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進藏，我始終存在這樣的驚訝——如此廣袤的一片土地，民族為何能保持得如此單一，文化形態又為何能如此純粹？世界大多數地域，尤其在不設防的同一國家內，不同民族大都是五方雜處。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也沒有一處像西藏那樣，在上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幾乎完全是單一的民族 。

中國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現在幾乎已經看不見民族服裝，除了個別老人身上還留着一點殘餘，或是為了招徠旅遊搞一點表演，大部分人都已經跟中國內地的穿戴一樣。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電視、洗衣機、摩托車到最小的家庭用具，從流行時尚到娛樂方式，與中國內地已經很難找到區分，連年輕人唱的歌曲和崇拜的明星都一樣，使帶着獵奇心理去那些地區的旅遊者常感到極大失望。但是在西藏，只要離開有數的幾座城市，就會進入一個完全不相同的世界，從服裝、用具，到風俗、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保持着傳統，與“現代”世界相距遙遠。

為什麼面對世界性的西化趨勢，藏民族獨獨能保持自己的傳統？是出於自覺的意識嗎？顯然不是，照理說民族精英最有堅守民族文化的意識，但是在藏民族精英最集中的拉薩，“漢化”（說“西化”更準確）程度卻最高。西藏的傳統是保留在城市之外的牧區和農村，這說明其中有一種客觀的必然性。

什麼是那必然性呢？這也就和西藏土地上的民族構成為何如此單一合成了一個問題。西藏肯定具有一種限制因素，只有藏民族和傳統的藏文明才能適應那限制，因而才能在西藏的土地之上獲得生存和發展。

對此我想了不少年，末了還是回到最簡單的起點——西藏的高度。

到過西藏的人最先知道的都是西藏高，但是往往只把高當成一種孤立的地理條件，並不將其當做藏民族和藏文明的決定因素。看上去，一個“高”似乎缺乏學術氣息，我卻認為它可以作為鑰匙，解開一些以學術解不開的問題。

我有一塊日本製造的旅行手錶，是一位朋友送的，那表可以測量海拔高度，因此朋友認為會對常去西藏的我有幫助。可我雖然戴着那表數去西藏，卻只是看看時間而已。日本國土上的最高點是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手錶顯示的最高海拔是4000米，對製造手錶的日本（包括對世界大多數地區）已經是綽綽有餘。然而在西藏，富士山的峰頂卻埋在絕大部分的溝底或河谷里。拉薩是西藏最適宜人生活的低海拔地區，僅僅比富士山峰頂低100多米，等於拉薩市民全體生活在日本人高山仰止的富士山頂。所以那塊測高手錶在西藏幾乎永遠給我顯示“FULL”，只有在個別下山途中才會偶然甦醒，跳出標誌海報高度的數字。那時我一般就會想：“噢，快到富士山頂了。”

大多數人都有過上山的經歷，即使站在三、四千米高的山頭（如四川峨眉山），並不覺得有什麼特殊。但是孤立的山頭和幾萬里的高原是完全不同的，在高處站一會兒和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更不一樣。如果你住在房屋裡，卻有另一個人吃飯睡覺都在屋脊上，你們之間一定有很大不同。西藏就是被稱為“世界屋脊”的地方。

何止是“屋脊”。在世界最高的大湖——海拔4718米的藏北納木錯岸邊看日出的時候，我曾想起一位家在上海的朋友。我想如果她醒來，看見窗外天空飛過一班客機，4718米的高度──是她思維中只能屬於飛機活動的天空，然而在我腳下，卻是一個輝煌的大湖水面。在對她而言的“天空”上，生活着一個創建了千年文明的民族。

第一章的“天助西藏”一節，已經從西藏地理條件使得外人難以進入的角度涉及了西藏的“高”，這一節換一個角度，來看“高”所決定的人在西藏的生存條件，由此再來認識為什麼“無人進藏”一直成為中國的難題。

高海拔造成了西藏高原特殊惡劣的氣候。我不想用平均溫度、低溫極限、日較差、降水量、大風日數那類書本上的數據描述西藏的氣候，我覺得不如講一些具體情景，雖然多是局部認識，卻更多地和人的生存聯繫在一起。

西藏的雪有多大？我可以給你描述一個情景。當公路被大雪阻斷的時候，打通的方法是以推土機打頭，在雪中剷出一條路，被阻隔的車隊跟在推土機後面爬行。推土機推開一條走廊，兩邊雪牆跟房子一樣高。那時人如果站在雪上面，會既看不見推土機，也看不見車隊，只有茫茫耀眼的雪原一望無際。

曾經有在邊境巡邏的士兵被暴風掃下陡坡，據目擊者見：“他們墜落的一剎那只在雪谷戳了一個洞，幾分鐘之後，洞也被暴風雪抹平。”

十七世紀一位葡萄牙的耶酥會傳教士這樣記述他在西藏遇到的雪：“我們不斷地陷入大雪之中，而且有時一直陷入到肩部……我們多次被迫全身躺在雪地上，就如同在水中游泳一樣”。夜幕降臨時，他和同行者靠着山岩蜷在一起維持體溫。“雪下得如此之急和紛紛揚揚，以至於我們彼此之間都無法看到。我們三人緊緊地偎依在一起，抵禦極其寒冷的風。為了不被大雪埋沒，我們被迫在夜間不時地站起身來以抖動自己的大衣，然後再重新擠在一道避寒。我們已幾乎失去了知覺，尤其是雙腳、雙手和面部。我有一次希望拿某種東西，而不慎失去了手指上的肉，但自己卻既沒有感受到，也未曾注意到，一直到發現血沿手指流出為止” 。

在西藏，雪災的概念固然包括了交通阻塞，供應中斷，低溫對人的生存造成威脅等等，但是更主要的還在於大雪掩埋草場，造成牲畜吃不到草而大批死亡。如果雪比較淺，牛羊可以把雪拱開吃下面的草，雖然費力，還不至於餓死。雪厚就困難了，不過如果有大風，雪可以被刮開，也不會成災。最怕的就是雪後無風，又出來大太陽。西藏空氣稀薄，太陽輻射的能量比同緯度地區高一倍或三分之一。在秋冬或冬春之交，中午時分的日曬可以使表面的雪半融化，中午一過又重新結凍。那就慘了。雪上形成一層冰殼，如果雪淺，草被凍在冰殼中，如果雪深，則草被埋在冰殼下。牲畜沒有力量拱開冰殼，或者無法吃到凍在冰殼中的草，只有空着肚子忍受嚴寒，以至餓到彼此啃噬對方身上的毛，堅持不了幾天就會開始大批死亡。

為了挽救牲畜，牧民採取走圈放牧的方式，把牲畜分成小群，除了小孩和老人，每個家庭成員趕上一群，帶一袋糌粑，背一口鍋，各奔東西去尋找可以吃到草的地方。在茫茫無際的高原上，他們往往一分開就是很多天，每個人都是獨自對付一切，夜裡就擠在畜群中睡覺。有時達到千里冰封的地步，趕着牛羊到處走，就是吃不到腳下的草，真是毫無辦法，眼睜睜地看着牛羊成片倒下。

有些牧民那時用死牲畜的屍骨熬湯餵還活着的牲畜，不過那又受燃料限制，草原上找不到燃料。有些牧民甚至把僅有的木質家具也劈成木柴燒掉。那無是異杯水車薪，絲毫擋不住死亡的蔓延，只不過表達一種悲壯和徒勞的掙扎。一場雪災過後，草原就像惡戰後的戰場，屍橫遍野，震撼人心。

近年發生的最大一次雪災在1989年，西藏北部連降150多場大雪，平地積雪半米以上，陰坡積雪達到3米。24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被這樣的大雪所覆蓋，那面積相當於整個英國或者是6個半台灣。可以想象從天上下來了多少雪。雪災持續了八個月。

高原上的冰雹也極厲害。我在青海達日縣看到過一個鄉政府的報告，幾戶牧民的牲畜在一場冰雹中被砸死了90%。這種事我聞所未聞，多大個兒的雹子才能砸死氂牛，且砸死那麼多？我問達日的縣長，報告中為什麼沒有提放牧者？高原草場平坦遼闊，很難找到躲藏之處。縣長回答得很平淡，一下冰雹，放牧者就會鑽到牛肚子下面，即使牛被砸死了，人也沒事。

夏日西藏往往一天可下好幾場冰雹，如果不砸死牛羊，就純屬正常。有時短短幾分鐘，地面就能積上半尺厚的雹粒，整個草原全部鋪滿，茫茫一片。那時我總是在算計冰雹的總重量會有多少萬噸，一邊驚嘆天空的承載力。

除了藏東南谷地，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區一年四季都離不了火。中共進藏時被派往藏北工作的崔善才對藏北的寒冷有生動描述，他回憶說：“那地方非常冷，扣子掉了，吐口水重新粘在棉衣上又凍結實了。”

西藏阿里地區平均每年颳大風的日子超過140天，其中改則縣的年大風日超過50%。我在西藏高原上經歷過很多風，但是最讓我感到驚心動魄的卻是一個無風時刻。那次我進入一片如同月球一樣荒涼地方，大氣寂靜到極點，紋絲不動，但是無邊大地上布滿了千年長風刻蝕的巨大風痕，一條條以風的姿態伸向天邊。我當時的感受是那每一條風痕展現的只是西藏的一絲風。那一刻我站在一絲風中，而那一絲風巨大得讓我膽戰心驚！

不過，僅僅是“高”所造成的氣候惡劣，還不是全部問題，使西藏高原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之地的另一個方面，是高海拔的另一個特點──缺氧。

中國很早以前就有這樣的話──“人活一口氣”。“氣”無所不在，分分秒秒伴隨每個人，甚至連人死也叫“咽氣”。雖然古人指的“氣”含義很廣，但是人所呼吸的空氣肯定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近代科學又進一步解釋，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氣中的氧。人體就像一個靠熱量提供能量的鍋爐。火的燃燒是產生熱量的一種形式，其本質是一個氧化過程，氧越充足，燃燒就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鍋爐使用鼓風機，目的就是讓更多的氧進入燃燒。誰都知道有沒有鼓風機的燃燒絕對不一樣。而所謂的“封火”，無論是把鍋爐下面的通風口關上，還是把爐火上面壓上濕煤面，作用都是減少氧的進入。你也會看出，那時火是多麼暗淡，熱量多麼微弱。

海拔升高對人的作用就相當於人體鍋爐的“封火”。隨着海拔升高，空氣愈益變得稀薄，空氣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3500公尺時，人只能得到海平面65%的氧氣，升至5500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氣。從“人活一口氣”變成以“半口氣”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動，其體能的下降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種說法，人在高原哪怕靜臥不動，體力消耗也等於在低地的中等強度體力活動。19世紀的登山家Whymper對人在高原的感受總結得很貼切：“越向上，人們就會發現，他們不得不以自己越來越小的力量，去對付越來越大的困難。” 榮赫鵬也曾對此發表過意見：“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紳士曾經問過我，長期處於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麼？我告訴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儘快回到較低的海拔高度去。”

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氧氣對低地人的作用。我認識一位名叫劉勵中的攝影家。在一次騎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蹤拍攝野生動物的照片，疲勞加風寒，當晚便出現感冒引起的肺水腫。那是一種被認為最危險的高原病，死亡率極高。其病狀被這樣描寫：“發出的聲音，簡直就像淹沒在他自身的液體中，始終伴隨着連續、響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過液體一樣。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從他的嘴裡涌了出來……” 劉勵中當時已認定自己必死，那時他處於羌塘高原中心，海拔5500多米，前後幾百里沒人煙。對短時間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腫而言，他根本沒有走出高原獲得救治的時間。

然而奇蹟來自他的藏族嚮導。嚮導熟知那一帶地形，恰好離他發病處幾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條罕見的高原大裂縫。他被綁到馬上趕往裂縫。劉勵中說他那時昏迷在馬背上，只能偶然在顛簸中恢復一下知覺，看到夜空晃動的星星。但是他清楚地感覺到空氣中的氧在增加，每從裂縫向下走一段，窒息就緩解一分，無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覺在上升。裂縫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醫學有這樣的定論，只要能將病人迅速送到海拔2400米以下，30分鐘到2小時，肺水腫症狀就可以改善，最終甚至可以不治自愈 。劉勵中在那條大裂縫的底部躺了三天，全憑低海拔的氧氣恢復了健康，使他最終走出了高原。

在論述高原病的醫學書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環境下，容易導致的疾病有頭痛、失眠、視網膜出血、肺水腫、腦水腫、蒙赫氏病、血凝紊亂、高血壓、心室肥大、皮膚癌、壓力性牙痛、口腔出血、高原消化性潰瘍病、腸扭轉、內分泌失調、生育力下降、月經失調、感覺減弱和智力衰退等幾十種病症。尤其是低地人長期在高原生活，大部分將發生不可逆的肌體受損。這一點，在許多去西藏工作的漢人身上都得到了證實。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氣”生存繁衍。高原從來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也從來不會像榮赫鵬那樣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們的體力比低地人強呢？還是他們抗受艱苦的能力更強？最近美國和西藏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有關空氣低含氧量對新生嬰兒影響的研究，告訴我們的結論是更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個適應缺氧狀態的獨特人種。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介紹了那項研究：

研究人員對30名在拉薩一家醫院出生的嬰兒進行了研究。其中一半是藏族嬰兒，另一半是漢族嬰兒。漢族嬰兒出生時的平均體重要比藏族嬰兒輕300克。漢族嬰兒臍帶血中的血紅蛋白含量明顯高於藏族嬰兒。他們的血細胞比溶也比藏族嬰兒高。在嬰兒出生頭兩天內研究人員還測量了他們動脈血中的氧飽和度。漢族嬰兒清醒狀態下的動脈血氧飽和度為92％，睡眠時下降為90％；藏族嬰兒的這項指數在清醒和睡眠狀態下都為94％。

四個月後，漢藏兩族嬰兒在這項指數上的差別就更為明顯。漢族嬰兒的動脈血氧飽和度清醒時為82％，睡眠時為76％；藏族嬰兒的這兩項數值分別為88％和86％（《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第333期）。明顯的缺氧症狀主要發生在漢族嬰兒當中，尤其是在他們睡眠和渴水的時候。

在許多年前就有關於在西藏的漢族嬰兒常常出現缺氧症狀的報道。所謂的“亞急性兒童高原症”還表現為呼吸困難、皮膚發紫、肺血管循環加速和心臟功能衰竭。據說生這種病的漢族兒童必須送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在那裡他們能得到完全康復。而在西藏生活了許多代，土生土長的藏族人看來已經適應了那裡稀薄的空氣。

曾經徒步橫穿南極而被視為民族英雄的漢人秦大河，在西藏卻被高原反應打垮，陷入昏迷狀態；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說他母親試了三次去瑞士探親，都因為不適應低地氣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復健康。這種對比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們後面的討論中，需要時刻記住已經存在於基因中的這種漢人與藏人之間的差別。它一般不會顯現出來，但是追根溯源，卻往往能夠成為理解某些問題的關鍵。

歸根結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徵在於高。地球上高聳起這麼一塊大地，以它的高構成了與周圍低地相區別的生活環境，產生了一個獨特的文明。別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納入主流，失去自身傳統，道理在其傳統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環境的隔絕，一旦隔絕被打破，就沒有什麼是不可改變的。而對西藏，不管怎麼打破它的隔絕，有一點卻怎麼也改變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傳統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樣是不可改變的。

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嚴酷中，與缺氧、低溫、狂風、冰雪、強輻射為伴堅守了幾千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沒有人類生活，也就不歸屬於人類。因此，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認為西藏屬於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