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西藏確立中國的主權，沒有什麼會比由中國人自己來掌握西藏政權更為可靠和更令他們放心的了。某種意義上，主權正是通過政權才能體現，掌握政權因此是確立主權的保證。西藏是一個與中國缺乏歷史和民間紐帶聯繫的社會，這樣一個“異質”社會如果由一個自成一體的本民族政權領導，對中國保持離心力是必然的。所以中國一旦有下手之機，第一件事就是要以自己的政權取代西藏原有的政權。拉薩事件就是這樣一個機會。

1959年3月23日，達賴喇嘛出走拉薩的第六天，西藏軍區宣布撤消原屬噶廈政府管轄的拉薩市政府，成立拉薩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拉薩市區的政治、軍事、民政等事宜。幾天之後（3月28日），周恩來在北京發布國務院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中共控制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西藏被劃分為72個縣，7個專區和一個市（拉薩），解散西藏原有各級政府機構。在城鎮，建立了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在鄉村，成立了農民協會，臨時行使基層政權的職能。
新政權的建立最初主要由中國軍隊完成。繼拉薩市的軍事管制委員會建立之後，西藏其他地區也相繼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軍隊派出五千七百多名軍人組成“工作隊”，深入到農村和牧場去“發動群眾”，廢除舊政權和組織新政權，還輸送了八百八十多名軍官去擔任新建政權的官員。中共從中國內地緊急抽調了三千多名漢人幹部進藏。在此之前被中共送到中國內地去培養的四千多名西藏學員和幹部，也隨即被派遣回藏，成為解放軍和漢人幹部的助手與翻譯。

儘管中共內部的強硬派抱怨對西藏實行“一國兩制”等於浪費了八年時間，然而正是那八年使中共在西藏紮下了根，它才能在1959年如此迅速地控制西藏和接管政權。從拉薩事件後中共在西藏的緊密日程，可以看出八年時間讓它做好了充分準備。

3月20日 解放軍在拉薩開始“平叛”
3月22日 拉薩戰鬥結束
3月23日 拉薩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
3月28日 國務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中共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4月5日 班禪從日喀則到拉薩，取代達賴喇嘛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職務
4月10日 塔工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
4月11日 江孜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
4月14日 在拉薩市區成立居民委員會和居民小組
4月15日 在拉薩組織了兩萬多人的群眾集會和遊行，擁護“平叛”
4月22日 昌都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
4月23日 新華社報道，解放軍自4月8日南下，先後攻占了三十多個宗，山南地區和喜馬拉雅山以北的所有邊境要點皆被解放軍控制。
4月28日 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班禪委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大會還授權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逐步實現西藏的民主改革，將西藏人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以便為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新西藏奠定基礎。”
5月1日 拉薩舉行三萬多人的集會遊行，慶祝“平叛”勝利
5月4日 山南軍管會宣布：凡耕種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反對上層分子的土地，今年誰種誰收。
5月19日 《西藏日報》報道，中共和解放軍派出的幾十個農貸工作隊，已經向各地農民發放了350多萬斤無息種子，以保證春耕生產
5月20日 已有1100多名在陝西西藏公學學習一年多的藏族學生分批回西藏工作，還有其他的漢藏幹部由內地到西藏。
5月23日 西藏各級中共組織和軍管會派遣工作組陸續赴農村基層
5月28日 成都民族學院400多藏族畢業生回西藏
6月9日 西藏軍區抽調大批官兵到西藏地方幹校學藏語
6月18日 新華社報道，西藏各地農村成立了幾百個“平叛生產委員會”
7月5日 成立西藏第一個農民協會
7月17日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通過了“民主改革”的決議，第一步為“三反雙減”（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減租減息）
8月10日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發布布告，以人民幣限期收兌藏幣。
9月20日至22日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三次會議決定從“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轉到第二步——重新分配土地。

隨着新政權的逐步成型，由初期臨時應急的農民協會，逐步演化出中共在西藏的區、鄉兩級基層政府。到1960年4月，已經建立二百七十多個區級政權和一千三百多個鄉級政權 。為了發揮有效職能和得到鞏固，除了以強力威懾作為後盾，新政權還必須爭取藏人（至少是一部分藏人）的配合。僅僅靠士兵是無法長期維持統治的，全靠漢人也無法讓政權發揮作用（哪怕僅從語言障礙考慮）。1960年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稱“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絕大部分都是藏族勞動人民出身……實現了西藏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願望，樹立了勞動人民的優勢。” 當然，新政權中說了算的肯定是都漢人，作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報》不會提到這一點。但是新政權無疑也吸收了大量藏人，尤其是在基層政權。

與執行“統戰”路線時把重點放在西藏上層社會不同，中共在新建政權里使用的藏人合作者大都來自傳統西藏社會的底層。這種變化符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但卻不僅僅是為了意識形態。在“一國兩制”的嘗試失敗、迫使中共拋棄西藏上層之後，必須在西藏社會找到新的依靠對象和同盟，否則不可能在如此一片遙遠、廣闊並且異質的土地上建立起堅實的政權和有效的控制。

中共選擇了西藏底層社會做為新的同盟。那必須首先爭取底層藏人對中共的信任和擁護。為了做到這一點，進行社會制度的革命就成了必要前提。擅長發動群眾的北京政權十分清楚，獲得底層人民支持，必須給他們實際利益，而那種利益只有通過剝奪西藏上層社會，把原本集中於上層手中的財富重新分配才能實現。通過那種剝奪，重新組合西藏社會並使其顛倒，讓底層人從此把上層人踩在腳下。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層人民的感恩戴德，使他們成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基礎，還可以同時摧垮威脅中國主權的西藏上層社會，消滅其製造反叛的能量。

中共搞這一套可謂老本行。1959年，他們已經在中國內地搞了十年同樣的事情，輕車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