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社會革命促進了西藏的經濟發展。從1952年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農業（包括種植、畜牧、漁獵和林業）產值總共增長0.72%，年均增長率只有0.1%，如果再把進藏中共機關與軍隊的生產刨除在外，增長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負增長。而在1960年，農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糧食總產量就從1959年的3.23億斤增加到4.11億斤，增長幅度為27.5%，牲畜存欄量也增長了10%。到1965年，西藏農業生產總值達到3.38億元，較1959年增長82.7%，年平均增長10.62% 。

雖然完全由中共部門提供的數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憑經驗的感覺，許多西藏人也承認那是西藏經濟增長最快，多數人生活改善十分明顯的一段時期，加上翻身的歡欣尚在，自由和傳統也沒完全被剝奪，因此被稱為西藏的“黃金時期”。阿沛•阿旺晉美曾代表藏人說過一句總結性的話：“我們討厭兩端。” 那兩端一端是指舊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後來在整個中國日趨極端的革命狂潮。處於兩端之間的，就是1959年到1965年那段時光。

然而，專制狀態下的革命，其規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開始階段的阻力，就必然地產生出巨大慣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識形態尊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為終極，那種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難以避免地進入失控狀態。如果說中共起初在西藏進行革命的目的是為了鞏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一旦革命真正展開，也就卷進了與中國其他部分同步的進程。

那是一個以意識形態教條和毛澤東的奇思異想為準繩的不斷革命進程。那個年代的整個中國都被搞得高燒般抽搐不已，而對一步跨越了幾個世紀、且革命起點比中國其他地區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與革命搞得頭暈目眩。不僅西藏的中共人士終於擺脫了達賴與噶廈的掣肘，剛剛可以為所欲為地運用權力，西藏的農牧民也剛從底層翻身，被分財產、當幹部、上學校那些前所未聞的變化搞得歡欣鼓舞，忘乎所以。整個西藏就像被扔進了一個巨大的革命加速器。

十世班禪當時是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主任委員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1956年就帶頭表示願意拿出自己的莊園做為改革試點，為西藏全面改革創造經驗。“民主改革”開展之後，班禪父親貢保才旦為了順應形勢，自覺從拉薩去其日喀則領地，為他曾經是農奴主階級的一員向群眾道歉，表示要進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覺革命”並沒有像他期望的那樣使他得免災難，班禪之父的身份也沒能保護他。他照樣被群眾鬥爭，並在鬥爭中遭到毆打 。既然連班禪之父都無法倖免，別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禪喇嘛在《七萬言書》中描寫，當時鬥爭會一般是這樣的情景：

鬥爭一開始、怒吼幾下，同時撥發揪鬚，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是一種專門用於打架的形如鑰匙的鋼板制工具──譯註）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中當場喪命。

“民主改革”開展不到一年的時間，西藏工委指示全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將西藏強力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進行合作化和公社化。1960年7月1日，西藏成立第一個手工業合作社——拉薩“七一”鐵木生產合作社；同年8月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西藏已經建成8400多個互助組，十多萬農戶入組，占完成“民主改革”地區總農戶的85%；緊接着，又開始了試辦農業合作社的熱潮。剛剛分得土地的農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願意入社的人遭到圍攻和批判。翻身農奴理解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飄渺的理想，他們被搞糊塗了，既然已經把土地分給了他們，為什麼這麼快又要收回去？

客觀地講，當時很多做法是地方共產黨組織自己所為。中國各地的各級共產黨幹部都對上級意圖層層放大，寧左勿右，力圖以此博得上級嘉獎。中國“大躍進”時期西藏正忙於“平叛”，在實現公社化方面遠遠落後。在西藏還是“一國兩制”狀態時，其落後不算問題，但“平叛”之後的西藏已經變成了同樣是共產黨天下，西藏繼續落後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責任。當時基本全中國的所有農戶都被納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經實現公社化的地區用都標上共產主義的顏色——紅色，在整個中國大陸的版圖上就只剩一個“白區”——西藏。

“白”在共產黨的術語裡代表反動和敵人，這種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領導人內心不安。那時全國的口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西藏就必須“飛奔”才能跟得上。

然而西藏總是與形勢的發展差半拍（至今也是如此），正當西藏準備開始飛奔的時候，中國其他地方已經因為“大躍進”的災難陷入困境。激進的公社化對農業造成的破壞導致全國性大饑荒，餓死了上千萬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屆九中全會上宣布改變激進路線，毛澤東也因此退居“二線”，讓位給黨內“務實派”，開始實行一條比較穩健的路線。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區幾年之內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要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試辦的農業合作社全部解散，連“西藏自治區”也拖延到五年以後才成立。這種路線的調整，使得西藏的“黃金時期”得以保存。

1962年4月21日到5月29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了為時一個多月的民族工作會議。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檢討了“平叛擴大化”的錯誤，要求加緊“甄別糾正”。在似乎開始解凍的氣氛下，碩果僅存的幾位西藏上層代表開始表達他們積鬱已久的不滿。佛學大師喜饒嘉措在會上的發言相當尖銳，他當着中共領導人說：“我今天要說句真心話，你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蔣介石、馬步芳沒有做過的事，你們做了……你們老愛迴避實質問題而搞數字遊戲……我也向您學習，用幾個數字，講講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嚇得翻譯當時不敢給譯 。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也是在那期間拋出的。

然而策略上的收斂並非等於意識形態的改變。毛澤東是一個從不甘心承認自己犯有任何錯誤的人。他在檢討“大躍進”失誤的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向他的全體部下鞠躬，亦是一個令他耿耿於懷的恥辱。中共“務實派”的穩健路線僅僅實施一年時間，他就開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確立自己的“偉大舵手”之正確。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路線，指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條路線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確立為“黨的基本路線”）。當毛澤東看到班禪的《七萬言書》，便將其定性為“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厄運由此降臨到班禪喇嘛頭上。

從晚清到民國，班禪一直與漢人政府保持相對密切的關係，成為西藏上層“親漢派”的代表。1949年，在毛澤東還沒有把西藏問題放進日程表時，十世班禪就致電中共，要求中共進軍西藏，“肅清叛國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班禪堪布會議廳還主動為中共進軍西藏出謀劃策 。西藏“平叛”之後，中共讓班禪取代達賴擔任西藏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班禪則公開配合中共，譴責叛亂，支持中共在西藏發動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權，鼓勵僧人參加生產勞動。

如果中共在1962年還有一點“統戰”意識的話，它完全可以不理睬班禪的《七萬言書》，那種從內部上書提意見對中共並不構成實質威脅，如果施加某些影響（中共長於此道），也足以使班禪因恐懼而閉嘴。然而那時的中共卻毫不留情地把他劃到了敵人一邊，展開對《七萬言書》的圍攻批判。1964年，班禪被撤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的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的職務，遭到抄家，被群眾鬥爭。從那以後，他被禁止過問西藏事務，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一直沒回西藏。“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達九年八個月之久。另一位尖銳批評中共的喜饒嘉措大師則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縣，由當地群眾批鬥，最終受折磨而死。

班禪的遭遇顯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對象的變化，從與西藏上層合作為主，到徹底拋棄他們。一旦中共能夠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層人士就失去了價值。班禪上書反而說明，繼續豢養他們還可能製造麻煩。按照共產主義的階級陣線，依靠對象應該是勞苦大眾。既然中共給了勞苦大眾以“翻身”，就是他們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怎麼說他們就會怎麼辦，何況他們的文化程度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七萬言書》的，依靠他們可靠且沒有麻煩。

從“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之間，西藏雖然沒停止過在革命旋渦中翻卷，但總體來講，那時受衝擊的主要是上層社會，下層群眾更多地是得到好處。即使刮過一陣辦合作社的風，全西藏也只辦起了七、八十個社 ，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區實行的是不分財產、不鬥牧主、不劃階級的“三不”政策，基本沒有搞民主改革，僅實行了一些有利於貧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一段被班禪和喜饒嘉措視為暗無天日的日子，才能被另外一些藏人視為“黃金時期”。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則發生了變化。那是一場被稱為“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革命”，人人都被卷了進去，西藏的“黃金時期”也隨之戛然而止。

對西藏人影響最大的是公社化。公社是中共在中國農村實現其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組織形式，把農民的財產合併到一起，由公社進行支配，既符合共產黨消滅私有制的意識形態，也是中共政權控制農村和農民的有效方法。對西藏來講，通過公社把國家控制延伸到農村牧場的每一個農牧民，還具有進一步穩固中國主權的價值。西藏的公社化比中國內地晚了七、八年時間，基本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進行的。1964年，西藏辦起第一批人民公社。1965年底和1966年初，辦起了130個人民公社。1970年是西藏公社化大發展的一年，新華社6月10日報道西藏34%的鄉建立了666個人民公社，到年底公社數量就已達到1070多個，被納入公社的戶數占全西藏總戶數的63.6%；到1975年，西藏99%的鄉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個。

西藏農民“翻身”的日子只有短短幾年，公社化使他們重新被剝奪，再次失去土地、牲畜和生活的自由，他們重新遭受壓迫，而且被壓到一個更為龐大和沉重的名叫“公社”的牢籠之下。當年的公社社員告訴我，那時想領一斤酥油，都得先打報告給生產隊，再通過隊長、會計、保管員等層層手續。通過此一小事即可想象“社員”被控制的程度。那時社會經濟中的個體成分幾乎全部被消滅。1966年以前，拉薩有個體小商販一千二百餘戶，到1975年，只剩下67戶 。扎朗縣曾經有三千部農民自家織氆氌的織機，被冠以“資本主義尾巴”的罪名，統統割掉 。
集體化使農牧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就像他們原來不願意為領主賣力一樣，他們也不願意為集體賣力。人類的共性是只願意為自己賣力。中國內地的公社社員和西藏的公社社員在民族性上雖有天壤之別，在這種共性上卻毫無二致。儘管理論上集體也包括他們自己，可那並不能真正說服他們。既然不能自己富，那就大家一塊窮，共產主義的宗教就是這樣一種結果。一位在舊西藏當朗生的西藏人回憶：

民主改革到文化革命那些年，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生活好過了。文化革命當中生活不行，主要是政策問題，那會兒這叫江熱，藏話就是要飯的，土改中分的衣服、用具也都拿到康馬的牧區換東西了，人家說我們除了糌粑糊糊罐子，都拿到人家那兒換吃的了。秋收打場一完，幹活的人就不多了，老人孩子都到各處要飯去了。吃不飽肚子，人也愛生病，小孩在路邊呆着就打瞌睡。去找醫生，人家醫生說要吃飽、吃好，我們只能苦笑，村里人編了順口溜：不盼望吃喝玩樂，就盼望吃飽肚子。如果這種生活再有10年，就餓死人了。

根據中共自己的評估和統計，公社化後期，全西藏有五十萬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二十萬人生活相當困難。這個數字在當時西藏一百八十萬的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是相當高的。連西藏的中共首腦都承認，西藏老百姓“沒有嘗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

牧區也實行了公社化。牧民比農民靈活一些，雖然牛羊變成了集體的，游牧的生產性質卻使其仍然只能分別放牧。在沒有幹部監督的時候，飢餓的牧民可以偷吃集體的羊，然後再用被狼吃了等理由推脫。

不過，我在採訪西藏普蘭縣的縣長時，他說公社倒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就是當時所稱的“農田基本建設”──即搞水利、修梯田等。公社制度最適於強迫農民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勞動，完成較大的工程。普蘭縣現有的梯田全部都是公社時期修建的。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再次將土地分給農民後，梯田使糧食產量提高了一倍，至今仍然受益，應該歸功公社留下的遺產。

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在西藏被徹底禁絕，寺廟和文物遭到毀滅性破壞。到處是政治迫害。整人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隊”、“社改”、“雙打”、“基本路線教育”、“清查資產階級幫派體系”、批”小班禪”……文革之後，中共自己也承認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1980年西藏自治區召開“落實政策會議”，會議紀要中的數字是：“據粗略統計，在各種冤假錯案中被觸及、牽連的人，全區有十幾萬，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

出於對公社化、禁絕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反抗，西藏在1969年再度發生範圍廣泛的藏人反抗行動──中共仍然稱其為“叛亂”。當時西藏有18個縣被定為“全叛”，24個縣被定為“半叛”。離拉薩不遠的尼木縣，幾十名解放軍士兵被叛亂者殺死。造反者將中共官員吊死在鐵索橋上，並宣稱：“這是吃糌粑者（指西藏人）與吃大米者（漢族）之間的戰爭。” 反抗者要求經濟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是他們很快被大批開來的解放軍鎮壓。新的“叛亂”反而使中共在1970年更快地推進公社化，以把西藏人都納入政權的直接管制之下，從而最終消滅發生任何叛亂的隱患。

達賴方面往往把1969年的藏人反抗視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續，二者的確有相通之處，但也有不同的性質。五十年代的西藏反抗，底層參與者在相當程度上是為西藏上層社會的利益而戰，而1969年的反抗，他們已經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他們造反，是不願意把已經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給公社，而那些土地和牛羊又是共產黨從他們當年的主人手裡奪過來分給他們的，所以他們的造反，並不等同於他們願意回到1959年以前的西藏。

當時受文化革命的衝擊，各級政府與公檢法機關癱瘓，也是“叛亂”得以滋生並擴大的原因之一。一些與文化革命有關聯的“造反”行為或“派性”衝突，也被定性為“叛亂”，或由於當時處理不當而被激化到“叛亂”的地步。西藏軍區阿里軍分區1975年編的一份宣傳材料上，有一篇表揚改則縣中隊“平叛”事跡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亂”，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指提倡自由經濟和土地承包，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務實派的綱領）；有的是保被罷官的中共幹部；還有的是成立“造反組織” 。中共自己後來也承認，對1969年的“叛亂”，定性和處理存在着嚴重的擴大化。

西藏1959年的叛亂和1969年的再次叛亂，不僅使中共惱羞成怒，還加強了其處於陰謀包圍的猜疑。當時的中國一方面面對西方陣營的“反華包圍圈”，另一方面與蘇聯的關係處於敵對狀態，一直在台灣積極準備“反攻大陸”的蔣介石也公開表示支持藏人的起義 。據後來一些被披露的證據表明，西藏的武裝反抗的確受到一些國外勢力暗中支持。那些支持不一定起了多少實際作用，卻足以挑逗北京的對陰謀的誇張想象，為其對西藏實施血腥鎮壓提供理由，並使其下決心對西藏社會進行徹底的全盤改造。

在這本書裡，我不打算多談“文化大革命”對西藏社會及人民的廣泛迫害和諸多罪行。這方面的內容已經被談了很多，還將有更多新的情況不斷被揭發。我的側重還是本章的主題，即革命除了是中共對西藏的一種暴政，是原教旨主義的瘋狂，也一直是中共在西藏確立中國主權的一種手段。

不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西藏也和整個中國一樣，由政權進行的自上而下的理性控制失去了完整性，很多方面是被自下而上的群眾力量所左右。然而，鞏固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則是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從未間斷。尤其在文革初期的群眾風暴過後，中共重新實行自上而下的控制，這種意圖在其所作所為中更是表現得十分清楚，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漢人為主掌握西藏的政權；二是對西藏傳統文化進行有組織、有系統的摧毀。

1962年9月下旬，中共召開其重提階級鬥爭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在統戰、民族、宗教領域重新向左轉（某種程度也是對班禪《七萬言書》的反彈），執行溫和路線的民族事務領導人李維漢被免職，其“投降主義和修正主義路線”遭到批判。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提出了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論斷，成為中共此後長期奉行的基本理論 。

不是熟知中共話語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這句話到底有什麼意義。正是這個理論，成功地使中共擺脫了其長期自我宣傳的“民族自治”造成的束縛，成為中共扼殺其他少數民族之民族性的殺手鐧。按照這種理論，民族是可以沒有的（既然馬克思說“工人無祖國”，何況民族），本質在於階級區分。不管哪個民族，都分為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各民族的革命階級全屬於同一個陣營，而不應該被民族的不同所區分。各民族的反革命階級也都是一丘之貉，一概是敵人。所以，在這種理論的前提下，鬧民族性就是干擾階級鬥爭，強調民族特點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發生任何矛盾時，只能以階級觀點處理和解決，“親不親，階級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按照這種理論的邏輯推導下去，也就根本就不應該存在民族自治，選擇領導幹部也無需考慮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幹部，就可以領導各民族的革命群眾。誰要是要求本民族幹部擔當本民族領導，那就是“狹隘民族主義”。既然都是同屬一個階級，以人口最多的漢族幹部為主，充當各民族人民的領導，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以中國人掌握西藏的政權，這是確立中國對西藏確立主權的一個關鍵因素。儘管五十年代北京已經把軍隊派進西藏，使其在西藏的勢力和影響力比過去歷朝都大得多，但是因為它沒有掌握西藏的政權，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也就並不鞏固，1959年發生的“叛亂”證明了這一點。

中共在“拉薩事件”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解散舊政權，代之以絕對效忠於北京的政權。新政權之所以效忠北京，關鍵在於它的主要權力是由漢人掌握的。西藏的各級政權都派進了漢人，即使是最基層的鄉級政權也不例外。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至。當時的西藏最高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除了主任是漢人擔任，在總共13個副主任當中，只有4個是藏人 。1973年《西藏日報》公布的西藏五個地區（包括拉薩市）中共黨委委員的統計數字，藏族委員只占35.2% ；1975年，在西藏地區一級的領導幹部內，藏族只占23% 。

在中共政權中任職的藏人，其任免已經不是達賴和噶廈，而是中共，因此新的藏人官員對中共也是言聽計從。尤其他們大都是過去的農奴，地位的改變已足以使他們滿意，加上受教育程度較低，一般來講，他們大部分只是漢人官員的附庸。
如果中共僅限於以漢人把持西藏政權，那雖然是不合理的強權，但也許還可以視其為確立主權的所需要的手段。

然而中共在西藏的作為遠不止這些，它不僅要使西藏政權變成中國的附庸，而且要把西藏社會、文化、甚至人民都變成與中國一樣。換句話說，不僅“一國兩制”要廢除，連“一國兩文化”也是對中國主權的威脅，同樣不能被容忍。難道那些“叛亂”分子不總是打着傳統和宗教的旗號嗎？他們用以裹脅西藏人民的不也都是那些東西嗎？那麼好，最徹底的方式，豈不就是將西藏的傳統和宗教一股腦地統統消滅掉，讓那些東西再也不起作用嗎！

為什麼歷史上的征服者往往對被征服民族採取“同化”政策，他們都明白這一點，只有消滅被征服民族的異質性，征服才能永久化。然而，強迫一個千百年獨立發展、有博大精深之文化的民族在短時間內變成另一個模樣，衝突之強烈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同化過程必然伴隨強權暴政。從歷史上看，這種同化包括蓄髮方式、服裝模樣，慶典儀式，禮節規矩，幾乎巨細無遺，以至取消文字、摧毀宗教，甚至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而那一切行為，在“平叛”和“文化革命”期間的西藏都有發生。

從《西藏大事輯錄》中選出幾條西藏文革“大事”，可見中共的做法：

人民解放軍駐西藏各部隊紛紛組織宣傳隊，深入農村牧區，向群眾宣傳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十六條，宣傳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消息（1966年9月14日）；

西藏各地駐軍派出大批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到街頭巷尾，農村牧場，向群眾宣傳林彪關於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的指示（1966年10月17日）

拉薩各族群眾兩萬多人舉行歌唱毛主席語錄大會（1967年元旦）；

西藏軍區黨委抽調了四千餘名幹部、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到農村、牧場、工礦、城鎮、學校，宣傳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1967年3月30日）；

……這次出版發行的漢藏文對照《毛主席語錄》共五十萬冊（1967年6月25日）；

到目前為止，全區已辦學習班一萬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參加了學習班（1968年9月3日）

毛主席贈送的禮品──芒果展覽館開幕（1968年11月5日）；

從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中，西藏全區共發行了各種版本的毛主席著作七百三十四萬四千冊，超過了1953年到1965年發行總數的十六倍。

僅從這很少幾條，已經不難看出中共對西藏的“文化清洗”。發行到西藏的毛著作，達到當時全西藏每人平均四冊以上；而經過學習班“洗腦”的人竟已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算老人和孩子即超過一半）；藏人從未見過的熱帶水果，只因為與毛澤東有點關係，就蓋起專門的展館當作聖物供奉；還有兩萬多人在拉薩齊唱毛語錄歌……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一切都是聳人聽聞的。

不過中共對西藏文明最大的摧毀是在“滅教”。西藏素稱“佛國”，藏傳佛教是西藏傳統社會的基礎，藏民族的民族文化幾乎全部生長其上，並且寄託着絕大多數西藏人的人生根本。五十年代的西藏暴動，由於寺廟往往成為武裝藏人的據點，還有許多僧人充當暴動領導者，中共在進行“平叛”的同時，就開始對西藏寺廟進行打擊。大量僧人被抓，許多寺廟被炮火夷為平地，個別久攻不下的寺廟甚至遭到飛機轟炸。

當時在西藏總共2676座寺廟中，多達1436座參加了“叛亂” ，這樣的事實，加上其在藏人中間的號召力和遍布西藏的組織網絡，使中共把西藏宗教視為對中國主權的主要敵手和最大威脅。毛澤東在“拉薩事件”後提出“喇嘛要回家” ，就是中共有計劃地全面摧毀西藏宗教的開始。

班禪在《七萬言書》中描寫了當時是如何讓喇嘛回家的：

首先在各寺廟以所謂“學習”和“發動”的名義，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或大房子內，抓的很緊，不分晝夜地緊張地學習和強迫動員其互相進行批評，掀起尖銳的鬥爭浪潮；對公開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歡革命等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沒頭沒腦的鬥爭和打擊。另一方面，問喇嘛們還不還俗，如果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就說“你還沒有受到教育，沒有破除迷信”而給予粗暴的鬥爭，甚至被管制或關押者為數也不少，在這樣的情況下，除非是鐵打的人，就無法提出繼續當喇嘛的要求，從而使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也請求還俗而回到家中……還有比這更嚴重的是，竟有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在一邊，強迫他（她）們互相挑選（成親）……

讓喇嘛和尼姑配對成親，也是在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毛在各種場合多次說過喇嘛不結婚是西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他的下屬就以這種“創造”性的方式解決他們領袖提出的問題。

當時中共的內定政策是，一個縣只保留一座寺廟供老百姓從事宗教活動。西藏過去約有僧尼十一萬多人。“拉薩事件”後逃亡國外的大約有一萬人。剩餘的十萬人最終只有七千人被允許留在寺廟。而西藏原有的兩千六百多座寺廟，批準保留的只有七十多座 。按這個比例，97%的寺廟被毀棄，93%的僧眾遭驅趕。

中共中央當時還指示西藏工委，允許保留的寺廟要由政府供養，其目的是在於割斷寺廟與藏人百姓之間的經濟聯繫 ，從而堵塞寺廟積聚財富的傳統渠道，將其生存命脈完全捏在中共手裡。雖然後來也曾有過個別放寬政策的時期，但總體來講，西藏宗教是在高壓下日趨萎縮。

隨着文化革命的風暴颳起，西藏殘存的寺廟也遭毀滅，僧尼全部被驅逐，宗教活動前面遭禁止，而且被當作“階級鬥爭”的動向予以打擊，西藏宗教受到徹底禁絕。同時，藏人被要求把“偉大領袖”毛澤東奉為新的神明，每天背誦毛主席語錄和“苦讀”毛主席著作；每天向毛的畫像“早請示、晚匯報”，表忠心；鋪天蓋地的毛澤東像取代了被銷毀的佛像……

那時中共在西藏幾乎是為所欲為，一時看上去，似乎它真地已經消滅了西藏宗教。然而那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宗教滲透在每一個藏人的靈魂和血液中，即使暫時被壓制，一有機會就會爆發，壓得越狠，爆發也就越烈。西藏問題之所以成為今天如此困擾中共的麻煩，那時留下的怨恨是主要原因之一。班禪喇嘛當時這樣描述藏人與宗教的關係，以及禁教後的失落：

我們藏族信仰佛教約有一千三百年，並因宗教文化十分發達，宗教對藏人的觀點、看法和認識影響很深。所以對待一切客觀事物的好壞，都是以宗教的觀點、看法和認識為轉移的。同時不論個人或家庭、或村莊、或部落、或地區、或全區若發生了任何甘苦好壞大小之事，都離不開宗教活動的。

但是民改後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情況是趨於消滅、中斷，而嚴重至極的情況：要把房頂的經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護身符和“金剛結”；家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也要藏起來；不敢公開念經積善：不敢燒柏香敬菩薩；對聖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養，轉經和供養“善僧”，布施窮人等積德行善之事都不便於或無法進行，形成病不念經，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對亡人不孝敬、殘酷無情而極為惡劣的。因而一段時期人們說：“我們死得太遲了，如果死的早一點，還能得到祈禱超渡，現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扔到門外去。”僅僅從這悲慘之嘆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況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當班禪在藏區巡視時，見到他的男女老幼藏人圍着他流淚，一些大膽的人難以自禁地向他哀號：“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 這種哀號之聲將永遠在歷史長空中迴蕩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