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清王朝結束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維持38年的中華民國幾乎自始至終陷在難以自拔的內憂外患中。先是延續多年的軍閥混戰；蔣介石剛剛奠定統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戰爭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開了奪取政權的戰爭。民國政府常常是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對偏遠的西藏更是難以分出多少精力。這種狀況使西藏獲得了一個寬鬆空間，從而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得以維持完全獨立。以往西藏雖然可以通過“架空”方式得到實質上的獨立，但是身邊有頤指氣使的駐藏大臣，境內有耀武揚威的清軍，總是不免處處掣肘。那四十年的獨立卻是徹底的，頂多與民國政府來點虛與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那一段歷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視為西藏是獨立國家的根據。

不僅如此，中國的內亂還使西藏能夠以武力收復昌都、德格等康區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邊界大大地向東推進。固然十三世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及藏軍從英國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戰爭勝利的因素，不過最大原因還是應該歸於中國內地的動盪。當年指揮川軍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權力鬥爭中被袁世凱關進監獄，新起的四川軍閥則相互打得不可開交，連省會成都都成了他們的巷戰戰場。藏軍圍困昌都時，守將彭日升屢屢求援，民國政府任命的川邊鎮守使卻因為與彭素有矛盾，坐視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軍俘虜，最終客死西藏。隨後英國人又從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國承認了藏軍勝利後的漢藏邊界。

民國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國最弱而西藏最強的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歷經民族災難的考驗和流亡的磨練，成為偉大的民族領袖。他在驅趕漢人獲得獨立後，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對藏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充和改編；引進英國、日本和俄國的訓練方法；聘請外國教官；派藏族軍官進英式軍官學校學習；進口新式武器；發展西藏的兵器工業；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學生；他還建立銀行，發展礦業、郵政，促進貿易等。西藏社會在張蔭棠、聯豫推行新政的基礎上， 進一步得到現代化的啟蒙。西藏取得的成績致使英國最終“擔心西藏相對於中國來說太強大，並可能導致西藏的擴張侵略和獨立”，從而拒絕向西藏繼續出售武器。

如果英國人真有這種擔心，那是過於誇張了。以中國的幾億人口對西藏的一二百萬人，西藏再強又能強到哪去？即使在民國只能全神貫注於內部事務而對西藏無暇以顧時，僅為對付川邊的地方軍閥，就牽扯了西藏大部分軍力。這個事實甚至主導了當時的西藏政治和外交。舉例說，1920年西藏和尼泊爾發生爭執，尼泊爾威脅要進攻西藏，由於西藏軍隊都用於防衛中藏邊界，不敢調回對付尼泊爾，就不得不屈服於尼泊爾的壓力 。

西藏歷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的決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維持防衛中藏邊界的軍隊，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隨着中國逐步被蔣介石統一，西藏還需要進一步擴軍以增強抵抗中國的實力。這些原因使十三世達賴不得不做出西藏歷史上破天荒的決定──向寺廟徵稅。雖然此前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之間已經存在矛盾，但是並不到決裂程度。歷史上班禪喇嘛統治着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後藏地區，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僅擁有大片莊園，還管轄着十多個宗（相當於縣）。班禪自成體系，自己收稅自己花，從不向拉薩上交。達賴的新稅令規定班禪領地以後要擔負西藏四分之一的軍費開支，這引起班禪的強烈不滿。隨着矛盾尖銳，最終發展到九世班禪於1923年底逃亡中國，投奔民國政府，從此成為西藏“親漢派”的領袖及十三世達賴的終生敵手。

為擴軍備戰而增加稅賦，不僅導致了班禪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侶和貴族階級。他們支持西藏獨立，但是當需要他們為與中國的對抗付代價的時候，他們就生出不滿之心了。尤其危險的是，要具備與中國對抗的實力，需要使軍隊走向現代化，由此必然產生對西藏傳統秩序的挑戰。在其他階級都要為與中國對抗付代價時，最大的得益者只有軍隊。接受了新思想並且受過西式訓練的軍官們是一個年輕而有朝氣的團體，他們有現代知識和團體精神，致力於西藏的現代化事業，並往往把西藏傳統視為導致西藏落後的原因。他們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軍事力量保證，而不是喇嘛們的祈禱。他們羨慕並在生活中效仿英國人，衣着西服革履，見面握手，打網球和馬球。軍隊口令用英語，奏樂用英國國歌──“上帝保佑吾王” 。某種程度上，他們內部的思想認同和團結已經具有了革新黨派的味道，因此對西藏傳統政治而言成為十分危險的力量。喇嘛們不能容忍其世襲權威受到威脅，他們認為西藏作為舉世無雙的佛國，最需要保護的首先是宗教的無上地位，否則，以削弱宗教為代價，保衛的是一個墮落為世俗的國家，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確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十三世達賴喇嘛也不能不考慮。雖然他深知軍隊對保證他的世俗權力及對抗中國的作用，但他同樣不能容忍任何對宗教權威的挑戰，因為他自己的世俗權力之源頭，就在宗教。

隨着羽翼逐漸豐滿，西藏的軍事集團開始把改革矛頭對準達賴喇嘛。他們私下串聯，簽定盟約，企圖讓達賴放棄世俗權力，只充當宗教方面的精神領袖，從而改變西藏傳統社會政教合一的體制。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線。十三世達賴隨即將那些具有親西方傾向的軍官解職。出於避免遭到反抗的考慮，解職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幾位軍官被免職是因為他們按照英國人的髮式剪髮。十三世達賴喇嘛由此決心削弱軍隊，並使西藏從現代化的進程退卻。

這個轉折也導致了十三世達賴對外政策的變化。他發現依附英國並不僅僅是找個靠山的問題，隨之而來的還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滲透。前者在關鍵時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國從沒打算為西藏與中國開戰或為西藏擔負防務開支，後者卻對西藏社會具有顯而易見的顛覆性威脅。相比之下，具有專制傳統的中國在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從現實考慮，自從改革派軍官被解職，西藏軍隊就開始滑向衰落。1931年藏軍與中國軍隊在康區和青海發生戰爭，結果遭到慘敗，西藏丟失了不少領土，漢藏邊界再次西移，使中國對西藏的軍事壓力進一步加強。如果在削弱軍隊的同時，還要繼續與中國保持對抗，其結果很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失敗。精明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及時做出與中國修好的姿態，開始在中國與英國之間玩起平衡遊戲。

中國人後來常常引用十三世達賴的幾句話，說明他“擁護祖國統一”。一是他在1920年對甘肅地方政府的幾個進藏代表所說：“余親英非出於本心，因欽差（指聯豫──作者）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勢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 一是1930年他在拉薩接見國民黨政府一名藏漢混血的女職員時所說：“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以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就西藏與中國在康區的領土之爭，他表示：“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 暫且不說記載這些話的都是負有使命的中方人員，他們的記載是否準確，是否為了表現自己功績而有意誇張和附會，即使十三世達賴真這樣說了，就能斷定是他的心裡話嗎？他既然可以對英國人“以虛與之周旋”，為什麼不能對中國也用同樣手法呢？說幾句好聽話不算難事，就像他對英國人“未予以分厘權利”一樣，中國又何嘗得到了什麼？以口頭幾句話就斷定說話者的內心，不但與政治領域的規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過於天真。

英國人查爾斯•貝爾這樣描寫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他和中國人的不同態度：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薩的中國使團和七個月後我所率的使團之間，差別非常懸殊！他們在拉薩停留的四個半月期間只會見過達賴喇嘛兩次。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個成員都遭到無禮的搜身。進行搜身的時候，他們在羅布林卡等了兩個小時，然後才被引到達賴跟前，通過翻譯進行交談。

我剛一到，索本（膳食主管）即給我們兩人端來酥油茶。在拜訪和接見一般西藏人的時候，傭人總是站在後面，你什麼時候喝，他就什麼時候給你倒。但是達賴喇嘛要我們單獨在一起，而且不要浪費時間。所以索本總是一倒完茶就走開。為了遵守西藏的禮貌，我呷了兩口，於是我們兩人誰也不再喝：我們兩人都全神貫注於我們的討論之中了。因此，我們完全單獨在一起，沒有第三者的干擾。

我們以後的多次談話涉及到許多國家、許多議題，甚至比在大吉嶺時還要多，因為這時我對西藏的了解遠比過去多，而且現在是在全西藏的心臟拉薩。我們經常交談一小時左右。

我從房門出來的時候，在二十碼內一個人也沒有。他們總是三五成群地坐在長廊的盡頭一起聊天。當我走過走廊的時候，他們就會起立，向我投以友好的微笑，似乎是在說：“這就是直接同我們的達賴喇嘛談話的人，而且只有他們倆人在一起。”

貝爾所提的中國代表團，就是回來轉達了十三世達賴“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之談話的甘肅省代表團。由此可以看出，即便達賴對兩頭都是“以虛與之周旋”，態度也有明顯不同。

十三世達賴喇嘛重新靠攏中國，大部分是迫於無奈，而談不上什麼“擁護祖國統一”。他的內心深處應該是巴不得中國陷入四分五裂，永遠不要統一和強大的。貝爾描述過另一個細節，當十三世達賴聽到日本已經向中國使用軍事手段施加壓力的時候，“他的臉上閃耀着愉快的神情” 。十三世達賴沒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一天，否則那對他一定是值得慶祝的節日。事實上，如果沒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西藏很可能在民國時期就會重新被漢人軍隊重新占領，而不是非等到共產黨時期。即使在與日本交戰時，蔣介石也曾強硬地表示要派軍隊進藏，要求“西藏必須服從中央命令，如發現西藏有勾結日本情事，當視同日本，立派飛機轟炸” ，並真地在青康方面對西藏作了軍事部署。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33年年底逝世，享年57歲。他執政37年，領導了──並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西藏獨立的事業。他的死使中國看到了利用和平手段重返西藏的契機。1934年，以弔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名義，民國政府派參謀次長黃慕松為專使進藏。那是1912年中國人被逐出西藏以來中國第一次大員進藏。黃慕松模仿清朝駐藏大臣，走四川到西藏的傳統路線，儀容儀式也甚講排場，力圖喚起西藏人對中國統治的回憶。

在黃慕松使藏日記中，記載了他在拉薩參加典禮時的隊列：

一、 馬隊三十騎；
二、 儀仗全副；
三、 軍樂隊一班；
四、 僧俗官四員領導；
五、 彩亭，中置玉冊玉印，外用黃皺紗圍繞，遍扎彩球，國旗黨旗交*於前，四人肩舁；
六、 郭隊長率衛士四人護亭；
七、 專使乘大轎；
八、 全體職員乘馬；
九、 衛士十人。

不過他能做的也就限於擺擺場面，中國和西藏的關係並沒有得到實際進展。據他記述，他帶去與西藏談判的中國立場是：

甲、請西藏首先認定之前提二點：
一、 西藏當然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
二、 西藏服從中央。
乙、對西藏政治制度之聲明：
一、 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維護及發揚。
二、 保持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可許西藏自治，於西藏自治權限範圍之內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預。其在對外，則必共同一致，凡關於全國一致性質之國家行政，應歸中央政府掌理，如：
（一） 外交應歸中央主持。
（二） 國防應歸中央籌劃。
（三） 交通應歸中央設施。
（四） 西藏重要官吏經西藏自治政府選定後，應呈請中央分別加以任命。
丙、中央既許可西藏自治，則為完整國家之領土主權計，自應派遣大員，常川駐藏，代表中央，一面執行國家行政，一面指導地方自治。

對比可知，以上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也是後來共產黨與西藏談判“和平解放”的基礎。西藏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主張，是因為共產黨的大軍已經挺進西藏，它別無選擇。而國民黨政府僅僅靠儀仗隊的威嚴是嚇不住西藏人的。

從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到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的18年間，履行攝政職能的西藏政府基本保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方針，一方面虛與委蛇地對中國進行口頭迎合，另一方面堅定地保持西藏實質上的獨立。他們對黃慕松表示，“與英人來往，純為一種交際，西藏不能獨立，惟中國可靠，但辦事步驟，不宜過急” ，口徑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如出一轍，就是不對具體問題作承諾，反過來全是要求從中國得到好處。最終黃慕松無功而返，其使藏成果是在拉薩留下了一部電台和一個聯絡機構。西藏政府隨後照樣同意了英國人也在拉薩設立電台和代辦處，此舉足見其玩弄平衡的意圖。

黃將軍返回內地即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主管西藏事務。他把重新控制西藏的希望寄托在當時正在內地流亡的九世班禪喇嘛身上。西藏之所以產生達賴班禪兩大活佛並存的制度，功能之一就是在達賴去世時，班禪可以繼續履行宗教領袖的職能，不致在下一世達賴長大成人之前存在太長的真空。九世班禪喇嘛自1923年逃離西藏後一直由中國政府供養，如果他能在此時返回西藏，無疑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發揮影響。西藏及青康地區的藏人當時掀起要求班禪回藏的呼聲。而西藏政府擔心班禪返藏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增強西藏的親漢勢力，口頭對班禪回藏表示歡迎，實際上層層設置障礙。然而無論如何，一個機會已經出現在中國面前，急於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可以給中國提供足夠的合法性，甚至可以“在班禪的請求下”動用武力，在把班禪送回西藏的同時重新控制西藏。

正在這時，中國發生了“七七事變”，日本開始向中國大舉進攻。中國變得更加需要依靠西方了。英國一直反對班禪返藏，更不會容忍中國對西藏用武。民國外交部立刻對派兵護送班禪返藏的方案提出異議，強調“此時國難緊急，在國際情形上，總以不引起任何強大友邦之反感為宜” 。國民政府只好暫且放棄經營西藏，全力對付日本人的進攻。1937年8月份的行政院會議決議：“抗戰期間，班禪應暫緩入藏”。漂泊中國內地十五年、處心積慮盼望返藏的九世班禪喇嘛受此打擊，三個月後即與世長辭，年僅55歲。

因為班禪進藏問題陷入僵局的中藏關係由於班禪去世有所緩解。接替黃慕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吳忠信借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之際再度以中央大員身份進藏。他對西藏採取了從感情入手進行籠絡的做法，為此禮品就帶了三百多馱，給達賴個人的禮品得八十多人抬。吳忠信的隨員朱少逸記載，給達賴的禮品內有：

赤金紀念章一枚，重約三兩；金字銀屏四扇，長均五尺，寬二尺；紋銀浮圖一，花瓶二，高各三尺許；紋銀果盒一，徑盈尺；珊瑚佛珠一串，計一百零八顆，粒皆大如拇指；綠玉碗二，精凝滴翠；福州漆掛屏四扇，技巧絕倫；余如湘繡屏畫、景泰藍器、細瓷餐具、金絲地毯，以及各色綢緞呢絨、粗細茶葉，凡二十六色、二百四十餘件，純系國產名貴之品，價值在十萬圓以上，饋贈之厚，創民國以來之新記錄。

西藏三百多六品以上的僧俗官吏，均有饋贈。西藏三大喇嘛寺上萬僧人，也都得到布施，平均每人給藏銀七兩五錢，吳忠信自稱“此次布施之範圍既廣，而每人所得之實惠，亦為空前所未有也” 。他還帶去一畢業於德國漢堡大學的醫學博士，在拉薩大行醫道，妙手回春，“活人無算”，治癒的病人包括達官顯貴乃至活佛，同行者為此贈詩：“佛能活人難自活，君能活佛更活人” ，與共產黨後來在西藏搞“統戰”的手法如出一轍。

然而所謂政治，基本特點之一就是不被感情左右。西藏統治者收下厚禮，並沒有因此改變原則，甚至吳忠信在坐床典禮之前見一見轉世靈童的要求都不同意，直到吳忠信以帶團離藏為要挾，才取得藏方妥協。隨後又在坐床典禮的座位排列上發生爭執。最後是照駐藏大臣舊例給吳忠信安排的座位，這即被視作體現中國主權的重大勝利，為以後中國人多次援引。殊不知僅把主權體現在這點小事上，本身就已經說明這種主權的虛假與無奈。

當時的西藏攝政熱振歷來被中國史界評價為“熱愛祖國”、“擁護統一”。吳忠信進藏時熱振對其態度友好，然而凡涉及實際問題，都圓滑地推託。使吳忠信進藏基本未取得實際成果。在吳忠信的親筆記載中，熱振對民國政府要求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一事回答如下：

（一）藏中內情複雜，人民疑慮夙深，此時驟設高級機關，易滋生誤會。
（二）英國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央與西藏問題之開展，不無顧慮。
（三）按照十三輩達賴向例，此等重大案件必先交僧俗民眾大會解決，預計萬難通過，屆時徒損中央威信，本人心殊不安。
（四）此次完成達賴坐床典禮，漢藏情感恰臻圓滿，此時吳委員長盡可先行返京復命，本人在此當再徐為運用，總期達到中央希望。
（五）本人受中央厚恩，無時不思竭誠圖報，既有所見，不能不掬誠相告。

其圓滑程度，可以略見。熱振真正表現出“親漢”是在與其後任攝政達札進行權力鬥爭處於下風之時。那時他的代表向民國政府提出三項要求：
一、請求中央下令要達札交權；
二、借款二十萬元作為幫助熱振復出的活動經費；
三、如果前兩項不成功，務請國民政府派軍隊和飛機支援，迫使達札交權 。所以，親漢不親漢，關鍵在有用沒有用。指望西藏人自覺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過是自作多情。

1949年中國又面臨政權崩潰。國民政府在中共的強大攻勢面前節節敗退，引起西藏上層的擔憂。一位西藏的貴族官員後來回顧說：“我們長期同國民黨打交道，因而已經很清楚，無論他們怎樣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例如，他們甚至連派軍隊護送班禪活佛進藏都不能做到。他們聲稱要做這做那，但是他們什麼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共產黨非常強大，因為我們每天都聽到這裡或者那裡被他們占領了……這些人的言行確實很認真。”

同時，噶廈政府認識到，這是自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以來又一個可以利用的時機。他們找了一個對國民黨政府來說似乎冠冕堂皇的藉口──清肅共產黨，邏輯卻頗為牽強：漢人中有共產黨，將來會把解放軍引進西藏，共產黨皆秘密工作者，隱藏甚深，無法區分辨別，因此為保險起見，只有將全部漢人驅離西藏。

1949年7月，藏政府派兵包圍國民政府駐藏各機構，封閉電台，限制漢人活動自由。但是這一次沒有發生武裝衝突（在藏漢人沒有軍隊和武器）。噶廈為漢人舉行了宴會和送別儀式，然後分批將所有漢人在藏軍押送下送至印度，驅離西藏。西藏又一次徹底割斷了與中國的所有聯繫。

國民黨政權那時已經自身難保，除了幾句軟弱的口頭表態，不可能做出實質性回應。從一件事可以看出其政權機器瓦解的程度。當年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常希武回憶，他在1949年7月9日16時，用備用電台把噶廈驅漢的消息以“十萬火急”之等級發往重慶總台，第二天上午10點又與重慶總台再次通報，並收到對方的收妥憑證 。然而國民黨政府住印度新德里的大使直到7月21日才得知西藏驅漢，那時漢人官員已經全部離開拉薩。國民政府的中央機構，則拖到8月8日才回電噶廈表示抗議。

西藏從本世紀的1912年到1951年四十年間，實現並保持了完全的獨立。無論中國人怎麼狡辯那段時間它對西藏實行了何種主權，都只能被歸於牽強附會。從這個角度評論，那是足以使西藏獨立事業自豪的四十年。

然而歷史有時會安排一些伏筆，最終是禍是福要在時間進程中逐步顯現。中國人比西藏人更早地進入國際社會，接受了西方的主權標準並且學會了如何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當它無力對真正控制西藏做出實際行動的時候，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世界不停地宣稱西藏屬於中國，在各種外交場合咬文嚼字，堅持自己對西藏的主權，在任何涉及到西藏問題的文件上進行字面上的堅守。國民黨政權在這一點上做得很認真。同時西方國家也不能無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存在，尤其又是二戰時期的盟國，於是它們滿足於當時的現實──一方面在口頭上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國地位，另一方面則把西藏當作一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這種雙重標準是後來西藏政治地位之混亂的來源之一）。

當時的西藏卻沒有從東方式的思維轉變。正因為它已經獲得了實際上的獨立，就寧願把自己封閉在雪山深處，不理睬外面事情，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和中國人爭論那些口頭概念。查爾斯•貝爾記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不願進入國際社會的理由。十三世達賴這樣解釋：

它們中的一些國家可能希望向西藏派駐代表，其他國家的旅遊者也可能希望進入我們的國家。這些代表和旅遊者就可能向我本人和西藏政府提出一些使人為難的問題。我們的風俗習慣往往與歐美不同，而我們又不希望改變這些風俗習慣。基督教的傳教士也有可能來西藏，企圖傳播基督教，就有可能與我們的宗教唱反調，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當歷史為我們拉開距離，回頭再看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選擇，不能不說是犯了一個錯誤。如果西藏在長達四十年的獨立期間，充分利用中國無暇西顧的有利時機，積極進入國際社會，爭取確立西藏獨立主權的合法地位，後來共產黨中國占領西藏時，西藏就不會落入那樣孤立無援的境地。西藏未來的歷史，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

直到共產黨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西藏才想起派人到國外求援。當西藏特使以1914年的《西姆拉條約》為根據，說明中國對西藏沒有主權，西藏是一直作為獨立國家進行活動時，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西藏特使的態度很不客氣，他批評西藏人說：

中國從未承認過《西姆拉條約》，中國人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人認為，由於中國沒有簽署《西姆拉條約》，所以西藏是獨立的。可是西藏在當時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決定，這是一個錯誤。後來，當你們有時間和機會做（關於獨立的）事情時，你們卻什麼都沒有做，這又是一個錯誤。在此期間，中國表現得非常高明，在國際社會廣泛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尼赫魯何嘗不希望西藏獨立而獲得一塊與中國（尤其是好鬥的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緩衝區，但是他只能一針見血地告訴西藏人，以國際法驗證，沒有充足的理認為西藏是獨立的。

確實，歷史應當以事實為主要根據，但是主權概念卻首先是在法的意義上存在。法的基礎就是那些看似虛的允諾和表態。因此，不管中國過去是否實際控制了西藏，在法的意義上卻難以剝奪它對西藏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從官方的角度，迄今一直難以把西藏與中國割裂開的原因。西藏四十年的自我封閉，無形中幫助固化了一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格局，成為主張西藏獨立的人難以跨越的障礙。

而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在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籲書中，還以一種標榜口氣描述自己的封閉：

數百年來，西藏人長期在遠離塵世的高山深處過着隱居生活，臣服於世所公認的佛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統治，接受他所賜與的福澤恩惠……作為一個獻身佛教教義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備了避開戰爭、和平安寧地生活、寬容待人的處世哲學和技巧，他們憑藉自己所處的地理天險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從不捲入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事務。

今天，西藏人認識到了那時的錯誤。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丹增格其這樣說：“1950年之前，我們西藏人真是白痴。與其一成不變地自我孤立，不如對外開放和對外建立外交關係……很明顯，如果當時的西藏政府懂得利用這一段時間去和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中國在1950年代也就沒有辦法這麼輕鬆地就把西藏的主權問題給擺平。”

十四世達賴喇嘛談起那一段事情，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回答法國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採訪時說：“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設……整個社會、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攝政本身都太無知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依舊以為西藏是塊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會受到人世間各種糾紛的波及。真是盲從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