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考證：毛澤東生平事跡諸多疑點的史實真相zt

　　《毛澤東史實真相》：本書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以問答的方式，對毛澤東生平事跡研究中的諸多疑點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評述，實事求是，撥開迷霧，努力還原和接近歷史的真相。全書史料紮實，論述嚴密，同時具有相當的可讀性。

　　毛澤東是從北京還是從上海到長沙與楊開慧結婚的？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一書，其中這樣寫道：

　　1920年7月，毛澤東從北京返回湖南後，身穿薄薄的舊長衫，邁着輕快的步伐來到福湘女校，在選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楊開慧……這年冬天，兩人便同居結婚……

　　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偉人之初：毛澤東》一書記載：

　　1920年5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6月，張敬堯被逐出湖南；7月初，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

　　1920年7月，毛澤東到底是從北京還是由上海回長沙的﹖

　　據《毛澤東年譜》（上卷）和解放軍出版社的《東方巨人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開慧》等著作記載，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京去上海，途中遊覽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5月5日抵滬，繼續做驅張工作，寫有《湘人為人格而戰》，刊於6月9日上海《時事新報》。

　　5月中旬，毛澤東在上海還多次與陳獨秀會晤，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問題等。

　　6月11日，張敬堯被趕出湖南。當天，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應為廢除督軍制、實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7月7日，從上海回到長沙。途經武漢時，與惲代英等商討了在湖南創辦文化書社等問題。

　　從上述情況看，如果毛澤東是從北京直接回長沙，那麼，上述毛澤東的革命活動，就不能在他的光輝歷程中體現，也就不能載入革命史冊了。【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如何相戀的？

　　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如何相識產生愛情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這樣記述：

　　1928年6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做報告。事也湊巧，這次會議在永新縣城舉行，子珍是團的支部書記，參加了這次會議。散會後毛和她閒談起來，他們共進晚餐，吃了兩隻雞，喝了兩瓶酒。

　　兩天后，子珍幫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沒有走。第二天吃早飯時，毛對此事毫不隱瞞，“賀同志和我相愛了。”毛對同事們說。

　　據《毛家兄弟與賀家姐妹》、《賀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賀子珍》等著作記載，上述這段記述有以下明顯的錯誤：

　　第一，毛澤東與賀子珍相識，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江西寧岡縣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相識產生愛情的。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與袁文才在江西寧岡縣東源鄉大倉村一戶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會見，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了手下的部將後，還向毛澤東介紹了賀敏學和賀子珍。

　　賀子珍當時年僅18歲，年輕貌美。毛澤東見到賀子珍，以為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將的女兒。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說：“她是中共永新縣委委員。”【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澤東連聲說：“看不出！看不出！”

　　毛澤東詢問了賀子珍的姓名後說：“哦，祝賀的‘賀’，善自珍重的‘自珍’！”

　　這次會面後，賀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個沉默寡言的人，而這天回到家裡格外興奮，話也多起來。他給妻子謝梅香講述了會面的情景，一面講一面笑。他還對賀子珍說：“我看革命高潮要來了，有了毛委員的領導，我們今後可以有很多的事幹了。”

　　自從毛澤東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革命軍第一團官兵沒有立即上山，而是到蓮花和湖南的攸縣、茶陵等地去打土豪和籌款。毛澤東因為腳傷，沒有隨部隊出發，住在茅坪村南側一座山腳下的李氏私宅里養傷。

　　毛澤東利用在此養傷的機會，經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傾談，連患瘧疾尚未痊癒的賀子珍也找過幾次，聽取她的意見。就這樣，袁文才同毛澤東熟悉以後，對毛澤東非常敬佩，覺得毛澤東的住處離自己太遠了，商談工作不方便，於是便讓毛澤東住到茅坪的八角樓。

　　八角樓離袁文才家只有幾步之遙。毛澤東外出找人談話或到河邊散步，都要從袁文才家門前經過。那時賀子珍瘧疾初愈，身體虛弱，有時坐在袁文才家門口曬太陽。毛澤東見到了她都要走過來講幾句話，問她身體恢復得怎樣，態度和藹親切，給賀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後，毛澤東與賀子珍接觸的機會更多。特別是賀子珍在江西永新縣煙閣鄉黃嶺村工作一段時間後，又到九隴山工作，毛澤東在九隴山住了一個星期，他們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們產生了愛情。

　　他們相愛後公開同居，則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見，上述說他們相識幾天便公開同居，是不符合真實情況的。【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賀子珍離開毛澤東，是江青“插足”造成的嗎？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係破裂。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於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從敵占區到延安的人，特別是黨員，都要接受審查。江青到延安後，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於11月入中央黨校學習。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後，江青被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於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那裡。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於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中受過重傷，加上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賀子珍對毛澤東說，經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死裡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很緊張。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於營養嚴重不良，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里，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澤東經常與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夫妻感情出現裂痕，關繫緊張。【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負擔。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經常疼痛，於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裡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

　　毛澤東起初不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只好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賀子珍到西安後，上海被日本占領，她只得暫住西安。毛澤東得知，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勸，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後有機會再出去治病。

　　而賀子珍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康生、陳雲等從莫斯科坐飛機經新疆、西安去延安，賀子珍受到啟發。她想：上海去不成，為什麼不去蘇聯呢？到蘇聯，既可治病，又可獲得出國學習的機會。於是，便從西安坐汽車到蘭州。賀子珍到蘭州後，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曾勸說賀子珍回延安。但賀子珍不聽，堅持要走。賀子珍在蘭州期間，毛澤東也曾托人帶口信給賀子珍，還發去電報，勸她回延安。賀子珍個性倔強，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從蘭州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從上述情況來看，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並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為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而此時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審查，不可能讓她與毛澤東單獨接觸。再說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基於這樣的情況，怎能說賀子珍出走離開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結果呢﹖賀子珍在延安時，江青未曾與賀子珍見過面。以後，她們也未見過面。【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江青與毛澤東第一次相見在何時何地？

　　江青於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與毛澤東結婚。那麼，她與毛澤東相識是在何時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見美國女記者維特克時談到，1937年8月她從西安往延安進發，途經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時，與毛澤東相識。她說：“當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開會，我甚為驚慌，深恐在他們面前昏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迎接我（對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這樣盛大的歡迎也說不定），我心想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還好，我和他們都握了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對江青與毛澤東的相識是這樣記述的：

　　在洛川會議期間，毛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對他的未來產生極大影響的人。在會議的第四天，一群來自上海文藝界的年輕人在日本侵略之後前往延安參加共產黨，他們途經洛川。這群人中有一個23歲的女電影演員，這就是後來的江青，當時她叫“藍苹”……

　　她當時搭乘給紅軍總部送大米的軍車到達洛川。她和其他來自上海的人一起見到了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成員。那天，她與毛眉目傳情，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間風雲變幻的政治伴侶關係。當時毛正驅車趕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後面的卡車上。【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洛川會議，是中共中央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馮家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如按照上述所說，在召開洛川會議的“第四天”與毛澤東相識，就是8月25日。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是江青到延安第二天，由當時中組部組織科科長王觀瀾和其愛人徐明清帶着江青去見毛澤東，從而相識。

　　第三種說法，是毛澤東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作報告時，江青與毛澤東相識。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特里爾在《江青正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當他像牧師一樣站起來講話時，藍苹臉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數學生皮膚白一點，因為他們都是農村的，在西北農村呆的時間也長。鼓掌的時候，藍苹故意引人注目。講話結束時她提了幾個很幼稚的問題，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澤東講了幾句話……

　　第四種說法，是在中央黨校與毛澤東相識。對此，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在《江青秘傳》一書中有過記述。

　　從上述情況來看，第一種說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會議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研究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和國共兩黨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如此重要，怎麼可能全體出來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後，因為要審查她的黨籍問題，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暫住兩個月，在這樣情況下，江青到延安第二天，王觀瀾不可能帶着她去見毛澤東。因此，江青與毛澤東相識的第二種說法，是不可能的。【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關於江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與毛澤東相識的說法也不可能。因為毛澤東於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這年的9月和10月，毛澤東沒有到魯藝作演講。在這期間，江青正被審查黨籍問題，不可能讓她到魯迅藝術學院聽毛澤東演講。11月，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的，才結束其審查，讓江青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從莫斯科到延安後，接替李維漢任校長。江青和康生都是山東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做幫傭，他們是老相識。康生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後，江青正在黨校學習，他鄉遇故知”，在這種情況下，江青通過康生幫助，加上自己主動爭取，她與毛澤東相識，顯然是毫無疑義的。

　　毛澤東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還是副部長？

　　1917年，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在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和影響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

　　孫中山在絕望中看到了光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開始了偉大的轉變，積極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了以改組國民黨為中心內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毅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確定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革命目標，同中國共產黨結成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還通過決議，承認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31日，舉行第一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推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以及確定中央各部部長人選等。

　　關於這次會議確定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人選問題，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說：

　　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

　　根據毛澤東這個自述，我國許多著作記述毛澤東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而施拉姆撰寫的《毛澤東》一書，則有不同的記述：

　　這場複雜的戲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毛在回廣州時，除了關心農民運動外，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領導職務。最初是秘書，後來是副部長。

　　上述兩種說法，到底哪一個是對的呢﹖據考證，這兩種說法都是有誤的。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記載：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閉幕後，於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戴季陶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劉蘆隱任秘書。【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澤東年譜》記載，1924年1月31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設立中央機構，組成國民黨中央黨部；還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特別區組織執行部，指導和監督當地黨務。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執行部。

　　2月2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宣布正式成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會議通過胡漢民、葉楚倫、汪精衛為執行部常務委員；邵元沖任文書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澤東代理；汪精衛任宣傳部部長，惲代英任秘書。

　　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難以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向會議提出調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10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公布了這一消息。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並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8日下午，代表國民黨中央在會上作《宣傳報告》。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仍推舉汪精衛任宣傳部長，秘書為沈雁冰。2月5日，汪精衛提議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經第二次常委會討論通過。2月16日，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長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據沈雁冰回憶：“此次毛澤東的請假雖說‘因病’，實際上他是秘密往韶關（湘、粵邊界）去視察那裡的農民運動。”【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後的7個月內，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親自動筆寫文章近30篇。他還特別重視利用宣傳機關的有利條件捍衛國共合作，宣傳貫徹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同反動傾向進行了堅決鬥爭。他不負眾望，很快使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在20日的會議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這次會議通過的《整理黨務案》，規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必須辭職。於是，毛澤東便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從上述情況來看，毛澤東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既沒有擔任部長或副部長，也沒有任秘書，而是任代理部長。

　　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蔣介石向全會提出限制共產黨，由新右派獨攬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的部長。此黨務案被通過後，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迫辭職。5月28日，國民黨中常會召開有各部部長和中央監察委員參加的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毛澤東等辭職問題案。6月22日，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改組，毛澤東及其他共產黨人被免去委員職務。【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重任毛澤東為前委書記嗎？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攻克福建上杭縣城後，在上杭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研究事典》這樣記載：

　　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召開，會議選出新的前敵委員會，並通過決議重任毛澤東為前敵委員會委員和書記。

　　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與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有密切的聯繫。中央文獻出版社於1996年8月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載：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城內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

　　會議開始後，陳毅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鬥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激烈爭論。會議最後所做決議，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由於會議爭論的幾個主要問題未能分清是非，所以改選紅四軍前委時，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未能當選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

　　9月下旬，紅四軍攻占上杭，在縣城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中國青年出版社《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一書記載：紅四軍召開黨的八大時，陳毅已去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前委負責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會議，加上當時頻繁的軍事行動和出擊閩中某些戰鬥的失利，紅四軍的領導力量，特別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會議在無組織狀態下開了3天，結果選出來的紅四軍第八屆前委，毛澤東仍被選為前委委員，未能當選前委書記。【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即史稱“九月來信”），特別強調：

　　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2月28日、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這次會議認真討論了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8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大會還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上述情況說明，在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只被選為前委委員；在選舉前委書記時，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他仍未當選書記。

　　毛澤東重任前委書記，是在1929年12月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決定的。

　　寧都會議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對立嗎？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氣氛緊張，爭論非常激烈。

　　有的著作記載，寧都會議氣氛緊張，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對立。這無疑是錯誤的。

　　1932年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紅旗飄飄》第18期發表的王稼祥撰寫的《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和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上）記載，寧都會議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所謂“積極進攻戰略”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對前線的作戰方針，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是有嚴重分歧的。

　　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因為周恩來在前線沒有到會，所以，會議先由任弼時主持召開。

　　在任弼時的主持下，後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為會前得到臨時中央的支持，咄咄逼人，逼迫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

　　會議在對中央蘇區自2月攻打贛州以來的全部工作進行總結時，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毛澤東沒有屈服，據理反擊。而後方中央局的成員們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進一步對毛澤東橫加指責。毛澤東對後方首腦們的批判極力反駁，就這樣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這時，周恩來從前線趕到。他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所以到會後便由他主持會議。

　　在會上，周恩來針對會議鬥爭激烈的情況，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說：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對毛澤東橫加指責，認為後方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在研究對毛澤東的處理和工作安排時，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不顧周恩來、王稼祥的反對，極力主張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而周恩來不同意，說：“澤東積多年的經驗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因此，他堅持：“一種是由我主持戰爭責任，澤東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周恩來提出的這兩種辦法，都意在把毛澤東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但是，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認為，若讓毛澤東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所以堅決主張調毛澤東回後方。

　　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便違心地提出請“病假”的要求。會議最後表決，卻通過了周恩來的第一種意見，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從上述情況來看，寧都會議的鬥爭，是毛澤東與堅決執行王明“左”傾盲動主義進攻戰略的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的尖銳對立，而主要不是與周恩來的對立。【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說了什麼話？

　　1997年6月18日，北京電視台舉行智力競賽，節目主持人向參賽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說了句什麼話﹖

　　有的參賽者回答說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則說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而節目主持人最後宣布標準答案時說：“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說了兩句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翻閱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開國大典是這樣報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門不大一會兒，林伯渠秘書長就宣布典禮開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麥克風跟前，莊嚴而興奮地宣布：“同胞們�犞腥A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牎�

　　而當時負責採訪和報道開國大典的新華社記者李普說：

　　前年有人突然問我，“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是不是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說的，我一時做不出肯定的答覆。靜下來想一想，這件事其實很明白，這是他在政協開幕詞中說的。開幕詞大氣磅礴，情文並茂，標題就是這句話。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門上他宣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這是一件標準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詞句，這件公文當天就由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照會了世界各國政府。【更多精彩，盡在★軍事第一播報★ http://jsdybb.netsh.com.cn】

　　在開國大典現場擔任播音任務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丁一嵐，於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進行糾正：

　　我的記憶力近年來已經差了很多，但是對當年毛主席說的這兩句話，我不會記錯。因為：第一，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講話時，我和齊越在天安門城樓上進行實況轉播，我們站的地方距離主席台只有十幾米，當時的情景終生難忘（在開國大典上毛主席還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頭保存了毛主席在開國大典時的講話錄音。這些年寫開國大典轉播情況回憶時，我聽了不少次錄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國人民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專刊”，毛主席在當年9月21日致開幕詞的全文。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沒有“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而有“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錄此“開幕詞”，是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為題，這句話白紙黑字印在其中。這些史料是沒有錯誤的，所以我肯定說我不會記錯。

　　丁一嵐的回憶，同樣證實毛澤東在開國大典開始時只說了一句話，即“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