯勇巴圖魯之類，是為漢字勇號。漢字勇號全用兩個字，而下一字總用勇字，所以他的變化只在上一個字，在乾隆末柴大紀賜號壯健巴圖魯，（《史稿》傳一一六）蔡攀龍賜號強勝巴圖魯，（《史稿》傳一一五）這種例子後來是沒有的。勇號的清字和漢字沒有什麼分別，滿人可以賜漢字勇號，漢人亦可以賜滿字勇號。福康安號嘉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一七）達三泰號常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三六）果權號誌勇巴圖魯，（《史稿》傳二四一）是滿人賜漢字號；德楞泰號繼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三一）是蒙古人賜漢字號；羅思舉號蘇勒芳巴圖魯，（《史稿》傳一三四）張國樑號霍羅綺巴圖魯，（《史稿》傳一八八）唐友耕號額勒莫克依巴圖魯，（《史稿》傳二一七）是漢人加賜清字勇號。

清字勇號和漢字勇號本來沒有軒輊，李續賓由知府賜號摯勇，其弟續宜由知府賜號伊勒達；（《史稿》傳一九五）岑毓英由道員賜號勉勇，其弟毓寶由道員賜號額圖琿。（《史稿》傳二O六）這是最顯著之例。穆宗、德宗之時，武臣立功往往由漢字勇號改賜清字勇號，謂之換號，《清史稿》稱之為晉號。如郭寶昌以卓勇巴圖魯晉號法凌阿巴圖魯，（《史稿》傳二一五）張文德以翼勇巴圖魯晉號達桑巴圖魯，（《史稿》傳二一六）雷正綰以直勇巴圖魯晉號達春巴圖魯，（《史稿》傳二一七）陶茂林以鍾勇巴圖魯晉號愛星阿巴圖魯，（《史稿》傳二一七）其例甚多。這是因為軍事正亟，不能不強為分別以濟爵賞之窮，在前是沒有的。楊遇春於乾隆六十年由守備賜號勁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三四）楊芳於嘉慶五年由參將賜號誠勇巴圖魯，（《史稿》傳一五五）皆歷階至大將封侯，四十年稱號不改，未嘗有所謂晉號!

入關前，賜號者甚多，康、雍、乾之間雖有許多次大征伐，可是一時名將如岳鍾琪，（《史稿》傳八三）策凌，（《史稿》傳八三）哈元生，（《史稿》傳八五）葛爾弼（《史稿》傳八五）之流，全沒有賜過勇號。乾隆二十年以後，本進忠號法式善巴圖魯，（《史稿》傳九八）海蘭察號額爾克巴圖魯，（《史稿》傳一一八）舒亮號穆騰額巴圖魯，（《史稿》傳一一五）始漸重見，但不是人人可得。如藍元枚，（《史稿》傳一一五）董天弼，（《史稿》傳一一六）和隆武（《史稿》傳一一八）等，雖然功勳懋著，賜花翎，賜袍服，賜鞍轡，賜荷包，賜銀幣，別的賞賜很多，而未嘗賜勇號，與咸同以後大不同。這亦可看出賜號風氣的先後轉變。

巴克什
清入關前，賜讀書識文墨者之普通稱號曰巴克什，與武勇之稱巴圖魯同。若額爾德尼，（《清史稿》傳十五，下同）達海，尼堪，武納格，（《史稿》傳十七）希福，（《史稿》傳十九，下同）范文程，碩色（《史稿》傳三六《索尼傳》）等皆是。《史稿·額爾德尼傳》稱，“兼通蒙古漢文，……從伐蒙古諸部，能因其土俗，語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納降附，賜號巴克什。”希福本傳稱，“兼通滿漢蒙古文字，召直文館，屢奉使蒙古諸部，賜號巴克什”；武納格本傳稱“通蒙漢文，賜號巴克什”，可知當時所注意是在通譯外族語言文字。但得“巴克什”賜號者，並不全是文弱書生，像武納格就是有名的大將，因為當時文武沒有分途。

“巴克什”又作“榜識”，或作“榜式”，“巴克式”。最早見於萬曆十九年（1591），遣巴克什阿林察持書諭葉赫。（《東華錄》天命一，十四頁）凡賜號的，最初皆繫於本人原名之下，其後亦改在原名之上，《太祖武皇帝實錄》於太祖建號時稱，“厄兒得溺榜識接表”，《東華錄》作“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實錄》於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取撫順後至明邊時稱，“乃遣厄兒得尼榜識令二王停兵”，《東華錄》作“乃遣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天命二）是其證。康熙八年五月初七日己亥，准達海立碑，當時諭稱，“達海巴克式通滿漢文字，於滿書加添圈點，俾得分明，……著追立碑石”；（康熙《東華錄》九）又《清史稿·達海本傳》載“聖祖諮諸大學士，達海巴克什子孫有入仕者乎”？（傳十五，並見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戊子，《東華錄》三十。）可見康熙時“巴克什”稱號還寫在原名下面。天命《東華錄》將“巴克什”寫在原名上面，大概是雍正十二年以後校定《實錄》時所改。

太宗於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四月初一日丙戌，設置文館，分兩直，達海、剛林等翻譯漢字書籍，庫爾纏、吳巴什記注時政得失。（王氏《東華錄》天聰四，及《史稿》傳十五《達海傳》）文館滿語曰筆帖黑色，（天聰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辰《東華錄》，案《史稿》傳十九《甯完我傳》作筆帖式）其本義原為書房。凡通文史命直文館者，授官參將游擊，皆號榜式，通稱儒臣，又稱文臣；其以儒生俊秀選入文館尚未授官者，稱秀才，或稱相公。（《清史稿》傳十九論，又傳二五《蔣赫德傳》）於是“巴克式”（榜式）乃近於官名，稱者較多。當時官名有筆帖式，（天聰三年二月初二日戊子，《東華錄》天聰四） 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庚辰改官制，立六部，各部又設“辦事筆帖式”，遂更定“文臣賜號榜式者許仍舊稱，余稱筆帖式”。（天聰六）巴克什之稱復嚴。《史稿·達海本傳》說他於天聰五年七月賜號巴克什，可是《東華錄》在天聰三年四月已稱榜式達海，這種賜號以前所稱榜式，就是因為入直文館之故，到五年七月既申非賜號不得稱“巴克什”之令，而達海博通蒙漢文字，所以重行賜號。

文館初設，制度和組織全不完善，甯完我於天聰五年十二月上疏，說文館是“官生雜處，名器弗定”。（《史稿》傳十九）王文奎（後複姓沈）於天聰六年八月上疏論及文館，說，“自達海卒，（六年七月）龍什罷，（六年六月）五榜式不通漢字，三漢官又無責成，秀才八、九哄然而來，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諉，動淹旬月，……至筆帖式通文義者惟恩國泰一人，宜再擇一二以助不逮”。文奎又說，“帝王治平之道，奧在四書，跡詳史籍，宜選筆帖式通文義者，秀才老成者，分任移譯講解”。（《史稿》傳二六《沈文奎傳》）所謂榜式是賜號之人，筆帖式是直文館授官之人，秀才是沒有授官之人，所謂官是指筆帖式或授其他官職之人，生就是秀才。

文館分直始於天聰三年四月，可是相類的工作早起於清太祖時。《史稿·希福本傳》說他在太祖時召直文館，《雷興傳》說他在太祖時以諸生選直文館，（《史稿》傳二六《附馬國柱傳》）《達海傳》說太祖召直左右，命他翻譯《明會典》及《素書》《三略》，可知在太祖時已有同樣組織，不過沒成正式制度而已。天聰時先後參加文館的人，可知者有達海，庫爾纏，希福，范文程，甯完我，鮑承先，蔣赫德，王文奎，剛林，（以上並見《史稿》本傳）羅碩，（《史稿》傳十四《附揚善傳》）蘇開，顧爾馬渾，托步戚多，吳把什，查素喀，胡球，詹霸，（以上見列傳十五《達海傳》）高鴻中，（見傳十九《甯完我傳》）羅繡錦，（傳二六《附馬國柱傳》）朱延慶，（見傳二十七《申朝紀傳》）張文衡，（見天聰九年二月初三日甲申，《東華錄》天聰十）梁正大，齊國儒，（以上見天聰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甲辰《東華錄》）龍什，恩國泰，江雲深，孫應時，李棲鳳，楊方興，高士俊，馬國柱，馬鳴佩，雷興（以上並見《史稿》傳二六《沈文奎傳》）等，亦可謂一時之選，不知時論何以鄙薄若是。蘇開以下三人，文館初設與達海、剛林同任翻譯；吳巴什以下四人，與庫爾纏共記時政，入文館甚早。江雲深以下數人，即文奎疏中所謂“哄然而來，群然而去”之“秀才八、九”。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三月改文館為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掌記注詔令，編纂書史，及撰擬表章；一名內秘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敕諭祭文，並錄各衙門章疏；一名內弘文院，掌注釋歷代行事，御前進講，並頒行制度。各設大學士，學士，以希福，范文程，鮑承先，剛林分領之，佐以羅碩，羅繡錦，詹霸，胡球，王文奎及恩國泰，（崇德元年五月初三日丙午，《東華錄》天聰十一）全是文館舊人。順治元年入關，沿襲明朝官制設翰林院，次年以翰林官分隸於內三院，改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弘文院。順治十五年復改內三院為內閣，重新分設翰林院，並定翰林院滿字名稱為筆帖式衙門。在制度上雖然是文館演變成為內閣，可是在滿洲名稱上實際是翰林院承繼了文館。

自從天聰五年七月以後入直文館者不稱“巴克什”，順治五年剛林以後亦沒有再賜巴克什稱號的，（《史稿》傳三二）其後唯一僅存的只有宿衛內廷宮門的“閱門籍護軍”，滿文還稱為巴克什，（《會典》九八）這是從記注起居遞遺下來的。

包衣大
大，漢語為長，包衣大就是包衣長，意為僕役頭。內務府設官有包衣大，漢文名管領，秩正五品。《清史稿·世祖本紀》一，順治二年正月，“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漢人，冒占田宅，違者論死”。《東華錄》作禁內務府管領等私收投充漢人云云，是其證。崇德三年四月十二日乙卯，《東華錄》記岳托新福金訴其大福金事，中有大福金遣包衣大准布錄、薩木哈圖前往恐嚇一事。岳托是代善長子，崇德元年封成親王。（《稿》傳三《附代善傳》）據《八旗通志》鑲紅旗包衣第二，參領第一、二佐領，全是岳托分封時所立，所以岳托亦是當時旗主之一，這些“包衣大”全是他所屬包衣下的頭目，給使於他家的。《順治東華錄》一，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稱“有遺匿名帖，謀陷固山額真譚泰者，為公塔瞻母家高麗婦人所得，言於包衣大達哈納，達哈納以告伊主公塔瞻及固山額真譚泰，塔瞻因啟諸王，王等令送法司質訊”。這是順治即位一個大獄，茲不詳述。所可疑的是塔瞻家何以有“包衣大”？塔瞻為揚古利次子，揚古利，《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作楊古里，（卷二，頁一、頁三）是太祖、太宗時名將，崇德二年死於征朝鮮之役，追封武勛王，在清入關前群臣中爵秩最高。塔瞻初襲超品公，後降一等公，父子均未嘗作過固山額真。太宗初立，於天命十一年九月設總管旗務八大臣及佐管十六大臣。《東華錄》注稱，“額駙揚古利前此已授一等總兵官，其秩在貝勒之次，……不預此”。仿佛是因秩高而不入迭，但揚古利亦沒有同貝勒一樣主旗務作旗主。《清史稿》傳十三《揚古利本傳》稱，“揚古利手刃殺父者，……時年甫十四。太祖深異焉，日見信任，妻以女，號為額駙”；案《清朝文獻通考》二四二《帝系考》，《清史稿·公主表》及《武皇帝實錄》，全沒有太祖女嫁揚古利的記載，但天聰《東華錄》亦稱揚古利為額駙，似乎本傳所稱並非無因。當時所謂額駙，不專指娶太祖、太宗女者，如佟養性娶宗女，（《稿》傳十八）李永芳娶阿巴泰女，（同上）均稱額駙，揚吉利或亦其類。否則必因獲罪不列玉牒，以致失載。塔瞻之母是否即此清代皇室之女，今不能確知，揚古利既為額駙，必有隨嫁之包衣大，應無疑問。但我懷疑入關以前一般宗室勛舊無論是否主管旗務全有包衣，有包衣就有包衣大。塔瞻家之有包衣大並不是因為父為額駙。太祖初起兵幾年追隨的人很多，他們全有給使的包衣，就是僕役。當時旗制未定，所以不會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不會因之取消，有一時期勛舊的包衣與分隸各旗包衣佐領下的包衣，同時並存。順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甲子，諭吏、禮、兵三部，所說“官員子弟及富家世族，……本身不充兵役，盡令家僕代替”，這家僕實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為要分別於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稱。逮後包衣制度日嚴，私家的“包衣”漸漸改稱，成了《戶部則例》中所謂“八旗戶下家奴”。

包衣昂邦
昂邦漢語為總管，包衣昂邦是官名，漢字稱內務府總管，又稱總管大臣。順治八年三月初五日壬午《東華錄》，“先是搜獲英王藏刀四口，刑部不行奏上，但告知巽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將刀交御前包衣昂邦收之”。所謂御前包衣昂邦就是在御前的內務府總管。內務府管理宮廷的宴饗、典禮、祭祀、庫藏、財用、服御、賞賚、帑項、造作、牧廄、供應等事，即所謂皇帝包衣。入關以後，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由天子自將，謂之上三旗，隸內務府的全是上三旗。內務府制度由包衣演化而成。天聰三年九月初一日壬午，《東華錄》有“皇帝包衣下”，順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丙子，世祖諭有“朕之包衣下”，這全是所謂內務府。順治十一年置內十三衙門，（《清朝通志》六六作十三年，誤）宮廷給使由宦官主持，設官亦舊臣與宦官並用，（《史稿·職官志》五）於是內務府制度中廢，世祖遺詔以此自罪。聖祖即位後，於順治十八年二月才又恢復。其後定製：內務府設廣儲、會計、掌儀、都虞、慎刑、營造、慶豐七司，廣儲司設銀、段、衣、茶、皮、瓷六庫，織染局，江寧、蘇州、杭州設織造監督，又有御茶膳房、御藥房、三旗納銀莊、官房租庫、官學、刊刻御書處、武英殿修書處、養心殿造辦處，均統於總管大臣或隸屬七司。（《清朝通志》六六）康熙十三年奉宸苑、武備院、上駟院亦由府兼轄。於是閹宦之權全歸內務府。各司的職掌同它與內十三衙門之分合，可參見《清代包衣制度與宦官》。

內務府總管無定員，由滿洲侍衛府屬郎中，內三院卿簡補，或王公內大臣、尚書、侍郎兼攝。初秩從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各司設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主事，正六品；筆帖式，秩與各部同；各庫有司庫，正六品。（《會典》卷三，卷八十七，《史稿·職官志》五）織造官由內務府司官兼管。

厄夫
或作額駙，漢語為女婿，系在人名之下作為尊貴稱號。如《太祖武皇帝實錄》數稱“呵呵里厄夫”，“恩格得里厄夫”，“荅兒漢厄夫”，“查哈量厄夫”等全是。後來改譯額駙，又系在本人名字之上，如“荅兒漢厄夫”，《東華錄》作“額駙達爾哈”。（天命四年八月己巳）《太祖武皇帝實錄》修於天聰，所保存的是當時制度。《東華錄》所據是乾隆校訂後的實錄，可知額駙稱號系姓名之上是入關以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