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終明白，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傳統西藏社會是凝聚為一個整體，統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幟下的。那兩面旗幟都舉在西藏上層社會手中，外來的漢人是無論如何搶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會，爭取底層藏人，中共必須另外樹起一面舉在自己手中的旗幟。

那就是在藏民族中發動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專長。如果變成以階級劃分世界，西藏的民族與宗教的一體性就被打破。哪個民族都有窮人和富人，都有壓迫和剝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窮人應該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烏鴉，宗教則是富人用來麻醉窮苦人民的精神鴉片。一旦打起階級鬥爭的旗幟，中共就不再僅僅是漢族人的政黨，而成為普天下窮人的領導者和代言人，從而就有了從民族與宗教旗幟下把西藏窮苦百姓爭取到自己一邊的可能，領導他們去打倒西藏上層社會──同時那也就砍倒了西藏上層所把持的民族與宗教之旗，只剩自己的獨樹一幟。

所以，中共在藏人中間首先要做的，就是將原本保持和諧狀態的西藏階級關係，挑撥為具有仇恨和鬥爭的關係，打破西藏底層人民對統治者的傳統效忠，讓他們把原來的主人視為“階級敵人”，才能將效忠轉移到讓他們獲得了“翻身”的中國主人身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派出的工作隊最先着手的就是引導西藏老百姓開展“訴苦”，然後是“挖苦根”，幫他們算帳，到底是“誰養活誰？”，引導他們討論“為什麼農民子子孫孫受苦受窮，而農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來就享福”、“藏政府是保護誰的，是為誰服務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問題 。進行這種“洗腦”的目的，就是要讓藏人接受階級壓迫是不合理的觀念。

通過“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感情培養和階級觀念的灌輸，中共工作隊首先在最窮的藏人中發展了一批他們所稱的“積極分子”，再通過積極分子幫助工作隊開展工作和動員群眾，工作隊也以積極分子作為建立基層政權的骨幹。由於那些窮苦藏人大都沒有受過教育，把他們放到領導崗位引起人們的異議。工作隊就組織討論“舊社會誰最有文化”、“誰最了解貧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辦事經驗，對窮人翻身有好處嗎”等事先定了調的話題，把反對意見壓下去 。無疑，這樣做的結果換取了積極分子的忠心。

歷史上，大多數底層藏人無怨言地服從上層社會，這是事實，然而那並不意味西藏的傳統制度因此就完全合理。前面已經提到，那種服從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宗教“來世”的逆來順受。出於怕遭報應的心理，西藏的窮人開始可能對中共指引的“翻身”並不熱情，甚至跟隨主人一起“叛亂”，與前來“解放”他們的中共軍隊作戰，最終還可能與主人一道流亡印度，繼續服侍主人。但是無論西藏的傳統和宗教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終究是一種後天的修行和約制，而“趨利避害”則是人的先天本性，是千萬年物種進化的結果，本質上應該更強於傳統和宗教對人的約束。

中共以階級劃分重新分配財產和確定社會地位，給了占人口多數的底層藏人以利益和地位上升，免卻了他們原來視為“天命”的痛苦，所以是有壓倒傳統與宗教的必然力量的，一定會吸引相當數量的底層藏人投向中共一邊。例如中共所實行的“廢差廢債”，窮人欠的債從此可以不還，以往世代承擔的差役也全部取消，怎麼可能不受到他們歡迎？那些頭髮被磨光、背被磨爛的背水女人們從此可以對住在高處的上等人說：要吃水，請自己背吧，她們那時的確會有解放了的感覺。

1959年6月16日早晨，西藏山南凱墨溪卡和凱松溪卡的農民二百五十多人，敲着鑼鼓，喊着口號，遊行到各個債主家進行“說理鬥爭”，要求債主廢債，索回債據，勒令債主歸還抵押物，當場燒毀契約等。一路上不斷有人自發參加遊行隊伍，最後達到一千五百多人，來自二十多個溪卡 。無疑，這個遊行肯定是中共工作隊策劃與指使的，其宗旨與“欠債要還”的基本道德也是違背的，但它對欠債人的利益是明顯的，所以不僅吸引欠債農民積極參加，連當地的喇嘛也有幾百人自發參加 。到1959年9月，據山南、塔工、江孜、拉薩、日喀則五個地區的不完全統計，廢債數額達到八百五十萬克（1.19億公斤）糧食，一千五百六十萬品藏銀 。

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挾“平叛”之威搞起來的。剛剛殺了成千上萬的人，把更多數量的人抓進監獄，並且數萬士兵還正在縱橫西藏全境清剿“叛匪”。西藏上層階級已經被打斷了脊梁，流的血產生了足夠的震懾力，使他們不敢對窮人“翻身”的要求說“不”字。不少上層人士為了向共產黨討好，主動申請在自己的莊園實行改革。而西藏下層人民也從上層社會的悲慘下場中，對比出共產黨的力量遠為強大，他們以往所敬畏的官府和貴族沒有什麼了不起，於是他們就有了把老爺踩在腳下的勇氣，放心大膽地跟着共產黨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1959年6月28日，西藏新的最高權力機構──自治區籌委會召開第二次全會時，西藏各階層600人列席會議，其中有100名是各地“農會”委派的農奴代表。這在西藏歷史上第一次。無疑，被邀請列席的600人都是擺設，一切都由共產黨決定。然而同樣被當成擺設，對參加會議的貴族來講是地位下降，對西藏農奴來講，跟貴族坐在同一屋頂下討論西藏前途，卻是他們祖祖輩輩做夢也未曾敢想的榮耀。這種變化給了他們巨大的鼓舞。就是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西藏全面實行“民主改革”的決議。

“民主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把原來被上層社會占有的土地牲畜按平均方式分給人民。當時中共將原屬西藏政府和寺廟的土地全部沒收，上層人士凡參加“叛亂”的，財產也予沒收。按照中共統計，當時西藏共有貴族和大頭人634戶，其中參加“叛亂”的462戶，占73% 。可知被沒收的財產是相當可觀的。對那些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人士，中共採取了“贖買”政策，即由北京出錢，把他們的財產買下來分給西藏百姓。

中共聲稱其沒收的財產全部分給了西藏百姓。西藏的財產主要有四部分組成，土地、牲畜、房屋，這三部分的確都分了，還有一部分是金銀珠寶和貴重首飾。藏人對積攢珍寶首飾有特殊的興趣，尤其是顯貴家庭家家都有，西藏寺廟更是世世代代累積了無數金銀珠寶。這一部分財產因為大都屬於可以隨身攜帶的細軟，不少被流亡者（包括達賴喇嘛）帶往國外 。被中共沒收的肯定也不少，但沒有證據表明這部分財產也分給了百姓。有一種說法是被中共運回中國內地，放進了中國國庫 。

流亡藏人一直斷言中共推動的“民主改革”是遭到西藏人民堅決反對的。然而人民只是一個概念，事實上並不存在那樣一個整體。在那個概念下面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他們對中共改革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他們被分化成對立的階級以後。

女朗生次仁拉姆這樣回憶“民主改革”：

1959年平叛還沒結束，工作組就進村了。在群眾大會上，我頭一次聽到“民族政策、廢除封建農奴制、奴隸當家做主人”這些新鮮的說法。那天晚上我反覆琢磨它們的意思，越想越興奮，打定主意要跟着共產黨。想到這，竟一骨碌爬起來，高興地唱起歌來，孩子們奇怪我這半夜三更的怎麼啦。

緊跟着就是發動苦大仇深的奴隸申冤訴苦，分田地、分房、分牲畜，我成了積極分子。生活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有一回，我擔心地問工作組的同志：你們還走不走？你們如果走了，我們靠誰呀？工作組的同志說，我們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農奴的靠山不僅是工作組，而且是共產黨。我放心了。我想，像我這樣的翻身郎生，除了跟着共產黨還能有什麼選擇呢？又有一回，我悄悄問工作組的同志：像我這樣的能進共產黨嗎？工作組的同志給我講了共產黨的信仰和宗旨，說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不信佛。我說：我信了30年的佛，卻一直當牛做馬，共產黨來了就翻身了，我信共產黨。1960年，我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我不明白什麼大道理，就認一條：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
土地改革的時候，我分到了6畝土地、一頭犏牛、一頭小牛犢、4隻綿羊、2隻山羊，還分到了領主的衣服和領主家6根柱子的房子。

女朗生次仁拉姆成了民主改革的積極分子。而十世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卻處處表現出對積極分子的厭惡。班禪對“民主改革”提出五點批評，其中就有三點與積極分子有關：

（1）不看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民改的必要和發動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看能否出現一批各式各樣的積極份子，就以為群眾發動徹底；（2）不看積極份子的質量而看數量；……（4）把一部份積極份子的思想和行動看成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

他譴責工作組和積極分子有“六愛”──“愛熱鬧，愛草率從事，愛奉承，愛找岔子，愛製造麻煩，愛亂打擊……幹部僅以設法搞出一批不顧利害真假而僅以勇於進行尖銳和恐怖鬥爭的積極分子，在數量方面可以向別人炫耀為主，乃對群眾中有這種指望的人誘以分到較多的財務等經濟利益來發動”。他對中共在所謂“貧苦喇嘛”中發展積極分子做了這樣的評述：

如果對寺廟和活佛僧眾不管有無根據就危言聳聽地加以指責和批評，表現出一付大力反對的姿態，那麼就會顯著地得到幹部的表揚，歡迎和照顧……只要當時接受幹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蠻幹者，就作為合格的積極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違反教律和恣意行事為樂者，以對別人財物貪婪之心企圖通過鬥爭以取得大的經濟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隊或幹部的意圖而取得青睞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鬥爭的前列，而其中能對和平利他、聖潔至真的佛教進行瘋狼般反對之徒，被委任為主要的積極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班禪強烈地告誡中共，寺廟裡的貧苦喇嘛“也有一些是由於從前有貪酒好賭等壞行為而變窮的，他們是自討苦吃，無冤可訴，也不是我們同情的對象。但是這些行為放蕩的人，只善於投機取巧、甜言奉承和偽裝積極，我們不應該依靠這些人。他們顛倒真假，擾亂人心，只能製造滿屋子的麻煩，難以製造滿屋子的好事”。他舉例說，中共在寺廟選用貧苦喇嘛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其“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並公然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宿發改裝等等，極為不軌行為，不僅自己做了，並動員僧眾們也要那樣做，致使作風顛倒無倫，因此搞得提起現在的喇嘛的作風，人們就搖頭髮嘔。”

班禪喇嘛所談肯定有很多是事實。中共內部文件對此也有間接反映。如1960年2月4日的《中共西藏工委關於土改複查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有這樣的話：

必須愛護民主改革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和保護他們的積極性……民主改革中湧現出來的這批積極分子和農會幹部．是我們黨聯繫廣大群眾的重要橋梁。是建設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對於他們的缺點或錯誤。應進行耐心的幫助和教育，不應當因發生一點問題就採取“一腳踢開”的辦法。農會幹部的積極分子多占一點鬥爭果實。幹部用了一點沒收物資，應進行教育。不要輕易給戴上貪污帽子。今後對農會幹部的處理。除個別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壞分子以外。一般不得隨意撤職……

以中共的工作特點，凡需要發文件專門強調和糾正的情況，一定已經是比較普遍發生的了。積極分子多拿多占，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道德水準，以及其之所以“積極”的潛在動機。非人道的行為也有所發生。我聽一位參加過民主改革的西藏農民講，當年“鬥爭”上層人士的時候，經常發生打人之事，有的遭群眾“鬥爭”者耳朵都被生生擰掉。後來中共的上層機構出面進行了制止。

類似情況在中國內地進行“土地改革”時也有出現，大量農村中被視為地痞、無賴和“破鞋”（性關係放蕩的女性）成了“積極分子”，站在階級鬥爭最前列，帶頭鬥地主，分田財。這種現象不難理解。真正的農民大都老實厚道，安分守己，讓他們去拿人家的財產，開別人的鬥爭會是不容易的，至少在開始階段難以被發動起來。而那些具有流氓無產者性質的人最無所顧忌，熱衷混水摸魚。他們也屬於窮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階級路線，所以往往是這樣的人成為中共最初的群眾基礎。

再往遠追溯一下，其實相當多的革命在初期階段都有這個特點。毛澤東二十年代寫的一篇文章，專門為被有些人稱為“痞子運動”的農村革命進行辯護 。凡儒雅而有教養之人，很難看得慣那些具有痞氣的“積極分子”，心態有潔癖者更是會心生厭惡。以班禪的高貴地位和傳統立場，他不討厭犯上作亂的“積極分子”才怪了。況且，以他的地位和活動範圍，能與他接觸和直接溝通的人，可想多屬與他具有同樣心態的上層社會和傳統人物，對底層翻身天然抱有敵對和挑剔的態度。他的信息來源因此也是有偏見和渲染誇張的。

評價一個社會變革或運動，不能僅看其是否“乾淨”。革命從來都是魚龍混雜。應該看到，西藏的社會變革除了被一些積極分子當作撈取個人好處的機會，也確實給普通百姓帶來了一定利益。他們通過直接受益簡單明了地理解了“民主改革”的含義，清晰的階級原則也不像過去的“統一戰線”那樣使他們迷惑不解，所以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都成為共產黨革命的擁護者。

除了底層藏人由於利益所得接受了革命，還有一些傑出的藏人是被共產黨帶進西藏的新生活所吸引。格桑朗傑是一位藏族音樂指揮家，日喀則人，現年五十出頭。“民主改革”以前，他在班禪培養僧官的學校（孜洛布扎）念書，那時他經常逃學。

……為什麼？孜洛布扎的教師都是喇嘛，每天的學習單調極了，教師還經常拿棍子打我們。我是個好動的人，上課的時候老愛做小動作，跟同學在底下悄悄說話。有一回，我又在走神，不料，班主任就站在我身後。他一鞭子抽過來，鞭子在頭上繞了一圈，左眼當時就出血了。為此，我一星期沒能上課。不去那上課當然高興，但心裡充滿了壓抑感，還有一種恐懼感。在那兒心情不舒暢，自然就想逃避。

我這人喜歡明快的調子。那時候西藏剛剛和平解放，解放軍在日喀則辦起一家銀行。我每天上學的時候，都見他們銀行的人一塊出操。我又奇怪又羨慕，怎麼這些漢人還挺會玩的？我見他們工作完了又一起吃飯，驚訝得不得了：怎麼吃飯還在一起？這麼悄悄看了幾天，心裡便嚮往起這種生活了。

……銀行門口貼着一張招生廣告，說銀行要招15歲到18歲有藏文基礎的學生到內地學習，我一看就動心了，和扎西商量好一塊去報名。扎西符合年齡條件，我雖然只有12歲，但我的藏文挺好，招生的老師看了我寫的藏文非常滿意，問我：願意去內地嗎？我說願意。又問：家裡同意嗎？我說同意。其實，我倆偷偷商量了，誰也不准告訴家裡。報完名，離出發還有三天，我們逃學了。整天躲在麥地里吃崗布，就是青豌豆。想到就要到一個新鮮的地方讀書，那份高興啊！誰知道，就要走的時候，扎西沉不住氣了，告訴他爸爸。那時他只有爸爸這一個親人。這下砸鍋了。他爸爸害怕極了，兒子怎麼能參加漢人的組織？當時，在老年人看來，內地漢人呆的那種地方是極為恐怖的。照我姥姥的說法，漢人是吃人的。我當然不信，因為我親眼過銀行學校的人在一起是那麼團結友愛。但沒法說服他們……

扎西爸爸把我們報名的事告訴孜洛布扎，這下可不得了了。學校說我們是大逆不道，打了扎西70鞭子，打了我50鞭子。打的時候扒光了衣服，兩個人按住腿，一個人抓住手，打完之後都走不了路了。沒辦法，還得硬着頭皮去那個孜洛布扎。

和我家住一個大院的有個藏劇團的演員叫瓊普珍，她的丈夫白瑪也是演員。1956年他們參加少數民族參觀團去內地演出。1957年他們回到西藏，跟我們家裡人講內地如何如何。聽她說起來就像仙境一樣，從窗戶里伸手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甜的蘋果，內地學校不打學生，自己想學什麼就可以學什麼。我聽得入迷了，這個地方我要能去該多好……

那以後，我再沒有心思去孜洛布紮上學，經常逃學，一個月也不知能否去四五天。逃學也不再是就近轉悠，而是跑得很遠很遠。我說我要去拉薩，就往去拉薩的方向跑，跑到謝通門，跑到大竹卡渡口，已經不遠了，沒吃沒喝，只得又返回來。過些日子，我又說去印度，朝亞東方向跑，跑到白郎縣又折返了。我的心躁動不安，如此反覆不已，把家裡折騰得夠戧。家裡幾次派人把我抓回去，怕我掉到河裡淹死。媽媽焦急地問我：你到底要幹什麼？我說：我要上漢族的學校，那種學校有意思，不打人，還有星期天……

不少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們對當時的進藏漢人也抱有很強的好感。尤其事先聽了無數解放軍如何可怕的謠言 ，一旦發現解放軍守紀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會使好感加倍。對藏人的這種心態，當年的西方報道也不能不正視。譚•戈倫夫（A. Tom Grunfeld）在他的書中寫道：“大多數報道認為，有一些西藏人對漢人的到來表示高興。彼得•奧弗斯舒特(Peter Aufschneiter)告訴英國駐加德滿都的外交官說，普通西藏人喜歡漢人，因為他們誠實，並且把土地分給西藏人。貴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認為現在有機會進行一些積極的改革了。許多過去在印度英國式學校學習的學生，後來自願轉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對中國最尖刻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在五十年代裡，大部分漢族的士兵和文職人員都起了模範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貴族和以前的官員也承認，與他們相比，西藏官員的行為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位親身到過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變革發生以前──我曾經親眼見過一個在農奴的擔架上出生的貴族，當時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嬌嫩皮膚，覆蓋着溫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寶。圍着他的農奴們都是赤足，凍得發抖，神情憔悴，衣衫襤褸，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團團包圍的偉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隨之就西藏的社會革命說：“至少這種情況再也不會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