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歷史簡介之四）

4。事實獨.立期（1911-1949）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國。

十三世達賴趁這個混亂的局勢尋求西藏 獨.立。

1913年，臨時總統袁世凱，給達賴喇嘛發去如下的電報：目前，民國建立，五族[漢、藏、滿、蒙、回]共和，達賴喇嘛自然應感到和祖國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情況下，他先前的錯誤可以忽略（具體達賴13犯了什麼錯，我下一貼再講）；他的封號“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從此恢復，希望他支持黃教，幫助民國。

達賴喇嘛回覆說，他並未向中國政.府請求他以前的封號，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統治。”許多人將這份回復和他回來22天后發布的一則公告解釋為等同於獨.立宣示。

中華民國並不承認西藏的獨.立，但是這段時間中國完全陷入兩次世界大戰及全面的內戰中，根本沒有精力對西藏採取實際行動。當然，中國也沒有放棄其對西藏主權的主張。蔣介石政.府在全世界（和中國本土）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積極在國際上營造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強其地位。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也承認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而西藏沒有官員理解西方政 治，也不說英語，無憂無慮地忽略了這個對其不祥的發展。然而西藏同時也在沒有蔣介石政.府介入的情形下獨.立運作。西藏的獨.立只是沒有得到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承認，然而這個時期西藏政.府卻完全是獨.立運作的。所以叫事實獨.立期。

5．西藏和英國的關係（清朝末年民國初期）

19世紀和20世紀初，是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由於對印度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國“食品籃”的高度重視，確保英國能在南亞次大陸長期穩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根據印度的地理特點和周邊環境，英國的戰略家們逐步提出了所謂“拱衛印度安全”的“三個緩衝區、兩個同心圓和一個內湖”的戰略思想。 “英國管理下的西藏”，便是這三個緩衝區之一。從這一戰略構思出發，英國對西藏進行侵略就成為了必然。

英國對西藏和印度之間可能發展出繁榮貿易給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葉，而從西藏得到羊毛、獸角、毛皮、草藥、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閉關自守，對與英國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許英國考察團進入西藏，也不允許在邊境開設商埠。1899年寇松勳爵(Lord Curzon)上任印度總督後他得到倫敦許可，給達賴13寫信，要求開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錫丹的邊境貿易。達賴喇嘛原封不動地退還這些信件，回覆說，中國人不喜歡達賴喇嘛和英國人通信。

由於不能啟動和西藏政.府面對面的會談，1903年，寇松說服倫敦，派遣一支遠征隊強迫西藏談判。但西藏人拒絕和遠征隊會談，英國軍官便命令他們的軍隊(多數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薩。西藏軍隊奮起反抗，但無奈藏族士兵的兵器只是大刀，而英國軍隊卻是現代化的裝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敵人，早已中彈身亡。一系列戰役之後，西藏軍隊被輕鬆擊敗。那簡直不是打戰，而是在玩殺人遊戲，僅在古如(Guru)之戰中，“幾分鐘內就有六、七百名西藏軍人被殺。”一英國軍官的日記中寫道。由於無法抵擋侵略者，英國軍隊1904年8月3日進入西藏首都拉薩。他們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軍隊。

就在1904年英國軍隊攻入拉薩城前夕，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蒙古。（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達賴喇嘛出逃，這次的出逃讓達賴養成了個壞習慣：一有什麼緊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後來的達賴14似乎也繼承了這種“優良傳統”。）由於不滿達賴喇嘛的出逃，清政.府於1904年宣布廢黜了他“達賴喇嘛”的封號。

達賴喇嘛的留守官員和英國簽署了《英藏條約》（1904年）。條約上只有西藏官員和英國遠征軍司令的簽字，這份條約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權派英國商貿官員在三個西藏城市（江孜[Gyantse]，噶大克[Gartok]和亞東）開設商埠。條約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國，同時更明顯地排除其他國家例如俄國，在西藏發揮政 治影響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鎊（合750萬盧比）戰爭賠款，英國軍隊占領西藏毗鄰錫金的一部分（亞東的春丕谷[Chumbi Valley]），直到賠款付清。條約也規定英國商貿代表可以訪問拉薩，討論條約相關問題。根據條約的精神，印英政.府實際上將西藏變為另一個“自然態”保護國。

這種西藏政.府撇開北京和英國單獨簽署條約的做法讓清王朝很不快。1906年清政.府和英國簽署了《中英條約》對1904年的《英藏條約》進行了修改（西藏政.府不參與其中）。條約重申了中國對西藏屬地的法律主權。條約中的關鍵條款寫道：“大英政.府不謀求併吞西藏領土或者干涉西藏內政。中國政.府承諾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西藏領土或內政。”以及“（1904年條約中的）各項權利除中國能獨享以外，其他外國不能享有。”於是，在中國已經無力在西藏行使實際權利之時，英國單方面重申西藏對中國的從屬政 治地位。清政.府還代替西藏政.府自己向英國支付了巨額的戰爭賠款，使英軍很快離開了西藏。英軍撤走的同時也劫去了西藏的許多貴重文物。據侵略軍的頭目麥克唐納自己回憶說：“1905年1月，我因有特別任務，被派到加爾各答擔任分類編訂圖書及珍貴物品目錄工作。這些東西就是我同威德爾大佐在西藏搜集的（實為搶劫的），件數之多，須有四百多馱子才能馱運。裡邊包含有許多珍貴而稀罕的喇嘛書籍、神象、宗教作品、盔甲、武器、圖畫、瓷皿等物。”（麥克唐納著：《旅藏二十年》第26頁，孫梅生、黃次晉譯，商務版，民國二十五年出版）

1909年達賴13回到了拉薩，清政.府感覺比起冒險替換達賴，還是通過他來統治西藏更為容易。但是他們對達賴的定位可以從給他的新的屈辱的封號中可以看出來：“忠誠順從的代理攝政。”

（續上文： 西藏和英國的關係）

英軍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條約》極大地改變了清政.府對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無意直接管理西藏或使之漢化。英國咄咄逼人的行動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動起來，它在西藏的霸權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為英國勢力範圍，英國人就能從西藏高原俯視中國要地四川。儘管此時清政.府虛弱不堪，處在崩潰的邊緣，但仍以驚人的活力做出發應。北京自己向英國支付戰爭賠款，使得英軍很快離開了西藏土地；並開始更活躍地介入入西藏的日常管理。這樣，英國對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護其國家利益，開始着手從文化、經濟和政 治方面更緊密地把西藏和中國的其他部分聯繫起來。

清政.府感覺到單靠西藏自己的軍隊根本無法抵禦外強入侵，便從四川派遣一支數千人的軍隊開往拉薩。此時清政.府對達賴13的信任度已經大幅度降低，上文講過：清政.府對達賴的定位可以從給他的新的屈辱的封號中可以看出來：“忠誠順從的代理攝政”。

1910年2月清政.府軍隊進駐拉薩時，達賴再次逃亡，但是這次卻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敵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軍入侵時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薩，現在才過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國再次廢黜達賴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實際控制，中國官員更加直接進行管理。建立了中國郵政機構，並發行了西藏的第一張郵票（漢文和藏文雙語）。西藏似乎將被徹底併入中國。但是這一進程突然被打斷，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了。清朝官員和軍隊自行解體了。

1913年達賴又回到拉薩，然後袁世凱發“復職”電報給他……..他卻回電宣布西藏 獨.立…….這些上文已經講過，這裡就不贅述了。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集內憂外患於一身，根本沒有能力對達賴宣布的西藏 獨.立採取實質性行動，但也沒有放棄對西藏主權的主張。

這時，英國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 地方舉行中英藏三邊會議。

1913年10月13日，所謂中、英、藏會議在印度西姆拉召開，中國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陳貽範、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國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務大臣麥克馬洪（Sir Henry McMahon），副代表是英國駐華公使羅斯，顧問是英駐錫金政 治專員貝爾（SircharlesBell）；西藏代表是倫青夏札。

中國的目的是阻止西藏 獨.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獨.立，英國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權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約》的主要內容是：

1、劃分“外藏區”和“內藏區”。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薩、日喀則、昌都；後者是接近中國內地的部分地區，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爐及西藏東部大部分地區。
2、在“內藏區”內，保留西藏委派寺廟堪布及地方頭人之權利。
3、中國在西藏僅有“宗主權”，中國政.府承認“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內政”，不得改西藏為中國行省，不在西藏“殖民”。
4、限制中國政.府駐拉薩官吏之衛隊，不得超過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軍隊駐藏。
5、英國“不吞併西藏任何部分”，願受與中國在藏受到的“同樣限制”，英國駐藏商務委員會之衛隊不超過中國駐拉薩官吏衛隊的四分之三。

中國代表沒有在會議上簽字，會議就這樣完全破裂告終。

麥克馬洪線的由來：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國談判代表享利?麥克馬洪竟背着當時與會的中國政.府代表，以支持西藏 獨.立為誘餌，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換文的方式炮製了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即“麥克馬洪線”，這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划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將中國西藏地方歷來有效行使統治權的地方向北壓縮了一百多公里。

歷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這條線的合法性。而英國人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沒敢公開宣布這個“條約”，也沒有在英國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

英國也沒有履行它當初對西藏的諾言，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壞朋友綜合症”。英國一方面出資提供武器訓練藏人的軍隊，對藏人號稱支持其獨.立；一方面英國又不願為了西藏破壞和中國的關係，畢竟英國從中國獲得的利益要比從西藏獲得的多。因此在國際輿論上，英國一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既然講到了麥克馬洪線，就順便講一下中印問題。

在東經92度至97度之間的約9萬多平方公里的喜馬拉雅山脈南坡，可是一塊風水寶地，不要以為這裡屬喜馬拉雅山脈就儘是些冰雪滿野的荒漠。在夏季，由於迎着從印度洋上吹送來帶着大量水分和熱量的西南季風，這裡溫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區之一，可種植許多亞熱帶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稱，想不到吧？

這塊面積巨大得相當於浙江省而又富饒的地域，卻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存在主權爭議的地區。

歷史進程：

1940年印度獨.立以後，繼續霸占着它原來的主人---英國為他搶來的這片地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把建立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放在了第一位，儘管當時許多國家對它半信半疑，甚至懷有敵意。於是，對於最容易引發爭議的邊界問題，周恩來總理表示：“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同鄰國的關繫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出、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在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之下，在“團結一切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的口號聲中，邊界問題被擱置下來。

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乘中國在朝鮮激戰無暇西顧，派兵占領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此後，中國政.府經過多方交涉表明態度，印方明目張胆的軍事活動才有所收斂。然而印度政.府不僅不肯退出占領的中國土地，反而加緊了蠶食的進程。

1954年，印度公開以中國歷屆政.府都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劃為中印邊界。

1959年，印度公開支持和收容西藏叛亂分子並在中印邊境製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向印度軍隊下達了“將中國軍隊趕出去”的命令，中印邊界戰爭全面爆發。中印關係降至冰點。

1962年10月12日，印度當局竟然命令其軍隊把中國軍隊從中國領土上“清除掉”。10月20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全面進攻。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實行自衛還擊。在以後1個月的時間內，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印度軍隊發動猛烈反擊，殲滅印軍8700多人，把所有盤踞在中國境內的印軍據點全部拔除掉，取得軍事上的絕對勝利，給印度侵略者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的徹底失敗，使尼赫魯亂了方寸。他不與任何人商量，獨自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轟炸機和軍隊與中國作戰。印度國民也從未經歷過如此失敗情緒的衝擊，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軍隊卻單方面宣布停火，並主動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實際控制線後20公里，希望以此推進談判，恢復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失策啊！！！唉！打都打過去了，又退回來，從此就失去對這片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了。。。。）

　　 而印度政.府卻未能理解中國的善意。他們認為中國軍隊的“懲罰”大大傷害了印度的自尊和體面，並把中國主動釋放全部被俘人員、所繳武器和軍用物資也說成是陰謀。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誠意根本不予理睬，並拒絕任何形式的談判，反而指使其軍隊重新占領被中國軍隊趕出去又後撤的全部12.5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此時印度國內的反華勢力卻依然活動猖獗。他們支持西藏叛亂分子在新德里舉行活動，還把“西藏問題”和“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議案提交聯合國大會。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邊界東段9萬平方公里土地由“東北邊境特區”上升為“阿魯納查爾中央直轄區”。此時，中印關係雖有解凍跡象，但印度並沒有誠意採取實質性的舉動。

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 （Arunachal Pradesh）。至今印度已有近七百萬的移民屯居在這個爭議的邊境上。中國以後如果再提出邊境問題，如何處理這些移民將有很大困難。

1998年5月，印度人.民黨聯合政.府為進行核試驗大肆叫嚷“中國威脅論”，使中印關係一度受挫。但不久後，瓦傑帕伊的人.民黨聯合政.府又重新認識到，中印關係對21世紀印度發展至關重要。

2003年6月23日，瓦傑帕伊總理訪華期間，印度政.府首次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華政 治活動，為重開對話開創了新的起點。同時，雙方又約定各自任命特別代表，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框架。

剛才看了書，才知道中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時期不是元朝。蒙古帝國雖然攻打到了萊茵河流域，在那裡設了四大汗國：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伊犁汗國。元朝皇帝名義上是一切蒙古部落及汗國的大汗，對其汗國擁有最高的宗主權。

不過，蒙古帝國實際上早在忽必烈時期已經分裂，各個汗國都已形成獨.立的國家，各自為政，甚至有時互相交戰，因此蒙古大汗所在的汗國的疆域並不包括各汗國領土。而元朝設立的行政機構（如行中書省和宣政院）也未包括這些領土。

因此元朝疆域並不是最大的。元朝穩定時期的最大疆域是1200萬平方公里。

中國歷史上的極盛統一疆域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 中國疆域北起薩彥嶺（今俄羅斯西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擁有13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

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上貼在11頁，西藏和英國的關係）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 產 黨形成伊始，黨內接受蘇聯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 產 黨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共 產 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區域（而不是共和國）無權脫離。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

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象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清朝覆滅之後，一系列幸運的事件阻止中國積極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此時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現代化派（見本頁底注釋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地位，如今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毫不奇怪，西藏裝備不足，領導乏力；其軍隊在地域入侵時也顯得很業餘。此外，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係，而不是西藏。

儘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的反應是：面臨此對其獨立的共產黨威脅，呼籲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送給英國的信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入侵中國蘭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於這些省份地處西藏邊界，我們已遞送官方文書給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
我們將我們政府送往中國共產黨政府領袖的信件復件附在此信之後，希望他能適時考慮此事。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領袖對我們的信件置之不理，採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軍隊，西藏政府將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西藏政府熱切希望從貴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
敬請考慮給我們民事和軍事上大量幫助，我們不勝感激，將儘快給你們答覆。

西藏外交局
拉薩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給美國人送去了一封類似的呼籲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給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迪恩?艾奇遜：

西藏在過去三十年間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然而最近中國共產黨領袖在廣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許多其他有關西藏的言論也完全是胡說八道。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占領的新疆、西寧（青海省府）和西康等邊界省份。
在如此關鍵時刻，我們不能對此漠不關心。我們很快將派喇恰(Lachag)堪窮土登桑傑(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領一個特別使團出訪貴國，西藏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們的使團抵達華盛頓，希望您能夠從各方面給予可能的幫助，我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得悉此計劃後，新的共產黨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家無意鼓勵西藏，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這會激起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面回復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里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歷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他說。“舊社會新疆有萬到萬漢人，但是在西藏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一個過去沒有漢人的地方作戰。”不僅僅沒有漢人住在哪兒，正如我們所知，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儘管毛手握數百萬大軍，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長期游擊戰會給人民解放軍帶來軍事難題。而且武力解放西藏會帶來嚴重的國際分歧，甚至可能引來共產黨中國的敵人如美國。因此，毛澤東相信中國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達成協議。這樣會消除西藏山脈中長期的游擊戰，也會減少潛在的國際干涉。此策略的問題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成為毛的共產黨國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採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就象年英國人那樣），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協議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準備進攻政治西藏東部地區（以昌都為中心）。1950年初，重慶的西南軍區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進攻儘快於年夏季發起，他擔心延遲只會給藏人更多時間來爭取國際支持。

（未完待續）

注釋①：

1913年西姆拉會議的失敗意味着西藏不得不面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敵對行動。在這種威脅下，西藏的僧俗官員分為兩派：現代化牌和保守派。

現代化派：以達賴喇嘛的親信擦絨(Tsarong)為首的一些年輕西藏貴族官員，迫切要求西藏的現代化，特別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衛西藏利益。十三世達賴喇嘛同意了，他們很快徵集新軍，軍官和軍士被派到印度和西藏南部城市江孜(Gyantse)的英國商務辦事處培訓。同時，西藏考慮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英語學校，聘請英國人為校長。西藏邁開了加入現代社會的第一步。

保守派：然而，所有這些改革給上層僧俗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他們擁有西藏大多數土地，這些土地還是封建莊園，由農奴世代種植。現代化是昂貴的，上層社會的藏人發現自己要面對新的稅收來支持軍隊建設。而且，宗教領袖們認為現代化對主宰西藏的佛教是一種意識形態威脅，而他們認為這種佛教主宰是這個神權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色。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的無神論和政教分離，保守派認為這會降低佛教的權威和重要性。他們認為，西藏數世紀來和中國共存，佛教（和格魯派）主宰西藏，並無不良後果；他們質疑，如今為什麼需要如此激進的改變西藏？因此，保守派的主要官員進行活動勸說達賴喇嘛，軍隊們威脅到佛教和他自己的權力和威信。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們的努力成功了，作為現代西藏歷史的關鍵政治決定，十三世達賴喇嘛直擊改革進程的核心，將要求現代化的軍官們全部降職，關閉了英語學校。一夜之間，西藏失去了創建現代政體的最佳機會，而現代化本可以為其獨立地位贏得國際支持，保衛其疆界。

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二帖）

中國共產黨對藏區（中國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證，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地理位置見下面地圖）。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征，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布。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後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周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籲拉薩開始談判。毛並不想簡單地政府西藏，儘管這樣做很簡單。他想和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希望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逐漸改革西藏的封建經濟，這樣中國隊西藏的主權聲明能夠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變成了現實——西藏面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手段來對付。藏軍甚至沒有一個計劃將軍隊轉入游擊戰來騷擾人民解放軍。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籲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 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主義。”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英國則唯印度馬首是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只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係，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對此感到孤立無援，沮喪不堪，覺得沒有選擇，只能派談判團去北京，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就像1904年英國入侵拉薩後他們被迫做的一樣，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勉強地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漢藏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此讓步交換，中國在第3、4、7和11條中，承認維持達賴喇嘛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

毛感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此一妥協清晰地將西藏和其他民族區域區別開來，因為只有西藏和北京達成此書面協議，允許傳統政府繼續統治。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1951年秋，中國軍隊和平進入拉薩。

（2月10日更新：重新上張圖（最下面那張）：17條協議簽字儀式的完整人員。1951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簽訂《十七條協議》。 前排由右到左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在簽字，後排左三到左六為阿沛?阿旺晉美、陳雲、朱德、李濟森。）

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三帖）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儘管毛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係；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着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在西藏的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而不是來剝削或者欺凌西藏，他們小心謹慎的展示他們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們向拉薩地區的所有兩萬名僧尼布施。根據該原則，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禁止解放軍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要求他們用舊中國的銀元支持物品或服務（而不是紙幣）。這種政策也允許舊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變。1951年至1959年間，沒有貴族或寺廟財產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許繼續對其世襲農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達賴喇嘛。毛將達賴喇嘛作為一種特別角色，通過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眾）將逐漸接受他們在中國新的多民族共產黨國家的地位。可見，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不妨發展軍事和管理機構，但是西藏的中國官員不得過早地試圖強迫其改變。

問題出在民族的藏區。

民族藏區的情況則非常不同，那兒的藏人不屬於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條協議約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間跟上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也波及藏區。1955年末，四川省黨委書記李進泉在全省發動民主改造，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層的利益，這很快導致藏人上層叛亂，難民進入政治西藏區域，來自民族藏區的叛亂者逃到安全的拉薩及其郊外。他們成為拉薩1959年起義形勢急劇惡化的一種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內部局勢開始惡化。西藏強硬派與民族藏區起義失敗的逃亡人員結盟，組織武裝叛亂。這種組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57年美國開始訓練和武裝西藏游擊隊。1957年，為挽救其漸進策略，毛做了最後的努力：他減少了西藏的漢族幹部和軍隊人數，書面承諾達賴喇嘛，中國在未來六年內不會在政治西藏進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毛進一步說，六年過後，如果條件仍不成熟，他將繼續延遲改革。但是，達賴喇嘛無法穩定西藏局勢；1959年3月，拉薩爆發了起義/暴亂（中國的書上說這次起義/暴亂有7000人參加，達賴說有87000人參加）。起義/暴亂很快被鎮壓，這次鎮壓行為就被達賴稱為第一次對藏人的大屠殺（genocide)。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尋求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叛亂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叛亂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傳統西藏政府。中國政府沒收了僧俗上層貴族階層的財產，西藏數千廟宇中絕大多數被關閉，同時建立了新的共產黨政府機構。一度在中國共產黨國家之內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權政體走到了盡頭。

對於西藏和中國而言，1951－1959年的過渡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西藏的權力階層既不能使中國人離開，也無法在中國內部製造一種環境實行長期自治。最終，老的社會，連同他們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毀滅。在中國一邊，意識形態狂熱過早地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阻礙了贏得藏人真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部分的任何機會。西藏問題再度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但是，中國的一部分人認為，毛的有缺陷的緩和政策才是這一失敗的原因。整個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關於這一政策抱怨不斷，尤其是部分人認為毛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有誤；他們覺得達賴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他擁護革命，實際上尋求“分離主義”政策——即試圖把西藏分離出去，擺脫中國控制。這一派平靜地將1959年叛亂和西藏問題的重新國際化歸因於此一政策，至今，中國仍有部分人認為這是黨（以及毛澤東）的最大失敗。

1959年以後，流亡藏人和中國爭相將自己對西藏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詮釋合法化。中國人談論西藏舊封建農奴制度的極端殘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則討論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權侵害行為，包括種族滅絕。這一“詮釋”之戰一直持續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