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
拉薩事件及達賴喇嘛的出走使得中共可以名正言順地拋棄它在《十七條協議》中對西藏所做的承諾，並可以以此為契機，把總是產生麻煩的“一國兩制”一舉改變為得以按自己意圖徹底控制西藏的“一國一制”。這種社會制度的變革──從政教合一的西藏傳統社會一步跨入實行階級鬥爭和消滅私有制的共產社會──當然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不過，由中國輸入西藏的這場革命，本質是被強行納入主權體系的古老中國在二十世紀做出的反彈，中共自己標榜的“解放百萬農奴”，只是披在外面的意識形態之皮──至少初始階段是這樣。
對這一點，阿沛•阿旺晉美也看穿了，他對叛亂藏人做過這樣的批評：“1956年，中央已經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針，如果認真執行這條方針，不搞叛亂，到文化大革命時，整個西藏可能還沒有全部進行民主改革，這樣整個西藏也就沒有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條件，那麼西藏寺院以及其他方面遭到的破壞也就無從而來。” 阿沛•阿旺晉美這樣講的根據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凡是沒有進行“民主改革”的地區都明令不搞運動，從而得以避免受到文革的破壞（西藏至今還存在一部分“未改區”）。如果當時整個或大部分西藏都沒有搞“民主改革”，西藏也就不會搞文化大革命，那麼文革結束後中共改換了鄧小平的開明路線，西藏的傳統制度和高度自治就有可能一直延續至今了。
阿沛•阿旺晉美今天只能以“如果”來表達一種遺憾，他認為一步走錯，西藏被中國出於穩定主權的目的納入了革命軌道，就只有在隨後過程中被瘋狂的中國一塊卷着走了。他的“如果”是否能成立，暫且不談，不過在1959年以前，儘管中共已經帶進西藏不少新事物，但對大多數西藏人而言，對其僅僅是以猜疑和好奇的眼光旁觀而已，變化很少直接進入普通藏人的生活。然而拉薩事件後中共在西藏推行的革命則不然，那是直接關繫到每一個藏人的，徹底改變了全體藏人的生存狀態。西藏民族自此從千年寧靜被投進連綿不斷、接近毀滅的大震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