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提到在從東方式關係向近代主權體系轉換中，只能接受既成事實，而對歷史是非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由於既成事實往往是實力較量的結果，因此肯定有人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公平的。以中國之十幾億人，對西藏之幾百萬人，以實力較量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

如果僅以人口數量和軍隊大小為實力的標準，西藏確實與中國相差懸殊。然而我們在前面也談了“天助西藏”，西藏的地理、氣候、生存條件與交通的封閉，一直都在有效地幫助西藏人阻擋侵略者。“人活半口氣”的狀態，也使得低地人難以產生進藏的興趣，哪怕逼着他們，他們都會想方設法地逃避。從這層意義上講，中國與西藏的實力又不那麼懸殊了。

在中共接管中國以前，西藏為什麼能夠始終保持實質上的獨立？如果僅僅是人與人的較量，那時的中國與西藏之間實力相差的程度並不比現在小，為什麼沒有控制西藏？原因之一就在那時的中國人戰勝不了西藏的“天”——即沒有解決無人進藏的問題。

事實上，中國控制西藏，最終的實現並不取決於軍事勝利，而在於能否把只適應低地文明的漢人送進西藏，並使他們留在那裡。儘管中國人多，對其控制西藏有意義的，卻是能夠進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進藏的話，它有再大的人口優勢不也等於沒有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什麼時候中國能夠把足夠的漢人人送進西藏，在西藏長期堅持下去，什麼時候也就等於中國戰勝並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國在歷史上早就做到這一點，中國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沒有了西藏問題。

然而，中國與西藏作為緊鄰，關係持續了上千年，到中共進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漢人到底有多少呢？國民黨政府的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著書記載，根據1943年實地調查，在西藏長期安家的漢人，共約五百餘戶，二千餘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薩。他們大多是清代隨中國官員或軍隊進藏當差役或開飯館、種蔬菜者，在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後，或因原籍無親族可依，或因沒有回內地的盤纏，無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數成為赤貧無依之人，僅賴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販以謀生計，其語言習慣，多趨藏化，娶親也多為藏人，他們的後代已不能稱為漢人 。
上千年的緊鄰關係，真正“移民”西藏的漢人只有二千多（包括家屬及其漢藏混血的後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對高海拔的先天不適，漢人還難以接受西藏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區“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後面對此有討論）。由於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變，漢文明實際上不可能進入西藏的廣大地區，更不要說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漢人移民大多數都已“藏化”，尤其是在農村牧區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

不要說漢人移民不進西藏，就連中國官員也逃避進藏。清末有人提出過西藏建省的設想，以“改土歸流”的思路將西藏的“異質”政權轉變為“同質”政權。但是連被治史者指責為“顢頇武斷，漠視藏情” 的駐藏大臣聯豫對此都不同意。並非聯豫不想，建省最有利於他獨攬大權，而在於他知道不可能。原因就在於他反覆強調的“無人”。

當年偌大西藏，“不過駐藏大臣及各糧員武員數人而已” 。遍覽聯豫在藏期間給朝廷的121篇奏稿，有關請求調人、設法留人的計25篇，占總數的將近21％，足見需求多麼強烈。他的要求並不高，僅僅是“……聯豫自調任以來，先後奏調咨調不下四十餘員，使皆應調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嘆”。而直到最後，他也無法實現這種最低要求──“現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僅各有三四員及投效數員……” 。而類似“在藏人員，實苦不敷差遣……惟藏中人材缺乏，諸事維艱……”的抱怨，在他的奏稿里仍是處處可見。一個堂堂二品駐藏大臣，身邊只有數員當差者，他究竟能幹多少事，發揮多大作用，憑此一點即可估價大概。即使他請調的四十餘員盡皆到位——靠那點人又如何夠建省呢？

為何中國派赴西藏的官員少到如此地步，又為何駐藏大臣一再要求增加進藏官員而不成？也許當時的中國政府有各種擺在桌面上的考慮，後來的歷史學家也能分析出各種原因，但是我寧願相信歷史的很多結果，其實是當事者的個人意志所導致的──官員們不願進藏。

照理說官員不同於移民，去哪裡上任並不取決於本人是否願意，而是上級的任命和調遣。然而被調遣的官員不必採取抗命方式，他們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理由（他們可以找出無窮無盡的理由），再配以持久的軟磨硬泡，往往就能實現自己的目的。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是一樣。

例如聯豫赴藏上任之時，帶了一班隨員從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爐（今甘孜州首府康定），隨員即要麼告病，要麼託故，紛紛後退，僅剩一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盤桓多日，勉強補上幾個隨員才能繼續進藏。他奏請調用的官員，也是“以道途險遠，辭不赴調者，殆居多數，余或中途辭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滿假歸。” 。有的大臣不得不帶自己兒子、侄子做為隨員去上任 。

其實康定雖為入藏門戶，氣候和風俗開始變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國”的面貌，遠較藏區縱深處繁華。我曾從那開車進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為“哲多”的大山。山頂積雪數尺，西眺荒涼無際，大風與陽光攪成一團，西藏的氣息撲面而來。我能體會那些只能騎馬進去而且將一住數年的古代官員，逃避的願望會有多麼強烈。連我都有。

三十年代黃慕松進藏，一路受到最高規格接待，在他的進藏日記里，依然通篇可見路途艱辛。舉一段他在路途過夜的感覺：

易珠雄處於高山之陰，空氣稀薄，呼吸迫切，氣候嚴寒，冰須裂膚。夜寢重被之上，覆以毛氈，內則體溫外發，外則冷氣內侵，暖不敵寒，化成水氣，毛氈盡濕，觸受即濡，瑟縮無眠，頭痛又發，直至天明……

走過進藏之路的歷代文人所寫詩句──“人漸西來天漸冷，密雲細雨馬頭生”、“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那得不回頭”……無不透露悲涼的氣息。國民政府派駐康區的一位縣長給黃慕松說了個謎語──“關外縣知事”，打一“四書”里的人名，謎底是“司馬牛”。意指在藏區的縣長，僅經辦烏拉，管理牛馬之事而已。黃慕松對爐霍縣的描述，整個縣城“居民不過百餘，有一條小街，長五丈” 。五丈是十五米，還不夠一個三級跳遠的距離，可想誰會願意被派到那樣的地方去當官？

有人可能懷疑我的結論。不願進藏只是個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怎麼能決定中國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個國家的統治機器難道可以被其下屬官吏所左右？事實往往是這樣，官僚體系的官吏們如果取得一致，連皇帝也無可奈何。他們的力量不在於對抗，而在於製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開的，卻會使統治機器的運行成本急劇增高，最終因為無法承擔而不了了之。不願進藏不是謀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會給予同情、幫助說話或提供方便。雖然進藏者的數量在官吏隊伍中所占比例並不多，但是每個面臨進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後門、托人情的庇護網絡，網絡串網絡，從小到大，就有了整體性，個人的小動機也就會影響到國家典章制度的內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針。

且不說被派赴藏的下級屬員，即使是駐藏大臣那樣的最高駐藏官員，歷代清政府所委任的總計135人中，因為各種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 ，其中不乏尋找理由推脫進藏者。聯豫奏摺雖似客觀報告──“西藏地處極邊，道路險阻，水土惡劣，天氣苦寒，各省人員，或憚險而畏葸不前，或應調而半途即返”，其實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內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體弱多病，希望內調，或是請求回京述職（實為休假）的文字一樣屢屢可見。設身處地去想，此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舉一個數字就可以說明問題，112個實際到任的駐藏大臣，加上9個已經上路但未到達的駐藏大臣，一共123人，竟有32人死在西藏或進藏途中，死亡比例高達26%──四分之一還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還有3人是被叛亂藏人所殺 。

但是無論中國官員如何不願意進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於是就得考慮“重賞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駐藏大臣僧格和瑪拉進西藏時，別的事都沒想起叮嚀，卻也沒忘了賞一千兩銀子。聯豫給朝廷出主意，按照當時的出國人員標準，把進藏隨員的工資從每月六十兩銀子提高到一百六十兩，並發置裝費，任期結束，再根據勞績給予升遷。以“重賞”鼓勵進藏，使進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進藏就遙遠險阻，花費巨大，財政壓力也就從另一個角度促使國家儘量減少駐藏人員。

中國官員普遍不願進藏還導致另外一個結果，使西藏變成了 “被議降革之員”“發邊效力贖罪”之地。因為只有這種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願意有一個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新環境。還有一些官員則是因為得罪了朝廷權貴，被遣赴藏是權貴的懲罰或報復手段。

那些不得已進藏的官員，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設法留在相對比較繁華的拉薩，而不去西藏其他地方。這使得中國對廣闊的西藏社會基本不能發生影響。藏人“只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權，前提之一是需要讓中國官員掌握（至少可以約束）西藏的基層政權，可是中國官員連去拉薩都千方百計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為偏遠艱苦的其他地區呢？

1792年，清朝出兵西藏反擊廓爾喀入侵之後，鑑於導致那場戰爭的問題出在班禪治下的後藏，乾隆下諭：“駐藏大臣二員，向俱駐紮前藏，於後藏事務鞭長莫及，嗣後應分駐一員，以資彈壓，遇有事務就近辦理” 。照理說乾隆這主意出得不錯，但是帶軍進藏的大將軍福康安等卻籌議否決了乾隆這項動議，理由是兩位大臣分駐前後藏，不便商辦事件。其實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過歷史的書頁，我們看到當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圍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漸濃，有可能被派往後藏的副大臣開始訴說，連在拉薩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則該怎麼活？正大臣也許僅為打麻將別缺人手，也會幫着副大臣說情。福康安受了招待（也許還受了禮），何不送一份人情？於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麼對付皇帝，用什麼理由，怎樣表述，最後讓高高在上的皇帝無奈地聽憑他們的意願。

當然這僅是想象，不過也有類似的實例。民國期間國民黨特務首腦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組進藏，指定他們的任務是去西藏與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報。那小組的一個成員後來親口所述：“拉薩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榮，生活條件較好，漢人較藏區其他地方多。於是大家都留戀在拉薩。上級一再來電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1946年。” 那小組進藏時間是1942年，在拉薩一泡就是四年，最終也沒有一人去江孜。

到西藏的中國官員皆盼望早回中國內地。黃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蔣致余的工作人員擔任民國駐藏代表。蔣駐藏三年後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內地，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命令他留在拉薩等待接任者，然而蔣竟不顧指示自行棄職離藏 。這種以斷送仕途前程換取離開西藏的舉動，充分表現了中國官員不喜歡留在西藏的強烈程度。

我一直不能忘記我在果洛瑪多縣遇見的一個漢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滿二十歲，一條腿跛於小兒麻痹症。那時我在瑪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護士，少言寡語，工作特別細心。在我將要離開瑪多的前夜，她問我她該怎麼辦？她沒說出是什麼怎麼辦，但是我明白。牛糞火在天花板上閃動，窗外北風嘶吼，荒原長夜漫漫。她的臉充滿了讓我心酸的悲哀。那臉上花蕾一般的鮮嫩終會在高原日曬下褪色。哪個少女不是充滿了人生嚮往，但是這片無邊的西藏高原，託付不起任何內地文明培養的嚮往，連打發時光都成了日復一日的折磨。我傾聽大風從遠方送來的狼叫，想了很久，對她說：“信教吧。”

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說：“我是團員，不能信教。”

她現在還坐在牛糞爐旁編織她的毛衣嗎？風聲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臉該被風吹出許多皺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