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連鎖反應：西方以主權標準對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國在西藏確立主權的行動，中國的行動則刺激了西藏徹底擺脫中國控制的願望。在東方式的朦朧關係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實質上的獨立，以表面臣服換取實在利益，一旦被中國納入明確的主權結構，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權力遭剝奪，對西藏統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別的利益都不能交換的。

何況，日趨沒落的晚清中國還能給西藏什麼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尋求保護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從外交而言，當時的中國在國際爭端中連連蒙羞，連自保都困難，又如何可能保護西藏。經歷了兩次與英國交戰的失敗，西藏對這一點有切膚之痛的認識；另一方面，從西藏的內政而言，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政教最高權威的地位當時已經相當穩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

1900年，俄國一支持有中國政府批准之護照的考察隊在藏東察木多（昌都）地區瑣圖村受到藏人阻擋。中國護照不能說服藏人讓路，用考察隊首領科茲洛夫的話說：“射手比任何中國護照更可靠” 。在與藏人的衝突中，俄國人槍殺藏人21人，傷19人，焚燒房屋並掠奪馬匹，然後毫無損傷地揚長而去。事件發生後，俄國人沒受到任何處置，反被中國方面護送出境。而對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後是由清政府按每個死者八十兩銀子，每個傷者十六兩銀子，共付二千零三兩銀子就算了事。當時的駐藏大臣裕鋼在結案後寫了一份奏摺，僅看那份奏摺 ，已經足夠理解藏人為何要拋棄中國另尋靠山。

西方尤其是英俄勢力在亞洲的迅速擴張，使原本僅為中國專有活動領域的西藏，處在了中、英、俄三個大國之間的三角地。中國不再是對西藏而言的唯一強者，且事實表明，中國遠不如另兩個大國。十三世達賴喇嘛曾經把尋找新靠山的希望寄託於俄國。他把俄國當成信奉佛教的國家，從而希望能重現元朝那種結構──由西藏人充當精神領袖，一個強大的世俗帝國充當信徒、施主兼軍事上的保護者。他在1904年逃出拉薩躲避英國人，也許就抱着與俄國人建立聯繫的願望，企圖依靠俄國抵抗英國。但是當他到達與俄國距離已經很近的庫倫（今天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失敗，俄國國內發生1905年革命，舉國混亂，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隨之破滅。

那一段十三世達賴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問題。他的宗教地位超過庫倫的蒙古大喇嘛，後者被對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給達賴喇嘛，使其蒙受損失，於是庫倫大喇嘛改變了開始對達賴喇嘛的歡迎，逐漸變得無禮，搗毀了達賴法座，還當着達賴喇嘛的面吸煙 。世態炎涼令人寒心，連宗教領域也非淨土。十三世達賴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礙，不能實現。他還是沒有擺脫掉中國的控制。當他被召到北京給慈禧太后祝壽時，也許他還有與清廷達成諒解的一絲希望。多數史書認為他與中國的最終決裂，在於慈禧太后堅持要他見面時下跪。雖然西藏在世俗權力中臣服中國，但是達賴喇嘛從來認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無上。何況從前五世達賴喇嘛到北京時，不但未曾下跪，清帝還出城遠迎。然而時過境遷，當年的清朝為了安蒙古需要籠絡西藏，此時的清朝則需要表現自己對西藏的主權。西藏的政教合一使達賴喇嘛不僅是宗教領袖，還是西藏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須下跪。為了解決這個爭執，十三世達賴喇嘛覲見的時間拖後了半個月，最終的妥協是達賴喇嘛以單腿跪拜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這對從來以神自居的達賴喇嘛，內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這種屈辱是迫於沒有民族前途的無奈，痛苦就會更深，也必然使他產生更強烈的逆反心理。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後，僅在一個多月內，兩人相繼死亡。本已千瘡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時達賴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貼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沒落，肯定會進一步加強他擺脫中國控制的決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時間，極大地開闊了眼界，磨練了意志，建立了關係，使他從雪山深處的神王變成了一個民族領袖和政治家。

趙爾豐、聯豫等在康區和西藏實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的自由和傳統，包括達賴喇嘛自己的統治地位都受到威脅，等於從根基上毀滅西藏社會。慈禧與光緒一死，十三世達賴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歸程，並且在途中就開始遙控藏人進行抗爭。

前面提到過，張蔭棠在其整頓藏務的初始就強調：“惟整頓西藏，非收政權不可，欲收政權，非用兵力不可”。其時中國對西藏唯一的威懾只剩用兵。隨着達賴喇嘛即將回歸，藏人對中國統治的反抗越來越強烈。四面受敵的駐藏大臣聯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證自己的──同時也是中國的──權力在西藏的有效性。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組織一支2000人的川軍，在將軍鍾穎的率領下向拉薩進發。達賴喇嘛深懼中國軍隊進藏的威脅，下令西藏軍隊和民兵以武力阻止。從而又促使清廷命趙爾豐的軍隊為進藏川軍增援護送，導致更多軍隊進入西藏。

這是一個互動升級的過程。不僅僅限於軍事衝突，還造成雙方心理的對抗，反過來再影響政治局勢。將十三世達賴與聯豫之間的衝突做一歸納，可以看到這種互動升級形成一個鏈條，一直導向雙方最終決裂。十三世達賴到達拉薩時，川軍還在路上，雙方還沒撕破臉皮，聯豫率領下屬出城迎接，達賴因為心中憤恨川軍進藏，對聯豫視若不見；聯豫因此惱羞成怒，立刻尋釁報復，先是強說達賴私購俄國軍火，帶人闖進布達拉宮檢查，沒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達賴行李，開箱搜查。結果軍火沒有搜到，達賴的物品卻丟失了不少；試想達賴怎麼咽得下這口氣？隨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罷差罷糧，斷絕對駐藏大臣衙門的一切糧草和夫馬供應，並禁止藏民與漢商貿易；聯豫的回應則向北京報告達賴“陰蓄異謀，極宜防維”，請在進藏川軍之外再增兵進藏；當中國軍隊一路擊潰藏軍而逼近拉薩時，達賴曾試圖與聯豫講和，聯豫卻意氣用事，不肯妥協；加上臨時組建的川軍多流氓之輩，軍紀極差，途中受藏人阻擊又心生恨意，進拉薩後即槍傷藏民，侮辱藏官；出於對中國完全失去信任，也出於對已成水火之勢又擁有武力優勢的駐藏大臣的恐懼，剛剛流亡五年，回拉薩僅數月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這一次出逃頗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敵人──英國。1910年2月21日，達賴逃進英國控制的錫金（隨後進入印度）。當時他一定要住進英國人的房子、並在英國士兵的保護下才感覺安全 。正如榮赫鵬所驚嘆：“世事之翻雲覆雨，變化不測，寧有甚於此者？” 達賴做出這種選擇，一方面因為剛從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會找到希望；另一方面，雖然英國人曾以大炮轟開了拉薩大門，但是與滿清官員的腐敗霸道相比，他們的禮貌、守信和慷慨給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態度也隨之發生轉變。當然，這種選擇還反映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大膽和靈活。

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此次逃亡為起點，西藏上層社會改變了歷史上一貫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線，開始了以爭取西方支持為資源的近代“西藏獨立”運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據那一段時間與十三世達賴接觸密切的英國人查爾斯•貝爾記述，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的構想是按照不丹與英國簽定的條約模式建立英藏關係，即將西藏的對外事務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由英國提供保護，而西藏保持內政方面的自治 。令達賴沮喪的是，英國拒絕了他的提議。貝爾是這樣解釋的：“就我們來說，去承擔亞洲高原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防務是極端愚蠢的行為。” 為此，榮赫鵬深感不滿：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爾、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輩之參加使節者，皆欲設法勸導藏人遵循尋常國際交往之慣例。今則達賴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員咸來投奔吾人，求吾人維持其直接交往之權利，求吾人派遣英國官吏，甚且攜帶軍隊前往拉薩，並求與印當局締結聯盟。此種變局，殆一切人類史上所僅見。百五十年來，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動向我要求，而我當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覆之。前此為貫徹對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薩，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動輸誠於我，而我反拒人於千里之外焉。

後面將有專門一節討論西藏高原建立防務的成本，顯然貝爾的解釋比榮赫鵬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實，即使英國當時有這樣的願望，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達賴繼續他的努力，他在1911年給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寫的信，典型地表達了他那時的態度和選擇：

恩治廣闊大地之大皇帝尊前：
敬啟者。我西藏國與滿清國之間僅屬施主和福田之關係，並無領屬關係。為了逐步滅掉我西藏國，誘惑藏民，企圖奪取所有權力，傷害佛教，殺害僧侶，強奪財物，其虐待難以言表，這種踐踏仍在繼續。因此，無法與之保持近親之關係。西藏之事全靠俄英兩國締結條約，方才維持到今日，現在西藏國全體君臣一致要求依靠兩個大國實現獨立。故此，本達賴喇嘛我啟請大皇帝，兩國即刻磋商，並向各大國宣傳，給予援助，特別是滿清方面包藏禍心，可能會冒認西藏為其領土，出兵滋事，望兩個大國進行磋商，無論如何對實現獨立給予堅決的支持和提攜……

俄皇雖然回信表達了對西藏的愛護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為如此荒涼巨大的西藏承擔責任過於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報，莫不如讓中國繼續它的宗主權，維持原有格局。為了對英國人表示俄國沒有私下與藏人交易，俄皇還把達賴的信轉給了英國，使達賴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國人面前極為尷尬。

清政府因為十三世達賴的出逃對他進行了最嚴厲的處置──革除其達賴名號，另選靈童重立達賴。這在宗教信仰者眼裡簡直是匪夷所思，一個世俗政權如何有資格決定誰該當神！但是中國統治者不在意這種邏輯矛盾。皇權在中國被視為最高權力。皇帝不拜佛，理論解釋是“現世佛”不拜“未來佛”，皇帝本身就是佛。達賴喇嘛僅僅是菩薩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層觀念，佛比菩薩的官大得多，廢了他又如何！這種國家對宗教的管制在中國一脈相傳，到中共時期達到登峰造極，這是後話。

當時，甚至還有就此廢除達賴制度的意見，如溫宗堯在其奏摺中建議：“達賴既革，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永廢達賴之制，則番官各自樹幟，而英俄無從牢籠。” 這種徹底廢除達賴制的主張一直為一些中國人所堅持，中共內部至今有人認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誤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抓住時機廢除達賴，使其成為以後一系列西藏難題的根源。

不過有一點是顯見的，自川軍進藏，達賴出走，駐藏大臣在西藏的處境大為改觀。聯豫推行的新政與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後才得到落實。所謂“軍至則改觀矣，達賴革則屏息矣” ，中國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時期，卻對西藏實現了有史以來最有力的控制。榮赫鵬如此評說：“中政府銳意經營西藏，經營結果，使西藏政府徒擁虛名” 。然而，這種變化只是一時威懾的結果。中國仍然沒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權體系，靠得還是西藏本地官員行使政府職能，也即二者依舊是“接口”關係，只不過此時的“接口”相對過去較為服從而已。

只要還是“接口”關係，即使達到最理想狀態——西藏方面百依百順、言聽計從，本質上也是蘊涵危機的。因為這種主權依賴的是一個並非能由主權自身把握的變數──即西藏“接口”的忠誠。只要西藏“接口”隨時決定不那麼百依百順，或是脫離與北京的對接，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頓時可以成為虛有。

當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夠和敢於脫離中國，除了其自己的意願，更重要的還得考慮北京的威懾。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強面前儘管軟弱無能，對西藏卻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軍事力量占有絕對優勢。這種威懾像一條“繩索”，把西藏與中國硬性地“捆綁”在一起。這一直是西藏獨立的最大障礙，也是西藏分離勢力從來都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雙方力量差距如此懸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賜”以外，幾乎沒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擺脫中國。

對十三世達賴喇嘛，這個“天賜”是不期而至的。當他處於最為絕望的時刻，中國內地城市武昌的一次軍隊起義引發了整個中國的連鎖反應，史稱辛亥革命。14個省相繼宣布獨立，延續幾千年的中國皇朝幾個月內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亂。革命黨和保皇派紛爭不已，群雄並起的軍閥擁兵自立，劃地割據。這種混亂不久就波及到中國的駐藏官員和軍隊之中。

後人敘述那一段歷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話，如“駐防西藏的漢族士兵起而擁護共和派” ，“駐藏川軍起義響應辛亥革命” 等，這種話寫在書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實真相遠非如此宏觀和純粹，甚至很委瑣。考慮到類似情況在未來不是沒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這一段往事講得細一些。

當年入藏川軍士兵皆從社會底層招募，多流氓無產者。其時四川民間社會有一基礎廣泛的江湖組織，人稱哥老會，亦稱袍哥。川軍中哥老會勢力極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會 。而軍官多為學生，不善治軍，無事時尚能維持局面，一有變局則必大權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西藏，首先軍心動搖。據當時在西藏親歷整個過程的人記述，促使譁變的直接原因是川軍炮隊一個袍哥頭子在聯豫轎夫所開的飯館內內發生口角，繼而發展成群毆。聯豫聽信自己轎夫的一面之詞，認為炮隊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隊的槍。炮隊眾兵正在疑懼之時，恰見聯豫轎子往營地來，其實只是空轎路過，聯豫不在轎內，炮隊士兵卻以為是來捕殺他們，遂即譁變 。
譁變後哥老會成為指揮核心和組織資源。他們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綁架聯豫，由袍哥接管軍隊。然而他們沒有政治路線，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議會，後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萬兩銀子和五千匹牛馬做回內地的盤纏。藏人一方面不敢不從，同時也盼着漢軍早日離藏，寧願花錢送瘟神。可是漢軍得了錢又不走了，抱着非亂不能生財的心理，在拉薩趁火打劫。“皆思飽掠財物，掣之以歸故鄉，意在此而不在彼” ，“白晝率兵四出，探知殷實番家，即誣以藏有蠻兵，入室抄去資財，行同盜賊，誣百姓為蠻兵，即拿回梟首剁指” 。當時拉薩陷入混亂，槍聲不斷，“日未落路上無行人，居民一夜數驚”。漢人內部派別紛爭，革命和保皇兩副面孔翻來覆去，內訌不斷。駐守江孜、日喀則、亞東的中國守軍，也受拉薩局勢的影響，相繼譁變，分成不同派別，自立山頭，各行其是。

對漢人統治早有不滿的西藏各地則趁機舉事。在中原動盪、前途不明、人心思歸的情況下，駐藏軍隊喪失鬥志。後藏最早開戰，當從江孜派出的救兵趕到時，被圍漢軍已將槍支賣給藏軍，換取藏軍網開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軍也隨之模仿，賣槍為旅費，自行離藏。清政府派駐江孜的官員皆先後擅自棄職，離開西藏。

拉薩開戰始於漢軍攻打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當事者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拒絕為漢軍調動支應烏拉 ，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僧兵開槍打傷了漢軍士兵 ，但是都認為本不必以開戰方式解決，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為色拉寺內金器甚多，漢軍中有人企圖藉此機會搶掠。他們本以為大炮拉出去一擺，藏人就會屈服。沒想到打了一天也沒有攻下，參戰軍士無心苦戰，紛紛溜走，連大炮都扔在外面沒人管。結果藏軍反倒包圍漢人軍營開始攻打。所謂響應革命的“議局”這時無人理事，物品也被眾人哄搶一光。聯豫和統帥鍾穎重新掌權，處決了當初領頭反叛者。此後聯豫離藏，繞道印度回內地，鍾穎擔任主要指揮，帶領漢人在藏人攻打和圍困下堅守了八個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此時返回西藏，領導藏人開展了全面驅趕中國人的獨立戰爭。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發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視為地道的獨立宣言：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着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營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進行。漢人官吏軍隊進藏，為總攬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猶復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漓，逃離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薩漢軍，一時無法將他們徹底消滅。拉薩所有漢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龜縮到軍營中。藏人將他們嚴密圍困，斷絕其給養來源。當漢軍知道不戰再無生還希望時，才開始“死力抗拒”，連漢人百姓也加入了戰鬥。

從以後生還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見當時被困慘狀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盡，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馬已食盡，飛烏無至者，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終不果來”；“不出戰時，惟四望救兵，極目浩嘆，並指山凹雪化處之黑影為救兵，夜間流星指為川軍之號燈，群相告語，蓋生機已將絕矣” 。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內地派軍增援──這是北京對拉薩的根本威懾所在。然而正值國內分裂，群雄並起，各方心思全在爭權奪利之上，哪還有餘力去管遠在天邊的西藏。當時身在印度的駐藏參贊陸興祺“迭電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 。

後來西藏的反叛擴展到康區，由於趙爾豐被殺，邊務廢弛，鎮守康區的軍隊因無處發餉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區失守。四川和雲南的軍閥從保護勢力範圍的目的出發，終於出軍。滇軍從滇西北進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則親自率軍西征。兩路皆戰事順利，連戰連捷，康區不久解危。川、滇兩省軍閥隨之產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衛主權、解救拉薩守軍之名，向北京要餉，準備進軍西藏。

在後人所編一本名為《民元藏事電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國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與地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來往電報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與雲南爭奪經營西藏之權利、以及北京政府進行調解的內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從這個比例中，足以見出那些當事者把心思用在什麼地方 。不過不管軍閥的真實動機是什麼，對中國來講，由內地軍閥控制西藏怎麼也比讓西藏自立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當時的戰況表明，即使國亂當頭，但靠內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難以抵抗，並不需要中國以舉國之力。然而當27歲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軍平定康區、解了昌都之圍後，準備長驅直入進軍拉薩時，卻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連續急電所阻止。

後人論定此舉為袁世凱之賣國行為。當時民國新立，中國分裂為大小軍閥的領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極為虛弱，甚至有名無實。為了獲得號令地方的合法性，獲得列強承認是當務之急。當時英國是西方領袖，世界最強國，而英國則以不承認袁世凱政府為威脅，不許中國進軍西藏。這對袁政府的確是致命的威脅。政客在這種選擇面前，誰會把日常掛在嘴上的“民族大義”真正作為出發點呢？
川、滇軍閥之所以在進軍西藏的問題上受北京制約，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為需要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需要軍餉。進軍西藏花費巨大，地方財政難以負擔，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為國家辦事，國家當然應該負擔一切費用。拿國家的錢，擴大自己的軍隊，占領新的地盤，這對軍閥是名利雙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隨後又嚴檄禁止，這對已經動員起很大力量的四川無疑是個打擊。不過在四川與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國家的。當時的四川護都胡景伊給袁世凱的電報這樣寫：

……川邊既靖，銳勝之師，不克占領要隘，揚威徼外，中道屯阻，戰士咨嗟，遠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戰，尤足摧傷士氣。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敵健卒，勇氣百倍，人人具撼山搖岳之概，內地將士，亦莫不奮興鼓舞，秣馬厲兵，請效後勁。景伊雖蹇劣，並擬躬率精銳，資其臂助，洗馬拉薩之濱，勒銘雪嶺以外，定使藩服如舊。金甌不缺，藏人綏輯，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實民國之慶。徒以條約牽掣，易客為主……直足令賈生痛哭，韓子腐心。固知大總統垂顧邊圉，必有深略遠謀，但雌伏久甘，禍即未已，主權悉失，尤引為奇恥大辱……

國務院的回電則重申禁止進藏：

……惟現在時局孔棘，財政困難，正如病夫，元氣已傷，百孔千瘡，尚須調攝，豈可竟忘遠慮，輕啟釁端。望遵迭次前電，勿得進入藏境，致滋漁利……

困守拉薩的中國駐軍終未盼到援軍，彈盡糧絕，最後組織敢死隊，以突襲方式擒獲了達賴家眷為質，雙方才在尼泊爾的調停下談和。漢人交出一切武器彈藥，被驅趕出藏，從印度取道回內地。收繳武器時，連身帶小刀、牙籤均被沒收；出藏途中西藏當局傳諭百姓不賣漢人食物；英國官員則率隊押解出藏漢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 。回國後，統帥鍾穎在北京被處死，內中情由複雜，這裡不表。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歷盡了多年挫折和絕望之後，終於實現了徹底擺脫中國人的目標。他明智地認識到，“西藏之所以得救，應當歸功於中國革命的爆發，而不應當歸於別的原因” 。然而多數藏人則把中國革命解釋為報應──“中國軍隊侵占拉薩一年半以後，中國就爆發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為什麼？因為它虐待宗教領袖達賴喇嘛” 。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又一次占領了拉薩乃至全西藏，並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達賴喇嘛及整個西藏民族，這次的報應卻來得不像上次那樣及時，至今還沒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獨立的西藏人正在晝思夜想地等待出現相同的報應──中國再一次發生分裂和動亂，那將是西藏再次實現獨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幾乎是唯一的可能。

那種期待並非完全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