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為其統治西藏的合法性進行辯護的時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歷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尋找證據以外，它最為理直氣壯的就是宣稱舊西藏如何落後，而它的統治給西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進步。這不僅是強詞奪理，它真心相信這一點。以至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訪問美國時，敢於面對西方傳媒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

通過展示西藏的現代化，以向世界證實中共統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動現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毛澤東時代也有，但還沒有那麼重要，因為那時的中共將更多的合法性來源放在“推翻吃人的舊社會”、“解放西藏百萬農奴”之上，而且那時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麼。鄧小平時代的中共放棄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失去了毛時代的合法性來源，推動西藏現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補。何況隨着西藏日益被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又實行了對外開放，已經無法維持西藏的封閉，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現代化的色彩塗抹西藏──它需要證明它的統治使西藏變得更好，否則它就難以在國際輿論面前自圓其說，也無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 。

出於這種目的推動的現代化，顯然不是一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它的目的是為了表演，為了製造一個形象，而不是為了西藏社會自身的需要。說明這種現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的兩次“大慶工程”。
中國有重視逢十紀念日的傳統。西藏於1965年9月成為中國國家建制下的一個正式行政區劃──西藏自治區，標誌着西藏從此徹底歸屬中國。198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和1995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當作重要紀念──稱為“大慶”。北京為迎接這兩個紀念周年進行了西藏現代化建設的“突擊”，二十年大慶搞了個“四十三項工程”，三十年大慶更增加為“六十二項工程”，名曰“大慶獻禮”，實則是對其治藏成就的突擊大表演。

今天到拉薩的人所驚嘆的拉薩面貌變化，大部分都是被那兩次“大慶工程”改變的。從下面列出是“大慶工程”部分具體項目，不難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質：

拉薩飯店 機場至拉薩的道路
機場賓館 自治區醫療大樓
西藏體育館 西藏大學教學樓
西藏電教館 西藏圖書館
澤當飯店 那曲群藝館
西藏大學藝術樓 拉薩劇院
西藏博物館 布達拉宮廣場
拉薩街道改造 林芝賓館
……

不管這些工程多麼“現代化”，它們可以使參觀者驚訝（不一定是讚賞），但是西藏社會的主體與這種“現代化”之間卻沒有實質性的關係，也不可能從這種現代化中得到益處。舉例說，西藏體育館是“二十年大慶”的產物，至今已經蓋起了十多年，但總共加起來也沒有舉行過幾場體育比賽或演出，不要說普通西藏農牧民，就連大部分拉薩市民也從來沒有邁進過那座體育館的大門；花費巨大的西藏圖書館，養着好幾十名工作人員，辦理借書證的不到一千人 ，真正看書和借書的更是寥寥無幾。那些項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擺在大街上讓人們看。出於這種表演目的，所謂的“大慶工程”把項目和資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在了首府拉薩（二十年大慶的“四十三項工程”，全部9億元人民幣投資，7.6億給了拉薩），因此拉薩以外的藏人與這些“現代化”的關係就更少了。

“大慶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業等方面的項目，尤其在二十年大慶的“四十三項工程”因為表演性質太強而遭到人們非議以後，三十年大慶的“六十二項工程”（投資總額達到38億元）中增加了經濟項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質並沒有減少，甚至連增加經濟項目比例也成了一種刻意表演。這方面的情況，下一節將進一步談。

兩次“大慶工程”的錢都是由北京和中國內地其他省份拿的，不僅如此，因為西藏自己沒有能力進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將工程項目逐一分配給中國內地各省市，由它們包建，從設計到設備到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來，最後將建好並且已經能夠正常運轉的完工工程交給西藏──為此創造了一個專門術語：“交鑰匙”──讓西藏坐享其成。

這種事關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務”派給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壞便對那些省市地方官員的仕途有直接影響。“二十年大慶”時，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專機去運送“大慶工程”施工隊進藏 ，就是給下面做出的姿態──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無不把西藏工程視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馬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那時是天津的市長，當天津包建的拉薩劇院出現設計問題時，他親自調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設計人員，二十多天內趕了二百多張圖紙，每出一張圖就航運到拉薩一張，供拉薩的天津施工隊搶進度 ，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他省市的後面。

在其他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錢，各省市總是與北京討價還價、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犧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縣的當巴水電站，西藏報的預算是2800萬元，實際建成後花費的資金高達7400萬元。施工當年正趕上湖北發大水，損失了幾百個億，本身處於非常困難的狀態，為了籌措那筆給西藏一個縣建電站的資金，湖北決定省內每度電加價一厘收費，除了少部分貧困地區免收以外，可以說80%的湖北人都為措美的當巴電站出了錢。

7400萬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8萬千瓦的電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1.5萬千瓦。且不算這方面的投資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們出的錢是用於造福西藏人民，然而當巴電站的作用是什麼呢？──它解決了措美縣城和縣城附近八個鄉的照明。

沒有電站以前那裡也有電燈，只不過是用柴油機發電，每天天快黑才發電，夜深時則停止發電，對於白天想看電視或者夜裡睡得晚的人，會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7400萬元建了這個水電站，從早到晚都有電了，的確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價怎麼算呢？措美縣全縣人口只有1.26萬 ，即使全部人口都是電站的受益者（實際還有四個鄉不通電），平均每人為用常明電的花費是5873元，是1993年措美縣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說，那等於全縣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勞動，只為把電燈從原來的定時照明變成常明。

當然，建電站的錢不是措美縣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電站，交了“鑰匙”，舉行一個盛大儀式熱熱鬧鬧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從此湖北撒手而去，電站的運行和維護就全都是措美縣自己的事了。原來用柴油機發電，那不難對付，一二個個人管就夠了，而這新建的當巴電站卻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員，每年僅工資就得幾十萬元，再加上維護電站運行的幾十萬費用，都得措美縣自己想辦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萬元的財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繳的財政只有二十多萬，其他全是北京的補助） ，如何支持得了呢？

固然，按照市場的觀點，只要有人用電，就可以通過收電費補償費用，包括賺取利潤。然而措美沒有市場，用電全部是免費的。過去用柴油機發電時就是由財政負擔費用，現在想改過來是很難的。如果一定要收費，大多數人家──尤其是住在縣城外面的農牧民──就會拒絕用電。反正祖祖輩輩都是沒有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個供神的酥油燈順便照一下明就夠了。何況，得收多少電費才夠支付水電站的成本開支呢？假設電站一年開支為五十萬元，措美縣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為此付出40元，一個五口之家一年就得二百元。這還沒有考慮電站的折舊，更沒有敢想賺取利潤。措美縣人均年收入是1074元，農業商品率是24.74%（1993年） ，也就是說，老百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現金，人均頂多不過二百多元，怎麼能指望他們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電費呢？所以，這座電站是不可能指望從當地老百姓那裡收費來維護運行的。

有什麼別的方法解決呢？當地政府官員也有浪漫的設想，有了電不就可以開礦建廠了嗎（措美全縣照明用電最多僅消耗當巴電站發電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礦山和工廠，不就可以靠賣電養電站，那不僅可以收回運行費用，還應該能夠賺取利潤呢。然而，僅僅因為有電是不會自動出來礦山和工廠的，那得有比電站更多的投資。可是到那裡去找那更多的投資呢？這樣的問題對於措美幾乎是邁不過去的檻。財政沒有錢，市場投資不會往措美那樣的窮鄉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夠找到那些投資，難道它能夠保證新建的礦山工廠是賺錢而不是賠本的嗎？說不定會變成比電站更加沉重的財政包袱呢。

現代化表演的後果就是這樣。當為表演目的上馬的工程竣工時，各級官員出席典禮，電視報紙報道，各方紛紛送上一片喜慶頌揚之詞。據說在電視報道中，措美縣城燈火輝煌，身着節日服裝的藏族老百姓們載歌載舞，場面絢麗。然而表演結束之後，參加表演和觀看表演的人離開措美，一去再不回頭，措美從此背上一個管不好、用不起、又丟不了的大包袱。

對此有經驗的西藏官員都清楚，最後的出路無非是兩個，一是電站廢棄不用，一是由國家財政另撥一筆專款把電站養起來。前者在西藏並不少見，各個歷史時期北京花錢在西藏建了不少電站，許多都這樣廢棄了。有時只要損壞一個零件，整個電站就得報廢，因為當地既沒有修復的技術力量，也沒有錢。此類電站的運行時間從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過兩三年。而由國家財政另外撥款養起來的情況，在西藏也是常見的情況。那種情況構成了在西藏投資搞工程的一種奇觀──只要為最初的工程投了資，就等於陷進了一個不得不年年都要繼續投資的“套”，沒完沒了。關於這種情況，後面還會談到。

措美水電站只是西藏眾多的類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國際社會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現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內地各省也開始在西藏進行同樣的表演，只不過後者的表演是給北京看的。各省官員以此為“政績”而邀功領賞，使得其表演愈加淺薄和無用。例如負責援助西藏山南地區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縣的官員搞了近千萬元的投資建設了一條“商業街”，樣子挺漂亮，做為電視新聞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縣是個整個縣城殺一頭豬都賣不完的地方，全縣每年除了幾百公斤的蟲草，沒有其他任何商品。在沒有商品和市場的地方，搞一條從福建移植過來的“商業街”能發揮什麼作用呢？於是轟轟烈烈的開業儀式之後，就只能聽任風吹雨淋，自然報廢了。不過這對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員來講並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決策者能夠在電視屏幕中看到一眼，他們期望的回報就可能全在其中了。