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王力雄《天葬》）

第十四章 西藏問題國際化

中國堅持把西藏作為中國內部的問題，既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從官方角度認為西藏有獨立的根據，那麼有關西藏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自己的事，外人沒有插手的理由。然而讓北京惱怒的是，西方社會和輿論一直一面倒地支持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處處譴責北京，把中共說得一無是處，把西藏視為中國之外的一個地方和一個與中國對等的問題。

西方為什麼對西藏情有獨衷？這一點不光是中共不能理解，主張與中國分離的維吾爾人和蒙古人也覺得倍受冷落。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與西藏難道有什麼不同嗎？他們的土地也是被占領的，他們的人民也慘遭中國人的屠殺。西方的眼裡卻只有西藏，那到底是真正出於正義，還是更多地出於興趣，以及傳媒製造的時尚？
1、神秘香巴拉

西方社會具有富於想象和迷戀新奇的精神。那種精神培育了眾多冒險家和旅行家。他們不畏險阻地把足跡踏遍世界各個角落，成為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先鋒。東方的古老神秘一直對西方人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歷史上，初到東方的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東方之行和所見所聞描寫得天花亂墜，使其熱衷於聽故事的同胞們神往不已。西方對東方的早期認識，幾乎都是在類似馬可波羅的描述中培育起來的神話世界。十八世紀僵化腐朽的中國竟會被伏爾泰那樣的西方大哲標榜為歐洲啟蒙的榜樣，足以說明神話泛濫的程度。直到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大炮轟開以後，大批西方人得以進入中國，中國的神話才一落千丈，又反過來成為西方“優越”文明所傲視的對象。

西藏在東方神話中具有更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處世界最大的高原深處，雪山環繞，由“活佛”進行統治。早期去過（或自稱去過）西藏的人對西藏的描述離奇之極。舉一段為例：

這個王國（西藏）的時尚是這樣的：婦女的頭髮梳成一百多根辮子。她們長着野豬一樣尖長的牙齒。他們國家的另一個風俗是：如果一個人的父親去世了，那麼這個人會說：“我願意保留我父親的記憶。”因此，他把這一地區周圍的祭司、僧人及樂師和所有的鄰人親屬召集在一起。這些人高高興興地把屍體抬進村子。他們準備好一張大台子，祭司們在台子上把屍首的首級砍下來，遞給死者的兒子。死者的兒子及其所有人齊聲多次為死者祈禱。祭司將屍體切成碎塊。他們得到一些碎塊後，就返回了市內，他們邊走邊祈禱……在此之後，鷹及蒼鷹從山頂飛下來，紛紛啄食人肉，然後騰空而起。這時，所有人齊聲高呼：“看哪，這個人是個聖人，神使降臨把他帶進了天國！”這種方式使死者的兒子感到得到了極大的榮譽。神使以這種令人稱道的方式使其父親超生，他目睹了這一切。為此，他取來其父的頭顱，馬上煮了吃掉，並且用頭蓋骨製成飲酒器皿。他及其家人總是虔誠地從頭蓋骨晚中汲取其父的記憶。他們的這種做法表達了對其父的最大尊崇……

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紀的聖方濟會修士奧多里克筆下。雖然後人對他的描寫究竟是旅行記錄還是文學創作表示懷疑，但是他在當時卻被當作半個聖人，在整個意大利聞名遐邇。由於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險經歷，在他去世後全城百姓皆參加他的葬禮，為紀念他專門修建了一座神殿，羅馬還將七十件奇蹟歸於他的功勞[ii]。不難想見人們對他的奇異故事是非常樂於聽聞和相信的。

從宗教角度，到過西藏的歐洲傳教士把西藏比喻為“魔鬼創造的梵蒂岡”[iii]。最早到過拉薩的歐洲人──奧地利傳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這樣描寫當時的達賴喇嘛：

他置身於其宮中的一個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該宮殿完全被黃金、白銀和寶石覆蓋，由大量的燈照耀，高高地置身於一個很顯眼的地方，他坐在一個細絨墊子上，雙腳踏在鋪着的珍貴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於這些人為能通過豐厚的恩賜獲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從為幸福無比，並將這一切懸掛在脖子上。啊！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令人討厭的齷齪行為啊！他們甚至把這種尿混合於肉之中，愚蠢地認為這是預防各種疾病的良藥……[iv]

白乃心還告訴他的歐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種氣味惡臭的油塗面。這種油除了使她們產生難聞的氣味之外……還使她們的面容嚴重變形，以至於大家不知道她們是女子，還是地獄的幽靈……”[v]。在歐洲早期對西藏的傳說里，西藏荒漠上有無數身軀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螞蟻，它們在掘穴時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誰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蟻就會追蹤他並且進行攻擊[vi]。這一切奇異傳說都足以讓歐洲人心旌搖動。

法國藏學家米歇爾·泰勒這樣說：“如果沒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絕不會有關於西藏的神話。西藏除了是一種地理現實之外，還是一種思想造物。”[vii]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經成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義語，提供了滿足西方精神對遙遠、不可思議事物和奇異力量之渴望的一個最佳幻覺之地。

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西藏獲得了封閉領土的巨大名聲和神秘性。那時的西方已經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槍炮可以輕易敲開任何封閉的國門。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們難以進入。由活佛統治的神秘民族儘管武力薄弱，卻憑藉西藏之“天”的保護牢牢地把守着進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險家無功而返。直到本世紀以前，能夠到達拉薩的西方人屈指可數。西藏的吸引力從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對於熱衷於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強烈。

雖然本世紀初，一支英國軍隊終於打進了拉薩，隨後西藏借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之機脫離中國控制，對西方做了有限的開放，然而由於那時的交通技術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絕，西方又在那幾十年忙於兩次世界大戰，對西藏的顧及有限，能夠進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鳳毛麟角。

隨後就是中共占領西藏，並且把西藏關入鐵幕之後，從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難以被西方人看見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以後，西方的旅遊團隊才開始被允許進入西藏，一方面由於接待能力不夠，遊客數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嚴格控制，只允許遊客在規定線路上“觀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還未對西方完全撩起面紗，類似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構理想化的過程也始終沒有完成。

當今的人類世界已經被噴氣飛機和通訊衛星連結成一個“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憑着硬通貨和商業旅遊網成群結隊地隨便出入任何角落，這世界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寄託神話境界呢？──只剩下一個西藏。

另一方面，隨着西方文明顯露弊端，西方社會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變得迷茫，後現代主義成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從東方神秘主義中獲得新的啟示。這從美國的英語佛學教學中心幾年之間就從429個（1988年）躍增為1062個就可看出[viii]。而在西方人對東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為最有吸引力的一個。

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人為地神聖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們以前對西藏的態度同樣表現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寫為愚弄百姓的騙術或是一種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連達賴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應該廢止轉世之時，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勁地對它進行渲染，不容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這種轉變，實際上是西方人尋求實現自我認同所需要的，西藏作為這樣一種工具，在今日西方到處受到歡迎。[ix]

曾經在台灣國民黨政府擔任過“蒙藏委員會”主任的張駿逸就此有過這樣一段評論：

……何以一向以理性著稱的西方人對西藏情有獨鍾，竟然到了如此執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業國已進入所謂後現代社會。人們在經歷了長期的技術發展、經濟繁榮和富裕生活之後，也發現了高度現代化帶來的許多難以補救的社會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傳統文化遺產的失落，自然環境的破壞，核擴散引起對前途的焦慮等。人們自然地產生了對失落的過去的留戀。西方人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重視綠色和平的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向了發展中國家，善意地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而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不僅地理位置獨特，封閉，尚未受到現代化衝擊，而且這裡生活着相對與世隔絕、智慧卻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們還有自己古老獨特又神秘莫測的宗教傳統。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對一個理想的、失落了的過去的構想。於是西藏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塊淨土，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產主義中國的統治之下，據說漢人正在剝奪藏人傳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權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終消滅這個民族。正在這塊淨土上進行可以導致全人類走向毀滅的核試驗。這怎能不讓熱愛自然、熱愛和平的後現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動起真感情來呢？這就是為什麼在西藏問題上，西方民眾採取與政府完全不同、十分過激的態度的一個根本原因。也是西藏問題最終成為國際問題的根本原因。[x]
2、達賴喇嘛的成功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個人魅力應該說是西藏問題得以成功地實現國際化的另一決定因素。由於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幾乎獨一無二的象徵，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實際上就是達賴喇嘛國際化的過程。今天，達賴喇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有影響力的偉人之一，他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方人自己的宗教領袖——天主教教皇。有人這樣描寫：“達賴喇嘛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遊說布道，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雖然他每次演說的內容大同小異，可每每座無虛席，盛況空前。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卻都被筆錄成書，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書市。他不應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卻對塵間濁世關懷備至，也享有許多職業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xi]達賴喇嘛成功地通過他自身引導了世界對西藏問題的矚目。說西藏在國際上獲得今天的這種普遍關注是他個人的勝利，那是不過份的。

可想而知，達賴喇嘛肯定具有極高的天分。對此無需尋找別的證明，他能在幼年通過對靈童的種種測試，成為達賴喇嘛，就足以說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說轉世是否是真，至少那麼多高僧大德對他進行了反覆觀察考驗，一定可以保證他在人種上絕對優秀。1939年國民政府赴藏代表團的成員朱少逸在第一次見到達賴後曾這樣感嘆：

靈兒年僅四歲有半，姑無論其靈跡所在，傳遍遐邇，即其起坐行動之間，穩重悠閒，雖成人猶不可及，亦異事也……自參拜開始，前後約四小時，而靈兒安坐檯上，精神始終如一，且態度自然，對拜見群眾，了無畏懼或羞澀，此靈兒之所以為靈兒歟！[xii]

十四世達賴喇嘛出生於青海省貴德縣，那裏海拔不高，挨近漢區，以農業為主，漢化程度頗高。按朱少逸的看法：“達賴全家均作漢語，實漢人也”[xiii]（另一國民黨在藏工作人員則說達賴的父親連藏語都說不好[xiv]）。代表團在拉薩拜見達賴父母時，達賴父親身着漢裝，長袍馬褂，以漢地“饅頭”招待代表團，並頻頻表示“西藏糌粑吃不下”，勸代表團多吃饅頭[xv]。

達賴父親出身微寒，愛貪小利，突然暴發，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親漢姿態鮮明，為西藏噶廈政府所排斥，在拉薩的貴族圈中非常孤立。達賴喇嘛受左右影響，對自己父親漸生不滿，據說他十來歲時，曾有騎在父親身上毆打之事[xvi]。達賴父親死於1946年，時年五十餘歲，身體健壯。有傳說他當時只得了輕微小病，吃了攝政達札送的一劑湯藥之後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懷疑他被下了毒[xvii]。不過這僅屬於無從證實的推測。

達賴喇嘛受到當時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經過漫長修煉以去掉人性中惡的成份，達到慈悲的無上境界。年幼之時，儘管他已經是西藏人民無比崇敬的對象，卻在大昭寺的樓頂用唾沫啐下面五體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為樂[xviii]。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稱聖人。在訪問日本的養雞場時，他為雞的處境感到震驚而悲哀，因為二十萬隻母雞像囚徒一樣被關在籠子裡為人類產蛋，直到不能生育時再被賣掉。因此從愛護生命的角度出發，他主張即使一定要吃肉，應該吃大動物，而不吃小動物，因為那樣可以少犧牲很多生命。[xix]這種既宏大又細微的慈悲，令世人不能不高山仰止。

不過達到這種博愛慈悲的境界，任何一代達賴喇嘛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與他的其他前身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於他的開放性。以前的任何一代達賴喇嘛，都封閉在雪山深處，除了自己的子民，幾乎不與外人接觸。十三世達賴喇嘛雖然有過六年的流亡經歷，但其中五年是為躲避英國人而逗留在中國和蒙古信奉喇嘛教的地區，與在拉薩區別不大，流亡印度的時間只有一年多。十四世達賴喇嘛則是二十出頭就被迫逃離西藏，至今在外已近四十年時光，他生命中主要部分都是在流亡中度過的。而且他必須面對以西方為主的世界，從他們那裡爭取流亡藏人所需要的支持。為了獲得西方世界的同情與接納，他要以開放的姿態去學習西方理念與價值觀，並按照西方的標準去樹立自己的形象。

從流亡開始，達賴喇嘛就努力改變舊西藏的專制傳統，在西藏難民團體中建立民主制度。他在印度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人民議會”，規定凡十八歲以上的藏人有權選舉議會代表；年滿二十一歲就有被選舉權。1963年3月10日，頒布了西藏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憲法[1]，保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對崇拜神權的西藏是破天荒的。那時隨達賴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十萬藏人，被認為沒有十個人知道什麼叫民主[xx]，所以推行民主極為困難。對在千年歷史中完全習慣於被神主宰的西藏人，讓他們由自己投票決定自己的命運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內閣成員洛地嘉日在九十年代對記者說：

民主，對我們而言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您知道，有時候我覺得沒有經過痛苦爭取到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您們法國人，您們曾經為着爭民主而奮鬥犧牲。民主這個字對您們有特殊的意義。可是我們，我們不了解什麼是民主。達賴喇嘛對我們說，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他這麼說，我們就接受這個觀念。我向您透露一個秘密，一直到最近，我從來沒有投過票。前不久我剛當選為議會議員，可是我從來沒有履行我的投票權！很奇怪，不是嗎？為什麼？因為在心理上，投票對我們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前幾天我去投了票，因為我覺得身為部長，我至少應該以身作則！所以四天前我到投票所投了票。[xxi]

通過這位內閣部長對民主投票的態度可以看出，在流亡藏人中間推行民主，幾乎是達賴喇嘛獨力所為。他完全可以保持自己作為神的絕對權威，但是他要把這權威交給人民。人民不要，他也要迫使他們接受。目前，西藏流亡議會共有議員四十五名。按照西藏的三區——衛藏、康巴、安多，每區各選十名議員；還有十二名議員是按照西藏不同教派和藏人流亡的海外區域選舉的；只有三名議員由達賴喇嘛指定，他們一般是在科學、藝術、教育方面有特殊貢獻的人。[xxii]

達賴喇嘛甚至考慮改革達賴制度。對於藏人過份地依賴達賴，達賴喇嘛雖然表示對他個人是很榮耀的事，但是他很清醒地指出“這也是我們民族的最大缺點”[xxiii]。他用一個客觀分析者的語氣說到自己：

在所有的人類社會裡，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發揮他的創造天分。這隻有在民主社會中才有可能。就本質而言，獨裁與共產主義制度是反民主的。西藏人由於對達賴喇嘛的極度崇拜，而屈服於他的選擇與決定，卻不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對達賴喇嘛的身份地位加以重新考量的原因。[xxiv]

達賴喇嘛說過多次，一旦和中國簽訂和約，他將放棄政治生涯，把畢生的精力投注於宗教生活。他對達賴喇嘛在未來是否有必要繼續存在下去，也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聽從全體藏人的決定。

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說過了，達賴喇嘛制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也可以到此為止。這完全要看西藏人民的意願。如果這種制度持續使用，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保留原有的傳統儀軌，還是要選用新的規矩。事實上，是有好幾種可行的辦法。其中一種可能是遴選一位經過驗證，足以取代我的喇嘛。為什麼不呢？另外一種辦法是像天主教教宗的產生一樣。當他圓寂時，最有資格的最高經師群，共同開會決定。如果我們決定採用第一種方法，我將在有生之年選擇我的繼承人。這會是一件很好的措施……不過，當我和其他的喇嘛談及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之中有些覺得非常震驚，而對我說：“哦！您不應該說這種事。達賴喇嘛承繼的方式應該因循既有的制度延續下去。”但是，就我而言，他們大可抗議，我可不會因此作罷。[xxv]

這種大膽與徹底的改革想法，可以說在西藏歷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比起他的前身，十四世達賴喇嘛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他對科學的肯定和讚賞態度。下面這段話非常明確表現了他對宗教中迷信成份的揚棄：

如果兩者（科學與宗教）之間發生了衝突，尋找解決之道就是我們的職責。這樣，這個世界就會像某些佛經上所說的無爭。在這些方面，我們就必須接受科學合理的解釋，而揚棄佛經。佛陀本身對這點有很明確的指示：“你們應該按照實際的操作，按照你們自己的經驗來跟隨我的教誨。只有在你們真正信服了它的真實性之後，你們才可以接受它。”這樣，菩薩親自賦予我們對他的教誨提出質疑的權力，做實際考察的權力。因此，如果我們證實了科學所提出來的證據和經文上所說的相互衝突，這段經文就必須要捨棄。我向我的信徒們解釋說，如果科學家能夠在他們的實驗中證明轉世的不可能性，我們也應該放棄輪迴這個觀念。[xxvi]

當信徒們希望得到他的神力治好他們的病時，他總是對他們說：“你們應該去看醫生”[xxvii]。流亡在外使他開闊了眼界，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優越之處。他經常敦促藏傳佛教的喇嘛們在寺廟教育中增開科學、西方哲學及西方心理學等課程。他認為，與其教授諸如印度古宗教這類不再存在的哲學，更應該研究現代科學，以了解對這個世界的科學解釋。上年紀的西藏宗教長老對現代科學總是懷疑，在全世界通過電視目睹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時刻，他們表示不相信。達賴喇嘛嘲笑他們說：“也許你們應該派幾個代表陪着這些太空人一起上去。從高高掛在天穹的月亮上面，你們就可以親眼證實這個地球是圓的。”[xxviii]

達賴喇嘛的願望是將科學和他的宗教結合起來，並且證實二者之間沒有根本衝突。為此，他同意西方科學家對西藏宗教的修行方法進行測試和實驗──那些源自密法的修行方法過去從來都是對外保持高度機密的。達賴喇嘛為此需要力排眾議。據說測試結果證實了西藏宗教的奇異，如正在進行修行的和尚體溫竟比常人升高攝氏10度，可以烘乾覆蓋在他們身上的泡過水的被單，他們可以整夜赤身坐在雪地中而不失溫，呼吸次數減低到一分鐘七次。[xxix]

達賴喇嘛這種開明顯然能夠獲得西方人的極大好感。他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也很懂得利用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傳媒，掌握在西方社會打開局面的運作方法。他身邊有長期為他服務的西方顧問，在美國僱傭最好的律師事務所為他進行院外活動。去美國訪問時，他在紐約的第五大道上散步，在舊金山與電視記者談話，在威斯康星州看橄欖球比賽，在巴克利參觀電子加速器……他在世界各處發表講話的內容總是與西方的關注熱點相連：人權、環保、和平、反核……闡述的價值觀念和語言的表述方式也與西方非常一致，這無疑使他更加被西方人認可與愛戴。最奇特的是，好萊塢的動作片明星Steven Seagl竟會被西藏的宗教領袖認出是一個十五世紀喇嘛的轉世之身，足以見出西藏流亡者是多麼善於與西方社會相融合併巧妙地利用西方社會。

1994 年，達賴喇嘛和他手下的西藏流亡人士所參加的國際會議有：在俄羅斯召開的“全球安全和解決現代邊界衝突問題討論會”；在尼加拉瓜召開的“重建民主國際會議”；由國際自由發展組織協會召開的“為21世紀做準備國際會議”；在華盛頓開的“為新世紀着眼婦女領導權大會”；在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廢除死刑聯盟會議”；在挪威開的“全球難民會議”；開羅的“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非政府組織會議”……等等。積極參加國際會議一方面是西藏流亡者擴大影響的手段，同時僅從這些會議的名稱，也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者與西方意識形態的融合，以及他們必然從中受到的薰陶。

當然，達賴喇嘛肯定不是只出於迎合西方人的目的。上述一切在佛教之中都能找到思想基礎，西方的問題和困惑也可以在佛教中找到解答甚至出路。比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更為聰明的是，深諳西方人文氣象的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自由運動不採用純粹的政治路線。譬如他避免直接談及西藏獨立，甚至聲明他並不要求獨立，他最關心的只是西藏文明的延續。他為此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是將西藏建成一個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會監督的和平區。這幅藍圖與西方人理想中的淨土完全吻合，因此在西方贏得廣泛支持。

同時，達賴喇嘛面對西方的時候，並不僅僅只是尋求支持，還以導師的身份傳播西藏的文明，把西藏的宗教修身教給西方人。他似乎正在實踐西藏一個古老的預言──“當鐵鳥在空中飛翔、鐵馬在大地奔馳時，西藏人將如螻蟻般星散世界各地，而佛法也將傳播到紅人領域。”擁有飛機和汽車的中共軍隊在西藏大開殺戒，使西藏人逃離家園而星散到世界各國，而隨着藏人流亡，佛教也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地，並成為現在西方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覺得他們從西藏人那裡得到很多他們原本沒有的東西，因此就更願意為西藏多做事情。總之，達賴喇嘛靈活地把他堅守的傳統宗教與西方社會的時尚連結在一起，引導流亡藏人在無根的環境中成為生存的勝利者。

無須諱言，達賴喇嘛也是非常注意不惹西方人不悅的，為此迴避事實也有所見。例如1989年6月26日他在哥斯達黎加聖約瑟市的演說里這樣講：

我的國家，西藏，一向是和平的、融洽的。在中國人入侵之前，我的人民從來沒有嘗過警察和現代化部隊的威力。[xxx]

他不會是真地忘記了遠在中共進藏之前，英國人就以當時而言非常現代化的部隊讓西藏人民嘗到了威力。他說的這句話竟被一個法國記者當作寫書的開篇語。由此可見，達賴喇嘛不提西方侵略西藏的歷史，西方人自己就更沒有必要把那歷史記在心上。

在流亡和寂寞中堅忍多年的達賴喇嘛終於獲得了回報，使他成為世界偉人里程碑的，是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那個獎雖然一部分是被北京“天安門事件”促成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委員們玩的一種“政治手腕”[2]，但更多地還是來自於達賴喇嘛多年努力、加上對西方社會進行成功“公關”的成果。

獲獎以後，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表演空間和活動能量頓時猛增，西方各國都對達賴喇嘛打開了大門，各國領導人紛紛出面會晤，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也以邀請達賴喇嘛為榮。至於西方傳媒，更是把焦點對準達賴喇嘛，他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明星。

達賴喇嘛的成功使流亡藏人運動在國際社會取得巨大進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動集團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動建立了議院委員會；28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召開“西藏之友大會”；稍晚一些時候，34個國家的代表又在倫敦召開“西藏國際協商大會”，謀求將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議員聯合起來，冰島首相出席了那次會議；美國總統布什簽署法案，撥款援助西藏難民，並在白宮會晤了達賴喇嘛，而在毛澤東時代，達賴喇嘛根本拿不到去美國的簽證；131名美國眾議院議員簽署了一項動議，稱西藏為“被占領的國家”；1991年，達賴喇嘛成功地推動了“國際西藏年”的活動，僅10月一個月，西藏流亡者組織“西藏之家” 就在全球36個國家舉行了60次活動；至今，流亡藏人在紐約、蘇黎世和新德里設置了與聯合國打交道的辦事處，另外在倫敦、東京、布達佩斯、日內瓦、加德滿都等地派駐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紅的影星歌星參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動，帶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青少年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那是1965年以來聯合國機構第一次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xxxi]歐洲議會5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對北京進行譴責；俄羅斯下議院1995年11月通過決議，敦促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紐約市政府規定拉薩起義的紀念日──每年3月10日為紐約的“西藏日”；1994年，達賴喇嘛一年出訪17個國家。到1994年為止，他流亡之後訪問過的國家已經達到49個（其中許多國家是多次訪問）。1997年，他還成功地訪問了台灣，在作為同一民族的中國內部打進了楔子……

達賴喇嘛六十歲生日之時，四百多名世界政要和名流參加了慶祝會，他的榮耀達到舉世矚目的高峰。他完全當之無愧地名列在當今世界的巨人行列。
3、傳媒製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國念書，研究西藏問題。去法國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為他會駕輕就熟，沒想到最後拿學位時，他的論文被他的法國導師“槍斃”。原因是論文中談到了中共時期西藏社會的進步。據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愛中共的人，不會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讚歌，但是只要研究當代西藏，中共的統治是躲不過去的。他對西藏的了解照理說應當比他的導師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導師的看法改了論文，才算把學位拿下來。他出國前總是讚美西方的思想言論自由，現在則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問題上，他認為西方與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極端，只不過極端的方向相反罷了。而且他認為西方人也和中國人一樣被洗了腦，也只是洗得相反而已。

我在西藏遇見過一個沮喪的漢人導遊，旅行社派他到與尼泊爾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個西方旅遊團，並負責那個團的全程導遊。可是那個旅遊團的成員們見他是漢人，集體拒絕由他導遊，聲稱他們到西藏來，不是為了和“中國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個藏族導遊把他換下來。大部分旅遊團雖然沒有這樣極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即使藏族導遊的外語和業務能力差，也比漢族導遊受歡迎得多。

西藏這些年把旅遊定為“支柱產業”，在旅遊旺季的旅遊熱線上，常常看見洋溢着興奮表情的西方旅遊者。他們到西藏來，一般都做了很長時間的計劃和準備，帶上了各種各樣可能在西藏買不到的日用品與醫藥。還有另外一樣東西，亦是不少旅遊者必帶的，那就是達賴喇嘛畫像，以及鼓動西藏獨立的宣傳品。日用品和醫藥是給自己用的，後者是給西藏人的，他們認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藏人分發達賴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遊者西藏之旅的一個固定節目，既高尚又刺激，在進行美好旅遊的同時又從事了正義崇高的事業。以至旅遊熱線附近的西藏兒童一見到穿着旅行服裝的人（包括我這樣的漢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達賴喇嘛”。我看到過幾次西方旅遊者分發達賴喇嘛像的場面。面對那些圍着他們雀躍爭搶的西藏兒童，他們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夥濃妝艷抹的法國老太太，在她們的行裝里找了很久，吊起圍觀兒童的期望，結果拿出的只是一迭複印的黑白達賴喇嘛像。早已得到過各種達賴像包括紀念章的兒童們大失所望，老太太們還沒等分完，已經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們十分氣憤，用只有她們自己才懂的法國話對孩子們發了一通教訓。我想她們回去對親友（或者還有她們所屬的社團）發表觀感時，大概會把這種令人痛心的現象解釋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