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那麼多痛苦的藏人對漢人抱有仇恨，從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種仇恨中，十二億中國人成了一個抽象的整體，沒有區分，一概要對西藏的痛苦負責。“西藏青年大會”的秘書長扎西南傑的話是有代表性的：

我們非常痛恨中國人。我們痛恨所有的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禍害的根源。他們侵略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睡覺的。……如果我們殺了中國人，沒有人可以指責我們是恐怖分子。因為沒有一個在西藏的中國人是無辜的。……所有對抗中國人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藏人用“珍寶”尊稱最有學問和功德的高僧。日布特活佛就是這樣的“珍寶”。當他被問及是遵照菩薩的教誨以慈悲為懷，還是充滿着對中國人的仇恨？他的回答是：

我當然恨他們。苟延殘喘度過這麼一段艱苦的歲月，我怎麼可能不怨恨他們呢？慈悲和這件事沒有任何的關係。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文化。他們躲不過我們對他們的恨意的。對他們，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問題……我心中的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連達賴喇嘛在談及有關中共對藏人暴行的報道時，都有過這樣的表達：他“很想用這樣的報道來論斷全體中國人”。雖然他及時地意識到“這麼做是錯誤的” ，但是普通藏人之中有他這等悟性的顯然是數量有限。對漢民族不加區分一概仇視幾乎是流亡藏人一致的感情。這就像不少中國人因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普遍反感日本人一樣。做為被仇恨的對象，中國人應該體會藏人的這種感情。但是從有利於最終解決西藏問題的角度，僅僅停留在感情層次還是不夠的。

一位支持西藏獨立的中國人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一位年輕藏人對我說，“如果沒有什麼原因，我們藏人憑什麼無緣無故地恨中國人？我們遇到的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占領，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怎麼把中共政權與中國人區分開？”

在從東方式關係向近代主權體系轉移的過程中，中國以占領的方式控制西藏，中國人視其為符合歷史邏輯的主權確立，西藏人視其為侵略，這一點的是非黑白，至少目前還在爭論之中，支持西藏觀點的法律依據和判決目前並不充分，不像當年日本侵略中國那樣一目了然。在這種背景下，要求中國人普遍支持西藏獨立，顯然期望過高。而因為中國人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就認定仇恨所有中國人有理，則是輕率的。在一個奉主權為上帝的當今世界上，要求十多億中國人都成為無主權意識的自由主義者，並為自由主義的原則而欣然同意四分之一領土分離，至少目前還為時尚早。或者說，當問題已經到了需要責備十二億人的時候，首先要責備的肯定應該是當前的整個人類社會與世界體系。

寫上述文章的那位中國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國人對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們能產生這樣深深的怨恨嗎？”

這種自省有淨化自我的意義，但是對解釋現實問題則過於籠統。中共壓迫給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帶來的痛苦已是世人皆知，那壓迫既有屬於爭奪主權的國家行為，也有出發於意識形態的專制暴政。而那二者都不能歸於民族壓迫的範疇。一方面，一個國家的人民（即使是主體民族的人民）不能為其非民選的專制政府負責，更不能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負責；另一方面，漢民族的廣大人民也沒有從中共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中得到任何好處。

民族壓迫是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相違背的。作為意識形態至上的政黨，中共事實上經常給予少數民族一些優於漢人的特殊待遇。中國多年實行的對少數民族在升學、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優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數民族血緣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報成少數民族而非漢族。漢族的普通百姓，社會地位絲毫不高於少數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卻一點不因為其有主體民族的身份而有所減少。中共的迫害是針對人的，而不是針對民族。在這方面，它絕對一視同仁。所以，只能說是中共政權、而不能說是漢族人民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實行了迫害。

歷史上，征服者往往對被征服民族實行同化政策，而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同化”卻非“漢化”，而是“共產主義化”。那種意識形態的根源不在中國，是被稱為“超民族”的。雖然中共絕大部分成員和高層領導人都是漢族，但是在毛澤東時代，漢族的傳統文化比少數民族文化摧毀得更徹底。舉例說，那時少數民族的服飾還可以在節日或電影畫面上頻繁亮相，受到讚美，漢人卻只能身着清一色的“解放帽”和“中山服”。誰要敢穿傳統漢人的長袍馬褂等服裝，馬上就會惹來禍害。達賴喇嘛在譴責中共壓抑西藏文化時，舉例說“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國調子，歌頌政治的歌曲” 。這譴責的後一半是對的，但是凡從“文革”過來的中國人都知道，那時全體中國人被允許傳唱的有數幾支歌曲中，藏族曲調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我正是在那個年代，認識到了藏族歌曲的美妙。

宗教方面也是一樣，漢人和藏人一樣，都不允許信仰宗教，雖說漢文化的宗教意識比較淡薄，但是漢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家族關係和祖先崇拜，則是被當作首先打擊、徹底清除的對象。因此，中共對於漢族，同樣以“共產主義化”進行了文化上的種族清洗。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傳統文化的命。所謂的“破四舊”，矛頭所指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漢族文物遭受有史以來最大的劫難，“焚書坑儒”蔓延全國，寺廟、祠堂盡成廢墟，千年的風俗習慣被一掃而空。在毛澤東執政的年代，漢人遭迫害而死的數目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幾千萬。

因此，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壓迫，不應該由漢族人民承擔罪責，也不應該定性為民族壓迫，而應將其看作是專制政權對全體人民（包括西藏等各少數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壓迫。藏族人民在中共統治下受的苦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災難的一部分。在反抗專制暴政的立場上，藏人和漢人是一致的。如果把問題變成種族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根本矛盾。

不要說那絕大多數從未去過西藏的漢人不應為中共對藏人的迫害負責，就是那些在西藏工作過的漢人也不能一概而論。我認識許多在西藏工作了多年的漢人，他們放棄中國內地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自願到西藏工作，真心地認為自己是去幫助西藏人民。一般來講，長期堅持在西藏工作的漢人，在人品方面相對比較高尚，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成分也相對多一些（後面我將談到，正是因為理想主義的衰落，今天願意去西藏工作的漢人越來越少）。

我在阿里霍爾區與之交談的那位藏族婦女說：“這麼多年接觸多少幹部，說真話是漢族幹部好。”這是她的原話，我是從當時的筆記上一字不動地抄在這裡的。阿里在西藏的最西邊，而我在西藏高原最東部的四川藏區，也聽到另外一位挖蟲草的藏人說過類似的話。漢族幹部進藏，可以追逐的個人利益很少，在當地也沒有什麼裙帶關係，因此相對比較公平和盡職。多數基層藏人對此都有同感。所以在西藏，離開拉薩那樣的城市，越深入農村和牧區，針對漢人的仇視也就越少。

當然，進藏漢人幹部是中共政權的組成者，他們不可能不執行中共政策。從這一點，他們對西藏人民所受的迫害脫不了干係。他們那時是以什麼心情執行他們的使命呢？一位在藏北草原工作了15年的漢人這樣回憶他在文化革命期間初上草原時的情景。那時他和同伴奉命去一個叫強馬的公社辦師訓班（教師培訓班），住在公社書記老才多家。

用老才多的話說他參加革命是1959年。他為平叛的解放軍做嚮導、牽馬那天開始，就把後半生交給了共產黨。十幾年來，他忠貞不渝地跟黨走，從沒說過半個不字。當我問及生活時，他總是說：“不錯不錯，和解放前相比好多了。”就在我們到強馬的那天晚上，他一家人只喝了一頓清茶。然而，第三天中午，他給我和李堯天一人送了一碗雪白鮮嫩的酸奶。通過支委會反覆討論研究，為我們5人殺一隻羊，羊肉煮到半生不熟時，我們喊來這個有13頂帳篷的牧村的孩子，同他們消滅了這隻羊乃至一大鍋湯。看着孩子們連血帶肉地大塊撕嚼，我和李堯天什麼也沒說。什麼也不敢說。但有一點必須承認，我們來草原時的那種革命激情蕩然無存。

師訓班在極困難的情況下開學了。校址設在我和李堯天住的帳篷——強馬公社的領導專門為我倆搭的帳篷——前的草地上。前來學習的是附近5個生產隊和7個作業組（又叫放牧點）的教師、幹部……除了教文化課外，還讀報紙。大多是“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基本路線再教育。時間定為45天。中途我們搞了個小活動，即把牧民請來聽我們5個工作隊員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國際歌”。那幾年禁止跳圈舞，牧人的文娛生活一貧如洗。我們的“清唱”博得陣陣掌聲。那夜強馬異常熱鬧。15堆羊糞火把強馬的13頂帳篷照得透亮。老才多稱我們是“革命宣傳隊”。看到那些面色飢黃，平日呆板的臉龐露出的歡笑，我便感到陣陣心酸。這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而摧枯拉朽的政治運動使得他們無法張口歌唱。對於我們的革命歌曲，他們根本聽不懂歌詞，他們只知道一點，這是歌。

……待我們回到縣城時已是8月初。我們簡單地匯報了辦班情況，劉逸民、才仁多吉等縣委成員都挺滿意。效果如何只有我們知道，對於當時的牧人來說，他們更多的需要是吃飽。縣委成員也許知道，但烏紗帽就那麼一頂，誰也不敢把這個事實說明或向上匯報。當我們說到那裡的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時，劉逸民不禁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嘴角，才江多吉低頭大口吸煙。

他們有難處，他們的難處是不敢直面他們領導的貧困的草原。或許他們比我們更了解牧人的生活，可是“紅彤彤”的草原能讓他們說什麼呢，包括他們自己的生活。劉逸民是50年代進藏的，在他那間20米的斗室里，他的全部家當是一口木箱和3個飛馬牌（一種香煙的牌子）的紙箱。而才仁多吉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張小藏桌。他們同自己的人民一道熬度歲月，忍受草原風寒和政治風寒。80年代初，內調回河北的劉逸民在雙目失明和臥床不起的痛苦中，結束了50多年的生命。才仁多吉在心臟病和肝病中離開了人世。我想作為那個年代的他們，我，甚至我的同代人無權指責他們的人生。

這位漢人同時表達了他對西藏和西藏人民深深的眷戀之情：
藏北、西部、無人區，在我剛剛啟蒙的思想中紮下了深根。從1973年到1978年，我有近5年的時間在荒原上度過。即使我在大學期間，每年也必去一至二次藏北。畢業後我又要求回藏北，直到1988年春天才離開，我熱愛那塊土地，是因為那裡有雄渾的天和地，有純樸、獷悍、善良的人們，有沖不毀，刷不掉的宗教文化，有我的青春和心血。正因此，我把她稱為我的草原、我的牧人，我不想用高腔高調炫耀我的15年草原生活。我尊重命運的安排。草原接收了我，我也愛上了草原，事情就這麼簡單。

具有這樣經歷和情感的進藏漢人是很多的。如果把這一類漢人全都劃在被藏人一概痛恨的範疇，是否有失公平呢？

包括中共經營西藏的元老張經武，曾經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最高人物，如果從對藏民族進行征服的角度，他應該是中共的功臣，然而他也一樣成為專制暴政的犧牲者。在西藏工作多年的記者趙慎應後來記述了張經武在文化大革命的下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就將他（張經武）逮捕起來，成立了專案組，進行嚴刑審訊，他被關押在北京衛戍警衛二師的一所交通幹校里……張經武在牢獄中受到嚴重摧殘，右肱骨被打斷骨折，左肘骨節被打得脫臼。打斷張經武右胳膊的具體經過，至今仍是一個謎。

送到衛戍區的“犯人”，均用代號，不用真實姓名。張經武被打斷右臂膀，曾送衛戍區二師醫院、北京軍區醫院、積水潭醫院治療，張經武的代號叫“張武六”或“張56”，看病均無病歷。衛戍區二師醫院劉副院長後來回憶說：“當時聽說這老頭在西藏工作多年，解放西藏後是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一說56號都知道是張經武。”

張經武不幸去世了，究竟是怎麼死的？死因是什麼？幾個醫院的院長、醫生事後都說不清楚。唯一可靠的都說是，張經武骨折後，絕食六、七天，身體極為虛弱，是飢餓引起心力衰竭死去的。張經武去世後，專案組的一個成員電話通知張經武的女兒張華崗說：“張經武因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於1971年10月27日去世。”這一通知根本不提骨折事，隱瞞了死亡真相。

張經武的湖南老家，土改時定為中農，為了打倒張經武，專案組不知根據什麼把張經武的家庭出身寫成地主，並報中央。他們還編造說，張經武已死父親的骨灰盒裡藏有手槍和金條，並派人從北京到湖南酃縣張經武老家會同當地有關人員將其父的墳墓挖開，結果，骨灰盒裡除骨灰外，什麼也沒有。

在張經武被拘押一年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經武的愛人楊崗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關進北京郊區的秦城監獄。當時誣陷她為反革命分子，在監獄中關了七年，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才釋放出來。監獄中，楊崗根本不知道張經武的任何消息，出獄後，一聲晴天霹靂，張經武已慘死三年多了！在監獄裡，楊崗是位英勇頑強的人，但現在怎麼能承受住這一沉重打擊，她的精神受到嚴重摧殘……現在她的精神已經錯亂，經常住在醫院中。

我相信有些西藏人或同情西藏的人不會認同中國人與西藏人都是專制暴政的受害者的觀點。他們會說，中國人怎麼對待自己，在中國人自己的事，你們盡可以自己迫害自己，為什麼要扯上西藏人？西藏人和你們中國人本無關係，不能因為你們受了苦，你們施加給西藏的苦也就可以一筆勾銷了。

我不能說這種看法沒有道義上的力量，但是事實上西藏和中國是沒有辦法分得那樣清楚的。自己迫害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概念。如果說中國人曾經集體發作過革命高燒，進行過瘋狂的自我毀滅，西藏人也不是完全置之度外的。在對西藏傳統文化進行掃蕩的過程中，千千萬萬的西藏人都曾以極大熱情投身其中。我將在後面的章節談到這一點，今天被視為西藏災難的，並非都是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包括文化革命中砸寺廟和逼迫僧人還俗，藏人“紅衛兵”和農牧民是主要的力量。

在我採訪西藏文革情況時，藏人談到文革期間的恐怖氣氛，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積極分子”的監視、密告和整人。當時“積極分子”數量很多，無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躍。那些“積極分子”是什麼人呢？他們恰恰都是藏人。當我問道為什麼西藏宗教能被禁絕得那麼徹底，如果絕大多數藏人都嚮往宗教的話，難道不是可以私下裡進行宗教活動嗎？在廣闊的農村和牧場，在黑夜和黎明，漢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們的手也伸不了那麼長。回答我的藏人說：“那怎麼能行，家家都有年輕人，都是紅衛兵，他們看着呢，搞不成。”那些監視着他們父輩的年輕紅衛兵是什麼人呢？他們不是漢人。一個藏人回答我的“為什麼藏人會砸寺廟”的問題時激憤地說：“不砸還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說當時藏人砸寺廟是否都是出於被迫，即使承認這一點，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錯，有漢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數量上更多）是藏人。

我說這些的目的不是為推脫漢人的責任而惡意地揭過去的瘡疤。藏人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現目前被壓在一種默契的沉默之下，那無疑會令人尷尬，令中共尷尬，令達賴尷尬，令無數經過那時代的藏人尷尬，也令那些藏人的後代尷尬，然而那卻是歷史，需要直面。更重要的是那裡包藏着一個“為什麼？”。弄明白那個“為什麼？”事關重大，比故意迴避或強制遺忘更有益於西藏的未來。

對那個“為什麼？”的進一步討論是後話，這裡主要想強調藏人遭受的災難不應該記帳於全體漢人。漢人和藏人在同一個專制制度籠罩下，兩族人民的遭遇、經歷、感情狀態、被蠱惑的瘋狂以及慘痛結局基本相同，彼此間並沒有鴻溝，這應該成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如果抹殺這個事實，非要以渲染民族壓迫把兩族人民推到相互為敵的狀態，那只能為將來製造更多的仇恨和痛苦，而西藏問題的解決，也將因此更無出路。

藏人白瑪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和研究員，講一口純正的漢語，英語也很流利。他曾被邀請到意大利和美國去講學，現在正在聯繫到美國去讀博士。

白瑪出生在黃河邊的拉嘉鄉，在他該上學的年齡正值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出身不好，沒有被批准上學，每天只能為生產隊去放羊。拉嘉鄉附近有一個勞改農場，關着中國各地送來的勞改犯。其中一個上海老教授，每天為勞改農場放牛。七歲的白瑪和上海教授成了朋友。他們每天在草原上相見。牛羊吃草的時候，教授就教白瑪讀書識字。牛跑遠了，腿快善跑的白瑪就幫助教授趕回來。白瑪的奶奶知道有人教白瑪讀書，非常感激，不時讓白瑪帶些酸奶、酥油一類食品，使教授在苛刻的勞改營伙食之外得到一些補充。就這樣冬去春來，白瑪跟教授學了四年。
直到鄧小平上台，中共不再死守階級教條，白瑪在十一歲時終於上了學。令學校吃驚的是，從未上過學的白瑪，漢話說得比所有藏族教師都好，其他學科的成績也都遠遠超過別的同學。從此白瑪在學業上一帆風順，進重點中學，考大學，讀研究生，當大學教師……

在聽白瑪給我講他的故事時，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個老人和一個孩子在草原上相依而坐的圖畫，那形象讓我感動。他們都是落難之人，他們相互有恩，他們難道該是、會是、能是敵人嗎？

白瑪至今再沒見過那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