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對西藏的了解，幾乎全部是通過傳媒。今日人類正在分裂為兩種世界。除了真實的世界，還有一個傳媒製造的世界。傳媒技術的進步使人類眼界變寬，關注對象越來越多，但是依靠傳媒技術擴展的世界，基礎已經是傳媒提供的間接認識，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經驗。

長期以來，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熱門話題。傳媒製造時尚。時尚不僅可以卷挾人們投入從眾潮流，也因為提供了更多的觀眾而產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形容現代傳媒一個非常生動的詞，熱點越炒越熱是一個正循環。在這種運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與真實世界發生偏離，發展成傳媒製造的世界。在我看來，西方人對西藏的了解，相當程度上就已經是這樣一個傳媒世界。

日本導演黑澤明拍的電影《羅生門》講的是一個古代發生的案件，在審訊過程中，幾個當事人雖然都在現場，但每個人的“親眼所見”卻講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於審訊者和觀眾誰也弄不清到底哪個是事實真相，或者根本就沒有事實真相。

這不是簡單的誠實與否的問題，每個人對事實的觀察和複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觀，因為他們首先是一個主觀體，他們與客觀的關係取決於他們主觀的角度。達賴喇嘛肯定是誠實的，但對同一問題只需變換一下敘述方法，聽的人就會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禪在1923年與十三世達賴喇嘛鬧翻後逃離西藏，客死中國內地，直到簽定《十七條協議》，拉薩方面才在壓力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禪返回西藏。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禪到達拉薩並與十四世達賴喇嘛晤面。達賴喇嘛在他出版於1990年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這樣描述他們的見面：

就在他到拉薩不久，我循官方的會見程序，接見這位年輕的班禪喇嘛，接着就在布達拉宮舉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強旺的中國安全官緊跟着他。我們單獨相處時，這位仁兄甚至企圖闖入。我的侍從一度出面制止他，結果在我手中差點演變成緊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後，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時間，與班禪喇嘛單獨相處。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實、守信的年輕人。由於比我小三歲，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氣質，視我為一位非常快樂、愉悅的人。我覺得和他十分親近。我們兩人都不知道，他往後過的是多麼悽慘的日子。[xxxii]

對這同一件事，另外一種回憶出自當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隊的首長范明，他是當時中共方面處理和護送班禪返藏問題的具體負責人。他在1989年寫了一篇三萬五千多字的文章，回憶班禪返藏情況。其中班禪與達賴見面的部分是這樣的：

班禪返回西藏，在拉薩與達賴會見的儀式問題上發生了爭執，演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達賴方面竭力找藉口企圖把班禪的地位和影響壓低，提出在達、班會見時，要班禪向達賴磕頭，班禪的座位比達賴低兩格，班禪給達賴朝貢，不讓班禪駐錫大昭寺等。這些意見轉達給班禪後，堪廳官員很生氣。他們提出要是這樣，乾脆不進拉薩竟回日喀則，雙方堅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又開會討論，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論年齡，班禪比達賴小几歲，雖然不是師徒關係，但是達賴年齡大，從這一點出發，達賴與班禪初次見面時，班禪可以給達賴行磕頭禮，然後兩人再行碰頭的平等禮；座位問題，歷史上達賴是班禪的師父時，座位可以高一個墊子，這次達賴與班禪見面應以兩人平座為好；將朝貢改為達賴、班禪互贈禮物。經過反覆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條決定：班禪給達賴磕頭，達賴站在寶座前；班禪與達賴互換哈達；班禪與達賴互相碰頭；班禪與達賴的寶座一般高……經過一整夜的工夫，班禪方面才勉強同意了。但提出要我們保證，不再變更。我向他們拍了胸膛，說了硬話，作了保證。回過來，我又找國華同志（中共十八軍軍長張國華）談堪廳的意見，國華說阿沛（阿沛·阿旺晉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證。

4月28日下午，達賴與班禪在布達拉宮會晤。但當班禪給達賴磕頭時，達賴不站起來；而且把達賴、班禪互換哈達，變成班禪獻達賴接；把班禪的座位不僅壓得很低很小，而且擺在旁邊。對此，班禪方面的人很氣憤，納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舉起來，班禪警衛營去的衛士，氣得幾乎要開槍。幸有劉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釀成大禍。事後，班禪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說是我們欺騙了他們。[xxxiii]

兩個回憶如此不同，應該相信哪一個？簡單地以信任感判斷，可能很多人會選擇相信達賴喇嘛。但是對當時情況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傾向范明。達賴與班禪的矛盾由來已久，噶廈政府百般阻撓班禪返藏盡人皆知，當時同意班禪返藏是迫於北京壓力，於心不甘，為此而做出一些小動作，在接待禮節上壓班禪一頭是完全可能的，這種爭執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點。范明的敘述比起達賴喇嘛的敘述細節完整，更有說服力。而范明寫文章時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黨內鬥爭中挨整多年，沒有太多的理由去編造與他不相幹的事情。

當然，我並非說達賴喇嘛撒謊，因為我已經注意到達賴喇嘛的敘述中有“循官方的會見程序”的字樣，也就是說，他可以把與班禪禮節之爭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這幾個字之中，他並沒有故意歪曲事實，只是沒有將具體情況公開出來而已。而且這句話還有另外一個意思，造成班禪方面不愉快的，不是達賴一邊的問題，而是“官方的會見程序”，爭執也是在下面人之間進行的。當一個被稱為太陽、一個被稱為月亮的兩位活佛單獨見面時，肯定不會為那些小事針鋒相對，至少表面上會保持親切友好。在達賴喇嘛的敘述中，盡可以突出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這樣，達賴喇嘛和范明的回憶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對同一事件同為真實的描述，給人的印象卻截然相反，怎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差別就產生於敘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來的一個問題是：傳媒的技巧已經超過了事實本身，事情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由傳媒、而不是由事實本身所決定。傳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實，它只需要把事實中的要素進行不同取捨和組合，就可以使“事實”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再現。而如何取捨和組合是由傳媒說了算的，這就是傳媒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掌握巨大權力的來源。大部分事實都需要通過它的傳播才能為人了解，它因此成為事實的主宰者。

達賴喇嘛自傳里還可以舉出類似的例子。在第十三章“西藏真相”的一開頭，達賴喇嘛這樣說：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緊急的形勢已經升高到瀕臨突如其來的劇烈變動。我聽說在一份上呈給毛主席的備忘錄中寫着：西藏人對中共人民解放軍繼續駐紮並不高興，還說到處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監獄現在都關滿了人。據說毛澤東這麼回答：“沒什麼好擔心。不要管西藏人覺得什麼的——這跟他們不相關。至於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話，人民政府必須隨時準備把所有的西藏人關進牢房裡。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蓋的。”我記得當我聽到這消息時，真是嚇壞了。比起從前真有天壤之別；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認得拉薩的每一個犯人，我還把每一個犯人都當成是我自己的朋友。[xxxiv]

稍微了解一點毛澤東都會知道，從來自認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那樣的話。儘管他的確把無數人關進了監獄，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階級敵人。他根本不會承認他統治下的一個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對他。達賴喇嘛說到毛澤東這段話時，並不是用肯定口氣，而是加上了“聽說”和“據說”兩個詞的限制。但是他沒有特地說明那可能是謠傳，那麼除非特別細心的讀者能夠注意這兩個限制詞，大多數讀者就會認定毛澤東真說過那樣的話，而且也真是那樣做的。

憑藉技巧，通過傳媒所進行的複述不用撒謊都能改變事實，這已經是夠糟糕的狀況，更何況傳媒的傳播還的確存在着許多虛假的成份。除了專制政權的宣傳機器進行體系化的謊言生產，即便以新聞真實為標榜的西方傳媒，也避免不了譁眾取寵、道聽途說或捕風捉影的毛病。在西藏問題上，這種情況由於西方記者無法深入西藏進行實地考證而變得更加嚴重。

中共對西方記者進藏採取了嚴格管制，由此切斷了西方媒體對西藏的獨立消息來源，只能從其他來源間接獲得消息。前面說過，當今世界幾乎只有兩個提供西藏消息的來源，一個是中共，一個是西藏流亡集團。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話，那不奇怪。中共說的假話太多，所謂“假做真時真亦假”，即使它說真話時別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況中共的本事僅是在國內控制輿論，操作國際輿論卻從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達賴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來源。不難想象僅有一個消息來源肯定是難以保持客觀性的。且不說達賴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場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經有近四十年沒見過西藏。不錯，他與西藏保持着密切聯繫和眾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經由那些渠道傳遞、過濾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沒有傾向。再加上為了引導與投合西方的傳媒世界，進行有目的的選擇和加工，離真實狀況距離就可能更遠。

例如達賴喇嘛1987年在華盛頓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時稱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餘萬[xxxv]，在近年的演講中，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一百二十萬[xxxvi]。一百萬的數字本身就已經非常驚人，以二十萬的幅度增長，不知道根據是什麼，給人的感覺更像是表達義憤，而不是公布事實。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譴責“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許多學校只是孩童的勞工營”[xxxvii]、“小孩被驅迫為奴工”[xxxviii]、“即使在西藏自治區，漢人也已多於藏人”[xxxix]、八九年拉薩藏人抗議期間“中共至少殺害二千五百名無武裝西藏人”[xl]……也都甚為離譜。

在西方廣泛流行的中共對藏人的迫害說法也有許多的誇張，如解放軍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的說法，顯然距離事實相當遠。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性行為在那時被視為極其骯髒和邪惡的事情，對於意識形態觀念最強的解放軍和紅衛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事。如果個別人有那種行為，只應該歸於背後犯罪（對任何人群都免不了）的特例。

美國人艾夫唐數度追隨達賴喇嘛作系列採訪，並在達賴喇嘛身邊工作一年多，在他的書裡描寫班禪喇嘛1964年受迫害的場面，其中有這樣一句：

……幹部們從座位上一躍而起，開始打耳光，拳打腳踢班禪喇嘛，拽着他的頭髮將他拖到了舞台正中……

那本書的編輯特地在“拽着他的頭髮”後面加了一個括號，裡面註上“原文如此——編者”。因為按照一般常識，喇嘛是不留頭髮的。在班禪喇嘛各個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過他的頭髮達到過能被人拽住的長度。

我提出這些疑問，不是反對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結論，也並非全盤否定海外人士對西藏現狀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說明從鐵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來源大部分是道聽途說，說者有立場，聽者有目的，也會有為了政治需要攙加的宣傳成份。這些似是而非並且經過加工取捨的消息再通過傳媒擴散，對西方社會的民意和輿論起到了具有 “定向”性質的引導作用。

當西方在傳媒中製造了一個西藏之後，那個傳媒中的西藏又通過各種傳媒渠道進入西藏，激發西藏人對其“應激”，影響西藏人的態度和行為，反過來又為人為製造的傳媒西藏提供印證，使其產生真實性。隨着如此一個循環過程的不斷滾動，西藏就越來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樣一個問題。

今天，由於達賴喇嘛的成功，西藏難民已成為國際難民中的貴族，整個西藏民族也成為國際社會的寵兒。這種寵愛通過各種渠道為西藏人了解。藏人從歷史上一貫戒備西方人的立場，轉變為對西方人無以復加的親密和信任，連帶着其他的海外來人，統統都被視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態度，當年在他們的反對之下，西藏最早開辦的英語學校中途夭折，而現在，寺廟裡學習英語的風氣極盛，會說英語高人一等。幾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個剛從警察學校畢業的藏族警察在那裡維持治安。我們同他喝了幾杯青稞酒，有了點交情，他便給了我們一個忠告：若是有人問我們從哪來，可以回答是從香港、台灣來，日本、新加坡什麼的也都沒問題，只要別說是從內地來的漢人，尤其別說從北京來。我們對這個忠告做了一下試驗，把自己說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樣，處處得到笑臉和方便，若說英語，更受尊重。而當我們實說是中國內地的漢人，喇嘛們的態度馬上就變化。非常靈。

一次我乘北歐航空公司（SAS）的飛機去奧斯陸，碰上SAS職工罷工，得轉其他公司的飛機，原來的轉機時間、途經空港全部被打亂。一位公差去奧斯陸的西藏官員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這一個中國人，於是跟我行影相隨地開始輾轉歐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總讓我提醒對方他是西藏人。他相信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會樂於給我們與眾不同的特殊幫助和照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個場合尋找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是他可以進行語言溝通的，而且他認為中國人應該幫助我們，因為我們都從中國出來。我從我的西藏夥伴身上看到一種矛盾狀態。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強調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幫他填寫入境表格的時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寫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國護照上所寫的中國西藏。平時接觸，並不感到他真有多少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他的表現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對西藏的態度激發出來的。他覺得作為一個西藏人，他應該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樣去表現。如此而已。

[1] 此憲法目前尚為草案，因為按照民主理念，憲法需要全體人民批准，而藏人的大多數因為在中共統治下不能參與討論和進行選擇。所以要等到那些藏人都有可能表態以後，憲法才能正式通過。但自憲法草案公布以後，在流亡藏人中就已經具有了法律效力。

[2] 《紐約時報》報道，接近諾貝爾委員會的人說，他們選擇達賴喇嘛作為獲獎者“是試圖去影響中國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民主運動的學生領導人的努力的承認”。（ A·湯姆·格蘭菲爾德，《為西藏而鬥爭》，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輯》頁471）

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3。

[ii] 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5。

[iii]D·米勒，《西藏婦女的地位》，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三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29。

[iv] 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九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6-417。

[v] 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九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7。

[vi] 約翰·麥格雷格，《西藏探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7。

[vii] 米歇爾·泰勒，《西方發現西藏史》，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一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42。

[viii] 梁辰，《西藏比中國有希望──一個滅頂文明的力量》，《民主中國》電子版第二十二期。

[ix] 張駿逸等，《西方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西藏問題》，《北京之春》電子版53期。

[x] 張駿逸等，《西方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西藏問題》，《北京之春》電子版53期。

[xi] 張駿逸等，《西方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西藏問題》，《北京之春》電子版53期。

[xii]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63，24。

[xiii]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21。

[xiv]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年，頁124。

[xv]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載《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年，頁24。

[xvi]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年，頁124。

[xvii]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年，頁124。

[xviii]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51。

[xix] 達賴喇嘛等，《慈悲》，台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30-31。

[xx]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63。

[xxi]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65-266。

[xxii] 亞衣，《讓西藏流亡者早日回歸家園——訪〈西藏通訊〉主編達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電子版54期。

[xxiii]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64。

[xxiv]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263。

[xxv]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92。

[xxvi]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90。

[xxvii]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89。

[xxviii]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90。

[xxix]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48-249。

[xxx]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1。

[xxxi] A·湯姆·格蘭菲爾德，《為西藏而鬥爭》，載《國外藏學譯文集·第十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72-476。

[xxxii]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91-92。

[xxxiii] 范明，《護送十世班禪大師返藏紀實》，載《西藏文史資料選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專輯》，西藏自治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91年，頁108-110。

[xxxiv]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63。

[xxxv] Melryn C. Godlstein 見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25。

[xxxvi] 香港《開放》雜誌，1997年2月號，頁23。

[xxxvii]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79。

[xxxviii]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76。

[xxxix]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98。

[xl] 達賴喇嘛，《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