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不理睬英國人與中國人簽定的條約，繼續我行我素。他們毀掉英國人在錫金邊界立的界碑，像過去一樣隨便穿越邊境，趕着牛羊到邊境另一側去放牧。中國答應印度貨物可免稅通過西藏的亞東關卡，西藏人卻照樣徵稅。西藏商人可以自由到印度去做生意，英國人卻不被允許進入西藏。在英國人以破壞條約指責西藏人時，西藏人就裝糊塗，說中國駐藏大臣從未把條約給他們看過，條約也未經西藏政府同意，所以條約無效。而當英國人打算與西藏政府直接交涉的時候，西藏人卻又會讓他們去找駐藏大臣，推託一切外交權都在中國人手中，他們不能僭越中國皇帝。從第一次英藏戰爭到第二次英藏戰爭之間的十幾年中，西藏人一直就在跟英國人玩這種東方式的遊戲，指望以推託扯皮消磨對方，將己所不欲之事化解於不了了之中。

中國人的做法也大同小異，把條約不能執行的責任一股腦推給西藏人，說他們不服管束，罵藏人“愚昧無知，蠢如鹿豕”。當時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總督寇松勳爵（Lord Curzon）對此感嘆：“在對西藏政策問題上，我們似乎在一個惡性循環的圈子裡轉圈。如果我們與西藏交涉，要麼得不到答覆，要麼就是叫我們去同駐藏大臣打交道；如果我們與駐藏大臣交涉，他就會尋找藉口，說他無力對西藏施加任何壓力。”

英國人開始明確地、堅決地要求與西藏統治者直接對話。他們無法容忍自己落入可笑的境地。如榮赫鵬後來對西藏人發表的演講中說：“吾英人可以經商於俄、德、法及其他諸大國中，亦可經商於中國之滿洲、蒙古、土耳其斯坦及其他藩屬中，惟於西藏，獨不許進行貿易。此種偏頗不公之事，殊不適於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 ” 西方人把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並將其視為公理的態度在這段話中表露無遺。

英國人首先希望能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以通信的方式溝通。那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成為西藏說一不二的統治者。即使他不按照英國人的思路考慮問題，只要能對上話，總可以通過談判取得進展。然而印度總督寇松連續數次致信都得不到回答。1899年寇松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信在六個月後被原封不動地退還，西藏官員表示他們不敢向上轉呈。寇松委託專人去拉薩親自送信，達賴喇嘛照樣拒絕予以答覆，連信都不拆，原信退回時，信封上的封戳宛然尚在 。當時的西藏人就是這樣，似乎只要捂上耳朵，蒙上眼睛，任你怎麼做怎麼說一概不看不聽，你就死活沒招。

英國人也有辦法，你對我不聞不問，我就揍你，打疼了你，你就不得不睜開眼睛，跟我對話了。1903年，在印度總督寇松的策劃下，一個武裝“使團”──堪稱外交史的奇蹟──開始向西藏境內挺進。寇松任命的“交涉使”（亦為“使團”團長）榮赫鵬是一個渴望着建功立業的冒險家和意志堅強的帝國軍官。對這個武裝“使團”的使命，英國國內、包括當時的帝國政府有很多反對意見，所以“使團”初始階段非常謹慎和緩慢，每前進一段就停下，要求西藏派遣有決定權的高層政府官員前去談判。

西藏人繼續堅持不聞不問的策略。一路上只有低級官員與榮赫鵬周旋。他們除了不停地重複拉薩當局要英國人撤退的要求，仍然是連信也不敢轉交。榮赫鵬只有採取把信當面念給他們聽的辦法，指望他們能把聽到的內容向上轉達。

中國的駐藏大臣也始終沒有出面。後人指責駐藏大臣失職，駐藏大臣辯解是藏人不提供烏拉。關於這一點，最近由幾位藏族歷史學家寫的《西藏通史》這樣寫：

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命令駐藏大臣裕鋼親赴崗巴宗與英方進行和談，阻止發生武裝衝突。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認為：“原先雖在隆吐山戰敗，但元氣尚可恢復，可駐藏大臣升泰反對抗英，結果失去了大片領土。如果這次駐藏大臣再度反對的話，那將會誤大事的。”因此，不同意駐藏大臣赴崗巴議和。當時駐藏大臣裕鋼及兩位幫辦處於無奈，向皇上呈報西藏情況後辭去了職務，清朝就委任有泰為駐藏大臣，委任納欽為駐藏幫辦。

由此看，駐藏大臣的辯解並不完全是假話。所謂隆吐山戰敗，指的就是1888年那次英藏戰爭。當時因為清朝政府及早採取與英方談判解決的態度，避免了戰爭進一步擴大，西藏人也因此沒有對雙方的實力差距產生清醒認識，以為西藏堪與英軍一戰，只是輸在駐藏大臣自行放棄抵抗。所以，這次西藏在堅持不與英方正面接觸的同時，大規模集結藏軍和各地民兵，決心以武力阻擋英國“使團”的前進。

等到雙方真正在戰場上交手時，與其說那是雙方之間的戰爭，毋寧說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屠殺。西藏戰士雖然經常表現出令人讚嘆的英勇，但是其武器的原始和軍事素質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軍對手。每次戰事，英國軍官率領的印度和廓爾喀士兵幾乎總是以死傷幾人的代價，殺死成百的西藏人。以至戰鬥過後，那些講究榮譽感的英國軍官情緒低沉，無心慶賀。英國國內報紙則紛紛抨擊“使團”的殘無人道，甚至英國議會也將其評述為“對手無寸鐵之人的大屠殺” 。為此，英國《每日郵報》當時派出的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 Candler）在他後來寫的書中這樣辯解：

藏人十分固執自信，直到教訓了他們多次之後，他們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裝起來的烏合之眾和英王的軍隊差別太大。根據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很顯然要不是我們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我們就不會有任何進展。格玉的屠殺只是將無法避免的事件給提前了。是由於藏人的愚蠢，才使我們卷人了戰爭的旋渦。要想讓他們認識到英國是一個強國，英國的軍隊需要認真對付，就非得殺掉他們幾千人，否則就沒有指望。

奇特的是，中國當時的駐藏大臣有泰，也有着和英國人相似的想法。他在給清政府外務部的電報中，把英軍的進犯和勝利當作迫使藏人服從清朝的一個機會：“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戰，任其敗，終不能了局……倘番眾果真大敗，則此事即有轉機，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從吾號令也 ” 。有泰認為西藏戰敗可以給藏人教訓，也可以證明中國和駐藏大臣的正確，因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反覆警告藏方避免釁端，要與英國人磋商妥協，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則戰爭一經開始，後果必定慘重。既然藏人不聽，拒絕與英國人談判，也不讓駐藏大臣調解，他們自嘗苦果就是活該。所以有泰在戰事緊迫、藏軍連連大敗之時，以幸災樂禍的心態隔岸觀火，甚至有心思帶着手下人給他買的西藏女人，到拉薩附近的柳樹林裡唱歌跳舞。

對有泰的行為，後來中國人提起只表示氣憤，然而那其中除了有泰的個人品質可以譴責，還應看到更深一層：當時西方的知識和標準尚未在中國完成破舊立新，上千年沉溺於東方統治權謀的中國官吏——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地方官──尚沒有獲得綜觀世界潮流的眼光，甚至還不能清楚地理解“主權”到底為何物。有泰倒不一定是有意喪權辱國，而是他首先還沒有懂得什麼是主權，什麼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關於那場戰爭的具體過程，許多著作都有詳盡描寫。在這裡摘兩段引文，可能更有助於得到直觀感受。埃德蒙•坎德勒在英軍與藏人的第一次戰鬥中負傷，被送回印度治療，三個月後他重新返回西藏，又路過當時的戰場。

我發現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個人在撤退時，子彈穿過了肩部，他迴轉頭，面對着我們的槍彈倒下了。另外一個則用指頭勞而無功地扯着地上的草，這時草叢中正開放着一朵鮮艷的粉紅色報春花。萎縮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邊，屍體成堆，焦干的皮膚看上去就像鐵鏽，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風中，從一顆腦袋上掉下來的一束黑髮團團卷了起來。屍體身上的東西全給扒光了，只是除了偶爾可以見到的一點點布條之外，這樣屍體比全裸着還要難看，另外就留下了頸部一些不值錢的護符。由於這些東西的神秘力量，無人認為這些東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顯得慈祥一些，在他們的周圍撒滿了春天美麗的花朵。

另一段引文是西藏方面的材料。在西藏現存的歷史檔案中，有一封1904年藏方前線指揮部成員西爾邦朗童寫給噶廈政府全體噶倫的信，敘述他奉命去招集和整頓潰散藏軍的經歷，從中可以看到當時藏軍潰敗的程度。

……來到仲仔溪達村時，遇見許多潰散的藏兵。我們叫過來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帶着洋槍。自稱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並說他們是派來守衛山頭的，因不敵而逃來。我倆勸他們不要再逃跑了，同我們一起去仲仔。他們口稱遵命，但最後還是逃走了。

我們到達屬於噶丹的山廟牧場時，發現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這裡休息。我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說是山頭失守後逃跑來的。我們勸這位僧官率領他的人同我們去仲仔。僧官不答而離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議我們先說服僧官。於是，我們追趕僧官洛曲直到奴瑪山後時，見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處燒茶休息。經查問，始知這些藏兵是從彭波地區調來的，僧官則是該部的督戰官。我二人勸他們要以政教大業為重，齊心協力共同對敵，要求同我們去仲仔集中待命。該僧官和藏兵回答說，他們從彭波來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數已戰死，現只剩六十餘人。大家已經盡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勸說藏兵，反而煽動藏兵謾罵我兩人，特別是二人離開此地一段路後，他們向我們開了一槍。感謝三寶護佑，我們沒有被打中。一個僧官，竟然如此目無法紀，槍口對着自己人，使我們的生命處於內憂外患中。對僧官的這種非禮，使人難以容忍，但因寡不敵眾，當時只好作罷。

我們於二十三日黃昏前到達仲仔地方，當詢問潰散部隊的去向時，據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軍由軍餉部派往江孜，但據說多數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從江孜逃來的人傳說，江孜宗和寺廟已彼敵軍攻占，我方守軍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騎兵無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貢熱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尋找噶曹喇嘛並招集散兵。我令朗如騎兵和那曲、那倉的餘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軍繼續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堅守住現有陣地……

……與軍餉官和日喀則宗本們研究禦敵之策。他們說：想盡一切辦法抵抗敵人是應該的，但手中無兵啊！據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經倉貢、仁則開走了；山南的藏軍駐紮在年楚河以北，別處基本無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認真抵抗，就連淺渡也難以守住……

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對藏人在那場“愛國抗英鬥爭”中表現出的英雄主義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還在當時的主戰場江孜修建了紀念館。然而從上面這封信中，哪裡看得出英雄主義的蹤影？

1904年8月2日，帶着大炮機槍，踏着血泊前進的英國“使團”開進了他們的目的地──拉薩。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經完全喪失了鬥志。二十八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帶領一小伙隨從逃離了拉薩，流亡蒙古。面對着高聳於拉薩上方的布達拉宮輝煌金頂，英國人這樣表達他們的自豪之感和對西藏人的蔑視：

喇嘛用盡了他們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攔我們，他們依靠中世紀的武器和各式各樣的雜牌現代武器同我們較量，他們舉行了求助於天的儀式，整天誦經，一本正經地詛咒我們，然而我們還是過來了。

駐藏大臣有泰以牛羊“犒勞”占領了拉薩的英軍。英軍未進拉薩以前，他就寫信對英國人的“長途跋涉”表示慰問，說他曾向達賴喇嘛力爭，不應該對英國人“無禮至此”，並為藏人的無禮“深引為羞辱” 。他和榮赫鵬一見面就找到了共同語言，兩人互相傾訴對藏人的厭惡。榮赫鵬表示極能諒解有泰在西藏的困難，因為他自己剛剛有同樣的經歷，他們共同認為“藏人實一極端頑固之民族”。有泰對因西藏人的抵抗給英軍造成的“困苦之經歷”，再次表示“深抱不安”。榮赫鵬在回憶錄中寫道：“余因過去數年中迭與頑梗愚昧之藏人作長時無謂之晤見，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 。中國政府將有泰撤職查辦後，榮赫鵬非常不滿，認為中國任命駐藏大臣，“應選用有泰一流人物” 。

後來中國人把有泰定為“賣國”理由是足夠的。他作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代表，面對榮赫鵬迫使西藏人簽署喪權賠款的條約，不但“無一語匡救”，還又哄又壓地督促西藏人屈服 。正如隨後去查辦他的欽差大臣張蔭棠所斥──“誠不知是何肺腸”。

我想，除了顢頇怯懦和昏聵，在有泰的“肺腸”深處，可能還始終在轉動着一個中國人的小心眼──儘管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和全新的對象，他仍然以為可以像線裝書記載的老祖宗們那樣，玩弄“以夷制夷”的古老把戲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